林贤治新作审视中国新诗和散文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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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新作审视中国新诗和散文五十年

2011-12-06
新快报

　　新快报讯 记者徐绍娜报道 林贤治近年活跃在国内知识界，以思想锐利、人格精神在圈子里备受尊重。日前，他的最新作品《中国新诗五十年》及《中国散文五十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书中他系统梳理了建国以来五十年间新诗演变的历程，也对当代中国散文的发展面貌作了全新的论述。前者面世后，有评论指书中“70%以上的诗人、作品、事件是过去所有文学史上没有的或者不是这样的”，颇为震撼。
　　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作者以独立精神立论，系统梳理了建国以来五十年间新诗演变的历程。从中国当代史出发，分析了当代新诗史上重要的诗歌现象、诸多写作群体及个人，其间还随机穿插外国诗歌的状况。透过本书，大量被埋没的优秀诗人、作品和文学事件第一次进入了文学史的视野，大量的已知作家作品则被重新考量。在“诗歌已死”成为文人聚会的理性感慨后，林贤治却以诗歌为切入点，由此恢复和反思当代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历程，他的观点尖锐而深刻，被认为是借“评诗”而鞭笞时代作风。
　　而在“散文”一书中，林贤治则对王蒙、贾平凹、张承志、余秋雨等一些当代名作家做了一针见血的评论，堪称当代绝妙好评。他认为：余秋雨常常夸大了文化的价值，把文人当做“人文”的代表，尽量加以美化。“在余秋雨的书中，知识者充满着对权力的渴慕，为事业计，不惜迎合与周旋；自然也得保留一点自尊，即所谓‘文化人格’，说穿了不过‘面子’而已。”而另一位作家贾平凹，则被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
　　徐绍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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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mihua.net/book/12/1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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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五十年》是林贤治的最新著作。
　　　　作者以独立精神立论，系统梳理了建国以来五十年间新诗演变的历程。从中国当代史出发，史论结合，细致分析了当代新诗史上重要的诗歌现象、诸多写作群体及个人，其间随机穿插外国诗歌的状况，旨在打开视野，建立参照，有助于对中国新诗品质的评价。
　　
　　　　全书新见迭出，发人深省，文气流贯，别开生面。
　　
　　　　钱穆先生将历史观点分为同时代人的观点、后代人总结的观点、现代人的观点等几个部分，其中同时代人的观点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同时代的人才能身处其中，深知其味。
　　
　　　　同时代的人著史自有其局限，不能宏观看待一些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然而其现场感是无法代替、无法还原的，在学案、诗史这方面尤其如此。
　　
　　　　夏中义先生的《新潮学案》其不朽之处就在于以当代人的身份重现历史，当著史者即亲历者，参与文化大厦构建的时候，所留下的不仅是客观的史料，更是激情浪潮的抓拍。
　　
　　　　林贤治先生治史，也是以亲历亲见的身份现身说法，隐藏作者本人的身份，却不曾隐藏自己的独特声线。
　　
　　　　林贤治先生是诗人，更是获得大奖的散文家，诗文两方面都卓然成家。
　　
　　　　建国以来的诗歌和散文史，正是林先生最熟悉的范畴，文化建筑的工程方兴未艾，林先生特地让出了10年的沉淀期，只著《中国散文五十年》《中国新诗五十年》的历史，到新世纪戛然而止，让文字不至于如新闻稿般急促。
　　
　　　　伴随着时间限制的是内容的精心剪裁，那些疯狂炒作乃至一个时期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的浅白诗歌、通俗诗歌，林先生直接无视，只对其中生命力量勃发的邪门如“下半身”诗社、“民间写作”等潮流表示了自己的不屑和担忧。
　　
　　　　这些无土培植出来的植物，与社会现实全无接触，从感官而非灵魂出发溢出，与新文学的体系全无瓜葛，因此只能视为稗草。经过一番挑选梳理，摈弃“非我族类”的干涉，林先生构建出自己的诗文谱系。
　　
　　　　新中国散文范围最为广大，文字最为驳杂，几乎包含了各种体裁和鸿篇巨制的边角余料，没有派系承接的脉络可循。而林先生写来则得心应手，仅用了12万字就斩钉截铁地给出了散文发展的根、干和枝叶。
　　
　　　　在他看来，主观意识形态和独立思想个性的表述，矛盾对立而又相辅相成，构成了新文学一切营养的来源，是为散文之根。
　　
　　　　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精神嬗变的过程，是为散文之干，既然“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那么在体制、政策和社会的缝隙，自由精神蓬勃溢出的区域，就构成了散文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上的一连串个体，就构成了散文的枝叶。
　　
　　　　对当代诗歌，林先生所要说的远多于散文。编年体的写法让他颇为传统也颇为清晰地点染了整个诗歌史的星空背景，这也凸显了每个诗人个体在大背景下的拼图价值。
　　
　　　　林先生对诗歌的看法充满悖论，一方面他认为，对一个健康的民族和正常的时代来说，诗人的出现不会是个别的人物而是巨大的族群，独立的个性要和环境激发，产生忠于时代情绪的表达者；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诗人生于忧患死于安逸，安逸是前死亡状态，唯有从迷惑中挣脱才可以返回生命自身。
　　
　　　　因此在忧患丛生的时代，具有大师潜质的艾青无法逸出他的身份和地位的羁限，停留在体制内进行思考和批判。
　　
　　　　在思想自由的年代，诗人则逃避甚至诅咒深度，诗歌数量上呈现畸形的繁荣，诗人遁迹，只留下空山。
　　
　　　　原业伟/文
　　
　　　　林贤治 诗人，学者。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等；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沉思与反抗》；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等。
　　
　　http://cswbszb.chinajilin.com.cn/html/2012-01/18/content_780585.htm
　　
　　发表于《城市晚报》201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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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五十年》

时间:2011-11-23

　　来源：凤凰网读书

《中国散文五十年》 林贤治 著 漓江出版社 定价：24.5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林贤治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回顾五十年中国文学，从人类自由精神出发，以树木为喻，从根、干、枝叶等多个方面，探讨散文写作的特性，时代的不同体制、意识形态、“有活力的组织”对写作的影响，现实环境中作家的言说方式及价值选择等问题。
　　书中论及多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臧否分明，印证了作者所坚持的美学原则，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文学史著作。
　　作者简介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评论集《中国新诗五十年》《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沉思与反抗》；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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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五十年》:重绘中国当代散文的思想地图

2011-12-26
  南方日报

　　《中国散文五十年》

　　林贤治 著
　　漓江出版社
　　2011年11月
　　定价：24.50元
　　看林贤治的文字，很多时候你会被他的激情、智慧和精彩所打动，因为他是带着体验和理解的心态在解读每一个作家、每一篇作品，从心出发，由心观之，他才能看得透彻，评得准确，最后深入到每一个人与每一篇作品的精神内核里，对宗璞、对邵燕祥、对王蒙、对张承志是这样，而对余秋雨、对王小波、对刘亮程，也莫不如此。
　　林贤治的《中国散文五十年》，原题为《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最初发表在2000年第3期的《书屋》上，13万字，当时杂志是以专号形式刊登了这部长篇散文论著，可谓大手笔。一本文化类杂志，能以一整期来登载一部散文评论著作，也从侧面可见出这部论著的非同凡响与独特品质。事隔十余年，论著能出版单行本，确实当可作为散文研究界的一个事件。如今，虽然有些时过境迁的意味，但它一点都没有过时，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出这本小书的价值。
　　说到此，既然当下还有出版人存有如此眼光和魄力来出版这本书，这或许还缘于林贤治的理论著作，也像散文那么好读，那么通达人心。它不仅好读，而且值得细读。它重新绘制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散文的思想地图，其价值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性和力量感，而非它的史学感和理论性。这本散文论著所论之文与人，并没有涵盖1949年后的所有散文作家，林贤治是有选择地在点评、论述和言说，那些有良知、有人格魅力的作家，才会成为他书写的对象。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读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民主、自由、人道，总之，他在要求一个散文作家有优美的语言表达的同时，更注重他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底蕴。看看他们究竟在20世纪下半叶那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何以用悲苦与不幸来抗争个人命运，何以将那决绝和热情用来抵御平庸的侵蚀？
　　在行文中，林贤治更多时候看似是从事文学批评，其实是在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实践。对于世纪末散文的闲适化，林贤治分析道：“世纪末散文的悠闲、幽雅、宁静、陶醉，在实质上，与学术界的保守主义有一种若明若昧的关系。”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那个时代政治与社会思潮的折射，它确能反映出作家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存与写作的。《中国散文五十年》的独特之处，或许就在于林贤治没有四平八稳地论述散文发展历程，而是以自己的眼光打量每一位有个性的散文家，他用自己的灵魂贴近他们的灵魂，以心思靠近他们的心思。这种研究所呈现出来的，除了尖锐的思想锋芒之外，还有他的个性投射在这部论著中的立场和风貌。重要的是，他不仅挖掘了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甚至对那些在文学史和教科书中已有定论者，他也作了自己的重新评判，比如对于秦牧、杨朔和孙犁，他都有新见。
　　此前曾述，林贤治在这本书中延宕出了文学的范畴，而将研究触角伸向了社会学、文化学和历史学领域。他近五十年的散文，让我们领略了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历程。之所以如此，他也是基于文学的审美，出于哲学的对话。通读全书，能看出他不仅对文字敏感，而且对他所论述的对象作深度思考和探索，这是他有尊严地写作的见证，包括对他者的评判，对自我的反思。看林贤治的文字，很多时候你会被他的激情、智慧和精彩所打动，因为他是带着体验和理解的心态在解读每一个作家、每一篇作品，从心出发，由心观之，他才能看得透彻，评得准确，最后深入到每一个人与每一篇作品的精神内核里，对宗璞、对邵燕祥、对王蒙、对张承志是这样，而对余秋雨、对王小波、对刘亮程，也莫不如此。
　　至于林贤治这部论著的架构，乍看的确比较新奇，以树木的根、干和枝叶来喻指结构，确有别出心裁之意，尤其是根和干作为综述，有统领全局的意味，当然，枝叶的三部分，是重头戏，也是全书焦点之所在。除开结构，其实这本论著之所以为我们所青睐，更重要的还在于林贤治不同于一般研究者的文字表达，他所特有的精神立场，所遵循的美学原则，所张扬的价值观念，都渗透在这本并不厚的书里。那些带着体温的文字，那种深邃表达的语气，让人能一眼看出是源自林贤治手笔，因为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有一股强大的精神气场，能让人深深地折服。
　　/文/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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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五十年》和《甘南纪事》[zt]

2012-01-04

昨晚读林贤治《中国散文五十年》。这本书和杨显惠《甘南纪事》一起，下订单次日上午便收到了。关于林文，前些年在网络上看过，但不甚仔细。这一次读，用了三个小时左右，躺在床上读的。总的觉得，林贤治治文学史乃是一把好手，尤其是高度， 在当下无可匹敌。其中，林贤治先生对五四及建国后，即八十年代之前的评述，因为我没有亲历又缺乏系统的学习，看起来是很到位的。尤其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文学其前后殊途，文人在重压之下的各种具体遭际和作品命运，都是值得我们惊醒并时刻检点的。由此，向林贤治先生致以敬意是非常必要的，为他的这本书，还有出版这本书的漓江出版社。 林贤治对张承志、余秋雨、贾平凹、王小波、苇岸等人的批评是到位的，入骨三分且游刃有余，令人服膺。但林贤治从自由的角度来考察五十年的散文写作，未免有些狭窄和挑剔。翻遍全书，我没见到对周涛、马丽华等人的只言片语。这未免有点不公。而对一些散文家的批评上，林贤治还是犯了一些错误，其实他并不真的了解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散文写作，在我的印象中，所点到的远不止那么三五个。这一点，我觉得散文史家应当持以更公正的态度，而不是非我族类，一概不提。 从这本书中，我还发现林贤治说了一个我道不出来的问题，就是：余光中、董桥、梁实秋等人的散文难免“高级庸俗”。这句话，说到了本质，林贤治看问题，以学者的眼光令人佩服。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隐隐觉得，但就是说不出来。在林贤治这里，我找到了对之比较满意的称呼。由此，我觉得，散文这个体裁的写作，其实不能用技术来就文本进行衡量的，我们从小到大的教科书，乃至老师的讲解，其实都是扯淡的。散文的本质应当就是自由。林贤治说，散文是最易暴露个人的文体，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散文家们把自己的个性包裹起来了。散文写作应当建立一种张扬的个性、精确的表达、自由的意志以及和深邃的思想和袒露真诚的性情。 早上醒来，翻看杨显惠《甘南纪事》。杨显惠我认识很早。大致是2002年，在甘肃酒泉，曾陪着他去过一次夹边沟。后来也写了一篇相关的文字。后在一个旅游杂志上发表出来了。杨显惠人很认真，我掏了宾馆钱，他非要给我，我最终没收下。那时候，我还是很穷的，自己花的钱都没有，但觉得，朋友远道而来，该这样做的。此后多年，再没有联系过。他的《告别夹边沟》我没读，只读了其中一篇《上海女人》。在夹边沟，我看到了万人坑，上海女人睡过的地窝子里还残存着当年的被褥和棉袄。在后面的戈壁上，还可以看到被风暴露出来的白骨。 杨显惠这本书，我看了其中的《沉默的草垛》、。一如他的《上海女人》，就是毫无机心的叙述，但却峰回路转，写一个甘南藏民，先是酒鬼，后来痛改前非，去外面打工，再卖菜，后在外面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再被人发觉，老婆及其村里人到他们的住处找到那个女子，不分青白打了一顿。那女子不吭声。遍体鳞伤才说，这不是她的错，是那个男人的错。 男人再回家，村里的有名望的人不请自来。对他进行劝告。她原来的妻子甚至威胁他说，要去吊死去！他一直不吭声。最后，也说，他胃病时候，是那个女的，带着他去看病做手术，花了一万多。要是断，也可以，请大家借给我一万块，把钱还了。众人无语。再后来，这个男人有了两个妻子，一个种地，一个放牧。 这种书写，我觉得很对胃口。 上次与朋友聊起，他以前写小说，但发现，其实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远比小说精彩，常有一种无力感。对这个问题，我也在想，他说的在理。这个时代的小说，会比动车相撞更具有震撼力吗？会比蒙牛检出黄曲霉素涉及面更广吗？即使是带套不算强奸，也比小说更具有巧合性。即使我们每个人在各种场合和位置的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也比小说更具有意味。 倘若小说只是一种艺术，或者只是在乱世暴行中聊以安慰人心，以情感乌托邦的形式给人心理调剂。那这种小说，要他何用，不如看看读者之类的小文章，更快捷和令人会意和轻松呢？ 林贤治的散文批评和杨显惠的小说书写，我觉得其中最紧要的是，就是据实而来，不打诳语。这可能是本质性的吧。我以前看杨显惠的小说，连地名都是实存的，地形和人口状况，包括行政属地，都没有作假。林贤治的批评，是紧贴时代本质写的，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文学生态是符合的。 有次我也反省自己。其实，在写南太行的问题上，我一直很纠结。开始是如杨显惠一般实录，最终，还是改掉了地名和人名。我起初想，散文这东西，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实录和实证，其他的写作，归于内心，对精神困境和内宇宙的探寻与发现也很重要。但唯有实录和实证，才能把文字写到人心里，写到灵魂中。 这和我购买这两本书的初衷吻合。再者，就是对这两位作家的尊重和喜欢。就像一如既往喜欢白鹿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在当下可能是无人喝彩甚至无人理睬的，可他们传世的几率却大为增强。我甚至以为，作家和艺术层出不穷，其根本不甩的原因之一就是密切地呈现了作者所在时代的各种样貌，尤其是人的某种状态。因为，一个人的状态可能就是他所在时代的整体反映。杨显惠的书写，显然是过去式的，不管如何，这个时代确实已经向前跨越了，尽管如此这样，根本性的东西还在，但相较于杨显惠和林贤治年轻时代所处的环境，已经是天翻地覆了。由此，也觉得，温良主义应当成为主流，和解，和平和非暴力、启蒙和普及下层应当成为此后年代的主题和主要方向。而不是梗着脖颈愤怒不堪，论起方向言不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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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贤治的散文观及批评实践丁晓原

　一

　　林贤治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散文理论家或批评家｡他首先是以一个有分量的研究鲁迅和现代知识分子史的学者形象,出现在学术界的｡《人间鲁迅》､《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与精神事件》等著述,使他成为一个棱角分明的具有思想者品格的学者｡其于散文理论批评,是以一种另类者的姿势进入的｡所谓“另类者”,是指非“学院派”的另外一种存在｡从林贤治的个人经历可知,他没有接受过系统而又刻板的学院教育｡这对林贤治而言固然带有一种“学理性”滋养“先天”不足的遗憾,但却可能又成就了他“无拘无束”自由说话的品格｡作为另类者,林贤治研究散文,只是基于生命主体面对研究对象所生成的独特的感受和思考,真实真诚地书写,尽管这种书写并不体系化,似乎也不严谨,甚至有失偏颇,但是它们是属于言说者自己的,具有一种可贵的“偏执”的深刻｡
　散文作为一种边缘的､互文的､开放的文类体系,它并不能如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建立起一个大致能自足的理论批评系统｡它涉及的因素很多,试图以一些核心的文体理论批评话语加以统摄,现在看来显然是困难的｡而且,散文更多的是主体精神存在的直接现实,它可操作的形式化空间相对较小,其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制,我们可以用以设计的具有信度的元素,也是有限的｡因此,从事散文理论批评的学者,主要是“学院派”的研究者,尽管他们勉力于散文文体性的寻找与散文创作价值的发现,但是其事功并不令人满意｡正如南帆所说:“散文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文类理论,散文的游移不定致使它的文类理论始终处于一鳞半爪之中｡”①当然,这不是抹煞“学院派”散文研究者的努力,他们确实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建构散文批评的天地,只是他们的研究太过学究气了,喜欢从理论到理论作似乎很逻辑但又显得虚空的推演,忽视对鲜活的散文创作实践进行实证式的归纳细析;他们的研究也太保持斯文了,不能以主体的怀具的散文之心,去看取散文特有的文心,论说四平八稳,只是少了论者的性情与识见｡
　　林贤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显示了他散文理论批评的价值｡林贤治的散文批评文字并不多,主要有《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等｡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型的学者,林贤治是以散文的精神进行他的散文研究的｡所谓“散文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就是追求真实,崇尚个性的精神｡我们检索林贤治的批评文字,可以发现“自由”､“真实”和“个性”等,构建了他散文观的基本内核,是他用以散文批评的核心关键词｡而“自由”､“真实”和“个性”,也正可以反映研究者自身的人格和精神气质｡林贤治本身的人生旅程和心路历程,将他塑造成一个特立独行的“孤僻的思想者”｡林贤治是体制外的在野者,底层的历练和氛围养成了他自然由性的“草根”本性,而长期研究鲁迅,鲁迅对其浸润甚多,灵魂中也就平添了很多鲁迅或鲁迅式的精神气息｡其于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思考的是他们历史存在和个人存在中的宿命｡在我看来林贤治对于鲁迅的研究､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后来对于散文的发言,其间有一种精神线索扭结着｡这就是基于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来观照､分析､把握他自选的研究对象｡“知识者从本质上说,是自由思想者和言说者｡自由在这里有自由权利和自由精神这样内外两个层面｡”②真实的知识分子,以自由的追寻和自由的守护作为他的重要的职志,而他们个人又往往以真实､独立的､自由化的另类者的形象行世｡而散文又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知识分子最为朴素的存在方式,是他们作自由说话的体己的文体｡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林贤治与散文之间具有一种双向互通的相得性｡

　　二

　　从散文理论的建设看,林贤治的散文观并没有对此做出新的贡献,“自由”､“真实”和“个性”等等其实在已有的散文理论资源早已是置备了的｡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们称之为散文的常识｡问题是我们经常缺乏常识或者人为地遮蔽常识｡林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散文的常识布道｡他是新世纪初的第一个散文常识的布道者｡但林贤治不是坐而论道或者以道论道的“布道”,他是在参照了具体的散文创作的历史存在,并参悟了对于散文的个人心得后,阐释他对散文的理解的｡这样尽管所论大约还是常识,但却是属于个人经验的｡
　　在“自由”､“真实”和“个性”这组关联着现代散文核心价值的语词中,林贤治是最为看重自由的｡在他看来,自由是散文文体品格生成的必要前提,也是他观察散文生态脉流的重要尺度｡《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是林贤治研究散文最重要的文字，全篇近十万字｡形制是一篇长篇论文,但内涵和容量具有史著的规模,是一部别致的当代中国散文史｡50年的散文存在林林总总,但是林贤治删繁就简,只取自由作为观察研究对象的视窗｡这是一种深得散文本性的智慧而深刻的选择｡散文的课题中包含了很多变化着的因素,但其总根在于自由｡自由既是一种时代的规定,也是散文作家作为主体的一种精神存在状态｡以自由观察当代散文,林贤治对他的研究对象的总体评价就可想而知了｡文学是自由的,这是文学生成的基本条件｡而于散文言之,林贤治以为“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③他引用洪堡特的话,对散文与自由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释｡洪堡特认为,散文“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散文是自由精神的表征,另一个方面,自由精神又是滋生出色散文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民族的智能特性不够有力,不足以上升到这一高度;或者,如果一个文明民族在智力方面走上了下坡路,其语言脱离了精神,即脱离了它的强大力量和旺盛生命的惟一源泉,那就决不可能构造出任何出色的散文;而如果精神创造变成了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学问,优秀的散文就会濒于崩溃”｡④林贤治不惜篇幅大段引述“他者”的言说,不只是表示他对所引观点的认同,而简直就是将言者引为异域知音｡
　　中国当代史的行进中,有相当的时段是不利于散文自由精神的生成的｡对这样的境况,林贤治在《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作有细致的分析｡他从体制设置､知识分子的遭际､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命运等多个方面,绘制了散文的社会生态地图｡居于这样的情势中,散文名义上虽然还有,但那只是一种集体的声音,是被统一制作的代言品｡因此,对这一时段的散文,总体上林贤治微词甚多,但其间若干的存在,还是被他作为难得的光亮加以肯定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徐懋庸等的杂感､20世纪60年代《三家村札记》､文革中的“地下散文”等等,这些作品在林贤治看来,是作者在非常年代内心自生自由独立思想的语言形式｡由此可见,林贤治对研究对象的肯定或否定全关系于自由的尺度｡散文的自由不仅会受限于以权力为标志的政治文化,而且也会被以货币为符号的物化生态所制控｡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林贤治对90年代的散文样态作了另外的一种解释｡一般而言,90年代是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年代,因而也是一个“散文的时代”｡但在林贤治看来,我们从一端获得了应有的自由,却为另一端所牢笼｡这种“牢笼”是由物质中心主义所构造的｡90年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撰稿人’,他们在摆脱原单位之后,却常常为金钱所左右”:“‘教训文学’的市场大大缩小,与此同时,政治意识淡化,道德感衰退,情况也都越来越严重｡” 林贤治以为货币有时与权力一样,它也能“禁锢个性,奴役个性,而与精神为敌”｡“自由撰稿人”是社会走向开放多元的一种象征｡但是开放时代的不少作家,身份虽然自由,心灵却是物质化了｡林贤治以为90年代的散文家,“缺乏鲜明的思想立场,缺乏独立自由的胆魄,缺乏批判的能力;在艺术上缺乏探索的热情,惟模仿‘大师’或‘大师’的蜡像写作｡”⑤这种种的缺乏,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守住内心真实的自由情志｡由此而推论所谓的“散文热”,可能更多是不具有精神品格支撑的､只是文类被批量复制的表面景象｡
　“真实”在文学理论中有时被表述得很模糊,因而也就显得有些不真实了｡当然这与真实指向的多意性和复杂性是有关的｡真实既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包括价值层面的和操作层面上的,也有一个文类差异性的问题,在小说中谈论真实性与在报告文学中讨论这个问题,必然是不一样的｡在林贤治散文观的框架里,真实被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他以为:“写作,诚实是起点,思想代表深度｡对于非虚构的文体来说,散文是比小说更讲究真实的｡” ⑥“如果要把写作同时代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散文更多的是表现社会制度的细部变化,是情感､意识､态度的变化,是对世界的最实际的描写,最质朴的叙述,最由衷的咏叹｡真正的散文是不带面具的｡”⑦散文是一种纪实性的文体,对其真实性的某种总体的规定,各家都是认同的｡在林贤治这里,真实已不是关于概念的玄虚辩说,而成为置于具体背景中深中肯綮的贴切之言｡在林贤治看来,真实在今天的散文言说中,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实践问题,散文成为一种行为艺术｡“真实是重要的,但要正视它和表现它并不容易,在今天来说将变得更加困难｡今天生活的最大危险是,随着资本､物质､市场的扩大与增殖,耽于幻想的未来,而放弃了对过去的错误､罪恶､缺陷,以及产生这一切的责任的追究｡”⑧具体说来今天的散文可能在三个方面缺乏真实或回避､遮蔽了真实｡其一,写作“个人化”的追求,忽视社会的现实存在｡“如果作家仅仅满足于告白自己,完全撇开所在的社会环境于不顾,那么,不管有意无意,说到底还是隐瞒｡”⑨基于此,林贤治对“小女人散文”一类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本来让文学接近日常生活,以‘微小叙事’打破由来的‘假大空’现象,不无革命的意义;然而,作者都是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并没有能够在写作中践行‘大众主义’,反而以中产阶级的新贵自居｡在消费生活的叙述中,明显拒绝‘问题社会’,无所谓匮乏,富有而安逸,充满了一种贵妇人般的满足感｡他们以平庸､鄙俗､毫无品位为品味,矫情,炫耀,而沾沾自喜,就像一位西方诗人所形容的那样,‘似乎声音就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这种文字,其实在相当多的所谓‘专业作家’那里,也都作为‘地位性商品’而被大量制作｡”{10}这里林贤治给出了“地位性商品”一词,深有意味｡“地位”只属于少数人个人的｡作为记录他们(她们)个人私人生活风景的专题片“兜售”,这样的制作离社会的真实生活是很远的｡其二,满足于“上层”的主流真实,而忽视底层的“问题真实”｡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社会全面转型中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一般而言,这也是一个值得讴歌和应该讴歌的年代｡但这只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林贤治看到:“在90年代,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较之80年代有增无已｡社会问题,往往集中或被转嫁到广大底层｡”“可是,我们的作家距离底层甚远”,“在我们的散文那里留下了些什么呢?既没有相关的人物,情节和细节的描述,无论直接或间接,自然也没有正义感的种种表现,没有愤怒与痛苦,没有悲悯,愧疚,以及无奈的唏嘘”｡{12}其实,从局部的个别的角度来说,也有散文家是紧贴着地面在写作的,这些作家林贤治也注意到了“在大量平庸的､失态的文字中,还可以读到卢跃刚的报告文学,廖亦武的采访手记,刘亮程的乡土哲学｡或者形而下,或者形而上,但都一样真诚,真实,有着不满与不平”｡{13}但是从整体上看,对于底层状态书写的缺位是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问题｡底层可能蕴涵了生活更多的本真｡散文底层本真叙事的不足,使散文因生活质感和分量的不足,呈现出一种悬浮失重｡林贤治的观察和感受是敏锐的,提出的问题是真实而普遍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下意义｡其三,强化了外在形相的真实,而对于自身作为主体的个性真实有所淡化｡这是林贤治在对20世纪90年代“散文热”作了冷思考所给出的一种判断｡“大家都来写作一种叫作‘散文’的东西｡小说家,艺术家,明星,大腕,果然都被出版商动员起来了,一时间热闹得很｡散文写作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要害是:一无个性,完全的群体化写作;二是虚幻性,由于追逐时尚写作,以市场的价值需求代替主体思考,遮蔽了自身处境的真实性｡”{14}应该说,主体自身的真实是散文真实层级中的高级层次｡如果缺失了这一点,那么散文的真实品格就会打折｡综上分析可知,林贤治的散文真实观包含了社会性真实､底层性真实和主体个性真实｡这种关于真实的细分,使他的真实观显得具体而清晰｡
　　“自由”､“真实”和“个性”构成了林贤治散文观的基本要素｡这三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各自分离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自由是散文的基本精神,真实是散文一种品格,而个性则是它的一种境界｡自由是散文写作的前提,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具有个性的散文;没有真实,个性就无从谈起;仅有一般层次上的真实,而没有个性的彰显,这样的散文也不会是好散文｡因此,林贤治,更关注散文是否具有鲜明的个性｡他将个性视为散文的重要特点:“要说特点,恐怕最简括的,还是回到个人性上面｡首先,在内容方面,散文更重个人经验和内心体验｡生活,劳作,读书,旅行,都是关于个人或者由个人参与的｡即使作为旁观者,看重的也是个人的眼光;因此在形式上,也就十分注重所谓‘个人笔调’｡”{15}林贤治在这里所表达的散文个性(个人性),主要是指经由个人经验､体验,个人思考和个人方式等呈现出的“异质性”｡这里的个人并不意味着对于私人化写作的求取,而是强调散文作家在其写作中应该渗透自己独特的精神气息,凸现具有自身特点的表达语式｡这样散文在表现有意味的对象的同时,也为作家自己雕塑了可以触摸的精神形象｡

　　三
　在散文的系统内,林贤治更引人注目的也许不是他的散文观念,而是他的散文批评方式｡林贤治本身具有他所说的自由､真实和个性突兀的人格特征｡主体的这种人格特征明显地影响了他的批评实践｡林贤治这人是散文化的人,他的散文批评文字就风致而言也是散文的｡林贤治是一个典型的率性散文批评家,面对他的批评对象,他怀具自由的心志,心有所想,形诸笔端,全无遮拦,因而显得特别的真实,是一个典型的率性散文批评家｡作为一个率性散文批评者,具有一种只基于内心感受,不顾及“面子”的实话实说的批评勇气｡这在相对“甜蜜化”的批评环境中,显得难能可贵｡在他的《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等著述中,论评到的当代散文家很多,其中有些是通常被我们指称为名家的,如余秋雨､贾平凹､王蒙､张中行等｡面对这样的散文家,林贤治,不取仰视的姿势,而只作平视甚至是俯视的评说｡惟实地说来,林贤治的“俯视”研究,可能会与一些“仰视”研究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分的主观化的缺陷,批评的片面是必然的｡对散文家余秋雨的评价,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但以我之见,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余秋雨,在其时特定的背景中是具有某种价值的｡尽管可能不是像孙绍振所说的那样高拔:“余秋雨散文出现之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16}但余秋雨的确是以迥然异于此前散文的面目和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的,对当时的散文气象有一种冲击的力量｡余秋雨后来的自我复制和蜕化,是另外的问题｡而林贤治却以为《文化苦旅》“以合乎规范的文字讲说史事,且不乏陈腐的说教,应当没有什么魅力可言”,{17}“作为历史知识的大众普及读本,余秋雨的散文,思想是腐朽的,情调是没落的,风格是远不成熟的”｡{18}这样的断语没有建立在对于文本作细析精研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充分注意到将研究对象置于文体史演进的图谱中定位把握,缺乏必要的严谨论证,因此,说服力见弱｡林贤治之所以基本否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我看来这与他操持的散文观念有关｡他所希望的散文要更多地关注现实的社会存在,关注现时底层的状态,并能做出具有思想穿透力量的解析｡林贤治认定“余秋雨散文中的所有材料及其黏合剂,其实都是从死人那里借来的,是以一种呆板的书面语言,程式化的结构,对古代知识分子轶事的拼凑和复制”,{19}这样,在他这里当然不会有高评｡
　但这只是林贤治率性批评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时候,林贤治对于对象的批评是准确的,他往往能锐敏地发现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对象的特质,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林贤治的这种本领得之于他能忠实于阅读作家作品所获得的本初感觉｡感觉在林贤治的评论中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会像一些批评家那样,考虑种种人为的因素,对真实的“第一感觉”作某种“自我意识形态化”的改写｡这是林贤治之为林贤治的根本所在｡批评发生的基础是感觉和感悟｡感觉有时体现为批评者对于批评对象的一种整体把握能力｡比如林贤治指说贾平凹,着眼的就是整体的定位:“贾平凹远离庙堂而亲近山林,却沾带了现代都市的气息｡作为农裔作家,已然失去原先的同情和淳朴,愈到了后来愈是如此,整个地名士化了｡”这样的文字很简约,但我以为很得对象的大体,且言人之未言,远胜于一堆絮叨而不能涉及根本的冗长之论｡有时林贤治对散文家的批评则是从小处洞悉其大的｡林贤治对于张中行总体是作肯定的评价的:“他的著作,非官方,非正统,非权威,非形而上,即使他在讲说老庄玄佛,到底还是关乎人的生命和智慧,回到他的大题目那里去:为人生｡”{20}但林贤治从张中行养螳螂这一小的细节里放大出“小民知识分子”一段论议,由张中行一类的写作打量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思考的背景是宏阔的｡“俄国知识分子常常为真理献身,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不是求真的,而是求美的,自赏的,带有私人消费性质｡如果说俄国知识分子富于公民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则只有‘臣仆意识’､‘小民意识’,根本不存在那种对抗权力者和上层社会的立场,在缺少公共空间的情况下,若有牢骚,只能街谈巷议,指桑骂槐,甚至腹诽｡张中行的小民意识,主要表现为安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本然状态｡他的养螳螂,在时下中国作家兴养宠物的风气中,应当算是最平民化的例子了｡当他述及本事时,笔端确乎流露着对螳螂的无限怜爱,但结末忽然一下子滑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里去了｡他希望有一个小园,以女主人的慧心安顿,令螳螂从此乐不思蜀｡这等美艳的幻想,实在是只有国产的‘小民知识分子’才可以有的｡”{21}这里我们且不说林贤治的联想生发是否可以成立,但这样的思路设置究竟是忠实于他的散文观念和对研究对象的判断的｡林贤治的散文观是入世的,是带刺的,他对闲适似乎兴趣不大:“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家和读者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正统的文学观念,就是:所谓散文,是用于叙事和抒情的具有适度篇幅结构的温和的文体｡”{22}很显然,林贤治对于作为“温和”的散文是不看重的｡
　　林贤治是喜欢思想的,思想有一种刚性的质感｡但是在散文批评的文本中,他似乎不习惯于思想表达的那种逻辑演绎的学院派做法｡他主要将感觉凸现了出来,有时给出的是一种富有意味､趣味的直觉｡他在比较苇岸､王小波和张承志调动所有相关的感觉或直觉:“苇岸并不像王小波那般‘有趣’,无宁说是清苦;但也不能说是枯燥乏味的,他的心是一个宁谧的湖,文字有水样的柔润｡如果说‘有趣’是一群潜伏的水鸟,随时亮翅起飞;那么‘无趣’就是一丛芦苇,永远地守望湖岸｡‘有趣’与‘无趣’,在这里都一样的风光诱人｡王小波是科学的,苇岸是诗的｡王小波用大脑思索,分割一切,判断一切;苇岸则用心灵承载,拥抱一切,感悟一切｡苇岸也不同于张承志,虽然他们一样着重精神和信仰世界｡从精神的源头来说,张承志是东方的,苇岸是西方的｡张承志固守一个中心,苇岸没有中心,散漫然而整饬｡张承志是英雄崇拜,苇岸则是生命的本体论者,崇拜生命自身｡因此,苇岸会像安详的传教士一样宣扬博爱,人道主义,非暴力主义;张承志则如一名游侠,一意鼓吹抵抗和仇杀｡无疑地,他们都是信仰主义者,张承志是属于宗教的,苇岸则是伦理的,关注的是‘大地道德’｡在美学方面,两个人都为农业文明所培育,张承志是耐旱作物;而苇岸不免显得柔弱,渴望情感的滋润,所以始终凝望天际的雨云｡”{23}这就是率性的散文批评者的文字｡他所构建的是基于“印象”的以直觉判断为主的非系统存在｡在这里,“印象”式的判断琳琅满目｡“印象”或得之于阅读对象时所产生的灵感,或经由具体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只是把“三段论”式论证过程作了省略｡论者的判断有抽象的,也有以物事譬说的,文字背面论者留有很多的空白｡这种表达方式,营造了一个可能的容量增大的意义空间｡在集约化的比较中,将苇岸､王小波和张承志各自的特质和价值有限地呈现了出来｡不过这样的感觉批评的最后完成,是有赖于读者们足够的阅读经验的｡
　　①南帆《文类与散文》,《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②林贤治《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2000年第3期｡
　　③④⑦{13}{14}{17}{18}{19}{20}{21}{22}林贤治《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⑤⑥⑧⑨{10}{11}{12}{16}林贤治《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15}孙绍振《为当代散文一辩》,《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


原载：《文艺评论》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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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振兴散文的可行之道？——读《中国散文五十年》

2011年12月26日
顾　农
　　在诸多文学样式中，散文大约是最不容易研究的。散文的形式高度自由，几乎可以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而其精神内涵也应当是无比自由的——要对这样的对象发表评说的意见或叙述其发展的历史，其难度即使难比上青天，总归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即以散文史或史论而言，过去最容易看到的格局是先分时段再分流派和作家，按部就班地一一道来；如此则头绪大抵是清楚的，所论亦可自有其深度，但弄不好也很容易成为流水账录鬼簿，在教学中也许还有若干用处，要想给人以启发，就比较困难了。
　　最近读到林贤治先生的大著《中国散文五十年》，颇为兴奋。此书气象和章法都是全新的，而且锋芒毕露，时见警策，批评当代散文及有关作家不稍假借，读起来很过瘾。现在温温吞吞的书是太多了，有些甚至让人昏昏欲睡，简直没有多少兴趣和精神把它看完。
　　《中国散文五十年》一书除代序(《论散文精神》)和代跋(《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之外，正文的六章分别是：一、根，二、干，三四五、枝叶上中下，六、其他。可见这是一株根系发达树干挺拔枝叶扶疏的大树，而其中心就是自由精神。作者在一头一尾中写道——
　　人类精神是独立而自由的。
　　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失却精神，所谓散文，不过一堆文字瓦砾，或一个收拾干净的空房间而已。
　　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上，弥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自由精神。
　　这一层意思在正文当中又不厌其烦地反复过许多次，当然是变换了词句，又另加许多舶来品的引文。作者的主题无非就是大声疾呼地呼唤自由精神，所以张中晓、邵燕祥、王小波诸家得到很高评价，这自然是很好的；而凡是同这种精神有所不合的散文作品，在本书中一律受到尖锐的批评。
　　这样的立意决定了本书的书写策略必然是以论带史，因此其中略去了许多难以或不便纳入这一框架的散文作家，例如写作过程几乎贯彻于这50年始终的季羡林、黄裳、舒芜等前辈散文家在这里完全没有被提到，这样被遗忘的人物还有若干；大量的学者散文随笔也被过滤出去，据说“学者准学者的东西，一大特点就是拼命往博雅的路上挤，因此，说到底还是‘大众的戏子’”。这样来横扫一切恐怕是有点过头了。实际上林先生这本书也是旁征博引(其中引用西方学者的各路高论甚多)、相当高雅的；本书封面勒口处的《作者简介》也说作者是“诗人，学者”——但难道能说他也是“大众的戏子”？作者是有思想有见识的，即使时有偏激的言辞，也未必竟会与戏子为伍。当然，任何文学史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评说所有的作家，只是遗漏太多总归成一遗憾，至少也同书名不免小有出入了。
　　以论带史最容易高明有余，沉潜不足。幸而此书的精彩之处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我读此书非常佩服其中犀利的批评，林贤治先生不因为论及的对象是尊者、贤者而有所避忌，例如其中断言“大多公开出版的散文，很少脱掉‘八股’的模式”；又如书中提到孙犁说：“他经历过自40年代以来有人因写文章得咎的教训，本人也遭受过批判，所以愈到了后来，愈是‘兢兢业业’，‘谨小慎微’，‘怕犯错误’。他写作时主动远离政治，远离重大事件，回到平凡安恬的乡村生活中去。这种选择同性情有关，同诚实的记忆有关，但同避祸求全的世故也未尝没有关系”；“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还会常常见到节制，淡泊，退让，保守，而不见热烈的抗争……”这些批评固然并非无据，但是说整个30年全是八股，孙犁因为未作“热烈的抗争”就是“世故”，恐怕不免是苛论。文学史上的名著从来都不全是也不会全是“热烈的抗争”，这才成其为联邦共和国，而非大一统的王国。在本书中没有受到过批评的鲁迅，作品的色彩其实很丰富，并不完全是抗争；鲁迅也自有他的世故或曰策略。散文的天地非常广阔，作家应当有他创作的自由，也有选择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的自由。批评家、文学史家似无须越位而多所指责。
　　作者高举自由精神的旗帜来衡文论世，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书中对于那些未尝高扬“自由”的散文往往批评得很严厉，像这样不容忍他者的作派，弄不好也许会变成一种“法家”气。散文的领域何妨更宽广些，品评何妨更大度些。
　　提倡自以为然的东西，固然是一种当然；而容忍不以为然的东西，别人才有自由。世界上有过以“礼教”为旗帜的专制，也有过打着“革命”大旗的专制，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种以“自由”为口号的精神上的专制呢，最好不要出现。
　　我在拜读《中国散文五十年》一书时虽然陆续冒出若干不免多疑的想法，但仍然觉得散文史也可以这样来写。独抒己见、旗帜鲜明总是好的，即使有些天马行空的高论也无妨；何况其中确实多有发人深思之处，这已经很尽了一位学者的责任。解放思想，自由抒写，有所倡导而又能欣赏异量之美，我想这大约才是繁荣创作、振兴散文的可行之道或光明大道。
　　(《中国散文五十年》，林贤治著，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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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重新绘制中国的诗歌地图”

2011/12/11
(赵大伟)



本报讯 “我想重新绘制中国的诗歌地图。”林贤治说。11月底，林贤治的《中国新诗五十年》由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五十年”这个时间概念，似乎已经过时，但实际上，林贤治写作了三年，出版这本书又周转了七年。与此同时，林贤治的旧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也编成《中国散文五十年》，作为《中国新诗五十年》的姊妹篇，同时出版。
林贤治在书中刻意避开文学评论家和文史学家的观点，在写作过程中，重新阅读每位诗人的诗歌作品。他对50年代到70年代的诗歌作品持批判态度，甚至“没有肯定性”，“那个时候的诗歌不是百花齐放，而是百花凋零”。他选取了贺敬之和郭小川作为代表性诗人，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进行类比，力图强调诗人游走于政治和诗歌之间，“作品缺乏人性的深度”。
林贤治的批判性并不止于70年代。林贤治也对在“文革”后期开启诗歌时代的的“天安门诗歌”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对天安门诗歌也有批判，首先是封建伦理观念严重，例如把周恩来比作忠臣，把江青比作吕后等等，其次，他们在表达反抗情绪的时候，依然用着体制内的语言。”
对70年代之后的北岛、舒婷等人的诗歌作品，他认为，“对北岛的诗歌评价在出国之前已经可以完成了，他出国之后只是维持了诗人的身份而已。舒婷的诗歌相比较于30年代的诗歌作品也没有进步。”同时，林贤治也力图挖掘出正统诗歌史中被忽视的部分，“我专门拿出一章节来写王寅，还有诗人昌耀，他做过作协副主席，出版过几种诗集，但这都是我们主流诗歌领域一直被忽视的。”
《中国新诗五十年》最后一章《中国新诗向何处去》曾发表过在四川文学杂志《红岩》杂志上，上个月刚刚获得了第二届红岩文学奖“最佳理论评论奖”。
《中国散文五十年》是首次将2000年的文章《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出版单行本。《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有十三万字，当时发表在2000年第三期《书屋》杂志上，后来曾收入《自制的海图》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