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从哲学走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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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从哲学走向历史


2011-12-27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2011, (10): 66-69 文章作者：李春青


1、“理论”的困境
这里说的理论是指传统的、被称之为概念形而上学的那种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其根本特点是试图用一个概念和逻辑编织起来的世界代替现实世界，并且设定某种精神实体作为世界最本真的存在。在怀特海看来这是犯了“误置具体性”，即用概念世界来置换现实世界的错误，而导致把概念世界当做现实世界的原因则在于哲学家们总是围绕着“主词与谓词、实体和性质、殊相和共相”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解释世界的[1]。在西方，这种思维模式从柏拉图以降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到黑格尔那里达到极致。“理念”、“实体”、“上帝”、“唯一实体”、“绝对同一性”、“绝对精神”等被设定为世界之本体，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过是这些本体的派生物或者外在形式。从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开始了近两百年的反思历程。费尔巴哈率先发难，对基督教神学和斯宾诺莎、谢林以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了颠覆性批判，揭示了其“异化”的本质——上帝不过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而“唯一实体”、“绝对同一性”、“绝对精神”之类不过是异化了的人的思维。费尔巴哈高擎人本主义大旗，呼唤建立“以饱饮人血的理性为基础的”“新哲学”[2]，试图把哲学思考从彼岸拉回此岸，从天上拉向人间。他试图建构的“新哲学”、“未来哲学”是以活生生的人的感性与理性为对象的“人的哲学”。然而，由于费尔巴哈并未能找到真正回到人本身的思考与言说的路径，仍然未能摆脱传统的抽象思辨的思考方式，因此未能真正建立起以现实的人为核心的哲学系统。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把人放到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把各种社会关系维度视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可能的维度。特别是后来马克思通过观察具体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发现生产关系在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建立起一套以社会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从而把人真正放到了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也就发现了人所具有的种种社会属性。通过对这些社会属性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巨大反差，从而揭示了人的现实的异化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得不进行的社会革命的系统理论。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的荒谬与无力，于是始终把“实践”置于自己理论的核心位置。对于马克思来说，“实践”既是观察世界的视角，同时也是其理论之指归，根本之点乃是解决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的后继者们沿着社会革命与社会批判的道路前行，根据不同历史语境不断调整行动策略与言说策略，但关注社会层面上人的现实境遇始终是他们的基本视点。
尼采则走的是另外一条反思之路。他深刻意识到西方哲学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对人的感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压制，认识到试图通过建立概念王国来把握世界的努力的虚妄。于是他试图通过高扬感性与生命的价值来矫正西方哲学之弊。在活生生的人的生命面前，那些宏伟的理论大厦就显得是那样虚伪和不堪一击。尼采开启了西方生命哲学之先河，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具有别开生面的伟大意义。从尼采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的生命力、感觉、情欲也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问题。海德格尔对人的思考可以说是沿着尼采的路子而不是马克思的路子进行的。他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存在所应具有的哲学本体论意义。只不过他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展开自己的思考的。如果说马克思主要是在社会关系层面上思考人，对人的个体性存在，特别是生命存在缺乏关注，那么海德格尔则刚好弥补了马克思的空白，他正是在人的具体当下存在的层面上观察人与世界的构成性关联的。在海德格尔存在论视域中，人的各种非理性的情绪、包括日常行为在内的任何有意识的活动都具有本体论意义，都是世界构成过程不可或缺的的重要因素。而在他的老师胡塞尔的现象学那里，则只有人的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具有这种功能。
后现代主义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以及对个别、断裂、碎片、边缘、非主流等因素的高度重视，使得传统理论进一步分崩离析。在现代性展开过程被人们建构起来的那些辉煌的理论大厦是摇摇欲坠了，作为其根基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也行将寿终正寝，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了。

2、文学理论的中介性
文学理论是一种很特殊的理论言说方式，这种特殊性首先来自于其言说对象——文学现象的特殊性。没有文学就没有文学理论，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因此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现象具有先在性。但是文学又不是现实世界本身，而是一种精神创造，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理解、体验和呈现的方式。这样一来，文学理论就是关于世界的理解、体验与呈现的言说。其次，文学理论的言说是一种“继发性”言说，而非“原发性”言说，就是说，文学理论总是依托于某种更具有原发性的言说而言说。它的背后总会有一个更具有原发性的话语系统。所谓“原发性”是指一种理论话语是直接面对事实的言说，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归纳、综合、分析的产物。所谓“继发性”，是指一种理论是依据于另外一种话语系统而进行的言说。面对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的文学现象，各种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伦理道德的乃至自然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论都试图通过言说来予以解释和干预，这种言说也就构成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话语。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具有中介性——它处于两种言说（如果我们把文学也视为一种特殊的言说）之间。     这种中介性赋予文学理论变动不居、多元共存的特点。由于文学理论需要某种强有力的支撑，而各种话语系统又都试图介入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干预与掌控，于是文学理论必然成为各种话语形态的角逐之地。文学理论的言说者为了增强其言说的有效性与权威性，也会自觉地借助于某种更强势的话语系统作为自己建构文学理论话语的资源。于是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或某几种原发性理论的特殊表现形式。在诸多可以影响文学理论的原发性理论话语之中，哲学与历史有着特殊的位置，事实上，文学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始终徘徊于哲学与历史之间。

3、隶属于传统哲学的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使它总是处于某种原发性理论的制约之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又总是有某种特定的理论形态对文学理论具有主导性制约作用。例如在中国某个历史时期，政治话语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此时的文学理论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政治话语的演绎。从西方历史上看，则传统哲学曾经是主宰者文学理论的主要理论话语。在“概念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思维方式主宰下的西方传统哲学语境中，文学理论确立了对文学“真相”的探寻之路，诸如文学的本质、文学创作与发展的规律、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基本特征等等问题，都是这种探寻的产物。这种以追问真相为旨归的文学理论有一种来自于其哲学背景的期待：试图通过理论话语建构对全部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予以把握，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控文学现象。概念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所具有的一切妄自尊大和谵妄在文学理论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了哲学确证自己合理性、普适性的场所。
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文学理论的这一追问方式也有充分的表现。自现代以来，古代文论学科的建设者们或者用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重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传统，或者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古代文论原有的语词和提法。这就使得那些原本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境中的古代文论话语，被强行戴上了现代标签。诸如“气”、“风”、“韵”、“骨”、“味”之类的语词以及“气韵生动”、“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境生象外”之类的提法，都是中国传统固有的对世界认知方式和言说方式的产物，与产生于概念形而上学语境的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研究者尽管绞尽脑汁地利用西方文论概念、术语进行解释，结果却总是给人隔靴搔痒或者圆凿方枘之感。一般来说，经过这样解释的古代文论已经不再是古代文论了。当然，我们指出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此类问题，并不意味着产生于两大文化系统的文学理论不能沟通、对话，而是说一定注意到各自的巨大差异性，不能随意地用一种理论话语强行解释另一种。
当前我们的文学理论，无论中外，似乎都遭遇到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实际上正是来自于文学理论背后依托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危机。也就是说，在概念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受到普遍质疑的当下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一时间找不到自己的依托，处于徘徊与惶惑之中了。再加上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强力冲击，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就更成了问题。

4、历史之于文学理论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的“哲学”和“历史”是指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而不是指两个不同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人类的思考，历史是人类的记忆，二者同样古老，都是直接面对世界的原发性言说。与哲学对文学理论的巨大影响一样，历史同样是文学理论所依托的主要话语资源。历史对文学理论具有强大的召唤作用，它要求文学理论成为对于文学现象的记录。事实上，最初的文学理论总是和文学史揉在一起的。古人关于文学的言说总是伴随着对某种文学史事件和文学知识的记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记载着关于古希腊悲剧的大量知识，先秦诗学记载了大量关于《诗经》作品的事件与知识。一部《文心雕龙》，既是一部关于诗文创作、文体和风格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一部诗文观念演变史、文体演变史、风格演变史，总之它就是一部理论著作与文学史的综合体。因此之故，古代的文学理论总是摇摆于哲学与历史之间，哲学要求它走向一般性、超越具体文学事件，建立起某种宏大叙事；历史则要求它走向事件本身，保留具体性，记录和梳理文学现象形成演变的过程。古代没有专门的文学史，也没有文学概论之类的纯文学理论，有的就是结合着理论与文学史的综合性言说。历史使文学理论保留着鲜活的具体性特征。
当然，我们说的“历史”并不是指那种在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影响下的传统历史叙事，而是指那种面对具体事件、尊重事实、记录事实的朴素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要求把文学现象看作是一个事件，力求描述出这一事件的整体面貌，并进而寻求其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梳理其与其他各种社会文化门类的复杂关联。传统哲学思维要求把复杂鲜活的文学现象概括为某个言简意赅的定义，或者某些原理、概念、范畴，从而在想象中完成了对文学现象的把握。在这一过程中，个别性、具体性、差异性是被遮蔽了，剩下的就只是那些可以通约的一般性了。满足于对一般性的把握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心理特征，而且这种对一般性的把握也具有其社会与文化的实际功用。从后现代思想家的视角来看，现代性的确制造了许多神话，积累了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彻底清理，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现代性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其不可或缺性，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5、走向历史的文学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者理论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原本是精英阶层的精神象征：抽象、玄奥、高雅。无论是古希腊的智者还是中世纪的教士，抑或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是属于精英阶层——在只有少数人可以受教育的时代承担着主流文化发展传承重任的社会阶层。他们曾经是人类的良心与导师。传统哲学或理论的合法性正是来自于这种少数人掌控着精神文化，充当人类导师的历史条件。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至少在发达国家，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社会大众阶层的文化水平与自我意识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应，精英阶层也呈现出大众化趋势，于是那个承担着为人类指方向、定规则的特殊社会阶层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集中体现着这种历史使命的传统哲学也就渐渐失去了合法性。与之相应，从属于哲学的文学理论也就同样失去了合法性。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中世纪的作为神学的哲学或经院哲学、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都代表着不同时期的精英阶层的精神旨趣，同时也确证着精英阶层的特殊文化身份。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则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毋宁说，它代表着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社会大众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与反思。后现代主义破除了无数现代性神话，但最根本的之处就是使人们清楚认识到少数人可以掌控大多数人的头脑是一个巨型神话，尽管这一神话在某一历史时期，甚至现在还依然具有某种现实性。
走向历史就是走向事实，也就是面向事件本身。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是面对文学现象有所言说，使理论言说从依靠逻辑的话语建构变为一种面对事实的阐释行为。理论的话语建构与面对事实的阐释行为有这个根本性差异，首先，理论建构所操练的是那套概念形而上学所惯用的工具与思路——以概念和范畴为砖瓦，以逻辑为筋骨，建构起富丽堂皇的理论大厦。用中国古人的话说，这叫做空中楼阁，或者“水中之月，镜中之花”，看上去眩人眼目，仔细审视却与实际事物本身相去甚远。而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则不同，它是以事实为依据，运用归纳、推理、分析、综合的方法，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现象及其各种关联性因素进行阐发，从而揭示出某些被遮蔽的固有含义与意蕴，或者呈现出人们尚未发现的某些价值与意义。其次，理论建构的目的是确立话语的权威性，或者打造权威话语，为文学世界制定评价的规则与标准，从而掌控文学现象，最终实现文化霸权。 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则是采取对话的态度，充分尊重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现象自身特点与意义；阐释的目的不是掌控文学现象，而是给已然存在着的文学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与定位，从而给以后的文学活动以参考与借鉴。第三，由于理论建构不是面对事件本身而是根据其作为基础的元理论的话语逻辑来进行，故而不能提供关于文学现象的真正有用的知识和观点，其言说的意义只是在特定语境中作为与其他声音的一种合奏才暂时存在着。时过境迁，这种理论建构就必然失去其合理性。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则不同，由于它时时处处以作为事件的文学现象本身为关注点，故而能够梳理并保存大量相关知识，能够提供只有面对具体文学现象才会产生的独特的文学观点，这就使得使这种理论言说能够历久而弥新，获得永久价值。
走向历史的文学理论有两大基本路径：一是语境化，即把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问题置于具体文化语境中，考察其形成与展开的具体过程，揭示其复杂的具体关联。什么是语境化？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语境化？这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们常常以为，只要一般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环境就可以是语境化研究了，其实不然。以往那种“时代背景”、“历史背景”式的研究是远远够的。所谓语境化，根本之点有二：一是把研究的对象看作是在具体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网络中生成之物，而不是现成之物。通过考察其生成过程来深化对它的理解与认识。语境其实就是由各种相关因素构成的网络，任何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现象都处于这种网络之中，与那些相关因素构成复杂关联。二是在研究过程中充分注意到研究对象在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而不是仅仅看到其在研究者所处的言说语境中所具有的意义价值。对一种研究对象如果脱离其生成语境来理解，他就已经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个对象了。清儒皮锡瑞在谈到后人的《诗经》解读时尝言：
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各经皆有然，而《诗》为尤甚。……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后世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3]
这里批评的正是那种脱离具体语境的文学研究。语境化就是在语境中进行研究，也就是把研究对象当做语境的组成部分来审视，语境决定着某一现象的生成与特征，这一现象也参与着语境构成与变化，二者永远处于互动之中。所谓语境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对这一“互动”的过程进行考察与梳理。
文学理论走向历史的第二条路径是学科史视野，也就是把文学理论的研究置于学科史的内在关联与流变中，并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任何一种学术都有自己的统序，有发生发展的历史演变，这就构成一个学科的历史。对于一种当下的理论研究来说，学科史的意义绝不仅仅表现在提供一些过去的知识和观点，而且更在于学科史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研究，人们可以通过学科史的深入探讨与梳理，建构起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理论话语。换言之，在破除了传统概念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之后，通过对学科史的问题进行评价、梳理、阐述或许就成为一种基本的理论话语形态。使学科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理论话语形态当然需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就是说，不能仅仅罗列材料，必须在大量掌握材料，尽可能做到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力求从自己的言说立场出发给出恰当的判断与评价。回到学科史之中，把理论话语建构和学科史的梳理与阐释结合起来，这应该是当前文学理论摆脱困境的可行出路之一。
回到学科史的文学理论并不是使自己成为文学理论史，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它与文学理论史的区别有二：其一、文学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只要求梳理、呈现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脉络，给人以系统的知识，并不要求展开深入挖掘与辨析。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则不在于给人以学科史的完整知识，而在于引导人们去深入思考。其二、文学理论史或批评史要求系统、全面、完整，对任何一种重要概念、范畴、观点都要有前勾后连的学术史考察；文学理论研究则只要求问题意识，由问题引领研究的深入。在学科史的缝隙中发现问题，然后通过大量占有相关材料，进行有效地分析，得出恰当的结论，这也就是语境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6、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学理论之任务
走向历史的文学理论放弃了建构关于文学的宏大叙事之企图，也不再为创作和接受制定规则，那么它还能干什么？
首先是揭示真相。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根本上说都是一种“揭示真相”的行为。但是，这里的“真相”却有着很大区别。传统文学理论所要揭示的“真相”是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其代表性问题就是“文学是什么”和“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看，这些“问题”都是伪问题，就是说，是无解的问题。这类问题没有“真相”可言。那么什么是文学理论研究能够追问的 “真相”呢？这就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定文学现象的复杂关联性，即隐含在现象背后的种种制约着它的那些因素，诸如意识形态、权力、文化逻辑、意义生成模式等等。
其次是恰当地进行价值判断：在历史阐释过程中表达价值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走向历史的文学理论并不是要坚持所谓“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这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了。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寻求适当的价值评判标准。那么这一标准从何而来呢？在这里哈贝马斯的“共识真理论”应该引起特别的重视——在后现代语境中，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再试图充当“立法者”去向社会大众发号施令，但这并意味着他们不再有所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新的使命应该是设法推动不同族群、阶层、性别、年龄的人之间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寻求共识真理，予以弘扬之。而这种“共识真理”也就是文学理论进行价值评判时所应依据的基本标准。
最后，应该使文学理论成为人类自我理解、自我提升的一个独特的维度。文学理论不应该是对文学的“立法”——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文学就应该如何如何，不能如何如何。文学理论能够做的是通过阐释活动让人们看到那些从文学现象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从而启人之知，发人之思，是文学呈现更加丰富意义与价值。此外，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文学理论可以看作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独特的形式，是人类从文学的角度对自身精神世界的一种理解方式——事实上，文学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只此一项，就足以使文学理论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了。





[1]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2] 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卷，第180——181页。

[3]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