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等3位文化人聊艺术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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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等3位文化人聊艺术生存

　　香港衰落了吗？似乎是的。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的通俗文化产品几乎主导了整个华人文化世界。谁没看过《霍元甲》、《上海滩》，或是没听过张国荣、梅艳芳的歌？这些年内地文化崛起，香港曾经的繁华，仿若明日黄花。

　　近日在香港书展北京路演现场，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作家廖伟棠和编剧杜国威进行了一次对谈。3位香港文化人聊香港通俗文化之外的艺术生存，进而和听众一道，再次审视“香港这座舞台”。
　　低调的享受
　　梁文道：10年前我参与过一个在上海举行的装置艺术展览。那次展览让我看到了香港艺术家和内地艺术家截然不同的风格。展览上，内地艺术家的作品体积都非常大，很显眼，但是香港艺术家的就很不起眼。有个艺术家的作品就是用很细的鱼丝在墙角里拉线，不凑近根本看不见。它展示了一种低调，一种甚至过分的谦卑。
　　后来香港艺术家们就聚在一起讨论，艺术的目的是什么？结论就是“躲在生活中，贴近某个角落”。而一位内地大学艺术系教授当时就说：“艺术当然要寻求伟大！”
　　杜国威：在北京和上海，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有沉重的包袱，都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的故事也有悲欢离合，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我的故事的出发点。我是用人和人的感情来打动看戏人的心。
　　梁文道：香港艺术家就是这样。他们从来不知道，怎么用宏大的叙事把自己的作品赋予一个抽象的、或是了不起的意义。
　　廖伟棠：这些年我一直听到内地艺术家说，原来你们香港也有过这么好的作品，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走上国际舞台呢？在他们看来，这是个弊端。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又让香港艺术家的自由度相对大很多。这让他们反而可以不必附会市场或者其他，拥有专心于创作的自由。
　　梁文道：我几乎不认识专职的香港艺术家。他们有修理电视机的、有开公交车的，生活不宽裕但是乐在其中。
　　廖伟棠：但是我觉得他们更有享受艺术的快乐，他们做艺术的时候更纯粹，而不是边做边想，“这个要带我去威尼斯双年展，这个要卖多少钱什么的”。他们过的不是很好，但是他们也不觉得过得太坏，因为他们在艺术里得到了补偿。
　　乐有同路
　　杜国威：香港艺术家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过一个艺术家或者文艺工作者，他们总希望有知音。我想问伟棠和文道，知音对你们有多重要？
　　廖伟棠：就我创作诗歌来说，10个很好的读者要比1万个很不好的读者重要得多，因为这有利于我保持清醒。
　　上世纪80年代，内地有一位诗人，他的作品有几十万甚至过百万册的销量，这样的话，他的诗是没有进步的，因为他要不断迁就读者的口味，甚至还要降低自己的水平，去拉拢更广大的水平更差的读者。
　　杜国威：文道，你常上电视，很多人知道你。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呢？
　　梁文道：以前我是做小剧场的，在黄大仙。那个舞台很小，也没有什么观众，我们有一个剧团，一群人在那里很疯狂，弄一些自己都看不懂的戏。当时的同道有些后来成了大牌，比如黄秋生。
　　大家很穷，酒要省着喝，烟要省着抽。记得有一次黄秋生煮了一大锅白饭，预备吃两天。我就问他，为什么煮这么多，吃不了就不新鲜了。结果他说，这样可以省电。
　　那时候没多少人知道我们是谁，没多少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是大家就挤在这样的环境里，天天争论很多问题，那真是个很愉快的过程。
　　廖伟棠：这就是同行间的相互支持。就像鲁迅说的，你在敲堡垒的时候，也听见别人在敲，那种感动成为一种很大的支持。
　　这个舞台
　　梁文道：香港文化人就是有这种特殊的气质：我们很喜欢我们做的东西，但是我们又没怎么拿它当回事儿。我们往往不是主流，但是偶尔会被人发现。
　　杜国威：作品好不好，人家喜欢不喜欢，都是在台上见的。完场的时候，观众是很可爱的，不骗人的，客气的拍掌还是尊敬的拍掌，你是可以知道的。
　　梁文道：于是今天我就回想，香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里的确出产了很多通俗文化产品，是一个上演过很多戏的舞台。它就是华文文化的戛纳，普罗文化的戛纳，众多文艺工作者并不在这里停留，但是都期待在这里走一遭。
　　廖伟棠：并且，当不能在主舞台演出的时候，香港就提供了一个小舞台，让大家发声。比如抗日时期，戴望舒就跑到香港，在香港做《星岛日报》副刊的主笔，继续为沦陷区的文化人提供发声的空间。还有上世纪60年代“文革”期间，不少人不能在内地发表意见，就转到香港去发表。当时香港也很关注内地文化老人的遭遇，比如谁被批斗被关的消息，也是最先从香港传出。
　　梁文道：所以今天我们谈到香港这个舞台，具有双重的含义。它真是一座戏剧的舞台，曾经有很多剧目在这里上演过，它也是一座历史的舞台，很多角色在上面出出没没，甚至成为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角色。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 王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