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增湖：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教师之友网

廖增湖：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012年01月20日　 作者：刘炎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42岁的廖增湖是文学杂志《收获》的编审，也是笔名为“叶开”的作家，几部长篇小说口碑很好，被评论界称为“上海的王朔，中国的拉伯雷”。可一旦应对女儿的语文课业，这位职业文字工作者就显得捉襟见肘。 　　女儿三年级学《智烧敌舰》时遇到一个问题：“三国里谁最有智慧?”刚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觉得答案应该是“孔明和庞统”，叶开颇开心：“孩子是真看明白了。”但老师给了女儿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叶开有些愤怒：“这么干，简直误人子弟!” 　　从那时起，他开始留心女儿的语文课本，一看吓了一跳，很多课文品质低劣，入选名作亦遭大量篡改，“这样的课本简直是一堆垃圾。牛奶的三聚氰胺伤害孩子的身体，不好的课文则败坏他们的智力和精神。”他说。 　　2009年，《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请他开个专栏，叶开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他给专栏起名“语文之痛”，引起各方关注。前不久又出版新书《对抗语文》。 　　随意篡改“更光明” 　　“叶开”原是古龙小说中一个放浪不羁、武功高强的侠客，用小李飞刀，“这种刀的力量是爱，不是恨”。廖增湖以笔为飞刀，掷向语文，熟悉他的朋友都说，这无非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罢了。 　　1993年之后，原来人教版教材一统江湖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陆续启用多个地方版本的课本。叶开发现，这些语文教材按照不同的主题门类，分成若干个单元。在道德说教的框架下，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的改造，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抛弃和歪曲。 　　比如，巴金在《鸟的天堂》中写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却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再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向河中间流去”，在课本里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迥异。而后，巴金写自己回头去看“留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课本将“留在”改成“被抛在”，叶开说，榕树都“被抛”了，你还“感到一点儿留恋”? 　　有一篇《我们家的男子汉》，叶开看着眼熟，上网一搜才知道作者是王安忆。课本版删去近半篇幅，使得文章内在的叙事逻辑变得单薄，让人看完后不知小男孩为何会被作者视为男子汉。 　　为了还原语文课本的真相，叶开逐字逐句翻找原文，已经写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也被迫暂停。有人看到那些被圈圈画画成大花脸的文章，说叶开太偏执，改就改了吧，你一篇篇去找，何时是个头儿?叶开不以为然，他说，可以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另一种毒素” 　　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虽然也被编教材的道德家下狠手“阉割”过(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度被剪除)，但大体还保留了原作的精髓。 　　但相对独善其身的名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语文老师通常会分析《荷塘月色》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的趣味，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在这种灌输式教育下，学生的脑袋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别人的跑马场”。 　　“文字谎言的堆砌” 　　叶开是福建廉江人，毕业于教育重镇华东师大，曾在上海郊区一个职业中学教基础语文，他不是一些质疑者所谓的“外行”。 　　他说有些文章本身就存在问题，不适合选入语文课本。《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教材里的重点篇目，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首诗明确告诉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因此他“爱保姆，恨父母”。叶开问，这样的爱恨，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真的符合逻辑吗? 　　孙犁的《荷花淀》让人读到的是一场游戏般近乎不真实的战争。敌人面目不清，仅仅出现过一句：“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而战斗也轻描淡写，毫不残酷：“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叶开说，这样“不真实”的文章，说白了是“文字谎言的堆砌”，不该选入语文课本。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在愚公移山。”叶开说。在浙江，20多位语文老师自发组成研究小组，推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早在2002年，东北一位教师自制语文课本实施教学。在对抗语文上面，郑渊洁和韩寒也走得很远，前者自做课本，教育儿子，后者拒绝课堂，独立闯荡文坛。 　　冬日阳光寒意袭人，叶开隔着玻璃望出去，若有所思地说：“对抗语文，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别把我当烈士。”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47期 刘炎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