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系统化删改背后的价值取向

马建军

语文教材系统化删改背后的价值取向

作者:阿啃1919

　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从他女儿的口中得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的《同步阅读》中一篇署名“江江”的《树的故事》，和图画书《爱心树》，内容几乎一样，可以看作简单复述，后面还加了几句颇为拙劣的读后感。这自然事关抄袭与侵权。《同步阅读》并非教材，而属于跟教材配套使用的教辅。其实，据我的观察，非但教辅中很多这种篡改，教材本身对原作的篡改与删节也不少。

　　当年叶圣陶先生曾说，课文无非是个例子。在民国时代，小学语文教材有很多种，供各学校挑选的余地很大。即便仅仅是个例子，这些例子也颇为严谨。以《读库》重版的《共和国教科书》而言，这些小学语文课文在言之有物，观之可亲之外，几乎每一则文章，都有出典，经得起推敲。因为教育要给予孩子们起码的认知能力，以及自由选择的可能。这在前人看来，是不言自明的。

　　曾几何时，当教材被定于一尊，成为不可质疑的教学经典之后，竟然连内容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起来。以现行的几种小学语文教材而言，对选入教材的原文的篡改与删节，多到令人不敢相信。

　　我友吕栋曾对罗大里的小说《不肯长大的小泰莱莎》进行过文本对照。在选入北师大版的小学教材三年级上册时，该文被改名为《不愿长大的小姑娘》，原作译文三千余字，入选后又改写又删节，仅剩619字。这般篇幅，如何保持罗大里的愿意？但问题其实不在于篇幅的压缩，而在于彻底改变了原文的主旨、结构以及人物形象。罗大里何辜啊？

　　人教社版四年级上册中，有一篇巴金原作的《麻雀》。该文选入教材，删除了两段重要的原文，其中结尾处，巴金的立意在于“爱”，这符合巴金一贯的思想主题。但选入教材后，完全删去了这两句话：“是的；不要笑啊。我尊敬那只英勇的小鸟，我尊敬它这种爱的冲动。爱，据我想，比死的恐惧更强。唯有靠它，唯有靠着爱，生命才得以维持，才得以发展。”这本是画龙点睛的结尾，删除之后，巴金的原意被完全曲解。对爱的赞歌，变成了毫无由来的莽撞的勇敢。难道我们还真好意思继续认为，这是巴金的作品吗？

　　当然，技术性的删改未必不能做，在不损害愿意的前提下，以便于孩子们接受，或许可以。但若这种删改使得原文的意思都被扭曲，首先是对原作者的极大不尊重。尤其，在持续地关注，广泛地考察后，我发现这样的篡改、杜撰并不是偶然的，恰恰是一种常态，甚至我怀疑这些篡改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比如杭州郭初阳曾多次质疑人教社《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的真实性，为了应对这一质疑，在不断的新版中，出版方对此文做了三次修订，以自圆其说。教材如此儿戏，怎能成为孩子学习的经典？

　　韩国教授高英根在研究大陆中小学生政治社会化课题中认为，“大陆中小学教育制度下,任何一门课的教材都或多或少包含着政治教育的意义，即通过每门教材来使中小学生形成共产主义的价值观。”这跟语文课程标准是相符合的，语文课程标准说：“注重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我观察到的删改情况而言，几乎每一处都与价值观有关。相对于政治或思想品德教科书的说教，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事实有意无意的扭曲，语文教科书在贯彻这一价值目标时，具有更大的弹性，至少还有审美的外衣。但遗憾在于，任何一种好的价值观，我们难道就不能用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种好的方式，来诉说吗？

　　“沿着正确的路线教育年轻一代时，人民国家必须注意，被塑造的一代人要适于投入决定世界命运的至高战斗。”这句话听起来如此熟悉，正如现在在做的，通过曲解、删节、篡改、重置，我们将国家至上主义以柔软的方式注入课文，纳入教育之维，加诸于我们天真的孩子身上，乃至精神深处。请注意，这句话，是阿道夫 希特勒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