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农村教育研究范式的回眸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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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农村教育研究范式的回眸与展望（《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

摘   要：新时期我国农村教育研究的范式可归纳为五种：历史启迪型、政策导向型、人文叙事型、村落考察型、实验实践型。农村教育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视野下移，研究立场从客位转向主位，研究视角从物质、制度转向文化。未来我国农村教育研究应强调研究的前瞻性和多学科合作研究，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提升研究的实践品格等。 　　关键词：农村教育；研究；范式 　　基金项目：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西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发展有效模式研究”（课题编号：DGA090151）成果。 　　作者简介：刘秀峰，男，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教育史；廖其发，男，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农村教育（重庆   400715）。 　　80年代中后期，国家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工作思路，农村教育整体改革和综合改革开始试点并推行，农村教育研究也随之兴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教育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相关的研究成果增多，研究队伍逐渐成形，全国性的农村教育研究机构也已建立，逐步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农村教育研究的范式。 　　一、30多年来我国农村教育研究的主要范式及趋势 　　回顾和梳理30年多来我国农村教育研究的主要成果可以发现，我国的农村教育研究形成了特色明显的五大研究范式。 　　（一）历史启迪型 　　治学先治史，对农村教育进行研究有必要先对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做出研究，以便为当前和未来的农村教育发展提供借鉴。一些教育史研究者对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做了研究，形成了农村教育研究的历史启迪型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主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我国农村教育的变迁和“乡村教育运动”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对近代乡村教育家及其乡村教育运动的研究，这一研究可谓是近代教育史研究中的“显学”，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如苗春德主编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对近代我国乡村教育思潮和各个乡村教育派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二是对我国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进行研究，如果说对乡村教育运动的研究是基于宏观和精英层面的研究的话，那么这一研究则显现出了视野下移的倾向，转而研究“微观”的“平民”。主要成果有田正平的《清末毁学风潮与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清末及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困境及其调适》等，对乡村教育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困境、挫折与调适做了研究。此外，一些研究者还对当代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做了研究，如李水山的《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史》等。 　　（二）政策导向型 　　这是最为基本的一类农村教育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主要以农村教育中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研究视野也随着国家农村教育政策的转移而转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农村学生辍学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等等。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袁桂林、张乐天、范先佐、李少元、赵家骥等。在这一研究范式内，又因研究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所分化，有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如余秀兰的《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有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如范先佐所做的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财政体制和流动儿童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系列研究。有理论分析型的，如李少元《农村教育论》；也有调查研究型的，如廖其发《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 　　（三）人文叙事型 　　这一研究范式是基于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哲学反思，主要代表人物是刘铁芳。他认为，认为教育学应是一门人文学科，教育学所进行的研究应是人文研究，强调教育的人文性。当下的教育偏重于技术性操作，这给儿童带来了人文情怀的缺失。基于以上认识，刘铁芳提出了“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这一命题，从2001年起，刘铁芳教授陆续发表了《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文化破碎中的乡村教育》等一系列关于乡村教育的文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种农村教育研究范式，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研究范式着眼于对我国乡村教育地位的边缘化和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功用化倾向进行反思，试图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乡村自身文化，发现乡土自身价值，在此基础上来解决乡村教育问题。比起其他几种研究范式，该范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叙事方式上善于运用细腻的笔触来叙述事实，但又不乏哲学思考和启迪，有人用“柔韧的力量”来评价其语言与行文风格；第二，该研究以乡土文化的角度来看乡村教育，摆脱了一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只关注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定势，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重建乡村教育。 　　（四）村落考察型 　　这一农村教育研究范式起步较晚，但显示出迅猛发展之势。属于这一范式的研究者认为“当前农村教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宏大叙事’流弊，陷入游谈无根的困境，农村教育需要放在特定情境下去理解。历史人类学主张尊重地方性知识，回归地方场景，为破解农村教育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1]因此，这一研究范式主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将一个地方社区的教育变迁置于历时性框架之中，同时引进共时性分析视角，对历史具体场景细致地深描”[2]，主张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对村落教育或县域教育的演变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戎、巴战龙、李书磊等，他们多为社会学或人类学学者，代表性著作有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该书被誉为“中国大陆第一本教育民族志”，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近年来一些教育史研究者也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农村教育研究，如张济洲的《文化视野中的村落、学校与国家——一个县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904-2006）》、司洪昌的《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等。 　　（五）实验实践型 　　农村教育研究只进行理论探讨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以理论为指导开展实验研究。我国的不少农村教育研究者多年来在研究理论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着实践。如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就关注着农村教育，并运用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理论指导着农村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典型的有山西柳林县前元庄的教改实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当下正兴起了所谓的“乡村建设运动新高潮”，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所领导的团队，他们于2003年在河北定县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该院以推广和践行乡村建设理论、开展农村综合发展试验为宗旨，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对30多年来我国农村教育研究范式的总结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教育研究展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呈现出如下趋势：第一，研究主体多元化，以往主要由教育学研究者研究农村教育的格局被打破，越来越多的非教育学出身的研究者加入到农村教育研究的行列。第二，研究视野逐渐下移，受后现代教育观和教育研究视野普遍下移趋势的影响，农村教育研究视野也逐渐下移，逐渐走向微观的县域或村落研究。第三，研究立场逐渐从客位转向主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主动深入农村进行田野考察，试图从被研究者的立场思考和解决问题。第四，研究视角逐渐从制度和物质层面转向文化层面，随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受农村城镇化的影响，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文化的重建，以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二、未来我国农村教育研究可能的路径 　　新时期我国农村教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但是与农村教育的战略地位和面临的复杂形势相比，这样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研究尚存在学科融合不足、前瞻性不足、国际视野不足、对农民心理特征的把握不足、实践品格不足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在吸收新时期农村教育研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改进农村教育研究。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多学科合作研究 　　目前各涉农学科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融合。这一方面造成农村教育研究的重复；另一方面也成为农村教育研究水平提升的瓶颈。“研究教育应当视野宽广、入木三分，走出局限于教育而研究教育的模式，同时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等，这是教育研究中的第二重境界和觉悟，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此山’，真正认识、解决教育问题。”[3]研究农村教育也是同样道理，不仅要研究农村教育，同时还需对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有所了解；不仅要研究农村，还需对城市及城乡关系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农村教育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才能提高农村教育研究成果的适切性。尤其是我国当下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农村教育研究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这也必然要求农村教育研究者打破城乡二元的思维格局，打破学科界限，融合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农学等各科知识，以更广的视野，从多种角度、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如，一些高校可以利用其涉农学科齐全的优势，整合各涉农学科，共同培养农村教育研究人才和开展农村教育研究。 　　（二）重视前瞻性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研究视野不断下移，研究立场不断从客位走向主位，研究也不断体现出人文关怀。这样的研究有益于揭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有利于当下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但是，新时期农村教育研究的前瞻性还远远不够，基本上还是以政策涉及领域为主要对象，在问题出现后才进行研究。这种“亦步亦趋”的农村教育研究方式，远不足以适应我国农村社会变迁的需要。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教育已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等，将来还会出现许多无法料及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农村教育研究应未雨绸缪，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如，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改善，亿万农民求富、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而另一方面，农村学校逐渐向城镇集中，造成农村教育中的“真空”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各方面制度的设计，在推进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农村社会教育，以弥补农村学校教育的不足。 　　（三）开展国际比较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验不足的挑战，但同时也具备着“后发”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我们可以尽量避开；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应积极吸取。然而，反观我国的农村教育研究，对国外农村教育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尤其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我国的农村及其农村教育面临着许多不可预见的挑战，此时，进行农村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如，随着我国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适龄儿童人数的下降，我们怎样看待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利弊？又怎样让布局调整朝更有利的方向发展？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无法从更长远的眼光去更理性地审视这一政策。但我们若能放眼世界，去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所走过的路程，去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农村教育的变迁，我们就会对我国的农村教育变迁作出预料，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问题做出更理性的解决策略，避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 　　（四）加强农民心理特征对教育影响研究 　　新时期我国学术界对农民心理特征对教育影响的研究仍显不足，而这在农村教育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梁漱溟曾在总结乡村建设运动的困难时，对“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原因作了说明，他描述到：“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4]其实许多农村教育的问题是由农民心理原因造成的，例如农民普遍比较务实，对知识、教育的价值多从经济角度考量，所以农村家长对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态度可能会更功利；农村家长对外部世界以及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了解更多是间接了解，所以他们与青少年的代际沟通可能更困难；此外，受农村生活环境的影响，农民的从众心理特征可能会更明显。因此，今后的农村教育研究应更加重视对农民心理特征及其对教育影响的研究。 　　（五）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实践品格 　　农村教育研究是一项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研究，一方面其研究的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来，从现实问题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中来；另一方面其研究的成果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能够指导和直接应用于实践，以改变我国农村教育的面貌。但新时期我国的农村教育研究在实践性方面做的仍显不足，如有研究者指出，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的逻辑路线[5]，一种是以方法引导研究，许多研究者先选择了方法而后根据方法选择研究内容；另一种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倒置的研究路线，在还未深入实践进行研究之前，相关的研究结论或理论就已经成形。这与农村教育研究者的实践品格不足有着莫大的关系，民国乡村教育运动的先驱们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救济农村”、“民族再造”的情怀与携妻挈子、跨进泥巴墙的勇气值得我们当代农村教育研究者学习。农村教育研究者应不断提高自身学养，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唯物辩证法原则，走教育实践之路。另外，国家也应重视农村教育的实验研究，引导农村教育研究者走向实践。应建立若干有代表性的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基地。积极鼓励、支持教育专家、教育研究工作者长期深入农村开展各种实验研究。[6]在涉及农村教育研究的课题申请和结题时限上给予特殊的区别对待，以此来不断引导、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实践品格。 　　参考文献 　　[1][2]张济洲，苏春景．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农村教育研究新走向[J]．教育学术月刊，2010，（4）：90-92． 　　[3]刘秀峰．教育研究中的两重境界——读刘基《卖柑者言》想到的……[J]．教育科学论坛，2010，(12)：29-30． 　　[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69-370． 　　[5]范涌峰，廖其发．农村教育研究范式初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1)：30． 　　[6]廖其发．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1． 　　责任编辑：陈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