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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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三影
从维熙


憨实的外表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着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卫生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在内在应该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我和她争辩说：“我是说外形，又没有涉及他的五脏六腑。”
　　她说：“外皮仪表堂堂，一肚子草的男人多了。你们文坛里这号人，也可以装几车皮。莫言这几年写了多少东西？这是那些酒囊饭袋的冒牌作家，根本无法相比的。”我说的是外在。她说的是灵肉。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第一个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在九十年代之初，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当时面对电视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对莫言的光辉形象窃笑不止，心想莫言的尊容，真是有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当然，后来他脱了军装，我也就把“绿色熊猫”的印象，渐渐地淡忘了。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细节被她记住了。1998年中国大陆9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出访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性格里具有的憨厚，当然啦，与他当过兵也可能不无关系！”到底是孰是孰非，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作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这些看起来貌似平常的行为，正是身背娇骄二气的同行们，最为匮乏的精神。是不是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访问德国和访问我国台湾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阳刚的内核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这年的年节前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欢聚，迎接九十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了年节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话很少。”
　　“应当说人家十分腼腆。”妻说。我笑了：“老虎醉酒后也是腼腆而无声的！”
　　妻说：“你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莫言。”为了论证出一个真实的莫言来，我对妻子说：“你看他的《红高粱》，是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起码的了解。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其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莫言的体躯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的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刘震云、陈染。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外观上虽已陈旧失色；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华艺”能把这些作家捆绑在一起，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事后又出了一套“当代小说大系”，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在我的认知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这又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弄潮的桅帆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然通电话时，他总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我除了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还在我主持的一家出版社，责令编辑迅速将其几篇处女作，纳入“文学新星”丛书出版。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莫言不仅是其中的长明之星，而且创作势态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纵观莫言三十多年的创作，近年来又多了些他昔日作品中没有的幽默，这绝非莫言自作多情，而是他生命中的野气升华和挥发。
　　谈及莫言作品的幽默，不禁使我想起两件往事：其一，1987年中国作家访德期间，因为德国汉学家顾彬有辱中国作家尊严之举，莫言曾将其比喻为“玻璃耗子琉璃猫”，此话曾引起同去访德作家们的大笑；其二，1998年10月，他在台北图书馆，与两岸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时，莫言曾让在场听众捧腹大笑不止。他似乎不是在发表讲演，而是与在场的听众诙谐地对谈。他那张憨态毕露的熊猫之脸，使会场上笑声一直不绝于耳——在那一刻，我就认定这个山东高密小子，越来越向平民型的作家靠拢。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蒜苔之歌》《檀香刑》和近两年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和《蛙》在内，都深深地蕴藏着山东民间文化对他的雕塑。他从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鄙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流的作家分开的话，他地地道道属于后者。
　　在人品上，莫言绝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类，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天，我与他在电话中聊天时，告诉他一件我的生活琐事：我们这儿正在粉刷楼房，其中的一个打工仔从楼里得知我是个作家，有一天他乘升降梯经过我家楼窗时，突然问我是否认识莫言。我没置可否，反问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那装修工告诉我他是山东高密人，他们那方水土出了个莫言；既然我也是个作家，想必我也认识莫言。我没有正面回答这小伙子的问题，只是把一包“红塔山”香烟，递到他的手里，这个高密小子脸上溅满了白灰点子。其实这只是我与莫言聊天时，信马由缰说出的一件生活趣事，没想到几天之后，快递公司的投递员按响了我家门铃，原来是莫言送来两条“红塔山”和一瓶“五粮液”。我打电话给莫言，说我不解其意。他说这是出于对老哥的友情。事后，我仔细想了想，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友谊，更包容了对高密土地一草一木的一往情深。以此生活细节来探讨莫言的创作源泉，以及他的为人之道，不是比枯燥的评论文字，具有更形象的说服力吗？这就是从文到人的一幅莫言肖像。我想，去年全国作代会后，莫言虽出任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一职，他也不会因此而忘记给他文学营养的北国山河地脉，还会像马拉松长跑那般，续写出更富有中国品味的好作品来的。然否？读者和我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