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择校之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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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择校之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许锡良



中国择校之风愈刮愈烈，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这种原因才会从根子上认清这个现象。

择校之风的后面首先是价值观念出了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生命人格平等的观念，相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争做人上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中国自古就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与此相应，中国早在唐代的时候，就把学校类型是按照学生的入学资格来决定的，而入学资格又主要是由生源的家庭背景与官阶大小来决定，那时官办的学校，最高学府是“二馆”，即崇文馆与弘文馆，其地位相当现在中国的北大清华，当时二馆所收的学生主要是招收皇亲国戚、二品以上大臣的子孙。此外，还有“六学”，即国子学收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太学收五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四门学收七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书学、数学、律学则收八品以下子孙及庶人通读学者。这个传统是根源于中国儒家文化里对人等级的划分，而且二千多年来，是根深蒂固的。现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的等级制，其实也是从这种文化里继承下来的。中国人渊源流传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读书观念，其实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结果。择校，不过是想做人上人的一种自然选择而已。

其次，有三六九等的价值观念，自然就有相应的等级制度，教育制度也不例外。因此，现在中国的学校，在基础教育阶段，有所谓国家示范性学校，省一级学校，地市一级学校、县区一级学校，以及县区以下的面上薄弱学校。在高等教育层次，极力打造从“211工程”类大学到所谓“985项目”类大学，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自然竞争发展起来的，而是政府用特殊的巨额资金喂养出来的，严重缺乏竞争活力的大肥猪。表面上大，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内涵的。但是，在中国社会，进入这些不同的学校，常常意味前有着不同的发展机会。因为，这些不同的学校是政府用不同的政策打造出来的。这些政策造就了经费划拨上的巨大差异，设备建设的优劣悬殊，师资力量的巨大差别，还有生源选择权力的极大不同。中国择校后面其实是有价值观念支持与相应制度支持，是一个配套的系统工程。政府常常用纳税人的钱，制造不同办学条件下的学校，以满足权力与金钱对特权的需要。不同学校之间巨大悬殊的办学条件，使得权力与金钱的交易炙手可热。有权的靠特权获得这些远远超出普通学生发展需要的教育垄断资源，而有钱的靠巨额资金去购买这些超额教育资源。这种垄断教育资源的过分堆积，其实是对社会正常教育资源的一种剥夺。对于少部分政府教育政策下的宠儿学校，他们的教育资源多得常常是惊人的浪费。比如前两年，北京中关村的一间公办贵族小学，其校长涉案贪污挪用的公款竟然达数亿。一间小学校长因择校而能够获得的惊人贪污受贿的钱竟然能够过亿，几乎能够与大型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相比，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可见这种教育被严重扭曲，畸形变态真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利益驱动之下，各个地方政府非常热心地打造所谓窗口贵族式的学校。

利益所在，动力所在。与相应的观念与教育制度相对应的是一系列的来自政府的评价制度与社会舆论的导向。政府常常用不同等级的学校标签考核不同学校。给这些学校贴上比如国家示范学校、省一级学校、市一级学校、县区一级学校的不同标签。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激励机制。一旦获得这些不同的标签，就意味着获得了不同的教育资源与社会地位。不同的学校为了争取社会资源，因此，纷纷向政府权力寻租。这样社会资源通过巧妙地转换，落入了权力的口袋。另一方面，在社会人事招聘制度上，实施学历歧视与校历歧视，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在招聘公办教师时，硬性规定，非“211”或“985”类院校毕业生不要。而公务员考试资格也要求必须是类似的院校毕业。同时与之配套的还有第一学历歧视。以前，在招聘时都是认最后学历，但是，现在却还要加上第一学历。第一学历歧视意味着高考成为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次考试，其实是人为地强化了高考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意义。因为，高考失误，意味着要终身背负污点，要丧失许多良好的发展机会。即使以后非常努力，发展得非常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卓越的才华，也没有用了。第一学历歧视其实变相地强化了人们高中择校之风，人们在让孩子读什么类型的学校时将要更为慎重。这也使得许多父母不顾孩子的兴趣与天赋，拼命花大价钱、走关系也要把孩子弄到那些窗口贵族学校读书的内在原因。因为在独生子女时代，孩子只有一个，真是伤不起也。害怕自己的孩子在中国社会因为高考失误而终身遭受歧视，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情理之中的选择。在中国，许多父母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的兴趣爱好所在，而是深知中国社会是一个身份等级歧视性的社会，一旦成为了人下人，就必然终身要在被人歧视中痛苦地生存。那个完全违背孩子身心健康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就是这样被提出来的。


为了扩大对社会教育资源的掠夺，政府这些年加大了对学校等级的评审力度。过去，省一级学校，是具有特别荣誉的学校称号，一个省常常只有那么十来所。几乎是一个大的地级市才有那么一所。现在则一些发达地区的乡镇办的公立学校，也成为省一级学校。广东珠三角地区，有一些较为发达的乡镇，常常就有好几间省一级中学与小学校。省一级、市一级学校的评审，有利于扩大收取择校费。因为，按照不同级别的学校，广东不同地方政府收取的择校费是不同的。因此，多给公办学校贴标签，一间学校就可以成千万地多收择校费。比如广州市规定，省一级小学校的择校费最低是4万，市一级是3万，区一级是2万，区以下是1.5万，下面保底，上不封顶，价高者得到学位。许多学校为了多收择校费，在制定招生名额时，故意留出大量名额空缺，以便用于择校时收取更多的择校费。本来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不准收学生的学费的，但是，因为，普遍存在的为数众多的择校现象的存在，其实择校的结果常常是比以前要收到的学费要多得多。至于为什么要择校，也是有多种原因的。有的是因为学生的户口不在本地，由于种种原因，多数是因为随父母来本市打工而造成的。也有的是想让孩子读好一点的学校。还有的是因为户口与住地并不在一个地方，因此不得不择校。


有一些迹象表明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心的。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远远不满足于自己给学校贴学校等级标签，掠夺本地的教育资源，而是在通过种种手段打造震惊全国的“名校”。中国近十多年来，各地政府用了传统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手法打造了不少全国“名校”，事实上已经成为能够跨省掠夺教育资源的工具。这些名校不仅为地方政府节省了大量的教育投入，而且，还进一步成为地方政府敛财的工具。形成了所谓的以“名校”为核心的教育产业经济。成为财政工资主要来源与当地房地产最重要的拉动力量。


应试教育与择校之风互相配合默契。因为学校按照等级建设，而读不同类型的学校，对于普通平民百姓子弟来说常常是由考试分数决定的。因此，掌握了考试大权的政府教育部门，在评价一间学校的办学水平的时候，也掌握了他们的生杀大权。那些落后的意识形态与陈旧落后的知识，被作为教育内容与教育业绩，被在课堂上反复灌输，不断通过考试强化训练。孩子的身心健康与正常成长完全被抛弃到一边。学生成为政府、学校、社会舆论与家庭共谋的对象，这是一个严密的权力掠夺系统。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远离人性，远离了孩子的生命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择校之风，其实仍然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当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时候，权钱交易是必然的。权力必然向着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学生必然在权钱交易中成为牺牲品。

纵观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所有公办学校，因其办学经费来自纳税人的钱，因此，必须用来保证所有学生的平等教育权。因此，这些国家公办学校都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建设。比如，日本二战之后，由美国人替日本人制定的宪法第五条就规定：全日本国民，因其智力而享受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且六十多年来得到了真正有效的落实。因此，日本现在的公立学校，不分地区差异，也没有了学校之间的差异，已经是几乎是一样好。因此，日本在公立的中小学里几乎不存在什么择校现象。韩国也是这样的。美国也是以居住社区为依据，你住哪里，孩子就在哪里读书。虽然因为学校所在社区的贫富在办学资源上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基本上做到了谁出资，谁享受，也是相对公平的。同时美国规定公立学校办学的最低标准，因此，即使有差异，这种差异的低位水平也是在规定的水平之上，从而保证了孩子充分享受应该获得的国民教育机会。

这些国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念，那就是孩子是国家的公民，代表了未来社会的力量。无论家庭贫富如何，应该与孩子的命运无关。每一个公民都将成为社会中的一员。而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都会毫无例外地影响到另一些人的生存与幸福。尽量不给孩子任何歧视是保证孩子身心健康的重要前提。这些国家的政府与人民都非常聪明，他们知道自己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知道教育的大是大非究竟怎样。对照一下中国，我们其实都在做一种没有真正赢家，只有输家的零和博弈游戏。有朝一日，那些享受优质教育，成为人上人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在饱受歧视的下等人手中，那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中国百年来，已经分别有过“打土豪，分田地”，“文革”时的造反杀戮，以及现在愈演愈烈的仇富心理，已经隐藏了巨大的社会安全隐患。到时有多少高贵的中国人又要死在为数众多的卑贱的下等人手中，还真是难说。

2012年4月10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