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敏：一个人要活得足够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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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敏：一个人要活得足够长久


蓝英年和徐振亚先生翻译的利季娅作品选名为《捍卫记忆》，可以说这个书名准确描述了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一生。先前看过利季娅的三卷本《阿赫玛托娃札记》，便惊叹她怎么能有这样的耐心和韧性，从1938年直到1966年阿赫玛托娃去世，她日复一日从不懈怠地记录着。其实她的记录又岂止于阿赫玛托娃，她大概一生都是记日记的，一生都从事着即时的记录，那些重大的属于公众的事情，那些细小的属于个人内心的事情，都在她的关注之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捍卫记忆》，其中部分篇章——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就出自她的日记。自从经历了1930年代大清洗的恐怖，她就有了抵抗遗忘的自觉，因为她亲眼看到强大的国家正使用其大型机器铲除记忆，这种铲除和遍布国家的大搜捕、刑讯、监禁、流放、处决等等一样，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一个人是何其弱小，她不可能躲过搜捕、刑讯、监禁、流放、处决，但却可能做另一种抵抗，守住记忆。
    关于记忆的形式，利季娅在《阿赫玛托娃札记》中有一段描述：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来看我时，同样不敢小声向我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说着说着话，她会猛不丁地打住话头，用眼睛向我指指天花板和墙壁，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喝茶吗？”或是：“您晒得可真黑呀”，随后，疾速在那张纸上写满了字，把纸递给我。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
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相似的情景在同时代的作家回忆录中能得到相互印证。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想要过顺当的日子，就得关闭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顺流而去，让自己的知觉跟随官方的风向，风很强劲，很容易摧毁并席卷个人的一切，血和泪一下就干了，变成谁也看不懂的污痕，瞬间被清除干净。如果想要为自己保留下一点什么，就需要训练出非常的记忆力，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集就是这样印刷在他夫人的脑子里，从而保存下来的。如同在强风之中埋下种子，期待将来发芽的可能。非常的记忆力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力量，是对朋友和亲人最好的馈赠。
我不了解利季娅早年的生活，她生在一个作家之家，父亲的名望使她自幼处在上层社会，即使不说养尊处优，她的成长也该是顺当的吧，如果她早年就养成了即时记录的习惯，恐怕多与作家之家的教养有关。转折应该是1930年代，她的丈夫—— 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被处决。她被抛到社会的另一面，长长的受害者家属的队伍，从白昼到夜晚，从这个衙门到那个衙门，排队等候听到亲人的消息，等候衙门接受她们送给亲人的衣物和食品，等候一线希望而得到的都是绝望。阿赫玛托娃也曾排在这样的队伍里，同命运的人问她能否写下这一切，面对残酷的命运，她们惟寄望于诗人的一支笔。大概在这时候，利季娅有了个人明确的即时记录的自觉。我今天所看到的她的即时记录文本，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阿赫玛托娃札记》开始于1938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写作于1939年。
此时，此地，也就是后来她所说的“这里和那时”，对于作家利季娅来说是写作的伦理。这些作品在“这里和那时”都是不可能出版的，而且会给自己带来祸患，但她坚持这样的写作，苏联文学长期宣扬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利季娅的写作才是真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不能相溶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利季娅就被苏联作协开除了。
利季娅当时就写了《被作协开除记——文学伦理随想》，她在文中写道：“不久前我还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苏联作家。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像所有苏联作家一样，我在书报审查所允许的范围内发表作品，在这个范围内文学家必定变成计算器。”但谎言的步步进逼使她不再能容忍了，在记忆与遗忘的对抗之中，强大的国家机器迫使人们沉默，越来越多受害者的名字被删除和掩埋，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在重压下碾碎，化为乌有，铲除掉人的生命，再铲除掉这个生命曾经存在的所有痕迹。对于作家，一边有豪华的殿堂，奖金，别墅，一边有封禁，流放，驱逐，极刑。你可以在这边或那边做出选择。利季娅认为：“文学繁荣不需要豪华的客厅或中央情报局宽阔的大厅，只需要外人的爪子不要爬上自己的书桌。”这就是说她选择了忠实于自己，她决定不再让步。她说“我不想评论用这种计算方法思考的人”，“就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历史是空洞的建筑，除了年代的时间顺序是自然公认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记录和书写。这个人是谁？最容易见到的是胜利者和统治者，他们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最多的资源，有大型的写作机器，更有大型的禁止别人写作的机器，他们能迅速地制作自己需要的材料，以最高意志决定建筑的模式，这是一些最积极去占领历史的人，他们需要以对历史的占领确立他们的胜利，圣化他们的统治。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哪里？它不存在，它的面目取决于它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如果只有一个书写者，它就没有什么公正。因此需要众多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尤其是失败者和被统治者的记录。如果说历史有一个本来面目，它本来就该是一个公共的建筑，必得有众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位置观察和记录，才可能使它公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强势者往往侵占和吞噬弱小者的权利，而弱小者由于畏惧往往会放弃自己的权利。

利季娅决定不放弃自己的权利。
她接受传唤，独自去往将要开除她的作协书记处会议，带着下水好的水笔、放大镜和铺好在木板上的白纸。她的视力不好，眼睛贴在纸上才能写字，阅读必须靠放大镜。她被安排的位置光线不好，无法记录，她就把她的家什搬到窗台上站在窗边记录，这样她就看不清坐在会议桌前的人。她不时放下笔跑到会议主席那里，低声讯问发言的人是谁，再跑回窗前记录，与会者发言热烈，她一面回答攻讦和质问，一面来回跑着记录。没有一个人帮她，她的友人都被拦在门外了，而她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反击和记录的。
在诗人布罗茨基被审判的时候，一直为救援布罗茨基奔走的作家弗丽达沮丧地告诉利季娅，她不想去法庭旁听了，亲友们都说去了于事无补，“没必要去：判决已经事先作出，我去干什么？”“记录！”利季娅说，“您说去了没用……有用：除了您没人记录。要是我眼睛好，我就去记录。”弗丽达去了，记录了，庭审的全过程她一直在场，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她所听到的和看到的，人们企图强迫她停止记录，企图抢夺她的笔记本，她死死抓住笔记本，继续记录。利季娅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她把这称为弗丽达的功勋。她在《纪念弗丽达》一文中写道：“如果不能拯救人的生命，起码应当保存他留在世上的痕迹——她觉得这是做人的职责。”在这里，记录是对人的生命的虔敬。
强权的国家有其国家的逻辑，在其逻辑里人不是无可替代的个体，只是被统领起来的集体，一个人的生命就应该是奉献给国家的，应该给国家的车轮让路，假如记录生命，在它那里只会是一些粗糙的数字，加减乘除都是不会计算到个位的。它不在乎某一个弱小的生命，更不会记录一个弱小的生命。国家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轮下的生命便远去了，和一般的肇事逃逸者不一样的是，它有大型的配套机器，能够迅速清理现场，使得一切仿佛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通过设置于巨大车轮之上的眼睛，看到和摄下的是另一种伟大的、强盛的、鼓乐齐鸣的景象。一个人在这样的机器面前实在是太弱小了。一个受害者，一个目击者，你不能够用身体挡在轮下使它停止，你还可能做什么？你可能做的是迅速记录下来。此时，此地，从你的视角，记录下来，因为现场会很快消失。你不能指望旁人代替你，旁人的眼睛跟你不一样，更不能指望未来的人们，未来的人们不在现场，而且未来的人们有未来的事情。
相信未来，这是一首诗的题目，四十年前在中国以手抄的形式流传，灾难中的人们总是寄望于未来的，否则很难熬过那样的灾难。利季娅记得索尔仁尼琴曾经对她说起对未来的幻想：要建造一座教堂，镌刻上所有在集中营和战争中牺牲的人的名字。半个世纪过去了，索尔仁尼琴早已荣归故里，那座教堂是否已经建成了呢？所有那些名字是否已经搜寻了呢？人们愿意相信的未来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假设，其假设的前提是未来必定天朗气清，人们想象未来的某一个早晨风停了，雪住了，从黑暗深渊里升起了太阳，使大地明亮，温暖，走出地狱的人们就可以清理积雪了。人们将一层一层挖下去，就像传奇人物谢里曼执意要找到特洛伊古城，把一座山头跟葱头似的一层一层剥下去，终竟剥出一个时代叠一个时代的九座古城。未来的人们会像考古学家那样，从一段残墙一片碎瓦读出从前的故事，耐心并公正地厘清历史。我曾经是相信未来的，现在不信了。未来未必天朗气清。雪很可能不住地下，即便有短暂的间歇，旋即又是小雪连着大雪，未来的人们也就习惯了冰雪，在他们的理解里，终年积雪就是世界的本相了。即使未来真的天朗气清，积雪已经成了喜马拉雅，人们更可能的是在雪山上滑雪，嬉戏，研究利用融雪发电的问题，对积雪下的瓦砾不感兴趣。
所以，为了捍卫自己的记忆，一个人还要活得足够长久。“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这便是利季娅的生活状态，可惜这个句子被另一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用作了他一个小说的题目，他要记住的和利季娅不同，那篇小说出版于1974年，1977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那类的苏联小说我年轻的时候颇看过一些，如果说中国有两三代人很受苏联文学影响，可以说就是受那种苏联文学的影响，那种影响是经由国家推介的。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同时代的另一些重要作家，例如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恰好也是1974年，利季娅被开除出苏联作协，她完全失去了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权利，更不用说什么国家奖金。


她的国家删除她的名字，封禁她的作品，已出版的作品从书店和图书馆下架，从图书目录中抹掉，她的名字从所有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字中抹掉，任何人（包括她的作家父亲，作家兄弟）在任何场合从来没有提到过她，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留下她的一点痕迹，查无此人。这是个量大而繁琐的工程，但国家有足够的人力去完成这个工程。利季娅消失了，不存在了。因为坚持要记下这个国家发生过但不允许记下的事情，这个国家动用法术将她化为乌有。
然而，利季娅的生命力强韧，她活下来了，1907年至1996年，她穿过了那个国家的历史，比那个国家活得长久。她把手稿保存下来，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