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

教师之友网

书目

北京 龚鹏程

辛亥革命顷已百年。对这百年的历史，除了用革命史来概括之外，应该还有许多别的线索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这个奇特的历史阶段。
例如，近百年，或许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鼓励大家读书的时刻；替老百姓开立的各种书目，不胜枚举。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甚至列为专著。而胡适、梁启超所开列的国学必读书目，虽只是一篇文章，也不乏出版社将之扩为大书，供读者取鉴。其余林林总总，若有人能收罗爬梳，辑而考之，便不难由之窥见近百年中国人之心灵史及文化期待视野。
一九二三年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书一百九十种；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收书一百六十种；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也登了许寿裳等人所开列的青年必读书，鲁迅虽函复该刊云应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但私下却曾为许寿裳的儿子开列了包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庞大书目；随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事实上也即是一部书目及读书法。不过这些书都属于“国学”领域，可视为近代开列书目史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是张之洞《书目答问》。那时张之洞等士林大老还没想到清朝即将覆灭、传统文化马上就要遭到质疑乃至摧毁，故其书目总括四部、统摄九流，显示的是一个传统文化视野中读书人该有的修养。
胡梁以降，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化背景中出现之新事况。此刻士子对传统文化已疏离、陌生了，因此开那些国学书目乃是补课的性质，希望以此找回属于中国人的中国性。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即是这个意思。
一九四九年以后，此类国学书渐成毒草，因此再也没人鼓励大家读了。书目之再度来潮，已在九十年代。
那时人文精神建设重被重视，青年之人文素养却普遍不足，因此北大、清华等高校乃又推出青年应读书目。清华的，有中外文化文学八十种；北大的，有《周易》《理想国》等三十种及《世说新语》等选读三十种。这也属于补课性质，因为大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光顾着准备考试，啥书也没看；进了大学，又是专业取向，缺乏整体的人文素养，故才需开这些书单。
教育部也向初中生推荐了《西游记》《水浒传》《鲁滨逊漂流记》等十种文学作品；向高中生推荐了二十种，除了《论语通释》外，也都是中外文学作品。社会上则有浙江文艺、上海译文等各出版社推出的各种丛书；民进等民主党派推动的新阅读运动等更以开书目、促阅读为主轴。因此书目繁多，令人目不暇给。
这个阶段明显与上一期不同者，在于范围扩大，不限于国学，着眼于人文素养。
其次，是对书目的取法，借鉴并不限于张之洞、胡适、梁启超、朱自清这一脉络，而是参考了欧美，例如英国人所说的“过去三百年中必读书目”、法国的“理想藏书”、美国的“高中生课外阅读书目”等，都具体影响了这一阶段的开书目运动。
三是具有政策或商业等非纯文化因素。出版社为炒作话题、鼓励采购、区隔市场，往往推出不同的书目。而政府及大学之所以热衷于此，亦与九十年代开始推展通识教育有关。且社会分殊化、碎片化愈甚，亟须通过大家共同阅读一些书来建立共同价值观、共同知识记忆。因此，开立书目还与社会文化意识的重构有关，具有社会政治含义。
由于是这样，因此，第四，开立书目之后会配合以读书的实践运动。这是从前所没有的。例如过去虽可能也会开《论语》《三字经》，但也就是一纸书单而已，读不读，任人自择。如今则会有一些团体来推动读经运动或什么诵读工程，带领大家具体去实践，读这些书单子上的书。
以《弟子规》来说，不但有许多团体、私塾、幼教机构、学校在推动，且有卡通动画、歌曲、说说唱唱教学带、诵读视频，各种易解、讲说书刊及节目。推动者还有不少是以做公益、行善的态度在做的。所以读书不但对读者有益，所谓“开卷有益”；推动阅读此类必读书的人，也从这个活动中获得了身心安定、重建人生价值意义的作用。因此这十多年来的书目开立运动，具有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意涵，远非前两阶段所能比拟。
但书目的开立或选择，本身就是极具争议的事。没有任何一张书单会让另一个人满意，对于什么书足以代表一个文化传统、什么书对人有益，谁都有不同的答案。像《弟子规》，目前推广极为普遍，许多人或团体奉以为使命。我就不赞成。因其本非经典，只是训蒙文，在启蒙书中也比不上《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等。其语虽源出《论语》，但夙有争议，乃有“子之言，非孔子言”的说法，未必足以为弟子之规箴。其他各书，细究起来也辄如此，想找一份众议合同的书单，实无可能。
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开书目的活动本身即充满了吊诡。
因为之所以要开列书目，就是因社会上一般人都不看书，没看书之习惯，缺乏阅读兴趣。像吃糖，家长、教师、教育部就绝对不会开一糖单，说你必须吃，不吃即不够资格做人。凡提倡什么，正反映当时社会上缺什么。故此类书目或许显示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心灵匮乏史。因为若大家皆已读过，还须你们推荐、鼓励去读么？
而更妙的是，推荐书给青年少年看的人，大半没读过书单上的书。不说旁人，胡适这样的大学者，恐怕就没读全他开的一百九十种书，因为那里面包含了二十五史、十三经、《佛藏》之大部分，以他的功力或少年留洋习农的经历，我即不信他都读过。胡公尚且如此，近年来开书目的家长、教师、社会贤达、教育部衮衮诸公，由于时代因素，在其青年少年阶段，这些书恐怕听都未曾听过，更不用说寓目乃至背诵了。近年读经运动、阅读运动兴起，才忙着教孩子们看。可是大部分是光责备青年，说此等好书不可不读，而自己却总没空也没想要看。
有一部分人倒是真去读了，读之颇受益，便热心推广，教人也去取来读，或把心得写书谱曲以劝世。这当然也很可贵。但嚼饭喂人，本已甚难；书之有益于己者，更未必定有益于人，正如人参牛黄并非人人可服，尤其不必人人都服。因此这其中仍大有可思辨之空间也。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担任本刊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