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公碑》的理性性格与尚法意识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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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公碑》的理性性格与尚法意识的开启
北魏《郑文公碑》又称《郑羲碑》，有内容相同的两块碑刻，称上下碑，上碑在山东平度县城北大泽山（九青天）天柱峰。高约3米，宽约1米于，共20行，行50字，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立碑》；下碑在山东掖县玉峰山（文峰山）共51行，行29字，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衮州诸军事安东衮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此二碑为一人所书，内容相同，没有太大的差别，刻于北魏宣五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碑刻没有留下书刻者姓名，清人包世臣根据云峰山其他字迹断定为郑道诏书。郑道昭，生年不详，卒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荥阳开封人，字嘻伯，郑文公羲次子，自号中岳先生。今年亦有考证者否认为郑道诏书。
对于郑道昭，《魏书》卷五十六，《北史》卷三十五，在魏晋时代就有“北方书圣”之盛誉，即使是王羲之与其相比，都有小巫大巫之谓。清人对是碑有非常高的评价。清欧阳辅《集古木真》评：“笔势纵横而无乔野狞恶之习，下碑犹为瘦健绝伦。”此碑书法用笔方圆兼施，有篆之气势，隶之雄浑，结体平正稳重，宽博雍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为“神品”第一。清叶昌炽评此碑云：“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康有为又赞为：“魏碑圆笔之极轨。”又扬守敬谓：“云峰郑道昭诸碑遒劲奇佛，与南朝之《瘗鹤铭》异曲同工。”都认为此碑笔墨技巧极高，且功力深厚，亦能体现较高的性情。不过，对于此碑，愚辈总有一些难以表说的想法。
纵观此碑，其结体宽博，体态较开张，点画能在直中见曲，笔势亦较为流动。究其线条，我们发现粗细变化不甚明显，但承起转折亦可见明晰，这种整体上的雄浑与笔画上的沉涩颇受清代碑学派书家的厚爱，所以是碑在清代有极高取法的价值。然而这种厚爱在我看来是有实公允的，尤其是在今天对其做较新的审视。无论是上碑还是下碑。在风格上虽显独特，但绝非如清人说的那样“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这样的评价在帖学式微的清代是可以理解，亦是积极的适应于时代流变的，但其言确实有实偏颇。无论是整体观赏，还是细细把玩，《郑文公碑》的审美趣味确有些令人失望。以我愚见不要说此碑在楷书中第一，就是在魏碑版刻中，也并不能是首屈一指的“神品”。我们可以比较同一时期的《石门铭》、《瘗鹤铭》，与它们的飘洒随和，散仙风骨相比，《郑文公碑》是局促规范的，即使是与龙门造像记中的诸品相较，亦缺实野性奇肆而显得十分的循规蹈矩。如若将可比的范围扩大到楷书作品序列中，我们更无法将《郑文公碑》与欧阳虞楮、颜筋柳骨相比，由此可见清人的评价是不全面，不公正的。
当然，着也并非是说《郑文公碑》就没有学习取法的价值，更不是指责得泯灭它的史学价值。相反，这样的看法有利于我们公正的看待《郑文公碑》。我的感受是此碑所突显的理性性格是同时期其余多数作品所缺乏的，在风格多样，纷繁杂乱的北碑书法序列中，朴

拙奇肆充满野性的作品非常多，然而像《郑文公碑》这样极富理性色彩的作品非常少见，细细的审视此碑你会发现，是碑在用笔上严格的采取中锋，笔画之间对比不大，故尔人们认为有篆籀气，在结体上平稳有条而险峻不够。于是，我们可以作如下联想。
第一，此碑如果能在用笔上注重轻重的变化，在结体上加进一些奇险，或许会有更好的艺术审美效果，换言之，在书法的取法中，我们如若选择此碑，当注重其弊病，力求改造以避其失缺，方能力扬其长而又力避其短。在此意义上，《郑文公碑》的这种短处却为我们突破其风格、超越其风格提供了方便。
第二，考查郑道昭其人，让我们理解他作品中的弊病是有帮助的，郑氏生平官至国子祭酒，曾经上表孝文帝，请求仿照汉魏的石经，刻经立石于太学以正风气，又两次上书要崇儒敦学。尽管《郑文公碑》是刻于他外放为官时，但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学信仰者，其书中少有野逸之气，缺乏仙风道骨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尚法”的思想加之于郑道昭的身上，因为不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思想，都是地地道道的以宗法、尚法为基础的。
其三，我们还在郑氏的作品和清人的评论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清人在碑学的倡导与实践中是提倡尊魏卑唐的，在这种风气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清人是想通过北碑的天真自然去否定唐碑的井然法度，而事实上，通过赏析，我们看到的是在他们推为神品的《郑文公碑》中，却是法度至上，充满了尚法意识与理性格调的，这确实有自相矛盾之嫌。所以陈振濂先生在《历代书法欣赏》中作了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他认为“《郑文公碑》堪称是魏碑中的‘唐楷’，或者更尖锐的说，在仙云野鹤，山野村夫的种种特定对比之下，它似乎还可以说成是魏碑中的‘馆阁体’……”。
因此，我们认为，《郑文公碑》对书法史来讲，除了提供一种风格范型，除了中锋的用笔具有篆籀气，宽博的结体具有篆隶味外，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在那个纷繁杂乱的魏碑书刻群体中，突显了自身的理性性格，在奇肆险绝、仙风道骨的北魏书风之外开启了时代特性的尚法之格，或许这正是我们在习惯了《张猛龙》、《瘗鹤铭》、《龙门二十品》的审美风格后，对《郑文公碑》心存“异思”的原因所在。

                                                                                                               王    景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堰逸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