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故园，心留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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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故园，心留余香——纪念人教社的老址沙滩后街55号文/紫金长河


    200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过去这五年，正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沙滩时代”的尾声。这个叫“沙滩”的地界儿，文化氛围曾经非常浓厚，先后有北京大学、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红旗杂志社、国家文物局、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多家文化单位在此盘桓。因为地方日显逼仄，这些单位大都先后散去。人教社自然也难免步其后尘。
    当我踏进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发现它和很多事业机关的庭院一样普通。院门口有铁制的栅栏门，立有年轻肃然的保安，庭院中有旗杆。办公楼门两侧悬挂着相关的数块牌匾。大楼不高但很宽展，为灰色的砖混结构，外墙悬挂着“蜂巢”般的空调排风扇。满墙翠青的爬山虎点缀得这种组合还算和谐。
    既然是“院”，那就不应只有一座办公大楼了。的确，人教社大院里还有高低错落的好些建筑。大都是八十年代后的“作品”，线条方正朴实、色彩灰暗平淡。不过，让我略感惊讶的是，在大院的核心位置还孑遗着两栋年代久远的建筑。老同志介绍说，就是因为这“两位”，我们这个大院也就忝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这“两位”，就是后来我们常称呼的“公主大殿”和“数学系小楼”。前者是一座清代宫殿，五间三进，黄琉璃歇山顶；后者是一座二层小楼，中西合璧式风格，高台回廊，四方端正。
    现在回想，正是这两栋建筑使我对这座大院的情感有了依托的支点。同时，我也为这座大院感到幸运，一阵大拆大建后居然还能够保留这样生动的“历史骨骼”。正是它们，使得这里不仅是一堆建筑物的聚集，更是一方有着深厚文化浸染的温暖“空间”。“公主大殿”非浪得虚名，它的确是乾隆年间和嘉公主府邸的正殿。但让它青史留名的远不在此，而是近代史以来的若干变化。1898年，在戊戌变法被残酷镇压后，一个新生事物在屠刀的夹缝中得以生存，那就是变法的措施之一——“兴办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前身）。它萌芽的位置就是在当时的马神庙公主府旧第，也就是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正亲身历验。关于北大起源的介绍，虽然依稀有“马神庙”的字句，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依然是五四大街上的沙滩红楼。我没想到马神庙校址竟是一个确切的所指，而且还有这样古旧的建筑信之凿凿地表示着它的存在。事实就是如此，眼下这个普通的大院正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滥觞之地。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正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直到1917年它新建沙滩红楼校址，这里一直是其活动的主要场所。1917年后，这里成为北京大学理学院所在，一直到1952年北大西迁燕园。
    偶尔，我也在大院里闲逛，脑海里装着一些老照片的黑白影象，搜索老北大可能留下的痕迹和声音、味道。公主大殿曾是全校集会演讲的礼堂。学校的图书馆设在后院的绣楼上，一直到70年代末方才消失。几栋风格一致的中西合璧式教学楼，曾有序地分布在大院东侧，如今还剩下数学楼可供凭吊。西斋14排学生宿舍，是众多老北大人回忆的地方，如今还完好地保留并利用着。蔡元培先生的校长办公室也已作了寻常百姓家。我想，每一个人教社的人，当他们怀揣着历史走过这些建筑的时候，心中都应该觉得几分神秘和景仰。毕竟，这些梁椽枋柱、砖瓦石木不是凡品，它们都聆听过刘半农、赵元任、周作人的国学经筵，聆听过李四光、唐廒庆、华罗庚的格物致之。当然，它们也该听到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大地的第一声沉吟，听到民主科学意识觉醒后的第一声叹息，因为这里有过陈独秀、李大钊，有过“五四”的爱国学生……我相信，尽管这些人物故事、这些声音早已随岁月飘散，但总会有些东西会留在这个院子里的，让后来者们不自觉的浸染于一种独特的氛围当中。
    北大西迁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早期开创者们成为老北大理学院的第一批“后来者”。他们中有叶圣陶、魏建功、陈乐素、周建人、戴伯韬、吕叔湘、吴伯萧、张中行……。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专家、学者尽管也是学富五车，但他们的使命不再是引领中国学术和思想的潮流，而是翻检出最平实的文字符号，用直白真挚的声音，俯下身对孩子们喃喃细语。一代代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们读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长大，一辈辈人教人在这个老园子里默默地心耘笔耕。与追求自由博大、敢为天下先的老北大相比，人教社少了一些风云际会的气魄，多了几分质朴和严谨，但两者在根本上又是相惜相通的，那就是传递文明的薪火与良知。老北大人着眼于社会精英、普通大众，而人民教育出版社则是倾情于一群更稚嫩、更纯真的心灵。但他们最终影响的无疑都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与未来。
    老园毕竟是小环境，当大门外风云巨变时，它无力给人们提供庇护与安宁。文革十年，对这个历史悠长的大院，对还年轻的人教社来说，都是一场劫难。197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解散，人员全部星散下放。荒芜的大院里丛生了杂草，而蒙难的心灵却无法停止抗争和思考。以戴伯韬为代表的人教社领军人物，不顾环境之复杂和险恶，一再上书中央恳请重建出版社，召回零落各地的编辑人才。可贵的是，在那样动荡不定的年月里，普通人教人颗颗赤诚的心没有凉，没有散。比如，十年后重返大院时，编辑们发现面对的并非残破不堪和白手起家，而是战备箱里码放齐整、完好无缺的图书、教材和资料。尽职的典守者在风雨飘摇中收拾残局、保存这些火种时，肯定执拗着一个信念，时间再长，路程再远，一定可以回到这里。十年的离散和磨难，拉远了所有人和老园子在空间上的距离，却无限沟通了人与人、人与园子之间的心灵和情感。
    沐浴着故园里积淀的人文气息，带着劫难之后的坚韧和自信，人民教育出版社走向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在这后来的岁月里，园子里推倒几近坍塌的公主楼（老北大藏书楼），填平了荷花池，拆除了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式建筑，建起了当时很急需的办公大楼、图书馆，添了几栋急缺的职工家属楼，变成我最初看到它的样子。就这样，它和我们这代人一起迎接国门开放、迎接人性回归、迎接商潮汹涌、迎接世纪之交、送走千年一叹……，直到这个秋天，它在人民教育出版社55周岁之际送走喧嚣的人马，重又归于沉寂。
    现在,我每天佩带胸卡,出入位于中关村南大街上的新办公大楼。大厦堂皇壮观,周近也多有文化氛围浓厚的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图书馆，楼下是车水马龙的中关村核心街区，窗外就是西山清晰的苍茫轮廓。一切都是很理想的工作环境。但我还是时时怀念起沙滩后街的老园子。我知道，作为实物的空间，它将永远成为记忆中的一个符号。但那个空间里律动着的一股力量和气质，是积极、鲜活而常新的，已经渗进许多人的血脉和基因，化作“人教精神”的一部分。
    走过故园，心留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