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研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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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的品质
                                                       凌龙华

    当某种行为成为一股风或曰时尚的时候，我们似乎就有必要进行一番冷静的思索。
    时下中小学掀起的教育科研热究竟给基础教育发展和学生教师成长带来了什么？对此，我们很有必要从本质上追问一下——
    教育科研的品质是什么？
    先让我们听几句“人家”“不客气”的话，说话者是一位连续阅读中国教育期刊长达20年的外国学者。
    ——在我看来，就方法而言，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种“由上到下”的理论视野，而且常常是在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内部交流中进行。
    ——多数论文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作者根据一些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政策文献得出的主观意见，最后的结论往往也在意料之中，不外是告诉你中国教育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
    为什么要开展教育科研？为什么要搞课题立项？如果就论文而论文，为科研而科研，那么，一线教师有权对变异了的教科研发出“别烦我”的呵斥。
    因为教育中碰到了难题，因为教学中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探讨，而这种反省和探讨，正是最原生态和原创性的教育科研，也正是一线教育工作者所需要和所需倡导的教育科研。只有把“课题问题化”，把“工作科研化”，教育科研才能亲近教学，才能走进课堂。
    教育也是一种生活，原生态研究植根于“教育生活”，能让教育消费者（教师和学生）最广泛、最直接、最主动地参与，自下而上，由“这一个”而“这一种”，由问题而课题，从而及时、真实、生动地“反映”并“反思”教育现状，为一线教育者提供借鉴，为专家和主管部门提供“前瞻建构”和“如实决策”的第一手资料。
    教育科研面对的是个性纷呈的人和丰富多彩的教育生活，因而，教育科研不能是纯科学的（如对物品），不能是纯理论的（想当然“演绎”）。研究的对象是变化中的成长中的人，研究的内容是“学习共同体”的“共同教育”，因而，教育科研有别于一般的科学研究，它需要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的品质——用一个大写的“爱”字去阐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用一个大写的“人”字去构建“必要的乌托邦”（理想的教育）。
    教育科研的人文品质决定了教育科研应当“以人为本”，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都应该是“人”，是“人的发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更要注重探究教育的可持续性——“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发展、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应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人本化的教育科研自然地要求研究本身也是人本化的。不能因功利而“虚化”或“泛化”，也不能因某种外因而“强压”或“强求”。研究要有层次性，要不拘一格，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既要鼓励教育服务者（管理者和教师）积极探究，也要吸引教育消费者（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既要支持课题研究、协作研究，也要鼓励“个性教科研”“愉快教科研”，只有把教育科研做成不设藩篱的“大科研”——生活科研和社会科研，基础教育科研才能焕发创造的活力，才能更具“人气”和“大气”。
    不要让论文成为一种不痛不痒的“告诉”，更不要让论文成为一种哼哼哈哈的打诨。须知，论文的优劣不在于“文本”，而在于思想，在于能给人阅读的愉悦感（如对话，如交流）、给人研究的兴奋感（有启迪，有激发），而因论文要“真实地描述现象，诚实地表述思想”，“真实地揭示现状，真情地建构理想”。只有准确地揭示问题，自由地表达思想，论文才能充满科学、人文气息，才能富有真知灼见，既给人启迪，也给人“理趣”与“美感”。
    不要再闭门造车了，不要再故作高深了，扯大旗，放空炮，摆花架，发闷声，绝不是教育科研的本来面目！教育是诗一样的事业，因而教育科研也应该是充满活力和朝气的“诗一样的工作”。

青年教师开展教育科研“六点法”

                                                                     凌 子

    教育科研对拓展视野、提升境界不可或缺。特别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学习社会”，教育科研的健康开展，对增进教学智慧、促进教师成长将起到“革命性”的“提速”作用。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不无鼓动地劝勉学校管理者要“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
    对于教育科研，青年教师一要敢问津，二要敢探索，三要敢创新。结合自身实践，谈几点入门做法。
    一、视界高一点
    教育科研来自于教育实践。师生心灵的交流、课堂教学的互动，都可成为一线教师进行教科研最“鲜活”也最“拿手”的素材。因此，教科研并不神秘，更不是高不可攀。
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之其中。”初涉教科研领域，宜读一些经典的理论著作，看一些具有“储藏价值”和“穿透力”的名家专论。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的教科研才有高度、力度，也才会有日后的发展和“大气候”。
    以前瞻的眼光去观望教科动态，以开放的姿态去感受教育新潮。只有与时俱进，教育科研才有生命力，根于校园、课堂的一线教科研才不至于短视和琐碎。
    二、落点巧一点
    教科研的开展特别是论文的撰写，需要“根基”——实践；也需要灵感——创造。起点要高，基点要实，而落点则要“巧”。
    换个角度思考。如对“提问”这一现象的探究，传统的、惯性的思维是教师如何巧妙设问有效启发，这样的阐述，踏步在“教”的层面，很难别开生面。但如果切换到“学”的角度，从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背景出发，那么“老生常谈”或可蹊径另辟，风景殊异。
    换种理论建构。对缤纷变幻的教育现象进行探索总结，离开理论的“支持”，是很难做到高屋建瓴的。因此，当我们开展课题研究时，要善于选择“支持”理论。如对差生成因的研究，以认知论作支持和以建构主义理论作支持，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如果大胆（其实是有足够的科学依据的）换成弗洛伊德的学说去探究，那么，你的一篇“青春期学生成绩起伏原因的初探”或许会让人刮目相看。
    换个说法表述。拙作《讲点“考法”》，是在“减负”背景下写出的，乍看似乎悖时。此时如果一味犟着脖子吼“要考试”或“不要考试”，我想十有八九会让编辑大人嗤之以鼻。在讲明“考试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后，笔者话锋一转，特别提醒教学者要正视现状，要在研究教法、学法的同时，主动地去研究一下考法，同时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素质教育呼唤素质考试”这样一个理念。“试”照考，但说法一赋新意，“考试”也就自成境界。此文为《江苏教育研究》全文刊载，《教师报》则作了摘要刊发。
    三、内容实一点
    教育是根于生活、充满诗意的创造，教育科研理所当然也是有血有肉、生机盎然的。不要追求空洞的高调，不要迷恋时尚的术语，特别在起步阶段，玩空架子，搞概念招贴，“云头里翻筋斗”，于人于己都是十分有害的。只要翻翻教育大家的文集，你就会觉得“大道理”、“新理念”其实都是很实在，很亲切的。它们是生活浪花的采撷，是教学智慧的闪现，是教育实践的升华。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的“活的教育学”、陶行知的“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研读起来，无不使人如坐春风。
    注意个案的整理、“信手”写点教后感，这对于教学的改进和教科的入门都有实实在在的帮肋。
    1999年度，我在吴江市和苏州市两级评课赛中，均获得高中语文组第一的好成绩。事后，就以这两堂较为成功的参赛课，撰写了一篇《课堂，呼唤激情》的小论文，切身体验，“秉笔直书”，一下引起同行共鸣。此文为《苏州教育》刊用，后又获得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奖项。于此，我要对初写论文的教师说，我们不要害怕谈不了系统的理论，不要为开不出漂亮的“参照书目”而羞愧，只要作了“自己的思考”，写出了“自己的东西”，那么，“正宗”的教科研就离我们不远了。
    四、笔法活一点
    有的人一搞教科研，就阵势摆足，欣欣然，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我在搞教科研啦”；而有的人则始终顾虑重重，惶惶然，老在追问“我是搞教科的料吗”“我的文章像论文吗”。前者气躁，坐不得冷板凳；后者气虚，做不了大学问。
    我们说，生活是活的，教育教学是活的，构建其上的论文完全没有必要老气横秋，铁面孔一副。死要面子，端臭架子，生吞活剥，故作高深，这样写成的论文到头来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伦不类，使人读着味同嚼蜡。论文要“活”，除了材料“活”、观点“活”，笔法也至关重要。
    首先题要活。活题就如俊眼，让人一看就情不自禁。笔者曾写过一篇有关“读写结合”的小论文，这样的内容，对于语文教学来说，可谓论者纷纭。此文初名“挑战阅读”，后改为“链接读写”，被江苏《成才导报》迅即刊用。之所以如此神速，我想题活，特别是题目中“链接”一词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
    其次小标题、“说法”要活。被《教师报》以要目形式刊出的拙作《提问，亮出你的个性来》，沾光的恐怕也是一个“活”字。此文话题——课堂提问，无疑是个陈年旧题。旧题要出新，观点、角度当然重要，但“文本”的焕然一新，效应也是非同一般。此文提出：提问除了要有针对性、思辩性，还要有气质性（即教师的提问要有个性）。一堂好课当有如是“三问”：开头一问——要引人入胜；中间一问——要别开生面；结尾一问——要余音绕梁。因为言辞活了，文章也就被编辑宽容笑纳了。
    最后，再与初涉教科研究的青年教师共勉两点：
    一胆子大一点
   “初生牛犊不怕虎”，轻装上阵，无牵无挂。大胆投稿，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特别要珍视来自于切身体验的“直觉”和第一手资料。
    二心态平一点
    不要急功近，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期望过高，不要老是抱怨。时间不够，总可以挤；条件缺少，也可以自己创造。教育科研弥足珍贵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探索、一种积累。有了这一些，面包和收获还会少吗？
                                                   （本文原刊《苏州教育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