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生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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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生日的反思



                             【英】伯特兰•罗素
  人一到80岁，便被认为大部分该做的事已告完成，而所剩的已不是那么重要，这应是持平之理。自从孩童时代开始，我的生命便献给两个不同的目标，两者在一段长时间里一直是各自独立的，直到近年才合而为一。一方面，我要寻求是否任何事情都能够被掌握；另一方面，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直至38岁，我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注在第一项工作上。当时我一直为怀疑论所困扰，甚至不得不被迫作出一个结论，即所谓的知识，大部分是要受到合理的怀疑。
    我需要的是确定性，多少像人们向往宗教信仰的状态。我当时认为数学比起其他知识更有希望找到确定性，但随后我却发现，老师希望我接受的许多数学论证充满了谬误，如果确定性真的可能在数学中找到，那势必将是一种比迄今被认为有足够牢靠的基础的数学更为扎实的新数学。
     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持续进行，我不断地想到关于大象与乌龟的寓言。当一头支撑着数学世界的大象横空出世之后，我却发现这头大象开始步履蹒跚，于是便想象着让一只乌龟阻止大象跌倒，但是乌龟也没有比大象安全。历经20年的挣扎与努力后，我终于明白，我完全没有办法可以让数学这门知识不受质疑。
     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的思考开始集中在人类的悲苦与愚蠢上面。在我看来，不论是悲苦或愚蠢都不是人类生命不可避免的部分。只要人类在这段时间内不自我毁灭，我坚信，才智、耐心与说服迟早将引领人类挣脱自我强加的折磨。
     基于以上的信仰，我在思想上一直拥有某种程度的乐观性，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乐观愈来愈淡化，而感到满意的议题也更为遥远。
     但我仍强烈反对那些宿命地认为人类生来就是烦恼不断的人的观点。造成过去与现在的不幸的原因也不难确认。因为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不当掌控，造成今日的贫穷、传染病蔓延与饥荒不断；因为人类对于其他同属人类的人的敌意，引发了战争、压迫与折磨；恐怖的苦难为悲观的宗教信条所助长，导致人们陷入深度的精神冲突，使一切物质世界的繁荣显得无济于事。所有这一切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人们都知道克服一切不幸的方法。在现代的世界，如果整个社会都感到不快乐，那是因为人们选择了不快乐；更确切地说，因为比起快乐甚至生命，人们对无知、习惯、信仰和热情更为珍视。我发现许多生活在现今危险时代的人，似乎更钟情于痛苦与死亡，一旦提到希望反而会激怒他们。他们认为希望是非理性的，他们滞留在彻底的绝望中面对事实。我不能认同这些人的行径。要在我们的世界中保持希望注定是有求于我们的才智与活力的，而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通常都缺乏活力。
     我生命的后半段生活在人类历史上诸多痛苦时期之一，时局变得更为恶劣，过去看来最可靠的胜利如今已成过眼云烟。而在我年轻的岁月里，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以为自由和繁荣可以伴随着有秩序的过程，逐渐散布至全世界；希望残酷、苛政与不公平相继消失。难得有人为惧怕战争而担忧；难得有人会想到19世纪竟成为过去与未来野蛮时代的短暂过门。
     生长于当时快乐时代的人们，实在难以适应现今的世界，不仅在感情上，理智上更是如此。过去被视为“恰当”的观念如今已显得不合时宜。一些事情的发展方向已证明珍贵的自由已难以为继。至于其他趋势，特别是关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过去所珍视的自由如今成了灾难的不可逆的源头。如果世界要从目前濒临毁灭的状态抽身而出，那么新的思考、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是必须要的。
     我无法佯称自己对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所作所为具有任何重要性。依靠教条主义以及明确的信条，是比较容易获得巨大影响的，但是我无法相信人类需要压根儿就是刻板或教条式的东西，我也不会抱着丝毫的诚意去相信任何只针对人类生命中某部分或某方面的偏门教条。有人认为所有的事物都要依赖制度，只有良好的制度才能为人类带来福祉。而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人类真正需要的是改变自己的内心，所以比较起来，制度是不怎么重要的。
     以上的观点我都无法认同。制度塑造性格，性格转化制度，两者必须同步前进。个人若要保留首创精神与弹性应有的分寸，他们不可以被迫去遵从一个僵硬的模式；或换个比喻的说法，不应对人通过灌输一种想法使他们成为一支大军。多元化是相当重要的，尽管这排除了对单一信条的共同领受。然而在艰难时势下去宣扬多元化是很费劲的，也许要等到人类从痛苦的经验中得到更多教训后才能够起作用。
我的工作即将接近尾声，而我能够对自己的工作作整体回顾的时刻已到。那我到底有多成功？又有多失败呢？从小我就考虑自己要献身于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61年前，在某个寒冷而阳光耀眼的三月天，我踏着地上的融雪，独自漫步于柏林西面的蒂尔加滕区，当下我就决定撰写两个系列的书：一是抽象的，而后逐渐具体；另一是具体的，而后逐渐抽象。藉着演绎推理把纯理论与一种切合实际的社会哲学结合起来而圆满结束。目前除了最后的结合仍然把我难倒之外，这些著作已告完成。这些著作都受到欢呼与赞扬，许多男女的思想也收到这些书籍的影响。就这方面而言，我算是成功了。
     但是与此对比之下必须提出两项失败，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
     先从外在的失败开始谈起：蒂尔加滕区如今已是一片荒芜；我在那个三月的早晨进入该区所经过的勃兰登堡门已成了两大敌对阵营的边界（指柏林墙），彼此穿越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屏障怒目而视，无情地摆出要毁灭人类的架势。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相继向所有我认为美好的事物提出挑战，而为了挫败他们，他们的对手竟丧失了绝大部分曾设法去维护的东西。自由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容忍也被迫披上背叛的外衣。过去的看法被断定为毫不相干，而摆脱苛刻严峻的教诲不会博得敬重。
     至于内在的失败——对世界来说可能无足轻重——已使我的精神生活投入一场永无止境的较量。我抱着多少像宗教般的信仰从柏拉图的永恒世界中出发，数学在这个永恒世界里闪烁出有如天堂的最后诗章般的绚丽。但是我得到的结论在这样的永恒世界中是微不足道的，数学不过是以不同言词说明相同事物的一种技巧罢了。
     我带着爱、自由与勇气和不必用战斗而征服世界的信念出发，但到了最后我竟然支持了一场痛苦而可怕的战争。就这些着眼点而言，我是失败的。
     然而在一切失败的思想负担之下，我仍然意识到某些我认为是属于胜利的东西。也许我的真理认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真理是存在的这个想法并没有错，而它是值得我们去拥戴的。
    我认为人类通往一个自由与快乐国度的路程比目前表现出来的要短（编者注：这话不太好懂。我理解，罗素的意思是，他意识到，人类通往一个自由与快乐国度的实际路程，要比以前他乐观估计的路程漫长得多），不过我认为有可能出现像这样的世界的见解也没有错，而促使这种可能性更为接近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去承受的。
     我一生都在追求一个愿景，包括个人的与社会的。就个人而言，为着什么是高贵、什么是美好与什么是平和的事物而操心，在更多单调的日子里给智慧提供“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机会是有必要的；至于社会方面，想象一个有可能被创造出来的社会，其时所有人在自由中成长，仇恨、贪婪与嫉妒逐渐消失，因为它们找不到润土。
     我所相信的这些东西，以及这个世界--尽管带来恐惧--都使我屹立不动。
                                                                                            (摘自《罗素回忆录》一书，希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