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育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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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育三十年

唐  建 新

     

     渐新堂：参加在澳门举办的两岸四地同文异教语文交流活动，听到陈先生的对大陆语文评价的“震荡”说，联系最近读曹光灿先生15年出版至今仍然具有理论探究锐气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新探》，觉得有必要将曾经写过的文章整理一下重新贴出来，以引起有兴趣者的思考。

     列/宁说，“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如何看待今天的语文教育，的确有必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尤其不要忘了近在咫尺的才发生过的30年的历史，这就是重新贴出的一点缘起。

     从粉碎四人帮算起，中学语文教育走过了三十年的艰难路程。

     七十年代末，大家怀着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都统统夺回来的急迫心情，开始了只争朝夕的语文教学改革和研究。从十年制过渡到十二年制，从省编教材以毛鲁迅以及社论等充满无产阶级斗争火药味的文章为主，逐渐转移到全国统编教材以反映工农兵历史主人翁的时代精神的文章为主，再到八十年代初的强化“知识就是力量”，把过去的荒芜了的知识尽可能一股脑儿倾泻给学生，希望他们一口吃成胖子。

     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出来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直接对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把语文也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思想禁锢，发自肺腑的呐喊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一定要“把语文课上成工具课”，“语文课要有语文味”。

     到八十年代中期，各种各样的语文教学改革风起云涌，出现了万马奔腾百花争艳的喜人态势。于漪的情感教学、章熊的语言思维训练、钱梦龙的“三为主”教学、黎见明的“导读”教学、张孝纯的“大语文”教学、蔡澄清的“点拨”教学、欧阳代娜的“初中语文能力基本过关”的教学，宁鸿彬的“卡片”教学、陆继椿的“一课一得，得得相连”的教学，魏书生的“知识树”教学等，在全国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不仅语文学科内，就是跨学科的一些教学改革的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全国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积极追捧，如黎世法通过对约6000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过程进行调查归纳得出的“六课型单元教学法”、前苏联沙塔诺夫的“纲要图表教学法”，以及查有良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与教育科学》等，对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也如沐春风如坐春雨，贪婪地从这些新的理论及方法中寻找语文教育多快好省的有效途径。

     国外语文教育的一些资料也开始断断续续被翻译介绍进我国，这方面的杂志和一些专门的小册子（单行本）开始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八十年代有两本关于语文教育内容与测量内容研究的书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是四川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全省近200人参与研究整理的《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研究》，对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十二本教科书的内容体系进行了长达三四年的研究，提出了语文教育应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避免重大的遗漏”的观点。一本是章熊等先生出版的《高考写作能力分类研究》，提出了作文能力认定标准的一些理想。

     教材编写上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编写出了重点中学试用的初中《阅读》《写作》分科教材，1987年编写出了重点中学高中试用的含《文言》《文学》《文化》的分阶段分科教材。广西教育学院也编出了以语文能力为主线的初中语文实验教材。

     不应该忘记的是1987年国家委托广东省开始了高考标准化考试的试验。广东实验中学的罗易和广雅中学的黄永光成为了我国高考语文标准化思考命制试题和模拟试题的带头羊，让西方的标准化测试方式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一些人则以为中国的语文考试从此走上了国际上通用的科学化道路。1989年开始在全国卷中出现客观选择题，其分值最高时达到了40%（即60分）。但是，选择题一出现，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认为不符合中国汉语实际，不能够考查出思维的过程，很快选择题的比例在语文试卷中逐年逐渐下降，现在一般为20%（30分）。

     在过分急迫进行知识细化以及追求学科科学化的道路上，大家遭遇到的是师资差、内容多、体系旧、知识碎等问题，与语文教育的实际很不相容。因此，八十年代中后期就有人喊出了“淡化语法淡化文言淡化文体”的口号。

     在减轻过重学业负担的要求下，删减了高中的所有逻辑常识的知识短文、删掉了一些初中的内容，制订了基本篇目的课文范围，初中文言文教学只要求读读背背。

     以上的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基本上去掉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力求探讨出我国语文教育的相对科学的方法与路径。

     这些语文教改和语文教研的认识和成果，基本上被收进了《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稍后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成为了国家意志和全国语文教育的共识。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是进一步“非政治化”和“淡化语言知识”，强化了语文听说读写的能力训练，具体标志就是知识被规定为64点，而且“48项语文能力”被列进了教学大纲。

     由于还没有真正深入语文课程的内容研究和学科性质的研究，以上的各家各派的教学改革从局部看也的确曾经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但是，仍然难以经受住时间的淘洗。

     1990年代初，《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大纲》随着义务教育的逐步推开，全国一套教材统天下的局面再次被打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司长后来成为国家副总督学的王文湛及课程教材中心的游铭均主任（曾在北京景山学校担任多年校长）负责对全国的中小学教改进行业务上的统筹，先后在全国组织展开和审定了八套半义务教育的教材编写工作。
      这给全国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语文教育工作者极大的鼓舞，似乎教学大纲从实践中提炼出来了，教材也开始体现各个地域的差异了，我国的语文教育从此开始走上了既有本土特色又有接轨国际的现代观念了，接下来的就只剩下踏踏实实地去落实了。
      各个地方开始了语文教学大纲的学习与培训热潮，教材学习与培训热潮。64点知识48项能力开始成为初中语文教育的科学推进的线路图。高中虽然没有及时推出教学大纲，之后不久也慢慢拿出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一些地方也依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语文教科书自行梳理出了各个单元的语文教学重点，包括教科书附录中的三篇文学史常识，合起来称之为“高中语文教学90高地”，即90个语文能力训练重点，认为只要掌握了这些教材中的单元能力重点和所附录的文学常识，就能够基本达到合格的高中语文毕业水平。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语文教学研究没有了八十年代的繁荣与热闹，呈现出的是一种逐渐冷却的缺少争论缺少新锐缺少新的说法的语文教学流派。
      全国语文教学研究的关注热点开始投向了高考中考，开始出现了教学大赛。以语文报杯为代表的全国每两年一届的赛事得到了广大一线语文教师的欢迎，也得到了各个省教育厅教研室的支持。
      但是，一些来自一线的如特级教师陈钟梁于漪等首先就标准化考试等提出了一些质疑，尤其是中青年语文教育工作者如陈军韩军李海林等的声音也逐渐生发了出来，我们十多二十年的语文教改之路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这样坚持走的道路太偏重方法技术，还能够走得通吗？外国的语文教育经验似乎不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传统语文教育我们丢掉了些什么宝贵的东西？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是不是缺少了基础性的研究，如实用常用汉字的研究？对高考的命题与答题技术的研究也日渐精细，日渐走向枯萎，也有人（唐建新1995年）喊出“高考到底应该考什么样的语文能力”的声音。
       由于一些权威学术机构以及一些权威人士如第一批著名特级教师们相继退休与缺少参与，九十年代的研究与呐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慢慢的进入低迷的彷徨状态，一些高校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如顾黄初李存葆陈志祥等把精力放到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的研究、我国20世纪语文教育资料的研究。一大批一线的特级教师骨干教师及地县教研员则随着市场需要进行了大量的精细的语文备考资料的研究与巨大精力的投入。
      语文教学及语文考试被推到了一个极端，很多问题的批判被集中到了高考语文试题。1997年，高考语文的写作是小新背残疾同学小牧上学的材料作文，被中宣部长丁关根充分肯定，要求中央大报刊登全国100篇优秀考场作文。结果，考场作文还没有来得及刊登完毕，《北京文学》发表了王莉的采访手记《语文教育忧思录》，文章大量引用了作家学者中学特级教师王蒙钱理群顾德希等以及大学学生对当时高考语文试题的尖锐批判，拉开了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帷幕。当时的讨论中最尖利的声音是社学学者洪禹平发出的“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的抨击，说什么高中毕业了连城市规划都不会写；也有人要求中学语文应该以文学教育为主，高考应该恢复到就考一篇作文，等等。
      尽管批判的言辞过激要求不太符合高考以及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的实际，但是问题是被揭痛了，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高度关注，要求成立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或工作组展开深入研究。结果，该工作组还没有怎么正式开展工作，数学、英语、物理、生物等各个学科对当时的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式都先后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自然就不可回避的拉开了序幕。
      1998年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开始组织课程改革的启动，由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朱慕菊副司长和曾经担任高校教科所副所长的刘兼负责统筹指挥。语文课程标准研究制订组的组成与过去的教学大纲的人员组成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过去是编书的与教书的人来制订语文教学大纲，现在是以高校的博导为主外加少量的编审和特级教师组成研制组。于2000年拿出了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稿，实际是课标的投石问路的纲领性文件。2001年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4年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与过去相比，这一次的全国性的语文教育法规性文件，从某种程度上吸纳了传统语文教育经验和国外母语教育理论，与过去的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虽然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但是理性色彩明显加强，在学科性质上也吸纳了大家的研究认识，将工具性人文性并举，并提出了“语文素养”的新概念以适应发展从而逐步取代过去比较外显的“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对语文教育特点的把握上增加了汉语性与母语性两大过去缺失的特点，初中的综合性学习、高中语文共同基础和个性发展、必修与选修课程的开设，都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母语教育的科学认识和理性把握，对实践正在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强劲的语文课程改革之风在神州大地猛烈吹刮，对高考一统天下，教材一统天下的僵硬局面起到了不少的软化作用，初中由最初的三套到后来的10余套，高中的5套实际推开的4套语文教材，都各具特色，在不同的地方试用着，接受着实践的检验。
      这近些年的语文教育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语文课程标准在进行，学习领会运用者众，提出质疑进行批评者寡。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没有参与高中课程改革或者比较滞后参加初中课程改革的地方出现了一阵阵的语文教育课程改革的出书热论文热，没有下水参与课改的人撰写指导课改的论文连篇累牍不断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教导着课改实验区的语文教育工作者。高等学校的扩招，尤其是研究生的扩招，使得符号越来越重要，发表论文成为了研究生们的主要符号。我国21世纪以来的语文教学研究文章，出现了大量与一线有些隔膜的高校文章，而在课改一线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呼声反而一年比一年微弱了起来。
      在这重大的语文学科转型的历史时期，另一种语文教育研究的技术主义的倾向也比过去更加精细精美的出现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不少语文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年轻教师的眼球。对教学过程的方法、环节、乃至细节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学科性质和教学内容的关注，超过了对学生语文素养形成的关注。
      语文课程改革实践的展开，越来越在呼唤着更加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的语文课程改革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研究，难道中国的母语教育就只能够在匆忙之中在没有基础理论的牵引之中在打比方的“工具性”和无所不包的“人文性”之中继续下去吗？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文明程度，的确是应该冷静下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语文教育的基础研究了。

      三十年的语文教育及语文教育研究在呼唤着语文理论的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