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基会长蔡元云：做一个有中国魂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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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基会长蔡元云：做一个有中国魂的中国人 　2012年05月11日　 作者：杨桂青 黄金鲁克　　

“做一个有中国魂的中国人” ——访香港青年发展基金会会长蔡元云先生 图为蔡元云先生 　　能否做好青少年工作，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港澳台地区均把青少年教育视为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并且积累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宝贵经验，值得内地学习与借鉴。日前，香港著名青少年工作者蔡元云先生因公务来京，本报记者借机对其进行了专访。 ——编者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黄金鲁克 　　近几年，蔡元云先生在内地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作为香港特区四川重建督导委员会医疗康复小组成员，他一直在关注汶川灾区的青少年心理问题。他任会长的香港青年发展基金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的“培育卓越生命”项目，也在进展之中。他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合作，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成长向导与生涯发展支持项目”、“外来务工子女健康发展研发项目”，帮助很多孩子找到了成长的目标和力量。　 　　“蔡医”，是香港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尊称和爱称。因为39年前，他曾经是医生，后来放弃医生这一待遇优厚的职业，投身青少年工作，至今不改，而且还要继续做下去。他，还是香港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　 　　在蔡元云先生来京对北京青少年工作者进行培训之际，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以期从他的经验中汲取教育灵感。　 　　“你内心有一团火是为年轻人燃烧的”　　　 　　记者：蔡先生，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在加拿大拿到医学博士学位，而回到香港后，又在中途义无反顾地放弃从医并转身青少年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您最初是怎样作出这种抉择的？　 　　蔡元云：我1971年在加拿大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香港行医5年。我大学前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英国教育。在英国殖民地下，香港是没有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　 　　后来到加拿大，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是中国人。那时，加拿大人刚刚开始寻找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开始拥有自己的国歌、国旗，开始摆脱英联邦的阴影。后来，一些外国人用很标准的普通话给我讲国家的故事。我很奇怪，为什么这帮外国人比我更了解我的国家？那时候我突然有了点觉醒，意识到我是中国人。　 　　记者：您“弃医从文”，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吗？　 　　蔡元云：鲁迅先生对我有影响，因为鲁迅先生是中国魂。在他们那一代，中国被列强瓜分，整个政治经济状况有很多让他看不过眼的东西，他写《阿Q正传》、《孔乙己》等，很有风骨和中国心，而且敢于讲话，是我很羡慕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有良心、讲真话，而且对自己的身份很认同。他到日本念医学，但在日本醒悟过来，医学不如文化对国家有影响。在加拿大，我有一种身份的醒觉，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又回到了香港。　 　　记者：香港突破机构的苏恩佩女士对您选择从事青少年工作是否有影响？　 　　蔡元云：当然有影响。苏恩佩是一个很特别的中国人，她在美国学成后放下感情，回到亚洲并成为很出名的作家、编辑。后来，她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年轻一代如何为香港发展作出贡献，因为香港上世纪70年代经济比较发达，但年轻人的价值观开始动摇。于是，她创办了《突破杂志》。　　　 　　我和她相遇在香港。她问我是否愿意加入青少年工作，我说，我很喜欢医学专业，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她说，但你内心有一团火是为年轻人燃烧的。这是真的，我回香港后，很多学校邀请我讲授和年轻人有关的课题。所以，1973年开始，我决定上午在医院，下午在突破机构，从而开始了我的青少年工作生涯。　 　　记者：您在“突破”机构做了哪些工作？　 　　蔡元云：我们在突破机构作的研究是“根”，我们的根就是生命。第一个“根”是“植根香港”，就是肯定香港的孩子是香港人，不要轻看这个城市，要敢于承认自己是香港人。第二个“根”是“寻根中国”，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国家。当初讲“寻根中国”的时候，很多人是抗拒的，因为香港人都拿不同的护照。但无论什么护照，都是“美籍华人”、“加籍华人”……都有一个“华”字，这也是我们永恒的根。第三个“根”就是“扎根永恒”。我们的工作是三个字“植根香港，寻根中国，扎根永恒”。　 　　香港刚刚回归时，就出现过香港有没有“根”的问题。无根的一代，就是没有生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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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没有想过放弃”　 　　记者：您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青少年工作，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放弃？　
　　蔡元云：最大的困难来自我的父亲。他认为我是蔡家第一个念大学和念医师的，却去搞杂志，是不可理解的。好在我母亲支持我，她说服我父亲尊重我的选择。　
　　此外，我们当初是没有钱的，只是借人家办公室的一个小房间，而且只有两张办公桌。但从那时起，就工作得非常开心，因为很多人愿意做志愿者，突破基金都是志愿者捐献的。后来，我们发展到在香港大概有220个全职同事，并发展了一个青年发展基金。所以，我真没有想过放弃。　
　　记者：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对您的工作很感兴趣。　
　　蔡元云：对，这个很奇怪，在我意料之外。因为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的民间团体，没有政府资助，原本以为政府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存在。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一个政治组主任曾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做中央政策组非政府组的顾问，主要负责青年政策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的4家电视台联合要求董建华特首向全香港宣讲他的施政纲要。这是董特首上任后第一次政策公开，他邀请4位社会人士对他的施政纲要作公开响应，其中一位是金融界人士，一位是研究政府政策的人士，一位是记者，最后一位是我。　
　　我的响应，相信董特首意料不到。他说，香港的教育出现了问题，要改革教育方向。我响应道，香港的老师很疲劳，应该把空间好好给他们，让他们定位清楚一点，因为老师是教育中最关键的因素。我的响应就是这样。后来，新的中央政策组主任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决定还是让我做顾问。　
　　记者：香港回归后，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蔡元云：在1997年之前，突破机构向当时的香港政府申请了一块儿地。1997年之后，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就成立了突破青年村，培养香港和内地21世纪的仆人领袖。我们发觉，之前香港不敢有计划超越1997年。但我说，年轻人95%都会留在香港，所以一定要超前一点，不要认为1997年后香港就没了。　
　　记者：董建华特首对你们的工作持什么态度呢？　
　　蔡元云：在那段时间，我就发觉董建华知道我的存在，他特意来看望青年村。他很感动，因为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想将来怎么贡献社会。后来，他对我说，青少年很麻烦，又要自杀，又要跳楼，你为什么做这么多年还在做？我的响应是，一般人只是看到年轻人黑暗的一面，我却是看到他光明的一面。我不是看他受什么伤，有什么不对，我是看到他们有很多潜质的。所以，我对他们很有盼望。他说，难怪我每次跟你谈话，都感觉很有盼望。后来，我又担任了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　
　　记者：您提到过，要做好青少年工作，政府官员和青少年对话是必要的，为什么呢？　
　　蔡元云：我任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时，在香港18个区都成立了青年论坛，让青年人有机会发表意见。但是，我要求年轻人不能只提出问题和批判，还必须通过研究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然后，我把教育官员召集过来与青年对话，从而把年轻人的意见纳入政府政策制定中来。这样，年轻人也会觉得政府尊重他。因此，政府高官和青少年对话是必需的。而且，青年政策不能只在图书馆里做研究，还一定要跟年轻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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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灵魂的卓越非常危险”　 　　记者：您反复强调生命有可能，生命是什么，卓越的生命又是什么？　
　　蔡元云：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没有灵魂的卓越》一书指出：在21世纪，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学科有专业的知识储备与研究，但仍然需要不断跟进，所以我们需要卓越。而且，每个人有不同的卓越。例如，刘翔的卓越不仅仅表现在体育方面，还表现在坚韧、良性人际关系和承担能力等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医生，是“非典”时期亚洲的英雄，但他另一个卓越是在临床治疗时能够把爱传递给病人和同事。　
　　一些人追求知识和技术的卓越，这些是专业的卓越，但是没有灵魂的卓越很危险。例如，我们这些年在北京做外来工子弟进城之后的课题。我们主要做的是：第一，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让他们拥有城市公民的身份意识；第二，给他们生命力，让他的生命素质得到提升；第三，提供生产力，让他们有足够的装备贡献北京。天生我材必有用，没有一个没有用的孩子，先天性可能身体有残缺，但仍然可以贡献家庭与社会。所以，生命是有可能的。　
　　记者：我们能感觉出，您在与青少年交往时，对他们倾注了很真诚的爱。　
　　蔡元云：其实，影响我的，除了鲁迅先生，还有冰心女士。她的灵堂上只是一句话，“最大的就是爱”。所以，在灵魂里，最重要的还是爱，人与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管理者与人民之间，都是一定有爱的，爱很重要。　
　　记者：您常年和青少年打交道，最享受的事情是什么？　
　　蔡元云：最享受的是，看到青少年真的在改变，特别是他们的精神面貌在改变。无论我在香港，还是在内地，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青少年都有一个梦，都有他们的长处。只要你跟他们同行，就可以帮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我们提出“敢梦、敢爱、敢飞”，“敢飞”即冒险。无论社会感觉他们多么不成功，比如说吸毒，但只要他们感觉到有人在相信他，在陪他同行，他是可以起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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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更比一代强”　 　　记者：您曾把新的一代称为“Y2K新人类”，内地现在也不断涌现80后、90后，甚至00后的说法，您怎么看这些“新人”？　　
　　蔡元云：“Y2K”指进入21世纪，不只是一个世纪，而是一个新的千禧年。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新生代的处境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我曾经用五个英文字母来描述他们的不一样，英文是“GBCDE”。　
　　G是Globalization,即全球化。　
　　B是Biotech century，即生命工程或者生命科学年代。它对人的基因突破有了新的看法，医生开药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不是心理治疗，而是基因治疗。　
　　C是Clash of civilization，即文明的冲突，也可以具体到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老一辈人出生、成长甚至死亡都是在某个固定的乡村，但下一代完全不一样，人口流动让不同文化的人走到同一个地方。例如，现在问谁是北京人，就很难回答。　
　　D是Dragon century，即龙的世纪。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在其著作《中国大趋势》中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体育、科技正在崛起，这些都是过去我们没有想过的。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怎样与全球互动，年轻一代与我们完全不一样。　　
　　E是E-generation，即数码的一代、网络的一代。我们过去的教学很简单，但现在学生一上网，就能与全球接轨，什么信息都有。而且，数码的一代很有创意能力和辨别能力，真的可谓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记者：年轻一代本身是否存在困扰？　　
　　蔡元云：当然会有困扰。他们感觉竞争大、感觉悲观、感觉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好工作。而且，我们这一代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这一代还是占据很多很重要的位置，让他们觉得很难出头。　
　　当生命充满困难与挑战时，要坚定地知道自己是谁。我对未来的一代是充满信心与盼望的，并相信他们会代表我们国家闯出一个名堂来。　
　　我的小同事明皓，在香港读完大学后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就来我们的青年基金会作研究。她爸爸最初也很恼火，为什么不去大学教书，偏偏来这里。她背起背包来到内地，这几年和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在民工子弟里做了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大家不要只听我们这一代的故事，也要听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就是你们要找的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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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宝”　
　　记者：您已经在香港和内地从事青少年工作达到39年，您觉得现在香港应该特别注意什么？　
　　蔡元云：首先，我们一定要放眼全球，具有国际眼光。香港有150年是殖民地，没有自主，所以香港在某种程度上先天处于逆境，而且什么资源都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只有2%的人可以进大学，现在也才18%。所以，很多香港人去全球念书，并吸收了不同文化的养分。因为香港是开放的城市，所以英国的文化来了，但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文化，而且日本、美国、印度、韩国等不同的文化在香港实现了交流，所以香港有它特别的地方。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不足。　　
　　其次，是尊重法制。　
　　最后，不得不提到香港精神，什么是香港精神？一是逆境中的自强，香港的资源有限，但竟在全球的创意中拿了很多奖，例如香港的电影、音乐等；二是国际上坚持诚信，包括在金融、工商业及教育等领域内坚守专业操守。香港流传下来的宝贵精神如何保存？其实，跨代可以交流。因为年轻一代的视野非常开阔，但上一辈也很厉害，他们之间是可以互补的，这样就可以把香港原有的精神保存下来的。而且，青年的国民意识比上一代强，特别是回归之后，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很注重国民教育。　
　　记者：内地应该向香港学习借鉴什么？　
　　蔡元云：不敢当。我来往于香港内地之间已经有15年了，我发觉我们国家真的有很多很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把这些忽视掉了，这是不应该的。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注意到要把传统文化保存下来。当然，传统文化有些地方也是需要修正的，毕竟时代变了，相信孔子活在今天，也会把《论语》的内容在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来配合当今社会的变革和需要。但是，很多还是很好的，比如孔子所倡导的人伦关系、老子《道德经》里的“道”、“上善若水”，等等。一定不要认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但同时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全世界文化各有其长处。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这个立场是很高的文化立场。　
　　所以，我从香港来内地学习，我发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宝。　
　　记者：这几年您接触到很多内地青年，您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蔡元云：他们的基础教育很强，文字表达、言语表达以及很多方面都很优秀，而且他们有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我们那一代，出国是被人看轻的。　
　　现在，我们念大学的机会很多，但一定要做一个有灵魂的中国人，有中国魂的中国人，有生命的中国人。而且，我们还需要卓越，因为21世纪对我们的要求真的很高。全世界都在进步，我们下一代也应该要不断进步。　
　　链接　
　　蔡元云1971年毕业于加拿大曼尼托巴医学院，获取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旋即返港，于播道医院行医。当时，因感香港青少年的困境和需要，于1973年与苏恩佩创办《突破杂志》。1976年蔡医生再往美国三一国际大学攻读心理辅导，学成后回港至今。于2001年被香港浸会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并于2006年被华东师范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蔡医生曾任突破杂志社长、突破机构总干事，现任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及青年发展基金会长。而“突破”亦从《突破杂志》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青少年文化、教育及服务机构。另一方面，蔡医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被香港政府委任为多个有关青少年政策及服务的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