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生——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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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杜道生——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作者：水纳百色
杜道生，我国著名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和古文学家，四川乐山人，生于1912年， 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专业，曾师承于钱穆、胡适、沈兼士等国学大师。先后在乐山、成都、大邑、新都等地任中学教师，1956年调成都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后从事汉语教育和汉字研究工作。1982年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巧妙地将汉字和物质结合起来，引起学术界轰动。



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

一、为什么我们要尊重和善待汉字
   公元前六、七世纪的时候，住在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给波斯人送去了一封信。这信很奇怪，是只包裹。包裹里包的是一只鸟、一只青蛙、一只老鼠和五支箭。这封信的意思是：波斯人啊，你们赶快离开，不要想同我们西徐亚人对抗。我们西徐亚人是不好惹的。难道你们能像鸟一样的在天空飞翔吗？难道你们能像青蛙一样在水里游泳吗？难道你们能像老鼠一样地在地下钻吗？你们没那样的本事。既然如此，你们就乖乖等着吧。实际上，这个包裹是一份外交公文。
  
   这外交公文竟是一封无字的信。为什么西徐亚人用实物来“写”信呢？因为他们没有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进行交际交流的工具。西徐亚人没有这种工具，便只好采用这种以实物来传递信息的没办法的办法了。这种实物传递信息的办法有许多毛病，如笨重、易变质等等，最大的毛病是表达意思不清楚。如西徐亚人的信，也可能被理解成相反的意思：我们西徐亚人的武器很少，没有力量同你们波斯人对抗，既不能像鸟一样在天空飞翔，也不能像青蛙一样在水里游泳，只能像老鼠一样地钻在地洞里，我们只好投降了。
   波斯人若这么理解，岂不是谚语说的猴子吃麻花——满拧了吗！实物既然有这么大的缺点，稍后的先民便发明用图画来表情达意，传递信息了。先民是怎么用图画来写信的，一时找不到例证，但可以从没有文字的部落用图画写信来证明上述设想。一八四九年，美国苏必略湖附近的俄基布市人给美国总统递交的一份请愿书就是用图画写成的，那“信”的左下方画的苏必略湖的形状，上面依次画了鱼、熊等七种动物，每一种动物就是一个部落的图腾。每种动物上都画了心脏和眼睛，用线条把七个心连起来，七种动物都把头朝右前方，也用线条连起来，一直连到湖泊的图形上。这幅画表示：七个部落一条心，请美国总统归还他们的苏必略湖渔业权。
   图画比实物信前进了一步，但表意也模糊，需要别人猜、何况画画并不容易，如果画得不好，读者更难捕捉画里的意思。如法国作家大仲马到德国旅游时，在一家小店吃饭，他不会讲德语，店里伙计也不懂法语。大仲马想吃蘑菇，就用画来表示，伙计看了画，点点头走了，一会儿伙计来了，大仲马惊讶地发现，店伙计送来的不是也想吃的蘑菇，而是一把雨伞。可见图画也不是很好的传递信息的工具。
   图画虽不是传递信息的最好工具，但是它在文字的产生上有不可低估的贡献。因为世界上有许多文字往往是从图画里萌芽的。人类为了交流思想，传达感情，将图画简化，使它们代表语言中的词，让它们具有社会公认的一定的读音和意义。从而创造了最早的文字。如我们的汉字里，最早产生的是象形字。象形字就是从图画里脱胎而来的。如羊字，最早是画一只整羊的图形，后来生产发展了，交往频繁了，人们没工夫画那么细致的画，便仅画个羊头来代替。再后来，画羊脑袋还嫌麻烦，就将线条进一步简化，终于创造了“羊”字。羊头上的两点便是羊角，下面的三横一竖，就是羊的脸孔的模样了。从画整羊到创造羊字，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创造、改进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文字的产生、演变的历史。字的读音、意义、形体固定后，人们的交流就有了一个工具。所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人们用文字来记录语言，开展交流，保存后世，传播远方，这便是文字的主要功能。
  
   上古仓颉为黄帝左史，生而四目，有睿德。见灵龟负图书，丹青甲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指掌而拼文字。文字即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
   ——《临汾县志
  
   中国的文字，其中“文”是单体。所谓“文”就是图案和符号通过象形和指示的方法造出来的，充其量不过400多个字。而文字中的复体，我们就称为“字”。人旁边加个“二”，就是仁义的“仁”。《说文解字》是上承甲骨文、钟鼎文，下接隶、楷的桥梁。
   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啊，是一个物质的宇宙。凡是物质，我们都可以用形体来表达。这个宇宙也是一个运动的宇宙。我们的先人看见太阳东升西落，就画了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来表示太阳。我们的文字就这么产生了。
  
   “汉字是一种'概念’视讯，由于人类百分之八十五的行为全靠视觉，经后脑视丘的神经原与大脑皮质层直接联系，其包容的感觉信息几达无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汉字'概念’的层层交错、联想、推理、判断，遂成为中国人智能的根本。”
  
   　　这样，中文作为一种“概念”式的图像文字，使汉字成为一种“生活艺术”。用在语言上，是传达表白的讯号；用在行为记述上，成为人际沟通的桥梁；用在生活用具上，又是装饰美化的表征；用在思想研究上，汉字又成为追本溯源的人类智慧的线索。由于这种多元功能，以至于不论时间多悠远、不论地域多广阔，任何人只要稍具汉字的认知基础，都可触类旁通，中华文化也因此代代延承。从以上角度说，如果中文文字赶不上科技文化的发展步伐，中华文化就会落伍，甚至断根。因为文化是“文字化育”，而文明则更是“因文而明”。汉字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若汉字不能传扬，中华文化亦随之而逝”。
  
  
   二 、汉字的历史文化信息
  
   许慎《说文解字》对文字的作用和意义的概括为“盖文字者……，
   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
   《说文解字》大概有9343个字，而它的注解大概有50万字左右，可见《说文解字》是何等博大精深。
  
   中国人每天都离不开汉字。可是您知道这汉字是怎么来的吗？您也许听过古代仓颉造字的传说，但仓颉只是一位神话人物。其实，我们现今能见到的最早汉字是甲骨文。甲骨文的主体符号约300个，汉字就是根据这些符号来回组合的。目前人们能认的甲骨文有1500字左右，后来有了铸或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金文有2000多字，到了秦代的小篆，约有8000多字。由此看来，甲骨文是我们认识古汉字起源的重要密码。但是由于甲骨文是在近代才被出土发现的，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探寻汉字的起源和字义，主要依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古籍。辨析和解释古汉字叫训诂学
  
   把古汉字分为动物、植物、天地、人体、两性、战争、民生、文化这8个大类来进行研究。甲骨文上的许多图形反映了古代的民间艺术，同时也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对大自然的敬畏。为什么要造字，就是与天、神进行交流，实际上是天与人的感应。然后把通话的结果昭示给大家，这才是文字产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为了写命令、公文、书信，也不是记录内心感受和发生的事件。这一点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神庙与陵墓的昭示是相同的。甲骨文是刻在骨头上的卜辞。要把观念转化为一种共性的经验，所以找生活中最生动的形象刻下来。比如“风”字，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怎么表现呢？在甲骨文上是画了一个屁股，再画一个点，古人认为风是一股气流。造“用”字，是屁股上加了根木棍，造“通”字，是在屁股上加了个三角，拉下去，就通了。古汉字基本上就是这么来的。
  
   文字不是上层人造的，而是我们的先民认识自我，认识自然，生存、生产、生活，沟通交流的需要。远古时代的老百姓跟今天的老百姓一样，关心的是过日子。那会儿的人由于生存条件所限，对两性和生育看得非常重要。
  
  
   三、汉字的发展和演变
  
   中国文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当今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上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中国文字在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文字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表意系统的文字，远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它已经是相当发达的文字体系了。
   甲骨文和金文
   距今约3,400年前到2,700年前的殷周时代，可以称之为"甲金时代"。甲骨文和金文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汉字体系，其单字的数量已达到4,000-5,000个，足以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甲金文字的构形，以既生动写实又简易明快的象形字、会意字为基础，大致上具备了后世归纳的"六书"体式。
   当时人们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这些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非常精致。
   它们经过几千年的沉睡，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发现地是河南省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一个村子，那里是当年殷商(第二十代国君盘庚)的故都。由于洹水决堤，冲出许多甲骨，人们以为是龙骨，用来当药材治病。翌年，一个叫王懿荣的商人对这些甲骨发生了兴趣，他赶到河南收集了许多，带回去研究。后来，刘鄂又继续收集，达到五千多块。于是，便有一些学者将其定名为"甲骨文 "。
  
  
   金文
   古文字学家对十万余片中的文字进行研究，发现骨甲文字的结构已由独体走向合体，有了形声字，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辨识了一千七百多个。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战国文字
   在殷商甲骨文和西周、春秋金文之后，汉字的发展到了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战国时代，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东周王朝的中央集权差不多丧失殆尽，就连文字，也是各写各的，所以各国的文字在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上都有许多差异。此外，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文字在这一时期比较普及，铸、刻、写文字的材料和范围有所扩大，除青铜器上的金文外，陶文、简帛文、货币文、玺印文等也大量出现。这就使得不同地区使用的汉字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宏观地看，战国文字可以分为"六国文字"和"秦国文字"两大系统。
   "六国文字"指的是韩、赵、魏、齐、楚、燕六国以及中山、越、滕等小国的文字，与金文相比，最明显的特点是笔画的随意简化，形体结构极为混乱。"秦国文字"接近正统的西周和春秋金文，比较严谨统一，后世称为"籀文"或"大篆"。
   由于各国和不同地区在文字书写方面的"各行其是"，造成了战国文字形体上的极大混乱，同一个字的写法大不相同。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田、■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载，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载，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占卜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基本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汉字里象形字不多。《说文解字》里象形字只有364个。汉代以后，一千多年来只造了“伞、凹、凸”等少数几个象形字，现在已不再用这种方法造字了。象形字为数不多，却是汉字造字的基础，后来的合体字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象形字构成的。例如“人”是“企、伐、侄、俭、仙”等字的构字成分，“贝”是“财、购、贸、狈、败”等字的构字成分，“马”是“驴、驮、驾、妈、骂”等字的构字成分。因此，从字源上了解象形字的形、义、音，可以帮助我们掌握一大批现代通用汉字的字义和读音。
  
   经过长期变化，很多象形字都变得不象形了，可是，汉字从产生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文字体系的大变动。在同一文字体系中，字形的变化是渐进的。因此至今有些汉字还留着一条象形的尾巴，仔细琢磨一下就可以看出它的影子来，例如口、身、耳、手、山、田、井、水、火、云、电、雨、伞、门等。
  
   前边谈的象形字是就字的来源来说的。有些字不管它的来源，单就它现在的字形来说，也有很强的象形性。例如“笑”，不管东汉许慎说什么“打竹板奏乐使人笑得直不起腰（夭）来”也好，也不管宋朝苏东坡说什么“用竹子打犬不可理解”也好，人们越端详它越觉得它喜眉笑脸的。“哭”字，不管有人说它是“犬的叫声像人哭”也好，人们越端详它越觉得它像个顽童在张口大哭。新兴汉字“乒乓”，不但像声，而且像形。后起汉字“甩”不是很像一只手用力往外扔东西吗？简化字“风”不是很像横扫落叶的狂飙吗？“喜”字不是很像人们张口喜乐的样子吗？
  
   古老的象形字是一种表形的文字。“象物之形”，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且不说抽象的意义无形可象，就是具体的东西，也不是都可以“象形”出来的。用这种方法构造汉字没法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汉字由表形向表意发展，于是指事字和会意字应运而生。
   表示抽象的、复杂的、不能象形的意义，终究是比较困难的。而且，真正抽象的意义，既然无形可象，也就指点所示——指事字
   像“一、二、三”等字和“上”、“下”等。有些指事字是象形字加象征性符号。例如表示树根的“本”，表示树梢“末”，表示刀锋的“刃”等。“刃”字，甲骨文是在一个“刀”的象形字上，在表示刀的刃口的地方加上一个点，指出这里是刀刃。这一个点就是指示符号，因而构成了“刃”字。《说文解字》说：“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
  
   指事字和象形字不同。象形字是一个独体实物的形象；指事字是在独体实物形象（象形字）上加指事符号，或者是纯粹的抽象符号。象形字的特点是“指点”，表意没有象形字那么明显，一般可以单独画出来的；指事字所表示的东西是抽象的，或者虽不抽象，却是局部的，不便单独表示出来的。用简单的符号难以“指点”出来。例如“休息”的“休”、“忍耐”的“忍”，这些“事”怎么“指”？所以，汉字里指事字比象形字还少。《说文解字》中，指事字只有125个。汉代以后，基本上没有再造指事字。
  
  
   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会意字
  
  
   符号表示意思的指事字并不是万能的，有时表达得很不清楚。于是我们聪明的祖先又想出了一个造字的办法：会意。以上这则文史故事，实际上是拿会意字相互开得玩笑，会意字是另一种造字方法。用符号表示指事字，有时表达得不清楚，于是我们的祖先就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物形体会合起来，从他们的联系或配合上表示出一种新的，通常是抽象的意义。这种造字办法叫会意。许多会意字是很有趣的，透射出先民们丰富联想和率真的态度。这也是后世文人墨客以字作游戏的基础。
  
  
   会意字如何会意呢？
  
   会意，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物形体会合起来，从它们的联系或配合上表示出一种新的、通常是抽象的意义。例如：把“日”和“月”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光明的“明”，把“鸟”和“口”合在一起造成一个鸟叫的“鸣”，把“刀”“牛”“角”三个字合在一起造成了一个解剖的“解”字。
  
   有些会意字的字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字，倒像个符号，其实是个古字的变形，现在我们叫它偏旁或部首。例如“家”字上半部分古时写的是屋子的象形。下边的“豕”就是猪，那时候，人和猪常住在一个屋子里，所以有猪的地方就常有人家。
  
   会意是为了补救象形和指事的局限而创造出来的造字方法。和象形、指事相比，会意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它可以表示很多抽象的意义；第二，它的造字功能强。《说文解字》收会意字1167个，比象形字、指事字多得多。直到现在人们还用会意的方法创造简体汉字或方言字，例如“灶、尘、国、孬”等。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合而的，组合的方式多种多样，交叉错综，这就是会意的方法所以“高产”、会意字所以多于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原因。拿“人”和“木”说：“人”和“人”可以组合为“从、众”等，“人”还可以和其他形体组合为“保、伐、戍、付、伍”等；“木”和“木”可以组合为“林、森”，“木”还可以和其他形体组合为“析、相、采、困”等。因为会意字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的会合，所以可以表示许多抽象的、用象形或指事的方法难以表示的意义。
  
   有些会意字，其造字之意颇能反映古人的某些概念，如“盗，上半部分“次”表示张口流出口水之意。下部分是“皿”，皿指盛食物的器皿。“盗”即古代之偷。如何用文字来表示偷的意思？古人用次、皿二字来表示：好吃的东西是偷的对象，这是一种颇为特殊的联想，由此亦见古人造字时表情达意，十分大胆率真，也颇具幽默感。在用字的时候，偷的对象自然不可能有固定的范围了。会意字有两类，一类是异体会意，另一类是同体会意。异体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形体的字组合而成，例如：莫、盥、典、鸣、休、焚、取、伐、跌、忐、忑等字；同体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形体的字组合而成，例如；林、森、晶、舜、颓、双、多、哥、从、比、赫、棘、众、磊等字。
  
   有些会意字是两个或几个同样的字素重叠组成的。二字重叠的多是左右的并列结构，三字重叠的多是塔型的上下结构，看起来像体操活动中的叠罗汉。例如三个“人”组成“众”；三个“火”组成“炎”；三个“木”组成“森”；三个“日”组成“晶”；三个“直”组成“矗”；三个“水”组成“淼”；三个“口”组成“品”等。
  
   有些会意字很难理解。据说，苏东坡就问过当时喜欢分析汉字的政治家和文学王安石。苏说：牛又粗又大，走路很慢，为什么用三条牛来表示快跑的“奔”？鹿又细又高，跑起来很快，为什么用三个鹿来表示粗大的“粗”？这两个字调换一下不更合理吗？问王安石张口结舌，答不出来。
  
   破体会意字
  
   会意字由于字形的变化太大，现在已看不出它们的字源了。
  
   例如妇女的妇字，为什么在女旁加个歪山呢？虽然有相声解释说，这是妇女推翻五座大山得到解放的意思，但这文字游戏，不是字源分析。正确的字源分析只能从繁体字“婦”中才能看出。这个“婦”字左边的“女”旁指妇女，女旁的“帚”是扫帚，前后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妇女拿着扫帚在家里劳动。“女、帚为婦”和“力、田为男”是符合当时的“女内男外”、“男耕女织”的社会情况的。
  
   再比方说，东西南北的“东”字的字源，也只能从繁体字中才能分析出来。这类不容易看出字源的字相当多，人们叫作“破体字”。习惯于写繁体字的人常因简化字不易看出字源来非难汉字简化，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即使现在还使用繁体字，有多少人能分析出它们的字源呢！会意字是合体字，会意的方法比象形、指事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会意突破了象形和指事的某些局限。可是它本身的局限性也很大。首先，它所表示的意义是含混、不确定、不准确的。例如：“莫”是日在草中，表示“日暮”，怎么就不可以理解为“日出东方”？“休”表示“人在树旁休息”，怎么就不可理解为“人在树旁劳动”？第二，代词和虚词没法合意，很多抽象意义也没法会意。例如：代词“我”、副词“很”，怎么会意？“锐利”的“锐”、“停止”的“停”，怎么合意？象形、指事有局限性，会意也有其局限性。
  
   会意字趣谈
   唐朝武则天（624一705）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女人。14岁选为太宗才人，后为昭仪。655年立为皇后，代决政事，掌握国政。690年自称神圣皇帝，而且把国号改为周，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前后执政40多年。皇帝是人上之人，女皇帝又是女中之杰，可说是奇人。奇人名也奇，取名则天，即武氏之天下。秦在全国设36个郡，唐撤郡（为府）并县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新、旧《唐书》都有《则倭王后纪》。奇名，字也奇。名则天字瞾（照），这个字是她自己所造，意思是以天为法，日月当空。有趣的是有人曾把日月两字改为双目说她自空一切，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胆大包天，有意贬低她。这是民间传说。然而名字可以自造一个字，这在历史上倒是第一人。
  
  
   四、汉字研究的不断解析
  
   “汉字不仅是一种文字符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从古至今，许多汉字的研究专家和专著，都从根本上错了。”
   “研究汉字的起源，必须联系古人类的生活实际，这样汉字的起源研究才能走出猜想的误区，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许慎，东汉人，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词汇学家，其编篡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宽字典，被称为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的圭臬，许慎也因此被称为“字圣”。郭沫若，现代著名学者，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古文字学专著，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震动。许慎和郭沫若，被称为研究汉文字学的两座高峰，但他们对汉字的研究依然有重大错误，甚至是根本性错误，！
  
   例如：
   《说文解字》和《金文编》都说“夷”字和“尸”字通假，但说不清理由，其实这两个字都来源古代的曲肢葬。董来运引用古籍文献和他对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论证了古人以绳索捆尸安葬死人以像胎儿之形的葬俗，从而说明“夷”字（如图）乃曲肢葬正面之形，“尸”字（如图）乃曲肢葬侧面之势。利用这种溯本求源的析字方法，许多古人无法解释的汉字字形问题迎刃而解。
   对甲骨文“臣”字（如图）的解释为例，古往今来，对“臣”字的解析歧义颇大。《说文解字》说：“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郭沫若对“臣”字的解析是“臣乃竖目之型”，认为“人首俯则目竖”，“臣”字就是人在低头时竖目的样子。董来运另辟蹊径，提出“臣”乃“肾”（繁体的“肾”字含“臣”）之本字的新解析。他说，古人称睾丸为外肾，故把奴隶社会阉割的男性奴隶称为“臣”，此后才引伸有臣服、君臣之义。按此说法，“宦”、“坚”、“贤”、“竖”、“紧”等２０余个过去无法解释的同字根汉字（这几个字的繁体写法都含有“臣”），都可以找到与男性生殖相关的意义。
  
   “包括汉字在内的一切象形文字，在创造时都浓缩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汉字，与其说是一种文字符号，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符号来得更贴切。”在参照研究了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后，董来运提出了这个观点，“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祀，汉字旺盛的生命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汉字这一现存最古老的，也是唯一的象形文字的起源研究，我们可以复原人类先民的某些社会生活现实。反过来说，只有全面、系统了解了古代社会，才能真正破译汉字。”但他同时说，过去多数有关汉文字研究的专家和著作，都仅停留在线形的“以字解字”阶段，其阐述也多属于猜测，其实科学的汉文字研究应该联系古人类的生活实践，“以史解字”，“以实解字”，应经得起实证。他举例说，按许慎“六书”理论，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其实形声字除形旁表示事物类属外，声旁也表意，表示的是这个字的具体属性。
   汉字研究也需要不断解析。
  
   五、汉语的科技发展与未来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朱邦复就拟定“汉字基因”的构思，开始在上下五千年浩瀚如烟的中华历史文化中，逐字逐句地寻找汉字的情理逻辑结构。所谓“汉字基因”，是指分析“汉字”的码、序、形、辨、音、义，并找到其基本的组合因子，将之应用在现代的资讯工程上，以作为一种人机沟通的通用平台，并使计算机具有中文独特性的人工智能。根据“汉字基因”理论，1976年，朱邦复发明了“仓颉检索系统”，并将发明公开，让世人免费使用，从而大大推动计算机中文化，有力地推翻了当时计算机只能全英文发展的谬论。因此在华人地区，朱邦复被称为“中文电脑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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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媒体报道:
　　20平米陋室里藏着一个国学大师
　　来源: 天府早报
　　早报讯（记者涂诗薇摄影向宇）“生如松柏德似竹梅，道继孔颜寿追文武。”昨（13）日下午，四川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师生汇聚一堂，为被誉为“国学泰斗”的著名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和古文学家杜道生先生庆祝95岁生日。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国学泰斗”现在住在一个约20平方米的“陋室”里。
　　简陋房内没有现代电器
　　杜老虽已95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听力和视力都非常好，他昨日身穿蓝色衣服，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封小超老校长讲起杜老的生活，非常感慨。原来杜老现在还住在四川师范大学一栋50年代的红砖楼的三楼里，一间最多20来平方米的房间光线昏暗。除了一张书桌、两把木椅和一张床外，屋内全是书，房间内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电器。
　　杜老生活非常简朴，早晨去食堂买一个馒头，拿回来后就着豆腐乳和稀饭慢慢咀嚼；中午和晚上也是去食堂打饭，只是简单的一样蔬菜，加上早晨剩下的豆腐乳，就算是午饭和晚饭了。多年来，杜老师一直独自一人生活，身边没有老伴也没有儿女。
　　怪人不让别人照顾自己
　　封小超老校长还介绍，其实学校多次提出给杜老搬住房，并请人照顾他，但他一直不肯。“有人把杜老叫做‘怪人’，得到了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精神的精髓。”杜老自己也表示，他习惯一个人住，不愿意麻烦别人。“如果有人照顾我，说不定我就变懒了，会有依赖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身体反而会差。”杜老平时每天就是看书、整理资料和写书，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到周末还要到文殊院去免费讲学。
　　昨日虽然是杜老的生日，但他却只字不提，默默拿出20本《四川扬琴传统唱本选》免费送给大家，里面的每个唱本都是杜老精心注释的，该书全部由他自己出资7000元钱出版。随后，杜老还即兴给大家讲了一堂关于“艺术”的课程，博得学生们阵阵掌声。杜老的弟子、“长衫先生”李里也给老师献上了祝福。
　　杜道生：以传统文化为安身立命根本的汉字守护人
　　他今年94岁，依然挚爱着一生的事业。他把以文字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怀着薪火相传的信念，为古老的中国延续精神的火种。
　　采访手记
　　94岁的杜道生先生一个人独自住在四川师范大学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推开房门，屋内坐着三人。杜先生双手抱着一个电热暖手器，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他说，电热器是学生为他祝寿时送给他的。杜先生的对面坐着两个青年，其中一位曾经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为当年自愿“承包”为杜先生打开水，有了一段交往，此次是和同样心怀仰慕的朋友一起来看望杜先生。
　　我打量着这个小屋，窄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还杂乱地堆放着各种生活用具。进门处的小桌子上放着几个搪瓷盅和碗筷，右侧的一张旧床上各种书刊堆积如山，床下也塞得满满的，床脚叠放着两个塑料盆，盆里放着肥皂之类的杂物。盆子旁边有几个瓶子，其中一个陶瓶上标明了是酒。房间太小，我在里面很难转身，也不易找到坐下的位子。杜先生起身要为我找一个凳子，我才发现进门处的左侧有一个小门，我弓着腰刚好可以进入，里面是一间更加逼仄的屋子，堪堪放下一张小床。床上挂的蚊帐已经又黄又破，时至深冬，床上铺的仍是一张草席。这就是杜先生休息的地方。据说，杜先生惟一的儿子也年逾古稀，而学校要请人照顾他，被他拒绝了，他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们决定一起用餐后再接着采访。杜先生拄着拐杖和我们一起下楼并没有什么困难，看来身体很健康。吃饭的时候，我们从他房间里带下来的那陶瓶酒，杜先生用小盅喝了三杯后便不再饮。他说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他的饭量和食欲都不错，吃完后他还用小搪瓷盅将剩菜打了包，说今晚可以不用到食堂买菜了。
　　回到楼上房间，杜先生的谈兴渐浓。我们谈到了他的求学经历，谈到了中国文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谈到了他的老师胡适、钱穆以及闻一多等。但贯穿始终的，是杜先生对中国文字的挚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谈话中，他把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从身后的书架上找出来，要我念扉页上他的题注。原来在战乱中，杜先生的藏书散失殆尽，当他后来在旧书摊上觅得此书，心情激动，恍若重回北大校园。将杜先生对学术传统的拳拳之心与眼前狭窄的小屋以及杂乱的陈设相较，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分外彰显。
　　乐山杜家：一家出了三个秀才一个进士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很想知道杜老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您为什么会走上古文字研究这一条路。
　　杜道生先生（以下简称“杜”）：这说来就话长了。我父亲在旧社会没有取得功名，就在乐山经营了一个米铺。人们都说我父亲福气好，有六儿两女。虽然父亲没有取得功名，没有考取秀才，但他还是读过私塾，算是有些文化，当地人很尊敬他，推选他做团正，而他也很称职，办事很公正。他很看重教育，所以我的大哥、二哥都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大哥是四川法政学院经济本科第一期毕业生，二哥是四川高等学堂二类七班毕业。大哥学的是经济、政治和法律。二哥学的是数理化。毕业后，大哥做过自流井（现在的自贡）和宜宾等地区的法官、检察官。二哥在乐山的中学里教书，1913年成为嘉定府官立学堂的教师，主要教英语、代数和几何。我的大哥、二哥和郭沫若初小、高小都是同学。不仅如此，我家与郭沫若一家还是亲戚。郭沫若的母亲就姓杜，郭沫若的外公杜琢璋是我家本房亲戚，咸丰四年中的进士。他曾经做到贵州黄平州的知州。太平天国举事期间，黄平被围，他出城迎敌，结果战死，后来被朝廷追封为五品云骑尉。他的一儿一女被送回乐山。其中他的女儿长大后嫁入了郭家，她就是郭沫若的母亲。
　　这就是我家庭的大概情况。由于我父亲的子女多，除了大哥、二哥，后面所生的孩子就无力供养他们读书了，所以我的三哥、四哥、五哥都选择了经商这条路。三哥在钱庄做职员，四哥经营米铺，五哥过继给了亲戚，后来经营一间酱园。我是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出生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都已经四十多岁了。由于老来得子，父母对我特别疼爱。
　　杜姓一家在乐山很受人羡慕。你想，一家中出了三个秀才和一个进士。我13岁的时候，我的舅爷开有一个私塾，我就去那里读书。我的一个伯父是乐山很有名的中医，我的父亲本意是想我读点私塾，好去跟我伯父学中医。他没想到我14岁的时候自己跑去考了乐山县立高小，不仅考上了，而且考的是第二名。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嘴巴一撇，说：“对嘛，你去读嘛。”（笑）那时候读高小，一年的学杂费和伙食费、住宿费要十二三个银圆，对我的父亲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在学校读了一年，我的二哥当上了乐山县的教育局长，开办了县初中，我就以同等学历去考，结果考了第一名。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没办法，嘴一撇，说：“又读嘛。”（笑）就这样，我在乐山县初中毕业。在我毕业的时候，乐山还没有高中，于是我就到成都读了高中。
　　成都-北京：考上了4所大学，读了3所
　　记：于是就这样您就离开了乐山，来到了成都。
　　杜：是的。我就读于四川大学附中。附中刚开办第一届高中，我就考上了。杨尚昆、郭沫若都读过这个学校。
　　记：您那时候多大了？
　　杜：我读书晚。到成都读高中的时候我已经18岁了。高中毕业我22岁。那一年我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刚读了一年，四川时局发生变化，闹得人心惶惶。这时候我的一个表姑丈要我去北京读书，他愿意照顾我的生活。他是一个举人，辛亥革命后在河南做生意，后来到了北京定居。就这样我北上来到北京。哪里知道我到北京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招生日期都过了。当时北京有5所比较重要的大学，除了北大、清华以及北师大外，还有两所私立大学。一所是辅仁大学，它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另一所是燕京大学，它是基督教新教办的教会学校。我就去考辅仁大学，新生考试过了，我又参加了插班考试，结果也通过了，于是我一去就读二年级。在辅仁大学有两位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沈兼士先生，一位是余嘉锡先生。沈兼士先生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嘉锡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们见我不仅能写诗，而且能填词，《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经》、《左传》等经典我差不多都能背诵，（至今好多篇章我还能背诵）所以对我很看重。在辅仁大学读到三年级，我向学校提出转学。学校老师提醒我，你办了转学手续以后就没有机会回到辅仁大学了。我不在乎，我想考清华，考北大。当时我高中的同学，文理科加起来有13个人在北京。我们一起去考清华、北大。照样的，我们还是先得通过新生入学考试。通过这个考试以后才能参加插班考试。我们13个人去看清华发榜，一看，大家说：“老杜，幸好你考取了，不然我们是全军覆没啊。”（笑）两轮考试我都顺利通过，可以就读清华大学的三年级。同时我又报考了北京大学。北大的两轮考试我也顺利通过。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我面临着选择。当时胡适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先生是教务长，我冲着他们的名字选择了北京大学。
　　记：您是考上了4所大学，就读了3所，杜老的求学经历很有意思。
　　杜：在北大是1935年到1937年。最后我的学历就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专业毕业。
　　先生们：沈兼士、余嘉锡、钱穆、闻一多和胡适
　　记：在您的求学经历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哪位先生给您的？
　　杜：应该是沈兼士先生。是他告诉我，中国的文字学研究要以《说文解字》为基础。
　　记：除了沈兼士先生，您在大学就读时，哪些先生给您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杜：沈兼士先生教我文字学；余嘉锡先生教我目录学和经学。他们的学识都非常好，我受益匪浅。还有钱穆先生。他一生清高，不为名利所动，孤身前往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培养了像余英时这样的著名学者。钱先生的人品我是非常钦佩的，他治学也非常谨严。在北大的时候我听宾四先生（钱穆字宾四）讲《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他的课讲得也非常好。抗战开始，我们这些学生匆匆逃离母校，书籍大多散失，钱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在其中，真是惋惜。1958年，我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你看，我还在上面题了些字，算是对钱先生的怀念。前不久我还在读他写的《新亚遗铎》，感慨很多。
　　记：杜老的老师中还有不少名家，比如闻一多先生。
　　杜：闻先生教我们《楚辞》。他是湖北人，《楚辞》四川人读来不押韵的地方，闻先生用湖北话来念就押韵了。比如“书”我们念“shu”，湖北话读做“xu”。他给我们讲《离骚》，讲得非常精彩。
　　记：杜老您说当时选择北大是因为胡适和蒋梦麟。胡适先生主要讲哪些课？
　　杜：当时胡适先生要批儒，他对儒的考据是很准确的。他说儒最初是给人家办丧事的，这一点没什么疑问。但是他对儒家对后世的影响重视不够，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很多老师都批评他。不过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还是强调要学好古文。他说，中国的书面语言来自于齐鲁之地的语法词汇，孔子、孟子、曾子等大儒都是山东人，我们不学好这些古文，就不可能搞好文字研究。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口中常常出现的“学习”、“孝悌”、“巧言令色”等等都是来自其中。所以他要求我们还是要学习四书五经。现在有些人断章取义，说胡适之搞的是反对儒家、全盘西化，那是胡说。
　　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
　　记：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你们一个班有多少学生？
　　杜：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才19个学生。其中14个人选了文学组，他们学习文学、新闻采访、写作；另一个组是语言文字组，这个组没有几个人有兴趣，主要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修辞学还有考据等等。我是这个组的。我们这个组，一共才5个人。
　　记：看来语言文字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寂寞的专业。
　　杜：对。学文字学，首先要从《说文解字》开始。像茅公鼎、大禹鼎等都讲过。茅公鼎上大概有497个字，郭沫若说它相当于《尚书》里的《文侯之命》。但无论如何，文字学研究都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的。
　　记：为什么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研究的基础呢？
　　杜：《说文解字》大概有9343个字，而它的注解大概有50万字左右，可见《说文解字》是何等博大精深。
　　中国的文字，其中“文”是单体。所谓“文”就是图案和符号通过象形和指示的方法造出来的，充其量不过400多个字。而文字中的复体，我们就称为“字”。人旁边加个“二”，就是仁义的“仁”。《说文解字》是上承甲骨文、钟鼎文，下接隶、楷的桥梁。1982年我曾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的文章，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啊，是一个物质的宇宙。凡是物质，我们都可以用形体来表达。这个宇宙也是一个运动的宇宙。我们的先人看见太阳东升西落，就画了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来表示太阳。我们的文字就这么产生了。
　　记：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杜：那是1982年，中国内地开始又一轮的文字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文字的意义。当时在内地不好发表，我就只好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众掌握，但是文字改革不能脱离传统，必须要保存传统文化，不能走拼音化的道路。我国家民族因汉字而有统一之标志，我历史文化因汉字而得万世之流传。这就是我的信念。
　　记：大学毕业后杜先生还是从事文字研究吗？
　　杜：毕业后就留校做研究生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留校做研究生。另外两个同学做助教，他们比我们的津贴多20元。我们研究生每月津贴30元，他们50元。（笑）哪里知道，6月26日中文系刚刚欢送了我们，“七七事变”爆发了。当时我们还没有离开北京，仍然留守大学，但是很快的，上海战事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学校送给我们每个人5块银圆，让我们南下到南京教育部报到，以便给我们委派工作。于是我们这些流亡学生一起南下。当年我已经25岁了。由于事先得到电报通知，我记得沿途都有教育部的干事给我们照应。北大当时三院十三系，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不过几百人。等我们到达南京时，南京已经戒严了，晚上不敢开灯，白天天天都有空袭警报。江阴到南京，飞机只需飞行十几分钟。只要日本人的飞机一过江阴，南京就会响起空袭警报。
　　我们南下时经过山东的时候，我就给乐山家里写了信，到了南京我又发了电报，家里就来电报催我回乐山，说家里的米铺生意虽然不算好，但是维持生计还是可以的，叫我不要贪图那里的工作了，赶快回家。1937年10月底我就回到了四川，赋闲一年。第二年我就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活。先是在乐山教中学，后来做中学的校长，再后来，到1952年开始在大学教书。
　　记：您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与您不同的道路，有的从政，有的留洋，有的参加了革命，像杜老这样安心教学的人很少。
　　杜：我们家有个传统，那就是“书可读，官不可做”。（笑）
　　记：教学与学术研究哪一个您更看重？
　　杜：我觉得是教学。教惯了书的人总是喜欢教书。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传达给大家，也比个人埋首学术更重要。
　　（童华池 《成都晚报》）
　　
　　杜道生：诗意地活着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文/郭红馨
　　出生于1912年的杜道生（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师承钱穆、胡适等国学大师，将汉字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汉文字的研究，杜老先生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他把以汉文字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人称“活字典”。
　　那天向杜老请教养生之道，老先生随口作答：读书和教书。进一步再问，这么多年读了些什么书？老先生说，主要是《说文解字》。杜老说起自己的毕生钟爱，两眼放光。“中国汉字8000多个，实际只有5000多个，其中有些是异体字和重文，常用字3000多个。《说文解字》光是注解就是50多万字，其中涉及的经书典籍无数，一个人一生是读不完的。”
　　两度评为成都市健康老人
　　85岁被评为“成都市健康老人”，90岁那年又第二次获此殊荣的杜老，在健康而且生活自理的情况下，走到如今95岁高龄。读书教书的确是他的人生最好的精神滋养。从1937年北大回到四川开始教书算起，教书生活已有50多年。这种自由的，修身养性的生活，当然对人的健康长寿有很大的裨益。但就作为学生的我们对杜老的了解，他的长寿之道，远远不止这些。
　　淡泊名利，述而不著
　　当年教我们的时候，杜老65岁,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被称为“活字典”——要找一个字的释义或出处，如果一下子拿不准，他可以拿起《说文解字》随手一翻，准确地翻到那一页，迅速获得信息。但是，当很多老师都在忙不迭地要出书、出作品，要成名的时候，杜老却还是很随性，但有滋有味地过着他的教书生活。杜老在1982年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了《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文章。这也是杜老一生有关学术方面少得可怜的文章之一。师承名家（杜老曾师承钱穆、胡适、沈兼士、闻一多、朱光潜等），学贯中西，但却述而不著，是杜老最典型的生活方式，或许这正好成全了他的长寿。
　　诗意地活着
　　去年，杜老自己花钱重新印刷了由他注释的《四川扬琴传统唱本选》。在书的封面上，杜老用他的蝇头小楷抄录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人论》中的一段话：“净化人们灵魂的物品之一是‘艺术’，艺术是我们自愿地沉溺于其中的醒着的梦。”热爱艺术是杜老的天性。年轻时唱昆曲，拉二胡，弹古琴，听扬琴。20年前出版《四川扬琴传统唱本选》时，四川的一些老艺术家和扬琴爱好者成立了一个扬琴学会，每周星期五在锦江剧场的悦来茶馆唱听扬琴。那时候杜老就是那里的座上客。每周从狮子山坐公共汽车去，听完扬琴和老朋友聚一聚，吃一顿饭，喝二两小酒，然后哼着小曲，二晕二晕地坐车回家。至今95岁的杜老，听扬琴，和老朋友聚会，切磋扬琴唱腔和技艺，仍然是杜老最期待的。
　　安贫乐道，生活自理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对其弟子的赞誉用在杜老身上真太合适不过了。我们在校的时候，杜老就住在川师大中文系办公楼二楼上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这间房子兼具卧室、厨房、书房。洗手间还在楼下。现在30年过去了，仍然是这样，只不过东西堆得更多，房间显得更破更脏。杜老平时吃饭在食堂，早上稀饭馒头咸菜（最爱豆腐乳），中午一荤，晚上一荤。一般晚上要喝一两五钱烧酒（他不讲究是否名酒，但一定要是粮食酿出来的。有时中午也喝，但一定限量）。最近几年他腿脚有些不便，家里人要请人照顾他，他都一概拒绝。他说：“有人照顾，我就变懒了，自理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丧失。”
　　这是我知道的杜老的养生之道。它让我想起蒙田提出的有关“人生原则”：顺从命运，并不顾一切地将自己交给命运。安于命运也是一种生存机智——95岁的杜老看来是深谙其理的。
　　（作者系杜道生的学生，毕业于川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