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杏蓬出版《广州读本》两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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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杏蓬出版《广州读本》两部专著

   

    一刀中文网资深网友欧阳杏蓬（本站散文作家，活跃于“散文世界”等论坛），2010年7月2日，参加广东省委汪洋书记主持的文化强省网民座谈会，近日，欧阳杏蓬将推出《缤纷湘南》和《广州读本》两本书，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支持（两书均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缤纷湘南》是作者的第二本散文集，收入各类与湘南有关的文章共32万字，作者用赤子的情怀、简洁优美的文字和个性鲜明的文风，从各个角度描述了湘南的风光人情、人文地理和乡土亲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意义。  《广州读本》是作者的第三本散文集，收入各类与广州及广东其它城市有关的文章共22万字，作者用一个异地人的眼光、简洁优美的文字、个性鲜明的文风和现代人的生活观念，从多个角度描述了广州的城市和外来民工的生活与追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和社会意义，是近年城市散文中较好的散文读本。

                     一个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
                      ——欧阳杏蓬《一个寄居者的广州读本》书评






                                  新快报/苏少鑫

我与作者欧阳杏蓬有一面之缘，尽管欧阳先生一直以“农民工”自嘲，从外表上看，我实在无法发现他与“城市人”有什么区别，戴着斯文的眼镜、从事文化策划的工作，开着不赖的轿车，唯有喝酒时候的豪爽，以及偶尔冒出来的粗口，那浓浓的湖南口音，是城市人难有的直率和真性情，让人倍感亲切，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看完欧阳先生这本书，我才发现我的迟钝，甚至麻木。因为我发现，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误解的唯一原因是，我们从未走进他们的内心。

以“农民工”自居、以“寄居者”来为其书命名，它所指向的，是作者的生存状态。正如作者自述的，从1992年离开家乡湖南到广东，既有寻找希望和梦想的冲劲，也有遭遇的找工作、语言交流，还包括暂住证、孩子教育、社会保障等的政策性问题的苦恼和无奈，这让他备受折磨，成为他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恐惧。

这本散文集，记载的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和杂乱，它更像是作者的内心的独白。颓废、低落、失望与好奇、欣喜、希望等夹杂，且充满互相矛盾——也许，这才是作者生活的全部，农民工生活的全部真相。

                                        （作者近照）

在我看来，所谓的“广州读本”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作者笔下那些象征着城市意义的汇侨新城、天河北路、广场包括天字码头、白云山，它所显示的，是作者与城市的距离——“寄居”才是重要的，因为对一个寄居者来说，城市只是一个匆匆而过的驿站，“暂住”才是他永恒的状态。

与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工，作者对城市有深深的认同感，城市曾让他感到好奇，曾经是他梦想和希望所在，而因城市而改变了的生活，又让他感到满足。但是，现实中频繁遭遇的不公又使他感到由衷的焦灼。

这是一个怎样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

这种内心的挣扎，有了让人困惑的自相矛盾描述：“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外来工，或者农民工，我和城市一直有隔膜。这最大的原因，来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想当城市的主人，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这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服务。城市向我们敞开了街道，却没有敞开思想的大门”。

只是，他又无法抑制和掩饰自己的不满：“我们像受伤的树，在必要的时候，是城市直接牺牲的对象”，“如果不想离开城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站成一棵街边的树，用最大的努力和热忱保持沉默，忍受没有鸟的孤独，并习惯冷漠，独力撑起一片天地来，才能成为这车水马龙的城市的一个部分”。

在我看来，这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无可否认，农民工受益于改革，当流动的枷锁被打破之后，他们得以出走出缺乏资源、缺乏机会的农村，并在一定程度上在城市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与那些仍然走不出农村的儿时玩伴相比，他们有满足感，正是这种满足感让他们对以城市为代表的秩序有深深的认同感。只是，市场经济公平规则的启示、现实中频繁遭遇的明显不公，不可避免让他们开始审视自身并滋生反叛的精神。

“寄居者”显示的，就是这种不满的情绪，它所显示的，是作者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精神世界。

这多少构成了某种困境。当然，我并不是说，“改革”不可避免产生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只是，我们应该看到，作者以一个农民工的切身感受，诉说着那些诸如暂住证、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政策等，给他们带来的长久精神伤害，他们像受过伤的鱼儿一样，因为怕疼，永远走不出那曾被框定的世界。

行文至此，我想起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警告的，发展中国家进城农民的第二代，将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由于他们没有父辈们相对的满足感，他们对于种种的歧视更为敏感，而要求融入主流社会的诉求也更加强烈。

如果我们把从1992年就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作者贴上“第一代农民工”的标签，我们发现，尽管作者有诸多的抱怨，但是他仍然还是会把自己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原因归咎于自身，并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言说”寻找民工生活的平衡。

我不想提醒作者可能还在“蒙蔽”的状态下，然而需要指出的，这样的平衡实际上是脆弱的平衡。也就是说，如果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作者发现自己的子女仍然是在重复自己的命运时，作者该如何去掩饰自己的失望和愤怒？而更为令人揪心的问题是，当进城农民的第二代走上历史舞台时，中国社会当如何去面对这些深具破坏性的力量？

也许，唯一的通途是，从解决作者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