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陪您看梁鸿女士所著《中国在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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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庄

□ 梁　鸿

梁　庄 　　■梁　鸿 　　穰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2。22'～32。59'，东经111。37'～111。20'之间。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1/800～1/1200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较大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吴镇梁庄村位于穰县西北部，距城区40公里。 　　—— 《穰县县志·概述》 　　“迷失”在故乡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著的变化是路的改变。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在路上骑六个小时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下那隔着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称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商人之外，镇上居民大多仍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卖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以物换物。 　　现在，沿着新的公路，吴镇形成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的建筑，很现代，但也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一个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和同学做房地产，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回来，哥哥家的门口又堆满沙子、石子，还有钢筋。混凝土机在轰隆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一部分，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这次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信心满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我们村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在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风吹来，树叶簌簌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没有记忆感。 　　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但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清脆的鞭炮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惊醒了沉默，也似乎接通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一九六○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些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起的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兄妹几个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词，又不会干活，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出走，又被追回，最后还是走了。道宽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前面的老屋，在这里，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做了临时厕所，也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前面、后面屋顶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还有妹妹当年学字时写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姊妹几个笑成一团。父亲忘了拿钥匙，正屋进不去。父亲和姐姐站在屋子前面，照了一张相。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母亲的墓地，也是村庄的公墓，在村庄后面的河坡上。远远望去，是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是一种回家的心情。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有母亲，而那里也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任村支书：谁干就是让谁累死 　　本来和村里现任支书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来一月有余，却一直没碰上面。问起老支书，老支书只摇头，说过去的村支书天天在村里转，现在的村支书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儿转，反正是上面，不会朝下面看一眼。这天，到乡里了解一些情况，中午吃饭说起这件事，乡党委书记说马上安排见面。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说村支书正在镇上喝酒，据说是调解村里的宅基地纠纷，花了很大工夫才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块儿，他这个中间人不能走，否则，事情就又得从头开始。乡党委书记并不生气，好像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我们的村支书，韩治景，进来了，略有点醉意，看见乡党委书记在，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一看便知关系非常好。看见我，很惊讶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连连说，从你哥那儿早就知道你回来了，还说啥时候一块儿吃饭呢。具有很强的表演性。 　　韩治景，四十岁左右，瘦长身体，穿着白色短衬衫，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闪着精明，透着官场里的老练和圆熟，说话非常干脆。接任村支书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购粮食生意，现在也兼营修路、修桥，有搅拌机多台，主要用于出租。 　　不说大的行政村，光说咱们梁庄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块儿，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户，人均不到一亩地。经济方面，主要靠外出务工。啥企业?有俩私人砖厂，从挖土烧砖变成石灰砖。韩家云龙有个养猪场，前几年养背时了。这几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猪投保险，保险六十块，个人拿三十块，政府拿三十块，最后，保险公司能赔偿千把块。户下散养的有四十多个，都是喂饲料，喂草太慢。没有闲人去割草。为啥养猪少?一家完全投入养猪划不来，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尽管有补助，还是养的少。 　　咱们现在不是杨树经济吗?村里河滩地种有六七百亩，我也种五六十亩，最粗已经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树投资得二百五十块，我觉得收入与种庄稼一样，只不过是最后弄个总疙瘩。十年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能卖三十万块。把投资去掉，能挣十万块钱。也就是个定期存款，有个养老钱。 　　现在种地基本上已经机械化，就这，种地的人还是少，农村劳力已经习惯出去挣钱，很难回来。现在种地国家不收税，还补贴钱，是好事，但不会形成你说的返乡潮，那点钱够啥用，想盖房子孩子交学费，还得靠出门打工。但也有新变化，就是原先让给别人的地又都要回来了，种些简单的农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钱交粮，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 　　咱们这儿的人还是没那个做生意头脑。挣了钱回来，存在银行里，等着有一天盖房子，只怕钱没了。银行存款很多，盖个闲房子，没人住，又扔那儿不管了。南方产品丰富，市场发达，家家户户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组织做生意。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打工挣点钱，商量着做个啥事，赔了算了。咱这儿根本不行。人心不齐，还没干出名堂呢就闹意见，凡是几家合伙的，开始可好，称兄道弟，到最后没有不结仇的。也有攒了不少钱的，不愿再出门，想着干个啥，可东看西看，下不了决心，怕赔，最后，还是出去了。 　　现在最难干的是村干部，村里没钱，社员的钱还不能少，譬如说种杨树，每个村有指标，让支书亲自抓，月底报账，村里垫了三万多。事是好事儿，可是一成硬性指标就坏事了。说是只在田头沟渠种，有些村为了完成指标，也为了省事，就把耕地给毁了，强迫人们种。好事变成坏事了。农村当干部就是落了一个政治荣誉。村级干部就是奉献精神，咱们村修“村村通”公路时用了几十个人，都要工资，我只好自己垫。图个啥? 　　农村干工作，按书本上干，按条例干，肯定干不成。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各种方法都有。生产队干部，工资就三四十块，我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全凭人情干。当干部的人在村里必须有一定的办法，像分地，你正经去分，你弄不成，就得连骂带哄去弄。也有派副乡级来，都站在边儿上，离多远，不上场，一个月都分不完。这也是你们说的基层经验、农村经验。就说今天中午，为啥吃?就你们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块被冲走了，弄不清，两家打起来了，谁都说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队里去设场请吃饭，找村里会说话的、有威望的去说和，各自让一步。没三两场饭肯定不成，农村这些事都这个样。老百姓凡事爱挑个理儿，你想让他信服，必须看是谁说他，得是那个人，否则，能说成的事也说不成。有时候吃饭也闹事，本来说得好好的，一方夸口说外面有人，另一方一听，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还不让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监狱里。这下好了，前功尽弃。 　　农村宅基地纠纷是常事，老是有新规划，但是落实很难。按规划盖，如果占住你的老宅基地一点，只有两家协商，协商不成，没有任何办法。说是拆旧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旧的。现在老百姓是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眼看他是错哩，你能咋办?领导又有任务，你又得完成。当支书是光荣，谁家有红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礼，算你完了。来家里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烟茶都供应不起。有时，我都想躲起来，也是癞蛤蟆支床腿，强撑硬劲。村支书就是那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不是有人总结了吗，怎么说来着，“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农村这事儿，会整的还轻松点;不会整的，累死了都没人承情。 　　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哩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烦。咱村里修那条路，也是国家出一部分，村里一部分，个人再出一部分。有些人家住得远了，不走这条路，不愿意掏钱，扣他地也不愿意哩很。主路现在已经弄完了，也是不配套。还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还是蚊子一大堆，臭哩不行。叫整的事多哩很，关键是没钱。国家拨的钱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关系。好在是通过关系能要来一些钱，这才修路，筑坝。不过话说回来，国家能有这方面规划，这已经强多了。 　　现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补贴，农综开发，国家的钱专项管理，我又跑县里要来一些项目，打些井，盖个电房，大电盘，把高压线拉到井边，浇水，磁卡计费。农田灌溉率达到百分百。项目是拉来了，专款专用，我自己还得贴烟钱。现在，农村成年劳动力，百分之九十多都在外面，这两年粮食贵了还有人种，但是回来的还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点钱给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无所谓的事。 　　我个人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光补助这一块，四五十块加一起，能办些大事。现在既然国家往下发钱，咱们整个村，按现在的补助，两千六百八十四亩，能发十来万元，集中在一块儿，能办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这比发给个人强。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难哩。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绝对的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在里面。 　　这使得我对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的关系很感兴趣。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玩笑话，可以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暧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个一方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后者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村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我们的村支书讲时，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排忧解难的。 　　当问起国家对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也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的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哩可是，拿着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他家里那些机器都哪里来?他指望啥?”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村里民愤大哩很着呢，我和你老贵叔那天还在商量，非把他拉下台。有他在，梁庄好不了。”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并且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小学：“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是一个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晚都站在院子里升降旗。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村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等着，在黎明的微暗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面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茂盛的菜地，正中央的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大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扒门。 　　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它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为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里面多是堆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还有的房间里面是一些残破的学生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有一间房屋，却是有一张床，里面还有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有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子等小家畜家禽，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这应该是兴哥养的。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庄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里面那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经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瘦小，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八十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阴冷，有点鬼影憧憧的感觉。两岁左右的孙子在门里门外跑着，黑红色的脸，是乡村冬天冻肿了的样子。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文静而又有些害羞地不时望望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有自己的看法，常有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一九六七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说明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哩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周岁，一九七八年我初中毕业，上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个学生。一九八一年接你嫂子，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个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这些我都记哩清。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说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都不含糊。春上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哩很，都干哩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八十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一九九二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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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一九九二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
　　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知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哩，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八十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占人口比例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啦，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a，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送接。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零花钱，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哩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只是一个已经离职许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失。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都各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乡人虽然还希望学生上学，并且，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以便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并不是他们所想的。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地区的大学，三本，四年，学行政管理专业。每年约有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没成功。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终于在今年，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多的收入使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班效果并不好，我自己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提问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单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有二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小学读书，没有寄宿，也没有食堂，中午短短两个小时，还得家长接送回村吃饭。如果你在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或下午四五点路过梁庄村，你会发现一道非常奇怪的风景，一群老太太老头骑着三轮车，急匆匆，但却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小学赶。他们是去接小孩放学。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小孩儿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使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那些孩子极少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呆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还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对未来怎样的希望，对孩子怎样的期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有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 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发呆。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芝婶：我俩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
　　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b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问村里“村村通”公路的情况，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说“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总之，还是含糊其辞。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老婆，我们叫芝婶的，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儿子差不多，俩人早已好上，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村会计的家刚盖好不到两年，把坑塘填了，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公路上看，是一个一层平房，只是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但仍在地平线上，因为公路整体比两边高。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都是一色的，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所用的一看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现代化的设计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和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废纸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卫生间的外形是城市的，但是其使用的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北方乡村对厕所这一生活的重要设施，确实是忽略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有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最后这句话是乡村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芝婶，乡村里面难得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子，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开始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哩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哩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哩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二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c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哩要死，还得侍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儿，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六七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哩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孙女，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哩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儿。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里孙外孙，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哩没一个，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再好的社会都有一定的弊病，这就是一个弊病。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或许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是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害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硬来对抗软弱。
　　五奶奶：把我的命给孩子吧
　　五奶奶，有着爽朗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里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里许多孤独的茅草屋，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的。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孙子。
　　光亮叔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得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吗(我的小名)?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神情开朗，只是好像个头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就是三间新平房，中间那间算做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来两个大碗倒茶，问我要不要茶叶，我说不要，父亲说要，五奶奶就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便宜。
　　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梳得很仔细，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紫黑色，但很光滑，和白发衬在一起，反而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也爱说笑话，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是农村那种特别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让人注意到她。看着让人心烦意乱，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家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混个吃喝。你大婶说是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哩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哩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哩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俩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哩很。这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住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哩(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话：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九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d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哩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e花了二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这十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做胃镜，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开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愣是给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个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那个娃儿死。死哩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f，管不住。死之后你丽婶回来也没找事，在那儿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哩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家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交代呀，走哩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趟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摔了不知道几个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

教师之友网

黄泥，是在漩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着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哩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哩很，真没了，又想哩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哩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平时打他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哩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哩很深，到处都是漩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漩涡淹死你哩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哩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你g。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结住，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超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放学回家，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
　　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
　　听说我从北京回来，在襄樊生活的菊秀，兴奋得直叫，当天下午带着儿子就回来了。菊秀，我少年时代的三个好朋友之一。另外一个好朋友是霞子，我俩一同考上师范，她现在镇上小学教书。我们三个大人，三个小孩，都窝在霞子家，在地上打了个通铺。
　　菊秀家八十年代后期就离开了梁庄。她哥上完初中之后，到湖北襄樊的河南棚区讨生活，慢慢扎下根，把菊秀的父母、弟妹都接过去，只有菊秀死活不走。那时，我们正在读初中，菊秀不想做生意，不想打工，想考学，想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就一个人在家里住。于是，菊秀的家成了我们的聚会地。我们在她家写作业、聊天、写日记、闹别扭、说各种傻话。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各自写文，然后，拿出来互相阅读;我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散步，怀着少女柔软的心去欣赏那沙滩、河水、草地。到了初三，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又去找校长，希望校长把学校的一个废旧仓库腾出来让我们住校，还真的成功了。菊秀那个时候发挥了她的执着性格，校长不答应就不走。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为争我这个小火炉，她和霞子还闹起了别扭。那时候，我可是她们最宠最爱的人。
　　在我和霞子都考上师范之后，菊秀又上了两年初三，还是没有考上。在这期间，菊秀的父母一直催着她到襄樊那边，因为做生意缺人手，而菊秀的学习，似乎并没有希望考上什么学校。
　　我就是想过你这种生活，可就是过不成。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我的不成功多少与我性格有关。我要是没恁傻，没恁单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俩考上师范，我又上了两年初三，还是没考上。那几年艰难，我妈他们摆小摊供我，我不服气，我就想考上学，结果，还是不行。你知道家里有多怨我。下学之后，就到父母生活的地方。开始跟父母一起摆摊，非常不适应，总觉得还得有点理想。别的没啥学头，就开始学裁缝，想着将来当设计师，开大的服装店，也算是高雅的职业。
　　我给我妈说好，学上一年裁缝，不行就老老实实回来摆摊当小贩。我做学徒的那家裁缝店很远，每天来回要跑十来里地。师傅不断地给我们派活，做好多活，光做裤子，每天都要做二十条，我们两个徒弟比着做。最早回来夜里十二点，一般都是一点钟。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每天上那个大坡，是最难的。车子推不上去，推着推着睡着了，好多次都是如此，然后一惊，醒过来了，咋还没到家，你想那有多困啊。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有一天，就是走上坡的时候，不能骑，必须走，有个流氓过来捂我的嘴，我拼命拿脚蹬他，可能是蹬住他那部位，才松手逃跑。从那以后，我就想假若有个男孩，天天接送我，我一定嫁给他。那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
　　学了一年以后，师傅总是有所保留，我就偷偷学。另外一个姑娘学了一年半还没学会，我自己偷偷看，回家剪了两条裤子，还不错。也算出师了。就想着出来开门面店，开店的钱都是东拼西凑，又跟我妈、我哥求情，让他们支援。我妈也没办法，其实那时我哥他们在开汤锅，屠宰场也已经能赚钱了，他们想让我也干。我说啥也不干，那种生活太庸俗，跟我心中的理想不一致。
　　我哥后来给了我六百块钱。拿着六百块钱我心里沉甸甸的。拿着钱买了缝纫机和绞边机，就去进布匹，边加工边进货。我先给亲戚们做，中间也有做错衣服的，有客户去吵，但那时候都特别耐心，给人家解释。一九九○年学，一九九二年开始自己做，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是最艰难的时候。家里看不赚钱，也不支持。没有本钱，我去贷款，认识一个女子，说是帮助贷款，后来又不借了。我特别苦恼，一个人喝了半斤酒，心里非常难受，想着啥时间能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喝了一次醉酒，觉得很无奈很无助。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都没有愿意。那时候只要有五千块钱，就可以另有一番天地，但就是没钱。
　　后来就碰到了阿三，我家那口子。这是错中加错。咱们这号人，喜欢浪漫，阿三那时候年轻，白白净净，也喜欢吹个笛子，看个书什么的，看着特别文气，我就很喜欢，开始和他谈恋爱。那时候还在做衣服，每天忙到半夜，但真是很开心。还每天早晨坚持锻炼，到坝上高歌。为这，我妈老是骂我。裁缝店一直没有扩展起来，再辛苦也挣不了多少钱。
　　襄樊橘子多，后来就跟着一些老乡进橘子，从当地联系，然后往全国各地拉，主要往开封、河北等地。那也是相当辛苦的，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容易把坏东西弄进去，去卖的时候一定要好东西，价格一直提不高，在这过程中，也很辛苦，再加上路上的辛苦，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把胃都饿坏了。但也没赚多少钱，有时候一车还赔两三万元。拉了两三年橘子，也没赚多少钱。
　　从那时候开始对阿三不满意，没有一点创业精神，不愿受苦，有事喊都喊不到前面来，死不出头，我哥他们给他安排个活也干不好。我俩总吵架，我哥就说我，这可是当初你选的，会拉会唱，会耍花枪，就是不会干活。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阿三就是不会和人抢，拉不下个脸，我也是一样，所以挣不来钱。可总得生活呀。
　　二○○○年左右，跟我哥一块到河北做砖厂，帮着找工人，在车站上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人让他跟着我走，要懂点心理，在几分钟内把对方说动，也是很不容易。在石家庄租一间小房子，每天必须出去，有时候刮好大风，还出去，在候车室、火车站出站口等。
　　我是想着帮助这些人，我们介绍的地方都是听说是好厂，能发下来工资才送的，但也挡不住厂家的坏。这中间非常艰难。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看那些打工的人，然后说动他们，云贵川的人比较多些。一切的开支都要从这些中介费中来，所以不可能不收费。中间公安局也抓我们，到处躲，还和其他中介争客源，打得头破血流，真不知道那日子是咋过来的。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我竭力追求好生活，最后咋成这样了?看一些报道，说民工在砖厂干活不给钱，还有被逼死的，我就很难受，好像那些人都是我送去的，是我把他们送到了火坑，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样做了三四年，我总想着这种生活不是长久之计。认识一个女的，就又开始做服装生意。我们二○○五年开始，也该倒霉，刚好服装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我把郑州赚的钱又投了进去，没有足够的客户，生意做得不是很成功，就又不干了。
　　回到襄樊。我哥的生意做起来了，需要人，就让阿三跟着他跑运输。你看，到最后，还得依靠我哥。
　　目前我家的情况是，还剩一个橘园，值四五万块钱，别人欠的有三四万块，就剩这么多。我开个茶馆，其实就是麻将馆，我每天烧茶不说，人凑不够手的时候，还要陪着打，还要垫钱。我现在也是老手了，一天不打都有点手痒。赚钱也难，打麻将的人都是熟人，亲戚，当时先不给，挣钱时再给你，也有最后不给你的。
　　现在想想，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我能嫁给阿三这样的窝囊废?要是嫁给我哥那样的人就好了。现在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哥，当初觉得我哥太粗暴，没文化，现在看，还是人家干起来了，不嫌脏不嫌累，啥事都敢担当。阿三可不粗暴，没一点本事。但是，说到底，阿三人也不错，比较平凡，应该是上班那种类型，不敢冒险。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就是思想不对路，原来谈恋爱的时候还经常谈心，谈理想，现在，还谈啥，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吵架。他也不沟通，我也觉得与他说话就好像对牛弹琴。
　　开裁缝店的时候还有理想，再苦再难，都觉得能坚持下去，活得也充实，总觉得快乐。现在生活再富足，也不快乐。也有点自卑，毕竟你们还是实现了自己。我自己呢?啥也没有，日子过得也不好。
　　我晚上做梦，还经常梦到咱们上学那时候，考试，题不会做，紧张得要死，但是，心里还是高兴哩不得了，因为又回到学校，又上学了。醒了之后，特别难过。还有那个乡间小路，咱们三个人，坐在夕阳下，小河边，散步，发呆。这梦都做了无数次，也不知道是恋旧，还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感觉又回到少年时代，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很单纯，有很多感触，特别是又回到咱们学校，我对学校有浓重的感情。如果我考上学，最起码精神上比较充实。
　　我现在的真正想法是把孩子教育成材，也算部分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感觉孩子也是朽木一个。他的性格又是受他爸爸的影响，比较压抑，他爸就是打他。再一个我们的环境也不好，家就是茶馆、牌场，也受影响。
　　我打算买个房子。房子一定得弄，孩子需要个地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房子弄起来，明年到我们家去玩去。
　　唉，有时候真觉得前途茫然，觉得没有目标，但是我一定要找到目标。我的理想生活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比较让人满意的生活。
　　说到帮砖厂拉人那一段生活，菊秀的脸通红，泪都要出来了，反复告诉我，这是她的秘密，不能写出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想，我明白菊秀的意思，她为这段生活而羞愧，这也是她干不下去的原因。
　　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从言谈举止之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菊秀的自卑，她的易怒，她的辩解，在扫过我的刹那眼神中，都看到了饱受屈辱的苦痛。我无能为力。相比较菊秀而言，我的生活多么顺利，甚至有些苍白无力。我求学，求学，最后，获得一份工作，过着安稳的生活，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写作，思考，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而这些，正是菊秀向往的，她在少年时代就确定下来的理想。可是，当生活把她抛到另外一个轨道上时，她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菊秀还隐瞒了她的其他更为复杂的、黑暗的经历，但是，就我们三个而言，还是菊秀保持着某种单纯的品性，她对人事，对许多关系似乎还不是很明白，有某种明显的幼稚在里面。在听她讲述的过程中，我和霞子那不时交换的眼光，那洞透的、怜悯的神情，是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菊秀，她的心灵还停留在十八岁，那个充满理想，然而又幼稚，总是把事情搞砸的少女。
　　我们在霞子家住了三天。那几天一直是晚上下雨，白天放晴。清晨起来，空气凉爽、湿润，清新怡人，我们带着一群孩子，到河坡里散步，仿佛重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沿着河里纵横的小路，一直走到村庄的后面，从墓园那里上去，看到母亲的坟，我挥了挥手，说：“妈，我走了。再见啊。”心中有种奇怪的温暖与感动，涌在胸口，要溢出来，就好像母亲还活着，我只是平常出门，给她道别一样。
　　要是每天都这样多好。要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该多好。
　　我们重新走上当年默望夕阳的田间小路，重又回到村庄，去寻找昔日的踪迹。菊秀还是那个天真烂漫的菊秀，非常雀跃。但是，一和她十二岁的儿子说话，她就变得啰嗦、急躁、伤感，可以看出，菊秀是把未完成的理想寄托到她儿子身上了，但是，儿子却又恰恰对学习不感兴趣。又沿着上学的老路走了一遍，却似乎没有多少感觉。最后，所有人都催着找一个饭店，赶紧打开空调。在饭店坐下后，一班人说说笑笑，而那条路，依然被遗忘了。这是它必然的命运。就像菊秀。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
　　1991年9月，穰县成立劳务输出开发公司。1993年，市开发公司成立劳务市场，29个乡、镇、办均成立劳务站。1996年12月，市劳务输出开发公司更名为第二职业介绍所。至2000年，共进行岗前和转岗培训1.8万人次，输出城乡行业青年和富余劳动力219.6万人次，创经济效益11.44亿元。
　　——《穰县县志·大事记》
　　二○○八年的夏天，似乎特别地热。正是中午时分，和哥哥闲聊会儿天，我到楼上房间去整理这些天的录音。
　　嫂子忽然跑上来说：“快下来看看，春梅服毒了。”然后，又旋风一样跑了下去。
　　我摘下耳机，听到哥哥的前院已经一片嘈杂声，有哭声，也有人在大声叫着，春梅，春梅，你醒醒，醒醒!我赶紧下去，看到哥哥正拿着工具，往躺在架子车上的女人嘴巴里灌东西。
　　春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表情非常痛苦，在拍打声中，眼皮不时地翻动几下，好像在回应着大家。一番抢救过后，春梅似乎清醒了一点，她睁开眼睛，四处搜寻，蓦地紧紧抓着婆婆的手，嘶哑着嗓子说，我不想死，我想活，我不想死呀，你救活我，我一定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中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在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字眼：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几下，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在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嘈杂。村子东头，春梅家，第一次成为村庄的中心，人们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堂叔家里，商量好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还要商量下葬的事情，因为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砸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葬，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自己就回来了。当事情出来后，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他，就赶紧派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去买来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个子高高的，属于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圆脸上的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来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剜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地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年轻的媳妇，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一个堂嫂走得比较近，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原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哩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坐到县城都吐哩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不敢坐火车，后来，生下她那小闺女，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暴，跟她婆子妈，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俩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哩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哩不行。她最大愿望就是盖像焕嫂子家那样的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跟上接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有时，关着门，大半天不出来。在农村，哪有大白天关着门的习惯?婆子妈看不惯，说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春梅也不省心，说她婆子妈，你可不想男人，天天晚上出去跑。把她婆子妈气得直噎气。实际上，她婆子妈是信主，也是跑哩不落家。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两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哩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哩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走得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烧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就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哩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哩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哩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哩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哩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戗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是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都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住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俩人好哩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走有月把天气，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要说这和春梅啥关系?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不是，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我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的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有事没事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哩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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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跟婆子妈大吵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哩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的老婆，春梅，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并没有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他们的收入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临时小家庭，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并且往往能够成功，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性”问题的被忽略，显示出社会对农民的深层歧视。我们的政府、媒体，包括知识者，在探讨农民工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难道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也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到肥料的那块地上，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义哥：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开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也许是从哥哥那儿听说我在家做这样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回来给我讲他的故事。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着一长串灰尘。然后，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戴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个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声音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的老人。儿子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义哥说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经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爸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从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一斤装，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借遍，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你们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家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苞米都烧煳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泪。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哩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鱼、海鲜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都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八九岁，我到阳县六七年的样子。最后，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同等的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是一声令下就可以怎么样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我称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去谈判。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被窝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二十六号，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拼后，结果是，我用钱打点轻描淡写处理了，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付出沉重代价，坐了八个月，我花了几万块钱，免予起诉，坐了两个半月。我弟弟坐了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远远不够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打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了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给他们，把矿争了过来。现在矿山，我是法人代表。已经投资一千二百万，最后可能需要二千多万。不过我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国家许可，出来的货厂家已经接受。马上就可以赢利了。
　　我现在的专业知识也懂得很多，那名词你肯定都不懂。
　　人得有想象力。我总算明白了，官商一家。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长光明正大坐一块儿，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昆生：住在墓地里的人
　　对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及因劳力弱和遭受灾害而生活困难的特困户，市政府采取临时救济和春节前集中救济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至2000年，共救济特困户1.39万户次，4.64万人次，共发放救济款178万元。1998年，市政府制定《穰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把户均月收入80元以下的城镇居民列为保障对象。至2000年，共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579万元。
　　——《穰县县志·民政》
　　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去看看。河坡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秆，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是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一根烟，神情才略微有所缓和。我弯腰进到茅草屋里面，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狭小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有三张椅子那么大的地方。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垫着，头发散披着，看不见她的脸，一动不动;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有十来岁的样子。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说是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烧。
　　哥哥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还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这个小空间还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我把饼干送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支退烧针。
　　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唯一一片干燥的地，晚上有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昨天那个夜晚，漫长的、冰冷的、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
　　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那个老的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纠结在头上，垂过肩，胡须几乎遮住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的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但又看我们，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花)啊。不明白他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我对身边的小妹妹特别感兴趣。她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笑笑的，非常可爱、质朴。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姐姐嫁到贵州去了。问为什么嫁那么远，她也不知道。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短时间就回来了。因为她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说好了，一个月五百，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小姑娘自己也挣钱了，最起码，她的生活没问题了。问他们父女现在住哪儿，说是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这边盖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围，大致明白她所说的，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应该是不记得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清道哥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言语之中也略有点炫耀。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还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篾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他在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在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哩不错，比村里其他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清道哥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年轻人说：
　　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哩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说政府伺候哩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哩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
　　他现在可不穷，精哩很。村里给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哩脏，衣裳多哩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等等。我默想着，如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人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
　　那些被遗忘的人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的。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灰黑色，黑裤子，脚上穿着八十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弟兄三个，父母早逝，都没有结婚，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做了小偷，长年在监狱住着，也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有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也只是黑暗角落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才知道，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生生的，上面放着两个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被寒风吹得脸红肿着，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万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之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一些权利的，政府当然也不会主动来帮助他们。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对了，还有万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小时候被淹傻了，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一直垂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四岁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一年生的。小时候，我们俩最好，因为同一年生，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十月份，他四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过春节。大年初一，早上，我们村庄各家，尤其是梁姓家族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大，有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几年，又多了一点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春节前回来结婚，过完初五就准备走。
　　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他在那个首饰厂干有十年时间，前年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俩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咯血，最后，从鼻子、嘴里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花得差不多，眼看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也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又嫁了一家。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是胃癌，没钱动手术，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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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胶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以为这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即使知道，只要没出在自己头上，都认为很遥远。因为他们干的活，他们的环境，并不是中国最差的。
　　我少年的伙伴，那一个个少女，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的生活如何?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的几天?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同时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还有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叫，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了。七十出头的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的费用。
　　是的，也还是有生机。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口子在北京卖有十年的菜，盖了房，还有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用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有一种自信。那天去嫁到镇上的村里姑娘家吃饭，为她家里摆设的现代及生活方式的都市化而震惊，完全的城市生活模式，让人看到了金钱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粗笨的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那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的家，会是怎样的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老道义死了：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行火化。流行车队护送灵车，车队少则2辆至3辆组成，多则由10辆至20辆组成。2000年，实行殡葬改革，规定在全市范围内，除规定的回族等10个少数民族外，其他民族的国家干部、职工、城乡居民亡故后，都必须实行火化，严禁偷埋土葬。城市居民火化后，多葬于公墓，农村居民死亡火化后大多又土葬。
　　——《穰县县志·民俗文化》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作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做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是受领导欢迎的人。他特别喜欢“论理”，倔强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解决为止。弄得学校、乡里都很烦。时间长了，人们背后叫他“老道义”。大伯和他的儿子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九十年代初，教师民办转正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有几年时间，儿子和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路，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你伯是二○○四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有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有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我咋都可以，人死了，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生前有遗愿，他不想火化，他一直唠叨着怕疼，村支书来看他，他还给人家讲，不要火化他，哪怕出点钱也行。农村人怕成灰，只要能有完整的尸首就行，见不得烧那样子。
　　现在偷着埋哩多了。出两千多块钱就可以让完整地埋。一种是把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另外一种半夜偷偷埋掉，也不敢哭。闺女来了都不敢哭，本来可以热闹一点，请铜器，吹吹打打送葬的。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支书点头了，半夜抬着棺材，孝子跟在后面，伤心得很了，捂着嘴硬憋气，就是不敢哭出声。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说，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但也有背时的，咱们村周家保良，他们没有火化，把钱给了支书，说可以埋了。棺材刚下到墓坑里面，还没有扔土，民政上去了，也不敢说把钱已经交给支书了，只好又交一千块钱，算了啦。说难听话，也就是为那俩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我一说火化，你大娘就哭。可是那段时间管哩严，咱们村成了典型，都在盯着哩。支书也不敢答应，只说，火化也没啥。最后，你万安哥回来，他在外面工作，也算是个面上人物，县里一些人知道了，也跟过来。这下不火化不行了。
　　咋办?又不能违背你大伯遗愿，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以前，就让阴阳先儿把手上指甲、脚上指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这也算是一个囫囵人。实际上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但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拉你大伯去火化的时候，女婿们请哩响器，离开村的时候，也放鞭炮，孝子还下来磕头，也算送行了。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摆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
　　我现在想想心里都不美气。心里明知道人死了啥没有，但还抱着一线希望，一想着要去火化心里就难受哩很。后来，到了火葬场，你大伯在火葬场的那个床上躺着，头上蒙着咱们农村用的那种黄纸，不知道为啥，它直往下掉。我把它拾起来盖上，一会儿又掉了。后来，才发现，你大伯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一直在提示我。我就哭了，你伯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又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烧完我去拿骨灰，都是白色的，就像屋里烧那种豆秆灰一样。虽说人埋在地下，也是慢慢朽了，但总想着还是好好的人。现在可好，成了一把灰了，你大娘都哭晕过去了。
　　这又回来，还得偷偷埋。坟头是已经挖好了，亲戚们也都来了，孝子们跪在那里，也还有支客h，招呼着亲戚，来磕头上礼，但是声音都很小，孝子们也不敢哭，都憋着，只是抹眼泪。想想你大伯也是可怜，辛苦一辈子，走的时候子女亲戚连送个行都不敢。
　　啥时候火化能实行开?真是不好说。就现在看，坟地其实跟原来一样多，只算是里面人烧了。原来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在农村，这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你说那几年烧坟，事可多哩。咱们村里你华嫂子，得了失心疯，这你估计都不知道，华在外边跟其他女人胡混，把你华嫂子气伤住了。后来掉到坑里淹死了，偷偷埋了，不知道咋被知道了，就被扒了。当时被埋有半月多，尸体快化了，执法队的人用铁钩子拉出来，屁股都划烂了，拉出来人都走样了。扒哩时候，华不在屋，兄弟也不管，执法队只好拉到城里烧了。后来娃儿回来，才把他妈哩骨灰收了。惊动大哩很，开车的人都停下来看。
　　万会哥坐在椅子上，声音越讲越低，完全没有了当年教我们时的风采。那时候，他，还有在前面提到的万明哥，是乡里都有些名气的民办教师。老高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会教学，又负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梁庄小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在乡里名列前茅。他对现在的葬丧制度及农村现状非常不满，但同时，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非常消沉，甚至不愿意更深地想问题。可以看得出，当年被踢回农村，重又成为农民，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回到县城，在和大姐单位的一个人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可是真事儿。那是一九九四年、一九
　　九五年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通知，叫我戴个口罩，叫下乡。那次可能有万把人围观，人头攒动，俺们到一个村里去挖坟，那时候是刚开始实行火葬政策，有点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在农村，挖人家祖坟是晦气事，多少也有点不道德，一般人都不干这个事，所以，都找那种痞子、无赖，或劳改释放犯，他们动手，一个政府人员看着。俺们那一组的五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是组长。
　　扒的那个坟埋哩是个女的，刚死没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时候，尸体刚肿胀起来，脸肿着，虚白胖大，还有蛆在爬。真是吓人。尸体就趴在墓坑沿上，没有人愿意再动。然后，浇上汽油，谁去点，是事先说好的，就是那几个二流子。结果，浇哩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你不知道那形状有多难看。就又点一次。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恶心，想吐。点完之后，又烧了一会儿，我们这些烧的人就走了，也不管烧成什么样子。
　　那真是场面大，人山人海。烧着之后，有些人嫌味道难闻，就跑了。过一会儿，又回来，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那些家属，刚开始哭着，骂着，拦着，被警察挡住了。其他一些地方因为烧坟，还发生了警民冲突。我们那次派去的警察多，没有闹起事儿。后来，味道实在难闻，连家属都坚持不下去了，哭着哭着，都跑了。过一会儿，回来，接着哭，又跑。
　　现在想想，真是对人不尊重。那几年为扒坟烧坟打架被抓的多哩很。这几年也不严了，就罚钱，特别有钱的，直接埋，也是偷偷的。一般都是先火化，再埋，只要你火化了，罚完钱，埋个坟头也没人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焕嫂子：我是七仙女的命
　　雨季来了，虽然不是南方，但每年的这个季节总有十几天连续下雨。其实，我是喜欢这样的雨天的，雨哗哗下着，但并不阴暗，灰色的、发亮的天空，是一种寥廓与肃穆，让人有庄严与阔大之感。
　　河坡的树林是近几年才栽种的，林间还没有形成足够厚的草地，赤脚踩在沙土路上，细细的、湿湿的沙石，轻硌人的脚，微疼微痒，感觉非常舒服。河水哗哗奔腾过去，充满力量和向往，那巨大的芦苇丛接受着雨水的冲刷，稳重而又充满生命力。雨中的河，升腾着雾气，苍茫无边，却又具有永恒的清新。
　　河坡地里散落着许多小屋，基本上都是为看守庄稼而建的，在一片片空阔的沙地上，种西瓜和花生的非常多，它们最适宜在沙地上种植。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个身影，在西瓜地里忙碌，估计是在检查西瓜的情况。这样的连阴雨对种瓜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开着门的小屋前张望，里面有一位妇女正在做家务，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在玩。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位妇女扭过身来。哥哥笑了起来，这不是焕嫂子吗?
　　焕嫂子，今年四十二三岁的样子，当年和我们村张家小伙子谈恋爱，到村里玩，大家都被她的漂亮镇住了，轰动一时。一个农村姑娘，常年下地干活，但却皮肤白皙，眼睛黑亮亮的，清澈透明，长发飘飘，像电影明星似的，走路腿一弹一弹的，韵味十足，唯一的缺点是鼻子过于直削，破坏了脸上的和谐感，但却让人感觉出，这是一个有主意和性格坚强的人。事实证明，焕嫂子也的确有主见。在嫁过来之后，她和丈夫就出去打工，一边偷生孩子。先是在小饭馆端盘子当小工，丈夫后来当拉面师傅，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经济积累之后，他们在天津郊区也开了一家拉面馆，生意非常好，挣了不少钱。在村里公路边也盖了房子，是村里不多的三层小楼。
　　唯一的遗憾就是，焕嫂子一直没生男孩儿。张家是我们村的独姓，三兄弟，分为三户，这三兄弟结婚之后所生的都是女孩，在农村，这种情况被称为“绝户头”，是一种耻辱。焕嫂子的丈夫是长子，在他们结婚十多年间，前后估计生有五六个女儿，至今仍然没有儿子。
　　在焕嫂子身边玩的那个女孩子是她的小女儿。再打量焕嫂子，轮廓还在，仍然漂亮，只是黑了，瘦了，人显得很憔悴。问起焕嫂子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在天津开饭店吗?焕嫂子笑起来，她已经回来有十来天时间，主要是看病，腰椎疼，连带头晕，医生说是椎间盘突出，开了药，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过几天就回天津，那边生意忙，离不开人。这是她婆婆的瓜地，连续下雨，她来看看怎么样。聊了一会儿天，我小心翼翼地说起我的想法，想听她讲讲自己的生活。焕嫂子非常认真地听我讲着，不时点头，最后她说，她愿意讲，这是好事，她自己有时也想着自己这一生，这些事儿，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搂着她乖巧、伶俐的小女儿，焕嫂子给我讲她生孩子的故事。
　　我就想生个儿子。张家这一大家，兄弟三个，没有一个男娃儿，人太单了，我得生一个，无论如何也得有一个。
　　女娃儿我也喜欢哩很，是我哩贴心小棉袄，你看我这小闺女，多可爱，我稀罕哩不得了。当初差点都不要她了。怀她到五个月时，去做B超，一看又是个女孩儿，就想着再引产引掉算了，前面生的那个闺女，刚出生，就被送走了，不知道有多伤心，现在连面都没见过，还不如没生下来的好。她姨，俺一个远房亲戚，俺们每次去，都是找她验的B超，她说你别引了，到时找个好人家，就在咱们县城里，想的时候，也可以偷偷去看一下。我一想，闺女也是一条命。引第一个闺女的时候，我多伤心啊，都五个月了，听说眉眼五脏都有了，可是，前面已经有俩了，我还想要个男孩，不能再要了，就引产引掉了。心里可难过了，可也没办法。后来那两个，连想也不想，就引掉了。我就是打算生下来，她爸也反对，一是还得好几个月时间，二是怕到时舍不得，再说，送人了，就不是自己的了，费这心也没啥用。
　　她姨这样一说，我又有些心动，我要求见见那家家长。那一对夫妻，还真是很有修养，比我岁数大不了多少，还年轻着呢，在政府部门上班，儿子已经上大学。我一看，挺喜欢的，就决定生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同意以后认亲。那也没关系，我都想通了，能给闺女送个好人家，也可以。
　　她是提前生的(焕嫂子说着，怜惜地看一眼身边的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脸)，比预产期早十来天，是个晚上，肚子突然疼了，到医院不到半个小时就生了。她姨还没来得及通知那家人。本来，我是不想见闺女的，想着直接送走算了，怕一见受不了。可她在那儿哭啊哭的，嗓子都哭哑了，那家人还没到。我怕她哭出事儿来，就让护士抱过来，我哄一下。谁知道，刚挨住我，她就不哭了。我扒开包裹，小家伙粉红透白，睁着大眼睛看我。我一下子心软了，就决定不送了。后来，那对夫妻来了，一看长得漂亮，就特别想要，给我送礼，还答应以后让认亲，我说啥也舍不得，她姨也气得不得了，为这，她还得罪了那家人。你看，幸亏没送人，这小家伙跟我亲得很，懂事得不得了。
　　说实话，以后我老了，就指望这几个闺女。闺女好，心细，嫁人了还会顾娘家。儿子有啥好哩，我清楚得很，你看看，农村有哪个儿子结婚后顾自己老娘?不是不孝顺，自己一家人还过不成呢，最多、最好的也不过就是给父母点钱花花，真正能心疼到父母的，能陪在身边说上两句话的，还是闺女。这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想要个男娃儿，还得有个根。你张哥也想要，他是个闷葫芦，嘴上不说，他也看到我这些年受的罪了，知道求儿求不来了。但他有时那叹气声，真让人泄气。过年回家，那神情好像没儿子短别人一截似的，看着难受。人家都以为俺们想要男孩，就是想着自己的钱、房子怕没人继承，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觉得得有个男孩，一个大家庭，兄弟三个，连个男孩都没有，别人笑话，自己也心不甘。
　　你说身体受损伤没有?也没啥，咱们的爹妈哪一个不是生四五个，也不见得就咋样了，女人生小孩，是天生的，不会有啥影响。不过，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有毛病了，不敢累着。三个闺女，老大老二上初中了，她们奶奶帮着看，现在住校，星期天回家住一下。这个小哩跟着我们在天津，她一点儿不费事。平时，饭店我也请有人，我主要管收钱、采买，不是很累，就是离不开。
　　早十来年，家里穷，生第二个闺女时，计划生育管哩严，俺们跑哩远，新疆、甘肃都去过，你张哥出去干活，我在租的小房子里就不敢出门。家里罚款拿不出来，差点把老房子都卖了，最后还是在我娘家借到钱，真是难哪!后来到天津才算安定下来。现在农村管哩松了，也让生二胎了。说老实话，真超生的也不多。现在养孩子成本高了，再生，也养不起，也没时间养。
　　还有个事，我还是给你说说吧。我这次回来，算了一命，算命先生说，我是七仙女的命，要凑够七仙女之后，才有男孩。我一想，连引掉的，我不刚好够七个了吗?要是再怀孕，不就应该是个男孩了吗?我想着，我再最后试一次，岁数大了，再拖，就生不了了。要是再不是，我就死了这条心了。你说，我生不生?我还没有给你张哥说呢。
　　望着漂亮、坦然、爽朗的焕嫂子，我有些迷惑，焕嫂子绝对是有见识的女人，做事情的方式，对事物的看法，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包括她讲到在天津做生意的理念，都很具有前瞻性。但是，在生男孩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道理可言。她反复提到，她就是想生个男孩，不是因为落后观念，而是想要。
　　对于一位乡村女性来说，生育是伴随着对生命的破坏与轻视而发生的。当怀孕、引产，再怀孕、再引产，变为一种常态的时候，那种母亲的神圣感和喜悦感变得非常淡，到最后，从被迫变为自愿，从痛苦变为麻木，进而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要求。仿佛不达到这一目的，人生就不完整，任务就没完成。
　　但是，情形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农村生多胎的也越来越少，在农村，头胎是男娃儿，一般都不急着生二胎，或是抱养个小女孩子。二胎又是男娃，都哇一声，气哩不得了，咋了，养不起。一胎是女孩，百分之九十九的还是想生男孩。别绝了就行。生三胎的现在几乎没有。真要想生，你再罚，还是有办法生出来。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形成约束力，反而是经济约束着人的意识。
　　生命有时真的充满不可思议的韧性，眼前的焕嫂子，健康，开朗，所有的伤害与痛苦都被自我吸收并消化，或者被主动屏蔽掉。她向哥哥打听，城里哪所寄宿学校好，哪一个老师的学习班好，她的大女儿已经上初三，想考县里第一高中，焕嫂子对她抱的希望很大。我问她，知不知道天津的“移民政策”，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落户口，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并考大学，天津整体的分数要比河南低得多。她很惊异，还有这样的政策?她从来都不知道，她在天津，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忙碌，很少看电视报纸。我想，即使偶尔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也会觉得与自己无关，就像即使生活在天津，“天津”这一名词也与自己无关一样。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和努力的点位还在自己的家乡上。在了解到天津买一座房子大约要花四五十万时，焕嫂子又释然了，她根本买不起，前些年挣的钱全盖房了，现在手里最多也就十来万的样子，根本买不起。看着焕嫂子的表情，我有点难过，她的释然是因为她买不起，她可以不做“非分之想”了。
　　已经快中午了，又下起蒙蒙雨，焕嫂子锁上门，带着她的小闺女，和我们一块回村里。小姑娘真的很乖，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警惕地看着我们，一边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想着她刚出生时，看到焕嫂子时戛然而止的哭声，真的精灵极了。也许，她早已预感到自己要被母亲抛弃，想以这哭声来反抗并感动母亲。她成功了。
　　回到哥哥家，发现雨水浩浩荡荡地在马路上奔腾，下水道不畅通，水没有地方流，只有在街道上漫溢。即使是镇上，也没有完整的下水管道。只是一些非常浅，并且窄小的通道，上面用石板随便盖着，生活垃圾、脏水、泥沙、石子都会漏到里面，时常被堵塞。一到下雨，问题就出来了，各种脏东西都泛了出来，散发着强烈的臭味。
　　巧玉：回来送前夫一程
　　韩家巧玉和梁家万青一块儿跑了。在深圳，一个在厂里做计件工，一个骑三轮车。同村的人也有在那里打工的，他们也不避讳，就住在一起。留下韩家巧玉的丈夫明在梁庄村里咆哮如雷，从村东骂到村西，村南骂到村北。几个月后，他带着几个同族兄弟去深圳抓巧玉，十几天之后，却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来，听说还是巧玉帮他们买的火车票。
　　韩家巧玉本不姓韩，在她三岁时，她的寡妇妈带着她嫁到了韩家，就跟着姓韩了。巧玉家里可怜，巧玉的继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疙瘩，沉默寡言，挣不来钱，粮食也不够吃，全靠巧玉的寡妇妈暗地里跟村里村外一些单身汉做些勾当，换些粮食、粮票或钱，虽说是暗地里，村里人也都知道。因此，巧玉家在梁庄村名声很不好，他们也自动不与村里人打交道，尤其是巧玉的妈，面部表情很木讷，路上相遇，远远瞥上一眼，表情很严峻，或者很警惕，然后就低下头继续走路，一语不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他们的存在很怪异，村里人也几乎不谈起他们，好像他们完全不存在似的。
　　巧玉长大了，一直低眉顺眼的她个子长得特别高，也很丰满，细长的眼睛，配在她善良的长脸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与光彩。再加上她那永远手足无措的慌乱与紧张劲儿，有一种异样的可爱。韩家小伙子明开始追求巧玉，明家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父亲是村干部，家里有磨面机、榨油机，还有一个代销点。巧玉辍学之后，就在明家的磨房里帮忙，每个月给点钱，有时还可以把一些小麦麸子拿回家。据村里人们说，这也是因为巧玉妈和明的父亲之间有些说不清的关系，明的父亲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接济巧玉一家的生活。
　　明的父亲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和巧玉谈恋爱，有几年时间里，明的父亲通过打骂、软禁等多种方式表示自己反对的决心，而明也总是通过忍、吵或逃跑的方式来显示自己非巧玉不娶的决心。最后，明和巧玉在村东头的一间破房子里结婚了。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只有巧玉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替女儿准备了几套被褥和厨房必备用品。这在梁庄村是一则新闻，同村人，又都姓韩，结婚的非常少见。但毕竟，巧玉不是真正的韩姓人，大家议论一段时间，在习惯了他们在村里同出同进后，也逐渐接受了他们。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还盖了新房，除了明的火暴脾气以及时不时对巧玉的暴打外，日子还算过得去。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和小妹忽然经常出入巧玉家，她的善良的长脸庞，细长的眼睛，温柔的笑意，温柔的声音，对没有得到过母爱的我们俩来说，充满魅力。一到她家，她总是给我们拿出各种零食，还倒上茶。坐在堂屋的一张破圈椅上，和我们说话。由于身材高大，她的背略微有点驼，坐下来以后，显得更驼了，她的手特别大，特别阔，在不经意的抬手之间，似乎能够把我们拢过去，拢到她身边，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完全不记得我们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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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话，也非常奇怪，一个三十岁左右，有两个孩子，整天下地干活的妇女，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话题。我只记得，我们俩每次都是坐好久，吃好些东西，或者，有时，也在她家吃中午饭，然后，幸福地、做梦一般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充溢心间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谁也不知道巧玉和万青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我的堂哥，万青，和村里其他男人一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和春节回来。后来老婆病死，他出外打工的时间减少，在家里照顾俩孩子。万青聪明、爱说俏皮话，在村里是活跃分子，巧玉低眉顺眼，很少出入公共场合。他们连碰面的时间都没有。用村里人的话说，还真不知道他们咋对上眼的。同村男子一块儿到巧玉家找明玩耍，打牌、看电视、喝酒、聊天，巧玉往往在做完饭端上之后，就在厨房里呆着，很少主动和男人们打招呼，也不像村里其他妇女一样，和男人乱开玩笑。
　　在以后的几年里，巧玉和万青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这期间，巧玉挨有多少打，似乎已经数不清了，梁庄村的人们对巧玉家里每隔十天半月发出的惨叫声见怪不怪，只不过，原来人们是骂明，有的还前去拉架，现在只是摇摇头，苦笑一下。巧玉年老色衰的寡妇妈被再次提起，还是那句古老的话，“有其母必有其女”。
　　巧玉和万青在深圳扎下根，几年没有回来，后来，巧玉的大女儿和万青的两个孩子也到深圳打工，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过起了日子。明知道巧玉在哪儿，也知道闺女去跟了她妈，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却并没有再去找。时间一久，明的落魄模样就出来，一个刚硬、火暴性格的人逐渐变成整天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庄稼汉。在一年春节，他终于和巧玉办了离婚手续。
　　也就是他们离婚的第二年，明被诊断得了脑血栓，中风在床。在儿子打电话到深圳的当天晚上，巧玉和万青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们重又回到梁庄村，并不只是简单探望一下明，而是长住下来。巧玉和万青开始认认真真地服侍明，巧玉住在明家里，负责照顾病人，收拾家务，万青住在自己家里，种两家的地，农闲时在镇上打点短工。在明需要打针复诊的日子，万青推着三轮车，巧玉跟在旁边，三人一块儿去镇上，或坐车去县医院看病。一时间，他们三人成了方圆几十里内的风景，背后议论无数。一年之后，明去世了，万青把明的房子修缮了一遍，请梁家、韩家的长辈在一起吃了个饭，大意是向大家保证自己不会占据明的宅基地和房子，这也是人们一直在背后质疑的问题。
　　在古老的乡村大地上，只要你真正做出有美德的事情，人们会自然忽略你的其他问题。早就有人背后议论万青是为了霸占明的宅基地才回来的，也有人认为他们俩是内疚，因为明的病就是给他们气下的，但不管怎样，能够坚持一年，照顾一个臭气熏天的、已经不相干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巧玉的诚恳与低调使她逐渐恢复了名声，而万青，也因为能够灵活、公正地处理各种事情，很快得到了韩家族人的谅解。巧玉和万青，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被人祝福的夫妻。
　　傍晚的时候，夏日的燥气下去，有风吹过，经过大妈家门口，听到了热闹的哄笑声，循着笑声进去，意外地发现巧玉和万青也在家里，问起，才知道，万青的儿子结婚，他们特地从深圳回来办喜事。巧玉的头发还是老样子，把前面全部向后梳，用一个长发卡拢住，很老式，像五六十年代妇女的打扮，她年轻时就是如此。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巧玉的头后中间部位，有一片是没有头发的，这是刚结婚时，她那火暴脾气的丈夫给她留下的印记。
　　巧玉脸红红的，惊喜地看着我，远远地坐着，背仍然驼在小凳子里面。她看着我，好像我们之间很陌生，但那惊喜的表情却又一直带在脸上，还有一点羞涩，两只大手来回对搓着，流露出内心的紧张。看得出她真的很高兴看见我，但又因为某种原因，她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向我表示进一步的热情，就那么一直远远地看着我。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过得怎么样，她也不说话，只是转向我的堂哥，示意他说，仿佛一切都以他说的为准。我问堂哥，听别人讲，他在深圳还有一个职业，即帮助别人打麻将，替别人支摊，输赢与自己无关，只按时间计费。据说因为堂哥打得好，开始只是偶尔为之，后来就变为专业了。堂哥听了，哈哈笑起来，这是谁胡编派我?纯是出我洋相，要是真打哩好，我还骑那三轮车干啥?但是，他眼睛一闪而过的狡黠却又让人有些疑惑。出去讨生活的人，谁没有秘密?
　　望着仔细倾听堂哥说话的巧玉，那个善良、温柔的女人还在，那双大手也还在，结结实实的，洋溢着生命力。但这一切，被一种温顺的、服从的天性遮蔽着，只有那些愿意接近她、爱她的人才能够发现。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想冲过去拥抱她，但我也忍住了。
　　赵嫂：谁来给我养老
　　在村头和其他几位老人说着闲话，赵嫂两口子来了，推着婴儿手推车，车里躺着才刚十个月的小孙女。后面跟着俩孙子，分别有四岁、七岁的样子。婴儿车的把上搭着几块尿布，随风飘着，像旗帜一样，估计是孙女刚尿湿的。一看见我，赵嫂就嚷起来，你在干啥?咋到处都看见你。我笑起来，赵嫂，不见你干活，就见你走四方。话还未落，赵嫂就叫道，不干活?我干哩活还少?五六十了，养仨小鳖娃儿，你说还少?叫你养一下试试。赵家大哥不大说话，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赵家大哥就没说过话，常年在村里砖瓦厂干活，人干瘦，脸黑得就像烟熏过一样。问赵嫂怎么喂婴儿车里的孩子，累不累?爽利的赵嫂打开了话匣子：
　　我正经是不按你们城里的样子喂。娃儿不到半岁，玉米面、面条、南瓜都吃，吃哩可欢。孩子他妈打电话说，不让这样，不让那样，跟着城里人学。说哩可美，自己又不弄。我该咋着还是咋着，不按他们那样儿来。你要跟他们那养法，那就叫弄不成。原先，你们那时候，有病了给娃儿沾点土腥气，放到地下滚滚，不也就好了。哪像你们现在养孩子那样子?
　　他们挣那俩钱算啥!没有俺们给他看小孩，他们出去个屁!要不是俺们给他们当不要钱的保姆，算算就是没挣钱。我给你算算，老大家俩人在一个厂里，有三千多块钱，他俩自己租房子住，连吃带住得花一千多。俩娃儿在镇上她姑那儿上学，哪个月不得几百块钱，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得百十块钱，一个月最多剩下千把块，可不就是俺们老两口的保姆钱。老二家两人在两处打工，都吃住在厂里，一个月还能存上个一千多块钱，老二媳妇拿哩紧哩狠，一心想着盖房，也没说多给俺们俩点钱。
　　你以为他们感谢你，感谢个屁!这里面有啥原因，老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地老人种着，这等于是交换。他们不管你累不累，想着你种他地也算给你报酬了，也不管种地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有许多娃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里，连一分钱都不给。有的老两口，好几个孩子，你留我也留，要不，吃亏了。还为谁留的多谁留的少打架，非得把老人撕吃了才行。
　　你看我这辈子容易不容易?可怜不可怜?才刚把他们拉扯出来，又得照顾他们的娃儿，到死都不得安生。你说不管他?眼看他日子过不去，你能不管?在家里没指望，又不让出去打工，儿媳妇非怪死你。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咱们隔壁李村，老两口七十多岁了，四个儿子，两个闺女，没有一个养活爹妈。到哪家哪家都不欢迎，最后把儿子们告到法院。不告还可能有碗吃哩，一告倒好了，老两口连饭都没人送一口。二儿子把钱摔到他妈面前，说，你不是稀罕钱吗?拿去，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说完，扭头就走。那家大儿子好赖还是个国家干部哩。也不见得咋样，给爹妈办个存折，把法院判的钱汇到存折上，让别人捎回去，见都不见。生气爹妈不顾他面子。现在，那老两口天天哭，后悔都来不及了。
　　还有，王营也有这事儿，寡妇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把房子、宅基地都分给他们了，到最后，仨儿子个个不愿意让老母亲住自己家里。还都有一番理由，说是妈偏心这个，偏心那个。谁多上两年学，多花家里钱，就应该多养活，谁娶媳妇时，妈不愿意，少置办了彩礼，谁自己盖房，妈也没出钱。那说头可多了，听着都嫌丢人。老婆子嫌丢人，一头扎井里，想自己死了算了，结果，被救上来，仨儿好上几天，过后还是那样。最后，大队支书说，干脆让法院判。法院也判了，说是老母亲轮流住儿子家，一家一个月，有病集体掏钱。住到老二媳妇家里，刚照顾完媳妇月子，老婆子出去一趟，媳妇就隔着墙头把老婆子的包袱扔了出去，连门都不让进了，说我就不让住，有本事，还去告去。老婆子也不敢告，现在到城里给人当保姆了。过几年，老哩干不动了，还不知道会咋样呢。
　　世道变了，原先是媳妇怕恶婆子，现在是婆子没有不怕媳妇的。有哪个是省油灯?不把你榨干就不算完。你辛辛苦苦替她照顾孩子，回来该吵你还吵你，该不养活你还不养活你。给他们摆一下自己的功，说那是你孙子，你想让他饿死我也管不着。刻薄哩很。
　　你说小孩跟他妈有隔阂，不可能，还是人家妈亲。这小鳖娃们都能死了，他爹妈回来最多五分钟，就跟他妈亲哩不得了，前后追着他妈。你稀罕死，一年到头累死，不抵人家妈回来几天。你还不知道吧，我还有俩孙儿，跟着他们姑在镇上上学，把他姑也累得够呛。我呢，每周还得给他们蒸馍、轧面条。
　　出去打工的日子过哩可美啦!小两口上完班，回来吃吃饭，就能睡觉了，清闲哩不得了，俺们这些老骨头在家帮他们带小孩。你说，城里幼儿园又上不起，上学也没户口，谁接送?再说在工厂干活，一天下来，那可不是玩哩，累哩就不想动，也不愿小孩泼烦i。你侄儿在那啥胶厂里干活，高温，一天下来，烤得受不了，环境还差，咳嗽哩不得了。
　　你看，这是我那二孙子，一直在生气，怪汪汪的，想上他姑那儿。但他姑好不容易清静一下，也不想带他。这个小女娃子，生下来五个月的时候她妈就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没回来，就看这个年下能不能回来了。
　　赵嫂一边“骂”着她的孙子孙女们，一边晃着婴儿车，时不时用手摸摸里面，看孩子尿了没有。农村留守老人的状况和城市的老人问题完全不一样。城市是孤独问题，而乡村的老人却是金钱问题。
　　农民打工的成本有多高，赵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是老人当免费保姆，帮忙带孙子外孙，降低打工者的生活成本，打工挣的那点钱根本不足以支撑生活。另一方面，老人也不敢太多抱怨，因为将来还有个养老问题。所有乡村老人都是想万一有一天你躺倒在床上，不会动了，不能为人家服务了，指望谁?没有退休金，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会有你好看的。
　　如果有多个儿子，那这家的老人要遭罪了，还有个“攀比”问题，如芝婶和赵嫂都提到的，都是“比着留”，因为你不留，你就吃亏了。即使如此，如赵嫂所言，没有哪一个农村老人会自己优哉游哉，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赵嫂还属于比较年轻的老人，有许多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两口也在强撑着为子女服务，他们也会抱怨，儿女也会心疼，却也没有想过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在这里，探讨作为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
　　赵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去坐。从外面看，赵嫂的房子非常一般，但是进到里面，看一些细节，就能发现当年主人的精心营造，是冲着住到老死的目的盖的。房子一砖到底，粗直的圆木屋梁，椽子上面铺着一层在乡村极其少见的细竹篾编成的席子。这既起加固的目的，同时也隔绝了瓦层上面的灰尘，使得房间显得雅致、明亮。地上铺着一层青砖，砖缝用水泥抹得非常平整，扫地时不留死角，整幢屋子里整洁、干净，是一个殷实、富足、会过日子的家庭。当我称赞起房子的时候，赵嫂有些伤感地说，人家要拆呢!“人家”就是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大儿子已经在路边买地起了一座两层小楼，小儿子折了一些钱给哥哥，这座房子和宅基地算是分给了小儿子。
　　又问老两口将来跟着谁住，赵嫂又是一声冷笑，跟着谁?谁也不跟。你别想着给“人家”侍候儿子闺女了，将来就可以让“人家”养你，门儿都没有。咱也不操那心。我和你赵哥还回到最早的房子里去，在那儿养老。儿子、闺女高兴了看看，给俩钱花，不高兴了，只要不骂我俩老不死的就行了。
　　我这才了解到，在春节里，赵嫂两口子和小儿、儿媳妇闹了别扭，还吵了一架。原因就是这房子。这栋房子是赵哥赵嫂俩人一生的心血，也是他们作为家长所拥有的权威的象征。赵哥前半辈子在村砖瓦厂里干活，也一砖一瓦一木地积攒自己盖房所需要的东西，光是砖、瓦就攒有八年之久。当属于自己的那窑砖烧出来的时候，赵哥一个人躲在人后面哭了起来。房子是一九九三年盖起来的，房屋上梁那天，吝啬的赵嫂赵哥又是杀鸡宰羊，又是放鞭炮敬神，总算盖房起屋，像个人家了。那时候，赵嫂的女儿师范毕业，回到镇上教书，两个儿子虽说没有上成学，但也都初中毕业，准备出门打工了。赵家的好光景就要开始了。
　　在赵嫂心里，他们为小儿子留这个房子，也是想着将来跟小儿子一起过的。小儿子虽然折了一些钱给哥哥，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再买宅基地的钱。而大儿子之所以同意，也是认为既然老人将来要跟他们过，那现在少拿点钱也是应该的。
　　但是，今年春节回来，小儿媳妇提出要重新盖房。在协商的过程中，也暗示将来他们不应该单独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更何况，赵嫂也帮助大儿子看小孩，不应该只有他一家承担赡养的责任，这就打破了之前的平衡。赵嫂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彼此之间开始有些龌龊。按照赵嫂的分析，小儿媳妇虽然表面上是要再盖房，实际上就是不想养活他们。把他们盖的房拆了，连证据都没有了，真正到争论的时候，连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你住的也是人家的房。赵哥在旁边反驳赵嫂，认为小儿媳妇还没有那么恶毒，可能也是嫉妒大哥过得好，房子盖得好，现在流行盖平房、小楼房，你这瓦房再好，那不还是瓦房。
　　我知道，在乡村，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两个儿子，往往是家产一分两半，又因为农村宅基地比较紧张，一般是其中一个儿子占用父母的宅基地，另外一个儿子补偿一点钱给这个儿子，这等于说父母到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这种分配方法在现代观念里，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但在乡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在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儿媳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
　　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如和儿子一家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尊重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而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在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尤其是儿媳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社会学家阎云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非常奇怪的是，从赵嫂，从五奶奶、芝婶一些抱怨性的话中，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老年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赵嫂的厨房里冒着香味儿，大概是刚焖好的咸米饭。炒点肉和芹菜，多倒些水，把米放在里面，小火烧煮，二十几分钟后停火，再焖上一段时间，就好了，非常香。在我童年时代，这是只有在改善生活时才做的，一年一个家庭最多有那么两三次，也因此，对这香味有独特的记忆。而现在，早已是乡村的家常便饭了。这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清道哥的家庭生活
　　早上刚起床，父亲就接到清道哥的电话，说已经赶完集了，马上就开始备菜，叫我们一定要早点去。我回来了，清道哥说一定要表示表示。
　　清道哥的家，将近四分地，依公路而建。左边不远处是八十年代村子里最大的企业，梁庄煤矿建设有限公司(简称煤建)，最兴盛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从这里拉煤，每天运煤的大型卡车来来往往，还有一串串架子车拉煤的普通农户。我们这些小孩放学去的最好地方就是那个大院子，高耸的黑色的煤山，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我们看巨大的机器在那里吊煤、铲煤，看人们的白毛巾一把下去变成黑毛巾。我们在那里捉迷藏，在煤堆的周边乱蹭。围绕着煤建，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的商业品种，饭店、小吃店、百货商店、澡堂等等，而生意最好的无疑是饭店。清道哥的手艺也是在那时候练成的。
　　早年，这里并没有房子，也不是田地，而是一片大坑塘，每到夏秋交季之时，坑塘里长满黑色、清甜、肥美的大菱角。经过锲而不舍的填埋，坑塘上面终于盖出了一排排房子。当然，这样临公路的地段不是谁想填就填的。现在这里的房子依次是清道哥家、会计家、队长家，和其他一些做生意的村户。作为支书，毫无疑问，他所占据的是当年村里最好的位置。那里面有清道哥一车土一车沙慢慢填坑的辛苦。现在，煤建早就破产了，连那个院子都不见了踪迹，清道哥的房子也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有点荒凉，只有门口的平整与宽阔能够显示出昔日的繁华。
　　我们去的时候，面庞清秀，但眼睛浑浊的嫂子正在后院灶台烧茶。她前年得了乳腺癌，双乳切除，在大姐医院做的手术。大姐一去，就撩开衣服让看病情，也不管是否有外人。嫂子还留着那两条标志性的大辫子，但发质已经枯黄，瘦细，没有任何光泽，毛蓬蓬的，配着她不停眨巴、溢着眼屎的眼睛，更见苍老，有一种滑稽的哀伤。前院的房子是他们的百货店，现在上面的货架落满灰尘，几乎没有什么货品。中间的院子种一些丝瓜，瓜秧杂乱地到处爬着，自来水井旁边是自然溢出来的一片湿地，上面有鸡鸭在啄食。在闷热的夏天中午，淡淡的臭味弥漫了整个院子。一条狗呼啸来去，把鸡鸭吓得到处乱飞，鸡毛扑棱了一地。而厨房是开放式的，就在院子的角落，锅台很低，水缸、菜、面粉和其他一些杂物都随意摆着，鸡和鸭随时可以跳上去。
　　清道哥让我们看他准备的午餐，他已经下油锅炸了鱼块、鸡腿、青椒塞肉馅、小酥肉等八个荤菜，全是炸菜，吃的时候再烩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那里待客的最高规格。还有十来个做好的素菜、凉菜，只等上桌。我不相信这是他在短短一小时内弄出来的，他大笑，别瞧不起你道娃儿哥，做几桌子，待三五十个客还是没问题的，前天这里还办了三桌酒席，是村里订婚相亲。父亲在一旁说，这可是你清道哥现在的大收入，要不是，他赌博的钱从哪儿来?
　　“从哪儿来?”清道哥很不服气，“我有三个养鸡场，随便卖点鸡蛋、卖些鸡子哪儿不是钱?”父亲回道：“三个养鸡场，哪一个是你的?能得不轻，别看都是你弄的，现在你敢去把鸡蛋拿出去一个试试?”清道哥立马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赌气般地低声说：“我今年也要多养点鸡。”
　　我这才明白一些，清道哥共有三个儿子，现在是有三个儿媳、五个孙子孙女。儿子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把三个养鸡场分给了儿子，一家一个，不偏不倚。但是，为养鸡场的大小，位置的好坏，三个儿媳对他都有意见，相互之间也闹到几乎不说话的地步。清道哥，因为失去了对鸡场的掌控权，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失去了说话权。经常被儿媳们白眼来去，也说不出话来。
　　后院是一个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共十二间房。清道哥很得意地告诉我，这都是他亲自设计，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两间房，谁也不偏不向。但是，这六间房都是空着的，儿子们没有一个过来住。一方面是有矛盾，儿媳不愿意住;另一方面，养鸡场也需要人看，所以，儿子们的家基本上就都在养鸡场。道娃儿哥盖的“城堡”显得空空荡荡。
　　虽然如此，清道哥仍然很自豪，他为儿子们办下了这家业。他让我和姐姐到后面大儿子的养鸡场去看看，顺便拔一些时令蔬菜。
　　养鸡场在通往河道旁的庄稼地里，刚走近那里，一股恶臭就随着风吹了过来，路边，是一个巨大的蓄粪池，这是养鸡场的副产品。蓄粪池上面有盖子，但是无法阻挡这臭味，道娃儿哥说这鸡粪很值钱，附近有养鱼的抢着来拉，但不知为什么，最近来的人少了，粪积在这里，出不去。
　　说实话，这是一个不错的乡村养鸡场，有三四个大棚，是养鸡棚，鸡在长条形的笼里，喂的饲料和水都掺有防止生病的药物，下面的水泥地也被冲得干干净净。但是，外面的生存环境却让人无法接受，主人的房子就在这养鸡场中间，门口拴两只大狗，说是为了防盗。主人家的两个小孩在这片恶臭中玩耍，女主人在门口的水井洗菜，洗衣，又把脏水随手泼在鸡粪上，更加剧了臭的味道。清道哥所说的时令蔬菜也是种在这鸡粪之上，踩上去，臭水立即渗了出来，我快快地逃了出来。中午，我还是吃了这里的“时令蔬菜”，好在还没有鸡粪味儿。
　　“城堡”的厕所建在院子外面的角落里，一个很低很小的土坯搭起来的小房子，要弯腰进去才行。门口用一个很短的塑料布遮挡，蹲下去，能看见里面的人，但这是家庭自用，所以一般不会在意这个问题。里面的坑池是用砖砌的，上面脚踏的地方也是两块砖垫上去的，当然，在这些砖的周围，少不了一些蛆虫的爬行。每去一次，姐姐总要感叹，厕所太脏。但在农村，这已经是好的了。回想起来，北方的村庄，最不堪的往往是厕所。每家房子的侧墙旁边都是一个天然的厕所，比较富裕和讲究的人家如清道哥这样才挖一个坑池。一般人家很少有意识，就是在侧墙的地上随便大小便，然后等着自然风干。童年少年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下雨天，侧墙的地到处软乎乎的，都是粪便，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脚尖踮着往里面走，总会踩上各式“炸弹”。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到家里有人结婚，或发生重大事件才会改变。而那些临着村中路边的家庭，低矮的、胡乱搭起的围墙与房子侧墙之间的那个空间就是一个厕所。行人往往可以看到蹲厕人的头部，隔墙说话是常有的事。而最尴尬的莫过于辈分有别的人路过，因为站起来提裤子是要被路边的人看到赤白身体的。对于一个刚成年的少女来说，那种尴尬更是让人终生难忘。
　　上午的饭菜果然十分丰富，有童年的味道，虽然觉得油太多，过咸，过香。清道哥讲了许多顺口溜，每一个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创作力惊人地旺盛。因为来了客人，大儿媳和二儿媳就也来帮忙，很自然地分工，一个洗菜，刷碗，照顾灶台，另一个负责上菜，端盘子，负责酒桌与厨房的传递工作。她们基本上不和我们说话，目光对接的时候，也只是很快就闪过去，很少有表情。乡村女性的情绪在外人面前是不大显露的，包裹得很严，偶然来到的客人很难窥探到她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更找不出矛盾所在。实际上，一旦有矛盾，即使是最善良的女性，也会马上翻脸，毫不留情地吵架。而需要共同露面的时候，她们也会暂时共同出场，保持和谐的表象。
　　吃过午饭，茶水泡好。清道哥喝得半醉，本来的紫脸膛更显黑红，眼神乱飞，不停地大笑，可见其开朗、豁达的性格。我让清道哥讲讲他的顺口溜故事，我想了解这样一个曾经的乡村政治人物的生活、情感与其生命状态。
　　你说想听我说顺口溜，妹子可是笑话我了。这梁庄出个梁清道，喝酒场里瞎胡闹。载入史册可丢人，人家说你胡球顺。
　　那二年交公粮，粮管所所长老二哥俺俩对劲儿，我上粮管所，可热闹。晌午一下班，就在那儿吃饭。吃罢喝罢，编个曲儿胡球出他洋相。我说，二哥，你这两天在村里影响不好，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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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听群众啥议论。老百姓都在说，咱镇有个所长，交公粮开后门你算别想，交粮去了报杜南(村庄名)，那是好坏都能过，要是报的是杜北(村庄名)，好坏一样不吃亏。一报是梁庄，签子没拔就不行。咋，粮管所地盘在杜南，你把那儿的老百姓都维持完，把梁庄人都坑完。所长听了脸只红，去，去，来了好烟好酒吸吸喝喝，走了还编个曲儿气我。
　　交粮时上面来检查，他一听算急了，上上下下胡指挥。我说：“这一听市长进了院，二哥出来赶紧喊金殿，麻利去给‘拐子’说，赶紧停磅别出错。说，正收粮为啥停磅?懂个球，注意别叫他出问题，先把秤锤下面那坨泥抠下来。”所长一听，气哩乱蹦说，去去，日你妈，你看你糟蹋多狠，还秤锤糊哩泥，下回来了凉水都不叫你喝。实际上，没那回事，在一块儿对劲儿，胡球出他洋相，出他鲜点儿。
　　后来金殿当所长了，那几个坏货说，可给新所长也编个曲儿。那有球编哩，“老崔退休换金殿，梁庄交粮超往年，过去交粮报梁庄，签子没拔就靠瘫j，今年交粮报梁庄，就没有剩下来一家儿。”一听可都笑开了，新所长表扬哩可怪好，不编不编曲儿可出来了。是不是金殿就比前所长强?强啥强，胡乱出洋相，说笑话哩。
　　还有那年那电管站的事儿。人们都说，“党是爹，政府是娘，工商税务是两只狼，还有一只老虎是电霸王。”村里抗旱大忙，变压器烧坏了，自己去买个新哩用，这可得罪了电管站的人。这必须得通过他们换，他们能从中使私钱。站长说没有通过站上买，不给送电了。我去找站长说理，那个站长杨书敏说东说西，就是不给送。我说，你别说，你们是独家经营，不合理，别想着农村人对这件事不明白。“这管电哩下乡，村里招待都不一样，晌午只说招待差，下午生门儿k就停电，你这良心背不背。抗旱大忙巴结你，回头还是要停电，去问你们这为啥，看你下回招待还错不错。”那站长一听，气哩乱转圈，说，是这，你先回去，回头就送电过去。我就去找局长，局长也叫我先回去，说是回头给站长打电话。
　　我说，俺们回不去，老百姓拈着半截砖，在村头拦着，抗不了旱，老百姓只打我。一会儿想上县委去一下，看看这事咋个办?局长一听急了，拿起电话就骂杨书敏，不管啥原因，先把电通上。局长说，你走的时候，也给站长说个感谢话。感谢谁，那是他应尽的职责，感谢他干啥!还没走到家里，就听说，杨书敏在院子里气哩乱蹦!
　　家里的事就不说了，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支书干一辈子，家都没管好，你说窝囊不窝囊。
　　有人说我支书干一辈子，把梁庄也弄哩啥没啥。你说哩是球，群众楼上楼下，我要啥没啥。喝一肚子酒精，两手空空。这些年我胡球拾俩粪也能挣俩钱。
　　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又生长在农村，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午饭大槐树下的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甚至在上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所不在。那不时爆发的、爽朗的、略带狡猾的、会意的笑声在乡村的上空回响，为沉默的村庄增添着一份份生机和活力。清道哥正是这样的人。
　　清道哥一口气说了三个多小时，谈起自己编的顺口溜，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顺口溜最兴奋。他把自己对乡村生活、乡村政治的理解几乎是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嬉笑怒骂、随意成篇。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时，如现任支书、村长情况时，做村会计的堂叔总是及时打断。在清道哥谈话期间，房间另一处的牌场已经支好，另外一个好像长期跟着会计的什么人早已候在那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在外面忙来忙去，干一些杂活。这是非常熟悉的乡村场景，在支书、会计、村长家里，总是有这样的人在帮忙。
　　清道哥站起来，伸了伸腰，看看牌桌，摩拳擦掌，喝几口酽茶，又上趟厕所，做好一切准备。父亲已在一声声地催，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小睡了一会儿，此时也是精神百倍。我知道，这一战至少要到晚上。
　　那一夜，父亲打到十二点，是哥哥叫了几次才叫回来的。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允许熬夜，他的牌瘾很大，一坐到牌桌前就不起来。但是，与清道哥相比，就不值得一提。父亲说他是“常输将军”，都知道他喜欢打牌，还常输，就有人设局骗他。他照去不误，照输不误。很有气度。
　　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是前段时间清道哥在家里和老婆吵架，又和三儿媳的亲家拌了几句嘴，上街卖鸡蛋，消失了好几天，电话也不通，他老婆把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就来找父亲，怕他想不开，万一自杀了怎么办。父亲一听哈哈大笑，说不会，道娃儿要是想不开，这日子就没人能想开。前两天还见他骑着小三轮车，说是到什么地方去，肯定是去打牌了。第四天，清道哥施施然地出现在父亲那里，原来到另外一家打牌去了，前两天赢，后两天输了精光，还欠下一些债。清道哥在一旁听到了，指着他那长辫子老婆嚷道，我就是去卖个鸡蛋，你到处糟蹋我名声。
　　再见，故乡!再见，妈妈!
　　独自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
　　从母亲的坟往远处看，左边是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的平坦，低矮、新鲜的庄稼充满着生命力，灰蓝、微暗的天空，天边是暖红的彩霞;右边往下看是宽广的河坡，树林郁郁葱葱，粉红色的合欢花在树顶连绵起伏，随风起舞;围绕着树林，笼罩着一团团淡白的轻雾。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在感受着这片土地，用她的灵魂与精神。有一种温暖慢慢进入心间，是的，妈妈，我来看您了，虽然次数越来越少，但每当想到这一方土地，想到在这一方土地上，有您躺着的坟地，就觉得我们心意相通，您还在注视着我们。
　　少年时代失去母亲，是我永远说不出的痛。想起母亲躺在床上，望着上学的我们，只能发出“啊、啊”的哭声，就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是一位失去行动、失去语言的母亲的绝望，她无法表达她的爱，也为给这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歉疚。这一哭声犹如长久的阴影跟随着我，我的软弱、自卑、敏感、内向，通通来自于此。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骨灰盒里，尤其是当站在她的坟前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象征性的坟头，如果她没有躺在土地之中，我无法想象，她是否还能关注我，我是否还能如此深刻地感到和她心意相通。每次家里有大事，都要来到这里，烧纸、磕头，然后，坐在坟边絮絮絮叨叨地给母亲说一说。少年时代，哥哥与父亲吵架，深夜里，拿着刀，往墓地跑，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心里害怕极了，不只是害怕哥哥会死掉，而是害怕母亲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可怕的事，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时光永远停下来。至今还能回忆起哥哥的哭声，声嘶力竭，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能有的。哥哥躺在母亲的坟前，在那里翻滚着，倾诉着，似乎渴望妈妈能抱住他，安慰他孤独可怜的心灵。这次回家我才知道，当年父亲手术成功，几个姐姐专门回家，到母亲坟边哭了一场，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告诉妈妈，才算达到真正的隆重。
　　这种古老的凭吊方式难道真的要成为过去?我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他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打牌，整整呆上一天时间，天黑以后才离开。当这样听时，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一起生活，就仿佛他还在。我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像现在这样几结合的丧葬方式，并不见得就是好的，它产生的是一个啼笑皆非、不伦不类的结果。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淳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我以后会回来得越来越少。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心灵中存在，回来的欲望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
　　再见，故乡!
　　再见，妈妈!有您在，我会回来。
　　注：
　　够死了：很烦，烦得不得了。
　　透墒：浇地完全浇透了，用来形容喝酒喝多了。
　　坑：北方村庄里面的水塘。
　　年下：春节。
　　不美：生病。
　　猴头子日脑：非常调皮。
　　不表：不骗人。
　　支客：北方农村丧礼或喜宴上，安排来往亲戚座次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讲礼数。一般做“支客”的人都是那些在村庄有威信的、能够服众、对村里各家的远近亲戚也比较熟悉的人。
　　泼烦：麻烦，缠人。
　　靠瘫：完蛋了。
　　生门儿：想坏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