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在哪里

教师之友网

我的笔在哪里

姜广平

一

时至今日，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向家乡、向那个曾让我无比疼痛的苏北盐城表白，只要一句话：姜老师，广平，你来吧，这里需要你！


是的，只要给我一席教位，我甘愿去领受那一份微薄薪水，甘愿去和乡村的孩子一起，走过春夏秋冬，创造一种平静与寂寞中的教育奇迹……


是的，我的爱，一直还留在那里。我的情还在校园之中，我的梦还在那间教室里、那方黑板上流连……


我已走远，其实，一直没有离开。


这里有多少疼痛，还有很多说不出的隐痛……


我的写作，确切地说，我的非教育写作，起于我的教育疼痛。是教育疼痛决定了我必须用另一种方式给自己抚平伤痛。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1993年，那是我反复咀嚼疼痛的一年。那一年，作为一个在乡村已经打拼了7年的年轻的乡村教师，终于可以与改变命运的一次省级教学公开赛兜头相逢，然而，命运却与我开了个非常大的玩笑，阴差相错之中，那次改变命运的教学比赛与我失之交臂。


在从九三年走向九四年的过程中，我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攫取着。我明白了，在一个异乡的学校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已经很难有我的位置。我一直被生硬地拒于一个无形的大门之外，而且，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们的份，甚至，就连刚刚结束的职称评审，中级教师职称这种技术含金量极低的东西，都有可能被人从手中夺走。那一场职称晋升的活剧，深刻于我的情感世界中，成为我的又一个教育疼痛。


有谁能够承受一年之中两次致命的打击呢？我于是想到了走，想到了离开这片土地。


我首先想到的是，会有一天，我从栖身的盐城市时杨中学出发。这里不是我的家园。


我还想去寻找我的教育之梦。我不甘心就这么被教育抛弃了。


然后，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平复了这种疼痛。在一个异乡，意味着所有的一切改变都必须由自己来完成。而教育——怎么说呢？身栖于此，情系于此，却始终未能对我展颜一笑；因而疼痛也就必须由我自己来消解。


走，始终没有可能。一年年，我看到的是别人，稍有点背景的，都调离了这个乡村中学。而我和我的妻子，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春光灿烂，自己的内心却是荒芜一片。


于是，我走了。以我的魂和我的心转移到文学上这种姿态，完成了这种走的方式。


也并不是说转移就能转移的。路漫漫，路漫漫啊！


我热爱乡村教育，但乡村教育却彻底地抛弃了我。


而我却无法走向都市。都市是别人的院落，而乡村却不再是我的家园。


一个冬日，我在满身心的疲惫中，坐到屋中间的藤椅上，坐在阳光下，让冬日的阳光抚摸我。


看着忙碌的妻子与可爱的儿子，突然觉得这份日子是多么地真实又是多么地飘忽。


也许，我需要的只是一份这样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其他。


突然就想起了文学。我好长时间不再侍弄文学了。我那么热爱文学，怎么可以出现这样的文学真空呢？


我开始拿起一本《小说月报》。


几年来，我都订阅这份杂志。但有一段时间我却无法有闲暇去抚摸它们。订阅它，只是为了看见它存在于我的身边，用它来证明着我还曾经在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坐过。


然而事情在那个严冬季节发生了变化。当我意绪索然地打开时，猛然间，我如遭电击。我的朋友毕飞宇的名字赫然列在目录之中。他的一篇始发于《钟山》的短篇小说《祖宗》收在了这本杂志中。


啊，老朋友怎能相忘！在他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后，我一直关注着他，可是，他在文坛刚露了个头便又消失了。他像扎了一个很长的猛子，终于在黑色的《祖宗》这里伸出了头。


原以为同样做着教师的毕飞宇只不过是想显示一下才华偶尔写一篇小说给人看看的，没想到他一直在努力着而终于获得了成功。


努力就能成功！


毕飞宇用他的方式告诉了我这个真理。


我迫不及待地读起了毕飞宇的小说。


是我非常熟悉的毕飞宇，在黑色的情境中讲述祖宗走向衰败的故事。而那潇洒骏逸的文字显然是当代作家中少见的，而对我，那语言却是那么熟悉，那么有心灵感应，那么熨贴得贴心贴肺。


我的领悟力就是这么好。一个评论家说这是一则谋杀祖宗的故事，而我则立即作出了矫正性的解读。


似乎从这时开始，我便伸出了写作小说与评论小说的触角。


竟然是从《祖宗》开始，我又重新抓住了文学。


但后来的日子里，我却茫然无绪。


我终于发现，我对当代文坛太过陌生了。我不得不承认，毕飞宇以外的很多作家我都读不懂了。当代文学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到来，而我大学毕业以来，沉迷于教育、考试之中，再也无法在这纷乱的文学景象中敏锐地捕捉到一条文学之脉了。


我为自己伤感不已。我怎么可以这样对文学一无所知呢？


我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啊！我臭到底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啊！怎么可以有这种令人无法原谅的文学陌生呢？


我得行动起来了。


我开始贪婪地阅读，像饿汉扑到了面包上。


该怎样感谢那个乡村中学的图书室呢？


荒芜的乡村学校，令人产生教育疼痛的地方，却在图书室的一角赫然有一本全面论述先锋文学的书，那是由著名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晓明撰写的名作：《无边的挑战》。


我像捞着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了这本书。我狂喜，我终于在四处都没有出路的时候，看到了方向。文学，我的文学。现在，我走向你了！


我读完了，也读懂了。我循着陈晓明给我指出的路径，一本本地找来马原、莫言、格非、孙甘露、北村、徐星、刘索拉、苏童、叶兆言、余华……我终于搞懂了，西方近百年的文学在中国当代先锋作家那里来了一次最出色的全方位的演练而形成了当代文学独有的繁荣。


我懂了，也开始写小说了。我写出了处女作《黄昏边缘》，率先发表了我的第二篇作品《东风无力》。然后竟然很顺利地发表了《寻找阿依古丽》、《杨柳春色》


……再然后是足以让我陶醉一生的《逃离一座城市》。这个中篇小说，甚至得到了很多大师的关注。而这篇小说的语言，结构，至今，我都认为，有一种灵思。我对自己佩服不已，在一个乡村中学，却写出了这样的当代都市伦理小说。在我到了张家港这座小城后不不久，这篇作品被南海出版公司的《中国当代名家情爱伦理书系·缠绵之旅》收入。


若干年后，当我在一个江南小城做中学语文教师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晓明先生已成为我的师友。我们有了比较深厚的交往。经常，我们会在电话里或电子邮件里交换对某一个作家或某一个文学现象的看法。好多次，转到北京大学做教授的陈晓明都会谦逊地说，我们是同行。但我明白，这位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是他的那本书，成了我走向评论写作的启蒙读物。


一本书和一本杂志，它们像是通过上帝之手一样放在了我的面前。


一位作家，一位评论家，我从纸上认识了他们，是他们构成了我的一段生命之缘，构成了我这个乡村教师不断向上的生命之阶。

二

这样就到了1997年，我以全国第二名的综合成绩叩了开宁波万里国际学校的大门时，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其实还在教育这棵大树上挂着。


真的没有想到，宁波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让我美好的教育理想有了栖身之地。


忙碌的教余生活，我几乎没有再拿起文学。文学再度远离我，而我再度发现，我的教育的天赋悄然回到我的教学生活中。我成了宁波万里国际学校的语文名师，成为那个学校里家长和学生欢迎的老师。只要有机会，第一个开公开课的人就是我。也是在那里，我开始与宁波效实中学这样的名校有了接触。


可是好景不长，教育局和时杨中学的新校长，竟然把电话打到我栖身的清水浦渔业大队的教工宿舍楼，而且，几乎每天都打。局长与校长的决心是，直到我决定从宁波回盐城，否则，他们会一直打下去。人事变动了，学校格局改变了，广平，回来，有你的用武之地了……


人非草木，我感动于盐城那片土地的诚意。然而，我的心已交给了宁波。而且，在宁波，我拿的是全校最高的薪水。每次，刘晓旭校长都会说，广平，你的工资这次又是万里学校最高的。好好干！在我们这里，只认一个人的本领，其他的，都放在第二位……


工资是次要的，关键是，在宁波，在我的学生心中，在我的家长心中，我是一个好老师。


留与不留，现在，成了两难的问题。


最终还是回了。妻子的眼泪和儿子的能否入学的烦难促成了我的回归。


然而，令人绝望的是，回到盐城时杨中学，恰恰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校长所说的位置上，已经有了同行，而且坚决不肯让出……


这样，就到了我的龙冈中学时期。


现在，盐城市龙冈中学作为一家江苏省四星级高中，成为很多苏北学子热切向往的地方。让我骄傲的是，在那里，我度过了两个学年，三个多学期，写出了一本同样让我终生引为骄傲的书——《重塑生命》。


1998年秋，由于作家毕飞宇的介绍，我对周弘进行了几次采访。采访结束后，我就有一个冲动，要将周弘写进一本书里，要让周弘成为一个文学形角进入到人们的感情世界里。我将这个想法对周弘与毕飞宇说了，他们都认定：作为一个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业余作家，是一定能做好这件事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在电脑上敲打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后，我关闭了计算机，退出了这本书的最后创作。也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完了。作为一个在传统教育理念引导之下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周弘把我玩完了：我的教育观念及在这种教育观念引导下所构建起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大厦已经土崩瓦解。一种全新的洋溢着生命意志与生命力的教育观念已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根深蒂固地根植在了我的教育生命里，并将从此改变着我一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


时至今日，我才发现，我过去是多么渺小！为了一次教学公开赛，为了一次职称晋升，我竟然可以那样决绝与不甘。


这两年的创作，深刻地改变了我，让我学会了懂得，学会了感恩，学会了淡泊。学会了不再从功利角度去看取教育……


袁晓园先生将周弘与女儿的故事称为“东方神话”。然而，在我看来，周弘其实无奇。如果一定要从他身上找出奇来，那么我也只好告诉你，周弘的“奇”就在于他对生命的一往情深的珍视。


周弘的“赏识——成功”教育使一个“残疾”的生命丰盈起来，又使很多同样被人们看所作“残疾”的生命走向了辉煌。更重要的是，周弘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更多的不会被人们看成是什么“残疾”的孩子身上。说到这里，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告诉你，我的这种表述是有错误的。在周弘眼里，生命本身就是生命本身，无所谓“残疾”与“正常”之分。生理的残疾非关生命的残疾。生命的表现形态与生命的载体可以有差别，可是生命的内涵与本质却是一样的。时至今日，在我写完了这本关于周弘的书以后，我也不得不持这种观点了。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周弘经常和我们说起的凯撒大帝的那句“我来了”。不错，生命，任何一个生命，都可以像一个骄傲无比的君王一样无比辉煌地君临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人世。所以，周弘珍视所有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宝贵也最美好的。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生命更能激起我们的无穷赞叹了。在我与周弘相处的那么多日子里，在我常常中夜独对VCD光盘与录相带中的周弘的时候，我以一个写作者的敏锐发现了周弘的眼睛与众不同。他的眼睛总在某一个瞬间明亮无比。而那一瞬间，总是在他和生命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时刻。周弘与孩子们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本能的友爱与默契。看到周弘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神态，我，我的朋友们，周弘的朋友们都油然而生一种对周弘的敬重之情。


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我甚至无法对周弘进行精雕细刻。两年的时间认识一个人都很难，何况是去认识像周弘这样一位名家？但我相信一点，精致的生命不一定比质朴的生命更美丽。两年，我一直在为生活东奔西走，我放弃了很多东西，但一直没有放弃的就是这本书稿。另一方面，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自己融进了周弘的生命里，用与周弘同一的生命感悟去复现彼时的周弘和他的女儿。也许这种原初的未经精雕细刻的粗砺情感倒更能体现出主人公与命运拼搏的风格，更能激起一种高尚的审美情绪与冲动。几年来，我一直珍视着并保持着这种情感。我知道在我这本书写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可以放下这种感情了。但我也深知，我放下的是这种情感，但这种情感已经进入到我的血液里，进入到我的生命的机体里了。当然，这对于书而言，也许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这的确是我所期于这本书的心情。因为生命不仅可以像夏花之灿烂，也完全可以像秋风一样雄烈、粗犷。


周弘是在用生命与对生命的珍视实践着自己在生命的磨炼中得出的心法。他把一个父亲的眼光投向了周婷婷和周婷婷以外的孩子们，也因此，他的身边有了一个个心悦诚服的志愿者。写完这本书，周弘对我说：“时至今日，恐怕这世上也再没有人会比你更深切地从生命与教育的高度去理解我周弘了。”因此，周弘特聘我为他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赏识─成功”教育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


我很珍视周弘授予我的这一头衔。因为这个头衔有着生命的内涵。因为这是我用生命的体悟去换取的。


这两年里，我再度走出苏北，到过珠海、深圳、上海和无锡，我远离了我的家人，但我却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这本书稿。一个个长夜，我就端坐在电脑前，用生命和周弘对话。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在珠海时，我在别人都进入梦乡后，一个人走到多媒体教室里修改这部书的书稿。那时节，南国的燠热在我的屋外汹涌着，我却像什么都忘记了一样，只有眼前的这部书稿。当别的研究员在用理性去研究周弘时，我则以灵性、形象、激情去展示周弘、塑造周弘。郭沫若在创作完话剧《蔡文姬》后曾经说他就是蔡文姬，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不能说我就已经是周弘了。但我可以这样说，我已经真切地感到我的一部分生命已融进了周弘所营造的那种充满生命意象的教育世界里。我也已经能够从生命的高度去认识周弘和理解周弘。


这是我的幸运!

在《重塑生命》的《后记·融进周弘》里，我其实刻意隐藏了另一件事：在这东奔西走的两年里，我一面写书，一面在一个个城市的私立、民办学校里做语文教师，一面在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而努力。


无论是在珠海还是深圳，也无论是在无锡还是苏州，我都带着一大堆书。就是在这两年里，我读完了米兰·昆德拉的全部著作，而且，我自己也已经感到，这种阅读与过去的阅读感觉大异其趣。与此同时，我将亨利·米勒的书也差不多全都读完，他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中的很多段落，我差不多能够背诵。也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深度介入卡夫卡，甚至还想写一本关于卡夫卡的书，以中国古代笺证的方法，写一本《卡夫卡笺证》。我不是语文教师吗？我不是那种深度关注文本的读者吗？那好吧，你来笺证卡夫卡的全部小说！


是的，是在这两年，我知道，我已经悄然完成了由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向作家与文学学者的转变。虽然，我后来是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重塑生命》与妻子一起叩开了张家港高级中学的大门。


也是在这一年，我的这本书与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和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成了当年教育图书的主打书目而进入了《中国教育报》的专题版面。


不过，我明白，《重塑生命》仍然是一本教育叙事作品。所幸，已经有人看出来了，我尝试用一种文学的手法来展现周弘的教育过程。

三

不得不相信有一种宿命。


1993年，我杏坛折翅。然而，就在那一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对王朔作品的讨论，我写了一篇《这一朵美丽的罂粟花》。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的文学评论处女作。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与书籍转载，网络兴起的时候，各大网站也都转发了，且被列为当代评论王塑三十一种评论之一。在这篇文章里，我发现，1993年的我，竟然还可以那么持一种平和冲淡的价值观来看取王朔。真有点为难我了。


绝非偶试牛刀，那时候，我手中没有刀；也非略炫小技，那时候，我只是文学评论的门外汉。


似乎只是一种不甘，用这一种行动方式告诉人们，我可以有我的世界。


真正以评论家身份参与到文学中，是毕飞宇的《青衣》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以《跨世纪文丛》推出之时，我与毕飞宇的对话作为这本书的跋，我因此开始步入文学评论领域。

《跨世纪文丛》是由陈骏涛与谢冕共同主编的。我不敢说这套丛书滋养了多少作家、评论家和普通读者，但就我个人而言，确实是因为这套丛书的濡溉而从此走向文学批评之路并进而得到陈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的。

2000年年底，陈老师与北大谢冕先生主持的《跨世纪文丛》决定编辑出版著名作家毕飞宇的《青衣》。按照体例，书后必须附一篇作家访谈作为跋。因为时间紧迫，陈老师让毕飞宇找一个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的评论家做这项工作。

我一直跟踪研读毕飞宇的作品。从九十年代初毕飞宇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我就一直盯着这位作家，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苏北乡下教书，但只要读到毕飞宇的作品，哪怕是一篇简短的创作谈，也全都收藏下来。毕飞宇得知后，曾戏称我为“毕学专家”。在陈老师与他商谈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好刚刚发表过一篇全面评价毕飞宇作品的文章《熟悉的毕飞宇与不熟悉的毕飞宇》。

我在转制后的张家港高级中学工作，升学压力与生存压力比其他学校都要大得多，但我还是在所要求的一周时间里，完成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对话稿。稿子写完后，随即发送到陈老师那里。陈老师看完后，大为赏识，认为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家访谈。

接下来的情况是，这篇对话稿发表在2001年第四期的《花城》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我也由此完全走上了另一种文学批评之路。这篇对话，到现在为止，都可以作为我的对话批评的代表作。即使后来，我有了与刘震云、王富仁、赵本夫、苏童等人的对话，且可能反响更好，但是，是《“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被河南作家李洱认定为共和国以来的最好的文学访谈。李洱因此决定，他所主编的《莽原》访谈栏目由我来主持。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一直主持大型文学期刊《莽原》的“对话”栏目，历经十年，一直在做，我由此成为一个在业内颇受作家与读者喜爱的访谈作家。

陈骏涛老师此后则一直关注我的写作。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里，陈老师在《一个人物和隐于其后的阴影——评<玉米>》一文里，也引用了我写的访谈里的内容。

后来，我又收到陈老师的来信，他告诉我，他正在与两位年轻朋友合作从事一项题为《世纪末文学的精神旅程》的科研课题的写作。与此同时，他们想先编一本《精神之旅——作家访谈录》的书，既作为上述课题的延伸，也为了解和研究当代作家的精神旅程提供一份原汁原味的档案。陈老师从我的诸篇作家对话中，选出我与毕飞宇、苏童、北村的对话，收进这本书中，让我感动不已。

就在这一次的合作中，陈老师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我做的三篇访谈都是高质量的，特别是北村的访谈，陈老师说：“你的访谈录我读过了，写得很好。你是真正认真地读了北村的作品，而且读懂了，思考得也很深入。北村应对得也很好，他把你提出的问题展开了，深化了。双方互动，互为主体，而非一方只是另一方的陪衬。很符合我先前的设想。”

这无疑是对我的极大的鼓励。

同年10月，陈老师的第四部文论集《世纪末的回声》出版，随即寄赠一本给我，并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上：

姜广平先生指正

陈骏涛

二○○二、十、北京

陈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声望甚隆的文学评论大师，我是一个刚刚摆脱乡村教师称号的中学语文教师。受到先生这样的肯定与鼓励，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暖与感动。

后来，先生又来信告诉我，我的几篇对话都已经被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学术网站“两性视野”收录。他要我点开那个网站看一看。我一打开，我与苏童的对话《“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赫然列于首页头条。内心自然无比感动。

四

其实，我一直认为，我首先是一个语文教师，其次是一个真正的读者。


我到现在都坚执地认为，一个语文教师，就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具有文化个性的作家。


这是叶圣陶先生讲的。我虽未得叶老亲炙，然而我非常幸运，我与叶老的孙子、著名作家叶兆言是朋友，我也得到过叶老的学生、上海《语文学习》的老主编范守纲的教诲。


在我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定位自己是一个读者。做一位读者，做一个绝妙的读者，这是普鲁斯特起初的愿望。而普鲁斯特走向一个著名作家的历程是：以成为批评家、成为读者为开端。


我还在写小说，偶尔会有作品出来。校长高万祥常常对我说，你能写小说，多让人羡慕啊！


但他不知道我又在悄悄转型。


我与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对话题目是：《“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非常欣喜的是，这句话正好成了某种象征，我与我的作家朋友们是同一条船上的。将他们在创作伟大作品时的所想所思激发出来并通过对话这种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比起我写一部作品更重要。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阅读北村、刘震云、海男、苏童等作家时的心境，也记得当时因为阅读而扬起的我也能写出一流作品的豪情。但是，我的伟大的一流作品的写作因为一次次与作家的对话而搁浅，偶尔我会在中夜，一人独对电脑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落寞情怀。但一想到我也许是在做着一种有利于文坛的建设性的工作，便又将那种情怀悄然藏起，同时打开一个作家的作品，以两个月为一个周期，读完他的所有作品，搜集到关于这个作家的所能搜集到的评论并认真研读，然后拟好对话提纲，然后拨通对方的电话，然后在电流中进行交流，身旁的三洋录音机则永远以那种速度旋转，忠实记录下我与作家们的一次次对话……


在这些作家对话中，与毕飞宇的对话反复被转载，与范小青、阎连科、北村、苏童的对话也先后被一些刊物、书籍或网站转载，与刘震云、方方的对话，先后被《新民晚报》评为当月期刊最佳专栏文章，至于这些对话为多少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所摘引，则是我所无法统计的了。



我觉得我做对话的第一愿望是实现了：为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为读者呈现作家写作时的心境与思绪……


在与这些作家的对话中，我清晰地触摸到对方的生命的律动，体会到了他们对文学的那种圣徒般的情怀，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他们对时代的把握，他们的爱与恨，他们感与思，他们的写作现状，他们的写作宏图……


当然，在与这些作家的对话过程中，我自己也同样历经了一些非常细腻而生动的心理历程。


我知道我的出身，我只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文学评论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在语文教学之余才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同时也写一些在我认为是小说的作品。语文教学是一个不太注重精神的活儿，教学任务的繁重，应试的压力，使这项本应为精神活动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运作，我当初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一种害怕与恐惧，因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某种教育机制下的工具而开始了我的阅读与写作。我完全遵照了一种原则在进行着我的阅读与写作，那就是厚积薄发。所以，我的阅读面广泛而富有深度。我真的很难统计我一年的阅读量了。我所能明确计算的是，刘震云的四卷本巨著《故乡面和花朵》是二百万字，我依此估算，我每年的阅读量应该是在一千万字以上。这里面还不包括文学理论著作的研读与教育教学论著的阅读。为了使自己文学理论方面的学养达到与作家对话的高度，我每一个阶段规定自己必须读完一本理论著作。譬如，我在《批评意识》这本全景式的反映日内瓦学派的理论与贡献的书上，所付出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耐力的考验，也是一种对话中的抗衡。这种比阅读作家要难上百倍的阅读，有时会使一个写作者望而却步。但是我走过来了。当然，这种阅读完全是随缘性的，因为没有读硕与读博的经历，没有任何人给予我指导，这种阅读，我自认为到现在为止仍然只是一种没有系统性与计划性的阅读。


与作家们对话越多，我便越发觉身边的对话者越来越少。很多次，我在一种孤独与寂寞中抚摸着自己读过的书。我打开那些洒满我心迹的书页，像与老朋友一起连流。我读过的书页上，很少没有留下我的字迹的。一位学者看过我读过的书，感叹地说，在我们高教界也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阅读者了。他抚摸着有我的密密麻麻的笔记的书页，眼睛里晶莹闪亮。我在那时候也被自己感动了……


但我又何尝不知我的这种阅读可能仍然非常肤浅。譬如巴赫金，我知道我非常喜欢的那本薄薄的《巴赫金：对话与狂欢》一定难以支撑巴赫金的所有著作。我见过巴赫金的全套著作。在书店里，我望着十大卷的巴氏全著，心里掠过一阵悸动，书生的穷酸，既不能让我全部购下这套大著，而一个中学教师的业余时间也使我清醒地知道，阅读完巴赫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工程。


所以，有时倒是有意回避那条艰辛之路。可我又知道在与作家们的对话时，我又必须要从那条路走过来。现在的作家，我说过，哪怕是一个三流作家，其阅读量都庞大得惊人。想要摸清他的精神世系，不读书是无法做到的。很多作家，其实也有文学评论的天赋，他们的学养，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批评家。像叶兆言、刁斗、毕飞宇、邱华栋、红柯、艾伟……他们与文学学者比，也不遑多让。


记得与红柯对话完成后，刁斗表扬我说，不简单啊，能听懂红柯的陕西话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他们在与红柯交往时，总是看着红柯的嘴形，判断红柯在说什么，而我是在电话里听红柯说话，然后整理出对话，委实不易。


其实，读刁斗何尝容易？刁斗作品中那种人称视角的转换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挑战！


在与毕飞宇对话之后，我知道自己要面对很多问题，更要面对很多难度与高度。譬如北村，他是一个教徒，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教徒的文学精神，有时候，你如果不经意，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在那篇《三重奏》里说起过北村经常讲到“他”。稍不留意，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他”的所指。在与北村对话时，他的名作《周渔的喊叫》正在由他改编成电影《周渔的火车》。他的行踪不定，作家本身也像一个谜一样的让人难以捉摸。但还好，我终于找到他，发现他，进而锁定他了。北村，康洪，当代文学中著名的先锋作家，当我完成了与他的对话后，我松了一口气，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耶稣终于没有形成难度，我越过了这个高度。


在与阎连科的对话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这则小插曲差点成为我与阎连科的障碍。


我很早就阅读阎连科了。我从直觉上认为阎连科是中国当代少见的优秀作家，他的《日光流年》我认为是当代作家贡献给世界的一部力作。为了掌握这个作家，我对这个作家再一次进行了一种全面投入的阅读。也许我的预约早了些，而作家本身又遇上了一个难缠的博士生也要与他做对话，于是便想拒绝与任何人做这种对话。但我打电话给阎连科说，我的时间不允许他拒绝，因为我的中学教学任务是繁重的，而完稿之期限就要来到，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已无法再选择第二个作家了。我只是因为投入的阅读而没有经常与你联系，但我一直在纸上与你交流着，请你帮助我完成这次对话。阎连科在这样的说辞面前才勉强同意与我作一次对话。


然而，真正开始对话后，阎连科为我细腻而投入的阅读感动了。他发现我对他的那篇《兵洞》竟然也投注了十二分的关注表示感动，他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那篇在他认为不起眼的作品会被我扫瞄到并加以认真的评论。他说他有理由认为我的阅读是一种成功的阅读，是一种让作家们感动的阅读。他当时就认为，那个博士生并没有像我这样细致地阅读他的作品。


有了这样的前奏，我们的对话非常成功。以致连科后来每与我通电话，都一再邀我到京玩玩看看。


阅读阎连科，与阎连科对话，是我评论史上的重要段落。我非常感谢上苍给了我这样的机遇。


与刘震云对话之后，又是一次极高难的文学行动。这位名满京城的名嘴作家，以他的《新兵连》、《一地鸡毛》等作品蜚声文坛，以《故乡面和花朵》的巨大转型再一次震动文坛。


阅读完刘震云的作品后，我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对话感觉。我一边设计问题，一边寻找对话的契合点。


我记得那是在冬天，寒假就要到了，春节就要到了。我一直与刘震云保持着联系，一直跟踪着他的行踪。他到河南度假，我让他无论如何手机开着，我必须要在春节前完成与他的对话。我心里其实是很没有底的，这些大作家，如苏童、叶兆言，是没有开手机的习惯的。我也担心刘震云到了河南后也不再将手机打开。


在一个冬夜，我与刘震云开始了对话。那一晚，我们大概一共通了五个小时的电话。刘震云是一个极富对话魅力的对话者，在我的这次对话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他的幽默，他的深度，让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作家的高度，而他的妙语连珠，则让我觉得文学人生的愉悦。我与他对话时，他大概是在他老家的一个亲戚家里，四周阒无人声，但从电话里能听到他身边有一只小狗叫。也许正是狗吠这样的对话细节，使我们的对话充满了那种过日子的特有的温馨。我们的对话在这样的场景下展开，是多么地让人温暖。


我们从刘氏作品里提炼出了三个关键词：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冷幽默，让很多读者会心而快乐。


我是在读者们会心而快乐的情绪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的：如果刘震云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那么，我拿什么与他产生对话场中的对抗与会心呢？那就是：我是中国最优秀的读者。


这一定论是阎连科给的，在刘震云这里再一次得到了确认。而我，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头衔——多好啊，我是中国最好的文学读者。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精神照耀下，我与那么多的作家走到了一起；而从我的眼里，我发现了这些作家在对话中的特点：毕飞宇是一个理性却总是在想问题的作家，苏童是一个诗性的作家，叶兆言是一个深厚的作家，范小青是一个苏味作家，北村是一个虔诚的对话者，红柯、刁斗是读书型的作家，方方能言善辩，海男、李修文神采飞扬，艾伟则是一个积极的对话者，荆歌是一个认真的对话者，而最近接触的张者，则自信而幽默……


在张家港高级中学哈佛楼的407室，我就这样坐在床边，坐在电话机旁完成了与我的这些大师级朋友们的对话。也是在那间斗室里，我从一个企图想成为评论家的心理定位完成了做一个最优秀的读者的转型。

五

很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与教授，曾一再问我的师承与出身，我笑称，高中生耳！在这些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面前，本科生的学历当然羞于提起了。


不过，最近，我则戏说，我的本科是在扬州师院完成的，硕士是在比利时读的，博士与博士后，则是在耶鲁与哈佛完成的。


在与这些作家进行对话时，我读到了日内瓦学派的重要著作《批评意识》。这是一部日内瓦学派“全景及宣言”式的重要著作。


我对乔治·布莱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这本书，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投入是巨大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投入，我似乎是一下子发现了这本深契我心的著作，不仅仅因为它的认同、重逢、选择、接近等重要的关键词构成了这一批评流派的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观，更重要的是夏尔·杜波斯这个人，他完全将我镇住了。我原先准备用他的论文集题目《接近》来作我的文学评论集的题目的，可是后来，我选择了他的那句著名的话中的“经过和穿越”作了我的书名。那句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人的确是个场所，仅仅是个场所，精神之流从那里经过和穿越。”


这是杜波斯和柏格森经过了那难忘的谈话后在他著名的《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


在与作家们对话时，我不是我，就像杜波斯说的，我只不过是那个人，他在那儿就是为了思想猝然来到他身上，并且从那儿经过……我的精神不是思想的总体，不是思想的创造中心，它仅仅是思想通过的地方。我在与作家们对话之后，我——无论算是一位批评家，还是作为一位读者——我觉得作家们的精神之流经过了我穿越了我，我作为一条通道，我所接受的作家们的精神在我的身上流过然后来到你的面前。


需要附加一条的是，其后，乔治·布莱以后，兰色姆、瑞恰兹、TS·艾略特、伊沃尔·温斯特成了我的博导：他们所构成的“新批评”流派，成为我构建我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理论体系的温床。


其后，伟大的哈罗德·布鲁姆以他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深深影响着我，让我愿意拜伏在这位大师的脚下。


不过，这时的我，已经离开讲台三年了。

六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一个原则，不与教育人士谈文学，不与文学人士谈教育。


我以半步之遥的距离看取我所寄身的教育，我同样以半步之遥的距离看待我所魂牵梦萦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