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非典型阅读推广人的成长记录

教师之友网

一位非典型阅读推广人的成长记录

童喜喜，中国作协会员。著有童书“嘭嘭嘭”系列、报告文学《那些新教育的花儿》等。 读书的女孩 薛晓哲 摄

我理解的阅读推广，必须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做的事。   给贫困孩子赠书，看见一张原本灰扑扑的小脸，因为一本书突然明亮起来，这让我收获到一双双漆黑眼珠里的友善与热爱。   在大人和孩子之间、学校和家庭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阅读可以成为彼此沟通的坚实桥梁。抵挡应试教育的侵袭，终身阅读是最好的武器。   ■童喜喜   同是“阅读推广人”，有人定义为职业，在强大的利益需求与民众混沌的渴望之中，扮演面目模糊的中介商角色；有人定义为荣誉，是商业洪流中坚守一份良知，研习不同人群的精神所需，庄重地推荐自己的所知、所爱、所信。   我是一个努力成为作家的作者。我理解的阅读推广，必须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做的事。   你以为你是谁   “那时我认为，做得再多，也毫无用处。”   我的阅读推广之路，可从山区支教算起。   2004年夏末，我与好友李西西同赴神农架支脉下一所全校仅16名学生的不完全小学支教。支教中，深受山区孩子贫瘠精神生活的震撼，支教结束，与李西西开始自费购买各种课外书，赠送给贫困的儿童。3年中，陆续赠书数千册。   听上去，这是一段相当积极、阳光、正面的人生。事实却恰恰相反。   准确地说，支教只是一段热血加好奇而起的短暂旅程，与奉献、高尚无关。此前，我从未到过真正的山区。我心目中的山村小学，是由头发花白、温文谦和的老先生，聪颖质朴、顽皮喜悦的孩子组成。满怀玫瑰色的幻梦走进现实，哪怕当时我对教育十分无知，现实中的山区也足以让我大吃一惊，甚至大失所望。   鲜花易谢，白纸易污。在恶劣的现实生态里，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容易变得虚无。更何况，如果说我去支教的原因里还多少存有一缕理想主义的光芒，那光芒也绝对来自我的天真。接下去的两年，我一直反思自己的山区支教生活，甚至对支教有过后悔，因为那让我美梦破碎，一度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给贫困孩子赠书，看见一张原本灰扑扑的小脸，因为一本书突然明亮起来，这让我收获到一双双漆黑眼珠里的友善与热爱，那是虚无的我在两年中难得的幸福时刻。   行动，总是艰难的。送书，也不容易。从选购、运送到分发，做过才知麻烦。曾有过凌晨3点出发，拦了贩运蔬菜的小车又担心遇害，偷偷用短信把车牌号码发给亲人的经历。   行动，就有收获。是这样不断重返贫困地区、深入贫困地区，我用了两年，终于省悟：我有权利抨击山区教育现状，却没有资格因支教而自以为站到道德的至高点去指责任何一位山区教师。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位在山区教了一辈子书的最普通的老师更有用。因为，真正坚守在山村为孩子们启蒙的，是他们，不是我。   那3年，我对何为阅读推广完全无知。我理解的阅读，只是给孩子送本课外书，送去一个童年里可供反复琢磨的高级玩具；我理解的推广，是抱着“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想法，只求心安地随意赠书，只求分享孩子欢笑那一刻的喜悦，以此填补自己心灵的空洞。仅此而已。   因此在2007年7月，致力于阅读推广的民间公益组织“公益小书房”的创始人漪然在机构尚未正式成立时，邀请我担任顾问，我的答复是：“我看我倒可以送给你几本书。咱们做点实际的小事可以，但我不会那么拿自己当事儿，我拯救不了别的孩子，也做不了义工。”   回想起来，自是深感惭愧。但我必须面对过去那个真实的我。我曾经的真实想法就是：你以为你是谁？你能改变什么？不，做得再多，也毫无用处。   你发现你是谁   “我发现自己能做阅读推广人，但却不想做。”   在我此前5年的写作生涯中，从未做过任何宣传活动，出版的书上也从不放作者照片，几乎拒绝所有采访。2008年，作为作者，我开始与中国少儿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薛晓哲老师长期合作，他围绕我必须配合宣传活动的问题，说服我不下20次，最终我举手投降。   于是，“作家进校园”活动，成为我勉强开始的第二段阅读推广生涯。   此类由学校提供场地、出版方支付差旅费用、当地书店协调组织的活动，简便易行。流程基本是：作者走进校园后，讲座，售书，签名，活动结束。为了回避销售的商业色彩，在活动前“号召”学生买书，也是通行做法之一。   这种活动从学校、从阅读推广的角度而言，的确利用社会资源开拓了学生视野，并因作家的到来，对学生们，尤其是年幼的孩子有着积极的意义，很容易在学校掀起阅读的高潮；从出版方、从商业利益而言，这是直接将广告做到了终端读者面前，并利用儿童购买行为中的盲目从众心理，作家讲座后销售的模式会对图书销量产生积极影响。   我进校园的一路，却是哭啼吵闹的一路。首先，此前内向得近乎自闭的我，完全无法胜任演讲，一上讲台就发生满脸通红地面对近千学生鞠躬致歉称“我忘词了”的悲剧。接着，更是多次在马路边丢开行李，哭嚷着不愿走。   换了其他编辑，大概早已作罢。只是我遇上的是薛老师。他轻易不与作者长期合作，定下合作的决心，就轻易不放弃。他是我的编辑，更是我人生路上亦师亦友的重要他人。在他的帮助下，我在一场又一场讲座、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一点一滴地成长。   只是，演讲技术的提高，并未解开我的心结。我对“作家”视之甚高，也就对如卖菜般推销自己作品视为折磨。   直至2009年6月，我在网上发表一篇对新教育的感想被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老师偶然看到，他回应称：“欢迎您参加我们7月10日在江苏海门的新教育年会，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阅读推广队伍。”   和新教育一线老师摸爬滚打的交流学习中、从新教育学生日新月异的成长变化中，尤其是在新教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对阅读的深度阐释中，我逐渐明白了：阅读，真的很重要，推广，确实很必要。耳濡目染之下，我也试着写下题为《中国孩子的阅读问题》的系列文章，与同好交流，响应者颇众。   就这样，我发现了新的我：我能进行有感召力的演讲，我能现学现卖进行阅读研究，我甚至能照猫画虎地上一堂阅读课……总而言之，我有条件成为阅读推广人。   可是，此时的阅读推广，已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最为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春的玉树地震后，两位儿童文学作家之间围绕作家进校园活动的纷争。   这只是一桩浮出水面的公案，其下隐藏着更大的商业利益冰山。不可否认，除了正规出版社利用签售推销外，更有面目模糊不清的各类民间组织、出版公司等，以阅读为名、举公益之旗，挂羊头卖狗肉，利用回扣等非法竞争手段，让品质低劣的读物乃至对应试教育推波助澜的教辅材料走进校园。   但是，在市场经济下，商业是一双看不见的巨手。首先，如果没有出版社以签售为动因去推进、联系多方组织活动、提供费用，小学校园几乎不可能迎来大批作家。其次，随着签售活动的频繁举办，正规出版社现场销售图书所得其实利润甚微，往往还不够支付作家的差旅费。再其次，此类活动虽说日渐频繁，却只是局限于阅读氛围浓厚的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全国的版图上，绝大多数还是欠缺阅读理念、不知阅读重要、欠缺推动力量、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最需要阅读推广的力量，而这里的阅读推广往往万径人踪灭。   如果说两位作家的纷争还有积极意义，就是促使人们思考：商业和公益，如何接轨才能不至彼此损害？无序的市场竞争，如何才能规范到化弊为利？阅读本为启蒙心智，推广更为点燃众人，这一切又如何回避幽微人性里不可测的一面，真正成为积极推动的力量，而不至喧嚣为一场闹剧？是因噎废食？还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中国的背景，国人只能在重重危机里摸索自己的道路。阅读是精神的基石，阅读推广如同西西弗斯的无望努力，回避不了这些沉重。   ——当然，那时的我，认为一切与我无关。   所以，我发现自己能做阅读推广人，但却不想做。我喜欢写作，喜欢清净。一位作者去搞阅读推广，总有王婆卖瓜之嫌。我又何必在瓜田李下，去当出头鸟？阅读推广，偶尔做做就行，宏伟蓝图，且由他人实现。   你不知你是谁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以做阅读推广人为荣。”   人生有如漆黑漫长的隧道。有时眼见前方光明，奔去却是万丈绝壁，有时分明不见五指，转身却已豁然开朗。   2011年初夏，我意外读到当时尚未出版的《我的阅读观》书稿。我熟悉作者朱永新老师在“两会”上提议成立国家阅读节、连续9年屡败屡战的经历，却是第一次全面了解他对阅读的阐释。这本书，是一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宣言，是吹响的一声阅读的号角。它既归纳阅读的办法，也宣讲阅读的意义，更高屋建瓴地从学校、城市、民族乃至人类的角度，指出阅读之重要。这一切，对当时正陷入精神危机中的我而言，犹如甘霖。   没过多久，朱老师带我去聆听了一场“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的讲座。据说那是85岁高龄的老先生在中国的最后一场讲座。讲座中，我才得知这位终身致力于阅读推广、受人尊敬的老先生，其实一直身兼作家、编辑两职。   于是，我在阅读推广上的心结顿消。   于是，有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免费讲座——我应邀为河南某校学生的父母开阅读讲座。当天，气温骤降、秋雨阴冷。会场容量有限，我在300人的会场里，一上午讲了两场、共３个小时。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忘我”，而听众让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鸦雀无声”。   于是，有了一场意料之外的推广行动——接下去的河南巡回讲座中，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这全新的“作家进校园”活动中。甚至，没有安排父母讲座的学校，我都会主动请缨。讲座场次因而急剧增加，最多的一天连讲了5场。但是，我依然精神抖擞。   于是，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公益项目——2011年11月23日，在经过一周失眠的痛苦权衡后，我决定暂时放弃写作，到新教育的新阅读研究所做“萤火虫亲子共读公益项目”（原名“三叶草亲子共读公益项目”）。我准备全职全力去做，但是，为期两年。   于是，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全新身份——2012年1月20日，以此项目为基础，新教育单独成立亲子共读研究中心，我成为该中心负责人。好友李西西、荣获中国教育报“2011年度推动阅读十大人物”提名奖的新教育榜样教师时朝莉，和我一起组成了新教育的阅读推广专职团队。从此，不是两年，而是终生。   于是，半年中，全国31个城市正式成立了新教育萤火虫分站，网络上直接参与者近6万人，受影响者数百万计。于是，有了一系列“疯狂”的阅读推广活动：河南、四川、山东、江苏……3个月中，我带着团队进行公益讲座70余场，直接听众6万余人。于是，有了疯狂后的冷静反思：如何真正结合教育的实际，把新教育10年中在教室里进行的阅读探索，转化为方便家庭操作的阅读手册，从而让阅读推广更深入、持续、有效？于是，有了一大批师友、义工，以各种方式携手前行……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认可自己是一位阅读推广人。今天的我，仍然不知道我是谁。   我仍以写作谋生、以稿费糊口。我坚持在整个新教育工作中，不仅不拿一分钱，还要照样捐助新教育。这不是我清高，更不是我富裕，而是我担心拿一份工资，会让我逐渐忘却写作的根本……   曾经，我不屑于向基金会申请资助、甚至没兴趣得到新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半年后，我却深感要想把这件大事真正做好，必须赢得更多资金支持……   作为负责人，我曾被人笑称“白条老板”。经费紧张是真，我从不担心缺钱也是真：我坚信，做好事、把事做好，一定有各种人以各种方式相助。但我担心自己是否真能做好项目，从而赢得信任。   前路，仍有太多未知。但我相信：要改变未来，必须教育孩子。想帮助孩子，必须改变父母。在大人和孩子之间、学校和家庭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阅读可以成为彼此沟通的坚实桥梁。抵挡应试教育的侵袭，终身阅读是最好的武器。   今天的我，仍然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以做阅读推广人为荣。”

教师之友网

儿童阅读推广人 南昌宣言我们是一些分外惦记童年事情的成年人。我们自然很认真地想他们应该吃些什么，喜欢穿什么衣服，我们更加分外在意他们是一个童话的聆听者吗，他们阅读什么呢，那些总是灿烂的古老经典和现代杰作，是不是已经放在了他们的红书包黄书包里。我们很是处心积虑的。   
    于是我们不错过任何一次机会地告诉着孩子们，坐在伟大的童话前安静地聆听吧！我们对成年人说，你们知道吗，童年的阅读只有受到你们的器重，被你们用心安排了，才会有机会，才能那样有质量。
    孩子们喜悦地答应着我们，好啊，我们当然渴望了聆听啦！成年人称心地请求我们，告诉我们吧，什么样的书搁到童年面前，才是能让他们成长得有乐趣，而且又朝着一个良知和诗意的方向？
    就这样，我们幸福地被告知，我们都是儿童阅读的推广人！
    我们沾沾自喜地被称作为童年阅读的点灯人。我们点啊，点啊，再也不舍得停下了。我们猛然地回头一看，身后虽然还没有浩浩荡荡，可是已经是长长的一列了。
    浪漫主义运动发现了儿童，浪漫主义者让真正的儿童文学诞生出来。我们如果不是一批浪漫主义者，那么怎么会这样惦记童年的事情，怎么那么兴致勃勃地为生命、为成长栽种童话？
    我们不是为了聚敛收入诞生灵感。我们关怀的是一代代生命的人格模样。我们在乎一个国家的集体的目光。我们响应的是民族复兴的伟大渴望。
    任何人不用期望我们推荐平庸。一张纸上的平庸，便让无数的天真尾随了平庸了；我们持守着文学的气节，我们只把那些真正的诗真正的童话写入童年的书单里，我们的眼睛只看得起经典和优秀。我们对那些糊弄和损坏珍贵童年的纸头们、影像们说，看见了吗，那是垃圾袋，你们进去吧！
    我们不苟求的。我们特别坚决！
    我们听见了，多少家庭的窗口里，一个风趣的父亲的声音，一个柔雅的母亲的声音，正在读着一本我们推荐的奇妙的图画书的故事。聆听和阅读着的孩子幸福得都气喘吁吁了！——这不全是我们听见的，是多少父母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的，他们的兴高采烈是那么尽情。
    我们看见了，多少课堂里，一本不朽的书还正在阅读着呢，可是所有的目光已经斯文，连呼吸也斯文了。这斯文就是长大后气质里的诗，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呼吸！——这不全是我们看见的，是好多的老师描述的，他们并且描述出了自己的想像。
    我们也兴高采烈地互相告诉，我们说，这多么好啊！
    我们越发自豪地相互赞扬说，谢谢你啦，点灯的人！
    一个点灯的人是不写宣言的。当我们热情地为童年的阅读举起每一盏照亮的灯的时候，那每一盏的照亮就是我们的宣言。那本无限美妙的法国童话里的小王子站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想像过，如果整个地球上的灯接连不断地，一盏一盏地，一片一片地，全部点亮了， 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想看见。
    我们渐渐地会看见吗？我们渐渐地会看见的吧！
    于是那个宣言的名字就叫灿烂。

教师之友网

2007年12月1日，深圳。

　　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俗称“央校”）、国际儿童图书联盟中国分会（IBBY）和新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儿童阅读文化国际论坛正在这里举行，国内阅读推广的中坚力量——梅子涵、朱自强、阿甲、王林、徐冬梅、李庆明、“小隐娘”等一一在这里现身，儿童文学作家、插图画家、翻译、出版
商、图书馆员、评论家、教师、“故事妈妈”、阅读推广组织者、家长、学生、媒体人士等上千人从全国各地涌来，他们进行专题演讲、交流研讨，观摩教学活动，商定共同宣言……这些“阅读推广人”各自回去后，必会将经验和信息相互复制，相互激发，播下更多阅读推广的种子。

　　“从这次儿童阅读文化国际论坛开始，或可标志着国内的阅读推广活动正在步入一个真正的成熟阶段。”IBBY副主席张明舟如是说。

　　大概就在七八年前，这样的活动还没有合适的命名，而七八年后，它已经为大众耳熟能详，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儿童阅读推广人。

“教育狂人”的教育实验

　　四年前，当李庆明来到“央校”后不久，这位精力充沛且满脑瓜儿奇思妙想的校长就落下了一个绰号——“教育狂人”。

　　他搞精英教育，没有人理解；他提倡“田园教育”，有人说他做秀；他抓阅读，当然也没有人赞成，理由很充分——“影响学习”。很多人都认为阅读课程是语文课程的一部分。但李庆明认为，这样的理解是狭隘的。除了语文阅读外，“还有数学阅读、英语阅读、历史阅读、科技阅读、公民阅读等”，虽然这些阅读也借助于语言的媒介，但显然超出了所谓语文阅读的范畴，李庆明将它们冠名为“学科阅读”。

　　所以，四年前，当李庆明在设计整个央校的课程纲要的时候，就把阅读课程提了出来。由于这门课程是完全独立于教学大纲之外的，其运作难度可想而知。

　　没有时间左顾右盼，顶着来自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质疑，这位狂人校长开始强力推行建设央校的阅读课程体系。

　　首先开始的是“洗脑”。

　　“阅读没有理念的引领肯定不行，我倡导的理念就是三个字，诗、思、史。”李庆明倡导的是诗意、理趣、史韵的阅读，显然，这种说法与时下中小学教育界流行的“快乐阅读”的理念大相径庭：“我提倡的阅读可能不会让孩子那么快乐，可能让孩子产生惊愕、震撼，甚至会随着经典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发展而产生痛的体验；我们倡导的阅读，有可能会很沉重。”曾经有人质疑，说孩子能接受这样的阅读吗？“我一点都不怀疑，孩子的心是能种下这样的种子的。”李庆明说，他希望读这样的书长大的孩子，对那种给自己带来轻飘飘的快乐、时尚的阅读，有辨析力。

　　李庆明特地邀请专家制定了一份“天堂鸟”星级阅读手册。这份阅读手册规划了孩子的阅读分级——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阶梯阅读，每个年级有几十本书目的推荐。在高年级（初中生）的阅读书目中，霍金的《时间简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赫然在目。“这才是真正的‘天赐神粮’。”李庆明说。

　　现在的央校，每个年级每周都有固定两个课时的阅读课，也叫班级读书会。李庆明表示，固定的课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引领孩子们自己去阅读。

　　孩子们可以通过阅读手册自己阅读，然后积分，班级读书会来进行考核、登记。央校每年还有“阅读之星”、“阅读大王”的评奖和隆重的颁奖仪式，让智慧的阅读者获得应有的荣誉和尊敬，从而营造鼓励阅读的氛围。

　　到现在为止，最让李庆明自豪的是，每个月至少有一位作家到央校，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三位，这是很多学校没有办法做到的。儿童文学作家彭懿说过一句话：“不进央校，不是真作家。”这句话或者有些“过”，但也反映了央校选择作家的严格。除了作家之外，学者进校也是央校的特色，腾守尧、徐友渔、陈家琪、申小龙、朱小蔓等数十位学者到央校与教师和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小学、中学竟俨然有了大学气象。

　　每一个学期，央校都会有一个大主题活动，比如童话文化节、亲情文化节、民俗文化节等，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主题阅读。

　　三年过去了，当初一致反对这位校长的阅读实验的人，慢慢成了他的拥护者。三年的实验下来，家长们惊讶的发现，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还有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孩子们懂事了，成熟了，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年，深圳中考的第二名就出在央校，这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每年从央校考上名牌高中的学生数不胜数，这所仅成立五年的学校，成为深圳南山区惟一一所提前一年晋级的一类学校，学校获得的集体荣誉称号已多达29项。

　　“阅读会给孩子带来人生的变化。”李庆明说。现在，这位校长在做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他希望，阅读给更多的孩子“带来人生的变化”。他四处奔波，建立阅读联盟推广学校，他带着老师和孩子们往社区跑，往大街上跑，像街道艺人一样讲故事、诵读。惟一的遗憾是，他们三次去地铁都被阻拦了。在李庆明的想像中，在城市最喧嚣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像雕塑一样的宁静的存在，那将是诗意栖居的地方，城市会在刹那间变得不再喧嚣，不再浮躁。

“玩”进去的阅读推广发起人

　　这是一个无书不读的大书虫，一个醉心于给女儿讲故事的爸爸，一个自从有了女儿以后，毅然舍弃原来的事业，投身到整日与孩子们“一起疯疯癫癫”的事业里的阅读推广人。学法律专业的阿甲因为有了女儿，因为要给女儿选择好书，一脚踏进了童书的世界，就这样，和孩子们一起玩，玩着玩着就玩进去了，他乐意给同是爸爸妈妈的网友们推荐好书，还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童书网站“红泥巴”，兼做一点零售，他成为了最早也是最核心的阅读推广人之一。

　　阿甲认为，做好一件事，思路清晰是很重要的。“从法律的角度，一件事情能否做成，取决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和行为，阅读也一样，要看清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人有哪些，每个人对这件事是怎么考虑的，才可能推动阅读。”刚开始阿甲认为，在阅读推广的社会结构中，孩子是最关键的。2003年的寒假，红泥巴和中国少年报都市版合作了一个寒假刊（八期合刊），红泥巴说服少年报全部做儿童文学，邀请梅子涵、朱自强、彭懿、秦文君、葛竞等儿童文学界最精英的学者、作家，甚至包括说相声的大山，一起给孩子推荐童书。当时少年报的发行量是40万，这等于向40万孩子投递了一份儿童文学作品推荐。孩子们普遍特别喜欢，但买书的却很少。

　　于是阿甲明白，孩子在阅读结构中虽然是核心，但比较被动，他们非常依赖大人的选择。“之后，我们非常坚决地转向了另外一个领域，面向家长老师做宣传。”阿甲说。

　　当时，阿甲他们最早的推广阵地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语网（小学语文研究网），“我在那个地方泡了整整一年”。阿甲把他读到和搜集整理到的国外关于儿童阅读的资料，尽可能以笔记的方式发到这个网上，怎么阅读，怎么打造儿童阅读环境，国外读书俱乐部操作的资料和班级阅读的资料都在里边了，后来有人用A4纸打印出来，密密麻麻的竟有70多页；王林（核心阅读推广人之一、人教社编辑）也把他从英美学到的东西整理出一些发到网上，转载率极高，一篇叫做《班级读书会的不完全攻略》的文章，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

　　后来，在小语网上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推广人，比如扬州的“亲近母语”课题组的核心成员。阿甲说，他们为最早期的阅读推广奠定了一定的资源基础——方法和书目，也就是“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

　　2004年开始，阿甲和他的哥哥萝卜探长主要转向了社会推广。机缘巧合，2003年的时候，他们很专心地写完了一本书——《让孩子着迷的101本书》，上市后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他们也受到了一些机构的邀请，去说故事，办讲座。先从国家图书馆开始，再到首都图书馆，他们慢慢在公众领域做了一些活动。现在，阿甲他们在首都图书馆的“培养种子故事人”的活动已经做到第二期了，“这些活动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延续，而且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前是需要我们直接去播种，直接面对妈妈们去讲故事，但是现在第一批‘故事妈妈’已经成长起来了，她们已经在身边的学校、企业、图书馆播种了”。

　　从去年开始，阿甲专心写《让孩子爱上阅读——儿童阅读推广手册》，想对儿童阅读推广做一个总结。

语文教学研究者的阅读推广路

　　2000年开始，大专毕业的徐冬梅被分配到师范学校当老师，教语文教学法。当时的徐冬梅就发觉中小学的语文课程体系实在是有问题，比如，儿童文学作品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比重比较小，整个教学方式中对儿童心理特点关照不够等等。这不仅仅是徐冬梅的个人感受。上世纪末，一场语文教学的大讨论直接促成了2001年的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再后来就是我们国家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最先出来的就是新语文课程标准。这个标准要求学生要有课外阅读量，九年义务阶段总共是400万字，而小学阶段是145万字。徐冬梅想，145万字的阅读量用什么课程去落实，给孩子读什么？她申报了名为“小学亲近母语课外阅读教材的研究和实验”的课题，当时被立项为江苏省的重点课题，2003年被定为国家课题。

　　2003年的9月，对“亲近母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之前，“亲近母语”谈课外阅读，更多是在语文课程研究的范围内，但到了那年9月，“亲近母语”的中期论证会上，徐冬梅第一次请了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去给到会的四五百名小学老师讲课。

　　“那是梅老师第一次来到小学语文教师当中，是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的第一次联姻。”

　　为什么要邀请梅子涵过来讲课呢？徐冬梅有自己的考虑。“我在做课题的背景描述时，感觉到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或是台湾地区，在编语文教材的时候，都有儿童文学作家的参与，而我们国家，这个状况是比较糟糕的，教材的编写者基本是在教育界。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教学结合是必须要走的路，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应该要把文学请到语文教学来。”

　　后来梅子涵对这件事情的描述一直让大家觉得奇怪，梅老师那天吐得一塌糊涂，坚持说宾馆的门口停着马车，“我们和他争论过很多次，说没有，但争不过他”，徐冬梅说，这几乎像是电影中的场景。这一次的会议也已经成为阅读推广史上的一个经典镜头，梅子涵那次讲的《爱心树》、雅诺什、恩德，还有《猜猜我有多爱你》，到会的四五百位语文老师，几乎都是第一次听到。后来，他们——特别是课题组核心的三四十个成员成为了儿童文学的热爱者，成为儿童阅读推广人。

　　这些事情，对徐冬梅来说，是一种对儿童文学的重新唤醒。在阅读经典儿童文学的过程中，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对语文教学的思考和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课程、教材和教法，于是，“我已经把课外阅读的概念改成了儿童阅读的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或者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语文教学研究者徐冬梅变成了儿童阅读推广人徐冬梅。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校园，放在了母语课程的构建和种子教师的培养上。“2003年以后我做的是教师的读书会，搞了很多场免费的教师读书会，讲儿童文学，讲儿童文学阅读，还有儿童文学和语文教学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读书会刚开始以扬州为核心，后来就扩散到全国各地。

　　2003年之后，徐冬梅意识到，应该制造更大的平台，让儿童文学、语文教学、儿童哲学、阅读理论，包括媒体等各方面的朋友在一起交流，于是，她在2004年9月发起了第一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还发布了儿童阅读宣言和行动纲要。

　　“到今年，这个专业论坛已经是第四届了。我们认为，阅读推广的声音应该放大，影响到社会层面，形成社会的共识。”徐冬梅说。

“妈妈”也疯狂

　　有这么一个亲子网站，到现在，网站经常更新博客的已经超过了20000人，这个网站是一个纯公益网站，所有的费用支出都是网站的创立者——几位志同道合的阅读推广人，或者说几位孩子的妈妈——在支持；这几位妈妈在外出参加一些阅读推广的论坛时，还要向各自单位请假，有时候甚至要自掏旅费……

　　这听起来像一个神话，可是它确实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这个网站叫做蓝袋鼠网站，它的总编辑网名叫做“小隐娘”，在真实生活里，她是一位孩子的妈妈，是广东汕头市一份医学学术杂志的编辑，她叫林渊液。

　　几年前，小隐娘做了妈妈。因为有了孩子的缘故，她跟着孩子一起看书，孩子看了一本好书，就想推荐给更多的孩子看，亲子育儿的过程当中，一种朴素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想法，让她和另外两位也是初为人母的好朋友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做一个亲子网站呢。几位妈妈说干就干，2004年3月，网站开始上线。读书和文化多由小隐娘负责，一位朋友是搞IT的，就主要由她负责技术。

　　小隐娘一天当中休息的时间都在网站上。尽管为了网站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但是小隐娘和其他的妈妈们乐在其中。到现在，蓝袋鼠慢慢地有了不小的影响力，现在后台有将近10位妈妈在帮忙，当然都是公益性质。是什么原因让蓝袋鼠有了现在的影响力？在小隐娘看来，做任何图书推荐和活动都追求品质，是蓝袋鼠成长的秘密。

“班级读书会”的首倡者

　　约王林采访的时候，他又在外地。一般来说，这位忙碌的阅读推广人全年的演讲平均在60场左右，去年，他大概跑了4万公里。当然，其中的三四十场是他的本职工作——教材培训，阅读推广的演讲每年大概有一二十场。而在小学语文教师的圈子里，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王林的名字。“感谢王林，就是王林带我们走上阅读推广这条路的。”老师们说。

　　这位王林究竟何许人也？

　　几年前，作为国内首批儿童文学博士毕业后，王林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很多时间除了编教材，就是去各地听老师上课。“由于我的专业是儿童文学，在工作过程中我就觉得，老师在怎样教好、如何帮助孩子学习语文方面比较欠缺，没有把儿童文学作为重要课程资源使用。”国际上，全世界都在把儿童文学阅读作为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来看的，2002年，王林去台湾的时候，正是台湾的儿童阅读年，那样一个推动阅读的非常火热的景象对王林触动很深，加之2001年国内中小学课程标准改革的影响，让王林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阅读推广道路。

　　早期，王林和一些朋友，主要是红泥巴的阿甲、探长，在首都图书馆做给孩子们讲故事的阅读活动，并给家长们做免费的亲子阅读的讲座；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王林经常和学校老师接触，在学校的层面就主要做班级读书会的阅读推广。2005年7月，王林在人教社的小学语文网站创办了一个论坛，叫做“萤火虫教师读书论坛”，想帮助老师们研读儿童文学作品，有效地放进课堂上来。

　　“被我带上阅读推广路的老师其实心里还是充满了幸福感的”。很多老师说，他们居然不知道在教材之外，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但适合学生，也适合老师。“好书如果没人讲，因而没有被人接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王林说。

　　现在，王林的担心是，经费越来越成为掣肘阅读推广活动的瓶颈。在很多国家，比如美国的卓越阅读计划、波兰的全国大声读计划，都是政府主导的，而在国内，行政部门对阅读推广还没有太多的关注和投入，大部分是在靠个人的热情在支撑。“但是光靠热情是支持不了多久的，而读者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

总结和忧虑

　　总结起来，国内的阅读推广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有类似于“红泥巴”这样的纯粹大众层面的推广，推介童书，介绍阅读方法；还有一种也是在大众层面，但是比较侧重于儿童文学的阅读推广，像上师大的梅子涵和他的学生，还有儿童文学研究界里边的，像浙师大的方卫平，比较侧重于儿童文学的阅读和阅读方法；还有一个领域在语文教学界，比较典型的是“亲近母语”课题组，他们所致力的是儿童阅读的课程化，在原有的课程体系中加入阅读课程和配套的阅读教材，配以各种阅读活动，比较典型的实践就是在李庆明领导下的“央校”；另有学者提出“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最初的构思应该是北师大的陈晖、青岛海洋大学的朱自强；第三个领域就是以“妈妈群体”为代表的图画书阅读推广，“蓝袋鼠”为典型代表。

　　现在，阅读推广的复制和蔓延已经很难被控制了。阅读推广人发现，不用太操心哪里有，哪没有，阅读推广自身会互相复制，互相激发，互相影响。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浩浩荡荡”（梅子涵语）的过程中，无序和问题出现了。

　　首先，应该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以前好像是只要去推阅读、去做讲座、把书目列出来就很好，“但是其实你观察一下，当一个新的区域准备做阅读推广的时候，又完全依赖某个个人的能力，很难提供一套可以信服和复制的理论和实践。”阿甲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成功的系统的阅读推广和运用的体系，显然，这个体系的建立非常重要，否则会周而复始地陷入做一些表面活动的尴尬状况。

　　其次，随着这个阶段的结束，阅读推广人队伍的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也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其实，阅读推广是入门容易精进难，开始只要拿起书来读就可以，但越到后来，越需要推广人整体素养的提升，包括儿童文学的素养、对儿童阅读的理解，对社会生态的理解，等等。“阅读推广人的素质已经成为制约阅读推广运动往下走好的最大的因素。”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梅子涵忧虑地说。

　　其三，阅读推广本来就是一个公益性很强的活动，如果以利为直接目的，就失去意义，可能还会导致这样一个运动提前夭折。

　　最后，也许是阅读推广的意义和价值被理解得太小，还不能全方位地获得行政部门的支持，但应该在不同地域寻找到突破。或许现在中国的首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和贫富差距的问题，所以，阅读的问题一直无法上升到社会议程的层面，但期冀接下来在一些富裕的地区会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