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灵魂工程师——蔡兴蓉 ·崔 云
与蔡兴蓉相识已有20余载了。那时我在文联工作,自然我们结缘于文学。论外表,他没有特别之处,中等偏瘦的身材让他显得很单薄,有一种学者气质。往人堆里一站,应该不会引起人们太多关注。 在那次市里召开的纪念“延座讲话”大会上,我们相识。作为主办方,我负责参会人员通讯录的编辑工作。我把表格拿到他面前,他十分认真地进行了填写。我眼睛一亮,他的字不属于遒劲有力的那种,却工整,柔中带刚,十分耐看。我心想:这是个有学识且严谨的人。我记住了他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蔡兴蓉。 他的发言,让我对他心生崇敬。他讲话的语调不高,语速也较慢,十分从容。他讲的文章以心写,立意要新奇,思想有深度,语不惊人誓不休等观点,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他却有些羞怯,脸涨得通红地坐了下来——这是个文学修养很高但不擅长公众演说的人,但他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们便有了联系。作为文学期刊编辑的我常常向他约稿,他总不会让我失望,一篇篇佳作从他执教的乡村高中飘来,每一篇我都爱不释手。《幺爸》、《门牙》、《穿蓝布衫的女人》、《花子》、《后妈》……这些文章都流淌着善良与美好的情愫,也连缀起他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他5岁丧母,是父亲、继母和乡亲给了他纯朴的爱与关怀,所以他作品里奔涌的是一种人间大爱情怀,我几乎一字不动的全文照登。“人间真情”专栏因为期期有他的大作而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有时还会有读者专为收藏他的某篇文章而来编辑部购买该期杂志。他的柔情深蕴于文字中,于艰苦环境中成长的他有着一颗不屈的灵魂。我总觉得很多文人包括我是浮在生活的表层,写出的作品往往流于肤浅,而他,却一个猛子扎到了生活的最底层,读他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深沉、厚重,如层层剥茧,直抵事物的本真,让人觉得他历经沧桑,看透世事,发出的都是肺腑之声、警世之言。 我们习惯于在城市、在久负盛名的大学、在知识分子云集的象牙塔尖上寻找人文精神,在我们对这种寻找越来越失望时,蔡兴蓉告诉我们,在中国古老的乡村里就根深蒂固地生长着最朴素的人本意识,而乡间的人本意识永远浸润在最卑微的言行中。 因为文学,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讲话的语言十分富有文学色彩,不紧不慢,冷不丁一句非常哲理的话便冒了出来,于听者是一种学习,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中国的语文教育本质上是一场骗局,它重枝叶不重主干。” “什么是胸怀?与承受底线有关。” “有朋友就有故乡。碰到有趣的事,遇到一些有意思的朋友,有几次高峰体验,这就是美满人生。” “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没有办法不人格分裂。” “对自由我有新的想法。越是高等动物就越懂得克制。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喜欢蝴蝶但更欣赏蜜蜂的原因。” 他的言语,生动而有趣,是通俗的,也是深刻的,十分耐人寻味。这是乡村生活浸润的结晶。 他在远离市区的乡镇高中教书,我们见面很少,每次开相关会议时,大家才得以相聚,文学圈的朋友们少不了觥筹交错,他总是爽快地喝酒,话语不多。酒至酣处,别人兴致勃勃地聊文学新思潮,他却沉缅于黑格尔、尼采等人的思想中,于是气氛便有些尴尬,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听懂他那些高深的哲理,所谓曲高和寡也。 我认定他的情商不是很高,但智商绝对超一流。他就象在大街上独舞的人,很容易引起旁观者的好奇与不解。 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及他超拔世俗的文章,让他拥有的朋友不多却绝对优质。 他有文人的清高,但绝没有文人的迂腐。他痛恨名利,但在人世间还得“为稻粮谋”,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情。每每谈及这个话题,他都痛心疾首。 他的特立独行更多地表现在他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中。当然这些我是从他的同行们那里获悉的,也有他本人的文章佐证。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却成了教育界公认的“异类”,这绝对是被孤立、被边缘化和悲哀的代名词。 1985年,18岁的蔡兴蓉从郑州铁路机械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但他对文史哲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后来他毅然返回故乡,投身教育扑向了自己的理想。他的另类从他离开国企进入地处偏僻的高中执教时起,就被人们用异样的眼光扫视。他博闻强记(他规定自己日读万字),涉猎极广,知识底蕴丰厚。他的课堂,成为学生们享受“精神盛宴”的场所,他本人也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认为有些课文已不合时宜,便断然将其从课堂上抠去,或者作为反面教材立为箭靶;他更多的时间在引导学生读名著,读古典,他常自掏腰包为学生们买回不少课外读物,让知识的甘泉不断滋养着乡下学子贫瘠的心灵。他力促学生在高考之外取胜;他敢于在课堂上摆出围棋;他公然将课堂移至月光下、小巷中、树林里、古渡口、汉江边、垮塌的桥头——他深信教育应该就是一种生活,他要让学生们读懂这些无字之书;面对那些刁钻得让学生心力交瘁的试题,他毅然撕掉试卷,终止考试,而让每一名学生走上讲台讲一段有个人见解的故事。他像保护自己的眼睛那样保护着孩子们的心智和灵魂——他是精神世界孤独的环保者。他把学生带到大街上聆听小贩的叫卖:“两块,两块!两块钱一件,一件两块钱!便宜卖,亏本卖,瞎卖!”让学生现场分析其修辞手法、用语技巧,同时亲身感受一种艰辛的生活。这比任何一种语法讲解都要生动,连最无语感的学生都学得津津有味。为了以写促读,他组建了文学社并创办了《听江报》…… 更有人说蔡老师是教育“狂人”。在全市公开课上,他对满堂高座的专家学者们视而不见,开口一句:“是谁拿出了课本?我们是把该死的课本收起来还是把它从窗子里扔出去?”专家们脸色骤变。他的原则是:要学好语文,就要多读课外书,尽量少听或不听语文老师讲课。他引导学生回想生活中生动有趣的口语,然后逐个上台评讲,让学生真实地感受鲜鱼的味道。他鼓动得学生像钢水那样沸腾不止。学生评点完了,下课铃响的前一分钟,他说:“我给大家讲个传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很多玉,当地人不知玉的珍贵,把玉当作普通石子用来赶喜鹊。后人将这种玉称作——”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鹊玉”,猝然抽身而去,“下课”未喊,礼也不敬,学生们鼓掌,专家们大怒。俨然一个素质教育的斗士。 一位曾撰文公开声讨蔡兴蓉的中年教师在一次酒后拉着蔡兴蓉的手说:“ 蔡老师,都像您这样教,老师得读多少书啊?得有多宽的知识面啊?这样还有几个老师受得了啊!您饶了我们吧,我们已经被折腾得够苦了!”蔡兴蓉的课讲得即使对他最有成见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然而,即使对他最有好感的人也不敢公然站起来为他辩护。他的同事大都乐于把他当作随需随查的活百科全书,他也非常乐于不断积累见识而为人所用。可悲的是,每有评先表模、晋档升级的机会,他是最理所当然、最持久一贯的牺牲者,教育界的一切荣誉都与他无关。因为不是师范毕业,又不屑于履行繁琐的转行手续,不肯找人活动打通关节,更加之他对现行职称制度一贯的抨击和诅咒,参加工作二十多年,蔡兴蓉连一个中级职称都未获得——这是一个师范大学毕业生从教三年后就能得到的本子。实在是悲哀! 他特立独行的教育方式最终惹怒了学校领导,并向他发出最后通碟:如果蔡兴蓉继续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背道而驰、误人子弟,就剥夺他教语文的权力而改教政治。蔡兴蓉却坚持一条路走到黑:不能违背人的本性、不能放弃自己的良知。 1993年春天,蔡兴蓉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他筹款买了台翻斗车来到了海南。但海南落后的教育现状及充斥着功利的教育方式让他忧心如焚,他听凭良心的召唤,毅然贱卖了翻斗车,就地掩埋了发财梦,在三年合同期未满提前返回了学校。 湖北电视台、湖南卫视以《“另类”教师蔡兴蓉》为题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他一下子成为教荆楚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那颠覆历史的人性化教学理念更是让人震聋发馈:“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在学生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施下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化肥,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土壤板结啊。而让课外书籍登堂入室并与教本等量齐观,我以为,是改良土壤的第一要务。” “一方面,语文老师扼杀着课文之神韵,无一例外地将一篇篇血肉饱满的课文肢解成206块骨头和650块肌肉,致使课文固有的思想、情趣和文化内涵莫不与学生擦肩而过;另一方面,语文教师又扼杀着学生的想像。学生被迫戴起‘预读指南’之手铐和‘课后练习’之脚镣,如何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更遑论比天空更广阔、比风更自由的想像了。”“背向文学的海洋,解剖一点一滴;背向人文的森林,指点一枝一叶。小学大遗,惟利是图,一直是应试语文的主旋律!” 蔡老师对因材施教痴心不改。他的系列反映教育界现状的作品如《教师一手不可“搏二兔”》、《老师,你是知识分子吗?》、《“板脸”教育与“活着”文化》、《教育界的逆淘汰》、《素质教育:你的份额有多大》等都“充分反映了一位身处乡村,对教育(尤其是中学语文教育)有着本真而质朴的思考和追求的语文教师的所做所思以及他那真实而不乏残酷的生存环境。通过他的文章,读者们感受到的是一位身处中国教育底层的教育觉醒者对教育的痴情、困惑、思索、追求,还有他那处于高度责任感的艰辛努力和不懈探索,以及随之产生的教育者的纯粹和欢乐。”(《教师博览》执行主编薛农基) 他二十多年育人无数,这些学生有的成了全国知名校园作家,有的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有的踏入重要工作岗位…… 这是他的工作,没有政绩却出成绩。于他,是莫大的心理满足。 在教学之余,蔡兴蓉沉醉于文字中,坚守着一方宁静的精神家园,那里没有任何噪音,也没有半点污染。还有他最钟爱的围棋,在黑白世界里,他体味着寂寞的人生况味。 他能悠闲漫步人生,看淡世俗名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工作勇敢地挑战世俗,在于他背后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多年来默默支持着他。 他的妻子与他在同一所学校工作,比他大一岁,也姓蔡,典型的贤妻良母,算不上漂亮,却憨厚朴实,善解人意。妻子的工资比他还高,但她从来没有给自己的丈夫施加过任何压力,他因之怡然自得。 他横溢的才华独特的个性无可抵挡地成为许多女学生的偶像,而其中一位叫静静的女生考上北大直到工作后,一直深深恋着他,并想说服他一同去北京发展。她找他的妻子谈,妻并不恼,把选择权交给了他。到哪里找这样好的妻啊!他对女学生说了声“你不了解我和她”,与妻一道送走了女学生。是啊,这份平凡平淡却真实安宁的日子难道不是妻子给的吗?只有妻子才会让他内心真正宁静,不为世俗之事牵绊。 作为父亲的他在教育儿子方面也与众不同。初中时,他处于叛逆期的儿子开始厌学。班主任向他投诉,说他儿子充其量只能算等外生,无药可救,让他好好管教。他没有多说,经过一阵痛苦的思考,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儿子休学。他毅然把自己的儿子从学校领回家中亲自辅导,恶补孩子的自尊心和良知。 两年后,儿子重返校园参加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教育界同行:没有不会学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对待朋友,他那份真诚是很让人感动的。记得家父病重期间,他约我去他家小住两天散散心。我于是去了。一到他家,就感受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蔡姐说:“他说有贵客要来,让我把家收拾干净,还让我买了不少新鲜菜。你住的房间我都换上了新被子和床单,你要是不嫌弃我们乡下条件差,就多住几天。”质朴的话语,让我感到阵阵暖流直涌胸怀,蔡姐的笑是发自心底的,如三月的暖阳。晚饭后,我和蔡老师沿着校园操场边走边聊,探讨关于生命和人生的话题,一个个郁结被他轻松打开,我阴郁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我发现其实蔡老师的情商也不低啊。 后来,我离开单位到南方发展。他有些郁闷地对我说:是啊,老家这个地方太小,没有大的发展空间,走出去好!眼神里却流露出一丝感伤。 由于南方的快节奏,加之工作的不如意,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与老家任何朋友联系——包括蔡老师。 直到五年后,我的工作相对稳定并在南方定居下来,我给蔡老师去电话,向他诉说这些年的不易。没想到他说:我也想南下打工。 想到自己在外打拚的艰辛,我力劝他稳定压倒一切。因为南方没有文化土壤,如何适应他生存?况且以他这种纯文化人的性格很难融入物欲横流的南方。但心灰意冷又踌躇满志的他最终还是决绝地从单位出来了。 他先受聘于武汉一家出版社,一年后辗转到江西一家教育类杂志社工作,仅仅半年时间,他离开编辑部来到了深圳特区,通过电视台报道,被一家东方英文书院聘用,没过多久,他被一个朋友硬拉去广州“创业”,共同创办私立学校。他抱怨说:“我这个人太重感情,总被别人骗。”他这种频繁的变动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我的意料之中,但频率之高却超出了我的想象。但他到广州能重返讲台,这应该是他心中最好的舞台,也是他最好的心灵归宿,我想这次他应该会稳定下来。 广州离珠海只有两个小时车程,我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专程去看他。他见到我,乐了。一晃我们已有近十年没见面,他脸上写满了漂泊的沧桑。“蔡老师,说实话,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你不觉得累吗?”我开门见山地问道。他沉默了半晌,用他惯有的哲理语言回答我:“我想起吉普赛人说的话——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肉体是用来享受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心灵是用来歌唱的。人生多些体验,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只是没有赚到钱让我愧对家人。” 蔡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又闻书香,分外亲切。令我欣喜的是与他一起在这所学校执教的还有他过去的两名同事,他乡遇故人,心里别有一番感慨。他们坚持提前下班,带我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饭。那天他们叫了不少菜,喝了不少啤酒,谈论起前情往事,不禁有几分伤感几分悲壮。是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也涌上我的心头。他们说这里相当于乡下,业余生活单调、枯燥、无聊,平时只能聚在一起吹吹牛、下下围棋,只是蔡老师有文章可写倒也不空虚,在夜深人静时他们常常感到寂寞,不可遏止地想家。几个大男人说到动情处,眼眶都有些湿润。在谈话中他们流露出对这所学校的许多不满,他们盼望快点到暑假,他们的聘期满了就回去了,而且发誓以后再也不出来了。 临走,蔡老师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个人专著——《我不能沉默——一个“癫师”的反思与叛逆》,并感伤地说了句:此一别,不知何时又可得见。我心猛一颤:是啊,我的朋友。再见在何时?又在何处? 车开动了,他们三人的身影渐渐被人流淹没。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泪眼中我打开蔡老师的书,企图在书中寻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常言道:前进一步是先进,前进三步是先烈。我至今还活着。”这是扉页上的话,仿佛就是蔡老师的人生写照。一篇篇读下来,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其中有不少文章曾在我编辑的杂志上发表过,如今再读,如饕餮美味珍馐,字字珠玑,隽永、深刻,打动人心。从这本书里,我读出了“另类”的含义,读出了深蕴他内心的孤独,以及孤独背后的苍凉。 文章中有很多奇思妙想及形象生动的语言让人拍案叫绝—— “(被拧掉双翅后)蝴蝶一下子楞在那儿。它一定不明白发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我用指尖触它一下,它竟走了起来,然而——蝴蝶的碎步,是多么碎的碎步啊!” “面对如此大景大美(雪),想起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竟觉得他的想像有点儿小家子气了。” “这样,家乡(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蔡台村)人就把冬天和春天很自然地联到了一起,就象大自然本身一样。” “教室里静极了,只有眼珠转动的声音。” “有恶作剧者将乌龟丢给狗吃,那狗迎头接过,在嘴里不知怎么了几下,结果总是恭恭敬敬地把乌龟搁在地上;也有丢给猫的,猫嗅一嗅,忽然跳开,又走拢来,伸出爪子将乌龟翻过来翻过去,就像早点师傅在平锅上翻烤烧饼一样。” 字里行间,漫溢着生活的情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是啊,蔡老师应该是个很好的作家很好的教育家,如今却沦落到这般田地! 在人潮汹涌的南方,他还能保持过去那份沉静幽雅吗?他还能静心写作吗?他还有心情与激情与人探讨文学交流思想吗? 果然没过多久,蔡老师来电话说广州太嘈杂,工作、生活皆不如意,打算换个环境发展。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蔡老师的消息,我知道他一定过得很不开心,有意不与外界联系。两年后,我从一个我俩共同的朋友那里打听到他的新手机号码,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倍感惊喜。 他难抑兴奋的告诉我,你不联系我我也正准备联系你呢。他说我现在的境况好多了,在深圳做家教,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以他的实力和水平,我一点也不奇怪。但心中不禁有些怅然若失,为他感到无限遗憾,因为教坛上那个叱咤风云的素质教育先锋消失了,他淹没在了滚滚红尘中。 但他能在人潮汹涌的深圳会稳稳地立足,并开辟出一片绚丽的事业,这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我再次专程去看他。他到车站接我,依然是笑意盈盈,难抑兴奋,只是举手投足间多了些闲适与自信。历经沧桑与磨难,他仍是乐观的。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我来到了他租住在闹市区里的房屋——一套月租金三千五百元的三居室。一进门,就见到了客厅墙壁上的大黑板——这是他现在的课堂呢,屋子里弥漫着粉笔灰的味道。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涌起一股酸涩的滋味,心里想起两个字——屈才! 他仿佛看透我的心思,安慰我说:“人在城市里立足,必须长时间忍耐与沉默。我现在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吗?”是啊,望着刚办了内退手续来陪伴他的蔡姐以及刚大学毕业来深圳找工作的儿子,我突然觉得蔡老师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毕竟一家人现在团聚在一起,他不再是孤苦无依了。 尽管他租住的地方或者说工作的地方很拥挤,但蔡老师和他的妻子一定挽留我要住一晚才回。 那天中午,本来别人要请蔡老师吃饭,有合作项目找他谈,但他以家里有重要客人要接待为由把其他八人一起邀请到他临时的“家”中。屋子显得很拥挤,但大家都很感动。蔡姐准备了不少好菜,还有春节从老家带来的腊货,全上了桌。 利用中午空闲时间,我与蔡老师做了一小时交流。 “那次从广州回老家,我才发现自己因长期不能到岗已被学校除名了,也就是说,我失业了。我当时想:以后何以为生呢?我尝试着做了几个月的自由撰稿人,但发现根本满足不了生存之需。况且家里刚贷款买房还欠了不少债,妻子一个月一千多元的工资仅够日常开支及儿子上大学之用。我那段时间像只困兽一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哪儿也不去,到处都是冷眼。甚至过去的好友及同事遇见我连召呼也不愿打,仿佛怕我找他们麻烦似的,我真正体味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啊。”他顿了顿说,“后来荆门一所高中邀请我过去教书,但那所学校居然连周六周日都没有假期,这不等于卖给他们啦,了解到这些情况,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只身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兜里揣着四百元钱再度奔深圳来了。” 其实,蔡老师刚从学校出来时,就有到深圳做家教的想法,原因是他学校有位课教得并不怎么好的数学老师在深圳做家教发达了,年收入10多万元。记得蔡老师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实在是大材小用啊!教书育人要到好的学校才行。也许我这句话也阻碍了他的行动,使他走了这么多弯路。但我也相信他骨子里还是希望站在真正的讲台上,将他的学识传输给更多的学生。 “我到深圳后,租了一间民房,以‘应试专家’的名义在《深圳晚报》、《晶报》上打招生广告,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学生’,然后就有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找上门来。我现在除了在家里教一帮学生外,还有几个家教中心请我讲课,另有几个是要上门教的。每天时间排得满满的。” “说实话,你快乐吗?我总觉得你应该站在更大的舞台施展你的才能。”我单刀直入。 他笑了,自嘲说:“我现在是野生态教育。教书的出发点、形式、心态、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变。学生进步才能快乐,这是教师的本能,我现在也是一样。我的一个学生说我讲得比他们最优秀的语文老师都好,这时候我心里是高兴的但同时也是难过的,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了。甚至有人笑话我被‘招安’了,整天为学生的分数忙碌着。我现在被很多老师公认为应试教育专家哩,实在是很讽刺吧。” “不过,当有学生家长削好水果用盘子恭恭敬敬地端到我面前时,当有学生在辅导结束送我出门双手紧撑着电梯门,恋恋不舍地同我说话时,我心里是感动的,也算温习了一下昔日的荣光。我再也不是素质教育的斗士了!也没有人站出来诋毁我了,心里难得的轻松啊。” 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复杂的表情笼罩着他的脸庞。 “终于不用为稻粮谋了!”他由衷地长舒了一口气,“我老家贷款买房的余款已经全部还清了!” 是啊,他毕竟在另一个舞台上成功了,他的成功是用自己的坚韧与才智浇灌的。 晚饭后,我和蔡姐去莲花山公园散步,蔡老师则到公园附近一个学生家中辅导功课。其间,我只问了蔡姐一个问题:当他在外面折腾了几年没有赚到钱,回老家发现丢了工作时,你有没有对他绝望?蔡姐沉思了几秒后坦然相告:“当时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人笑话他没本事,有人说他将赚来的钱瞎花掉了。那段时间,看他像个困兽一样关在家里我难受得要命,心想:难道他这辈子就这样了?想想上学的孩子,想想买房欠银行的贷款,我就感到喘不过气来,觉得日子不知道该怎样过了。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与他吵过架,只是有两次我把部分工资给他零花时看到他痛苦的表情,我背过身去偷偷掉过眼泪。不过,我内心相信他不会从此倒下去,他毕竟是有才能的人。”我对眼前淳朴憨厚的蔡姐更多了一份敬意。 两小时后,也就是晚上十点,我们在公园门口会合。我问他:“一定很累吧?”他笑笑说:“一点也不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将来是出国留学的料。除了课本,我们还一起探讨很多问题。我这样走动教学,倒把身体锻炼得比过去好了。”真是爱生如子啊!我心里暗生感慨。没想到这种教学也能给人带来如许多的成就感与快乐,难怪蔡老师乐在其中哩。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那些或活泼或玩劣或优秀的家教孩子成了他笔下的主人公,孩子们的家长也一一走进他的笔端。他计划写一百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并将其编辑成一本书,公开出版发行,让这些普通的孩子也有一份成长的记忆。 “我打算再过几年就回老家专事创作。”蔡老师满怀憧憬地对我说。有理想的人才是强大的人!但我相信到那时一定有更多孩子需要他这样的“另类老师”陪伴成长,那时候恐怕只能把他乡当故乡了,可谓身不由己啊! “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时我忽然想起这句歌词,蔡老师已走过风雨,迎来了人生的艳阳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