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理解与表达教育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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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理解与表达教育的一种方式
--------关于教育传媒策划的一次演讲

黄耀红

什么是策划？现在策划这个词有着很广的适用语境。搞广告的有广告策划，搞营销的有营销策划，搞出版的有图书策划，等等。小到一场晚会，需要舞台策划，大到人的一生，需要人生策划。
在这些语境里，我们大致可以感觉到，策划这个词的基本要点，就是在活动之前对活动从目标、内容、形式、程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规范与预设。在这里，策，这个字，让我们想到是策略：划，就是谋划、规划、计划。策划，就是在某种预设下的主动行为，是策划者实现主体力量的重要方式。
从一本期刊看，策划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整本刊物在编辑理念、读者定位、编辑风格的整体策划，二是对刊物的板块与栏目的策划。三是对一篇具体文章呈现内容与形式的策划。对于教育期刊来说，三个层次的策划都与编辑自身的教育视域、教育理念、实践经验、知识结构、灵性智慧都紧密相关。

一、     教育传媒何以需要策划？

教育传媒何以需要策划？
策划是由传媒内在的特质所决定的。传媒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物”，一般人只是从这里接受各类信息，发布各类信息，藉以延伸自己的感官，提升自己的思想，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在忙碌而庸常的生活中寻找更多的意义，更多的诗意。读报纸、看电视、看电影、读书、看杂志，上网都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追问传媒这种东西的内在本质。传媒的内在特质是什么？我以为，有两个方面的特质，一是它的文化特质，二是它的产业特质。
怎样理解期刊的文化特质？文化确实是个很难定义的概念，也是个非常泛化的概念，我们一般理解它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在哪里？在纯朴而率真的乡间，在风格各异的建筑上，在绘画中，在音乐中，在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里，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里，显性的与隐性的文化，文化的精神与文化的内容无处不在。文化之所以能形成巨大的生态圈，传媒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传媒不但是文化传播的手段，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这个世界，所有通过书籍与期刊记录的文化典籍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也许，太阳照样会东升西落，大气层保护的地球依然美丽，猛虎穿行森林，归雁掠过斜阳，窗前的梧桐树上依然有知了的长鸣，但是，失去了文化典籍的人类，其精神世界将是怎样的狭窄与荒芜，人类的思维、情感与智慧将是怎样的低级与浅陋？因此，我说，传媒本身肩负着一种文化积累、文化传承、文化建构的神圣使命。这是传媒存在的根本价值，任何一种新传媒的出现，就天然地，内在地，必然地要承担这种使命。
  从文化的视角看，我们可以把教育期刊的社会使命放到教育期刊的文化使命的背景下思考。我曾经在《中国出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期刊的文化定位》的文章。里面就谈到中国期刊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植文化的根基。最初触发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我从《中国传媒》这本书上看到一个资料。就是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刘长乐在谈到凤凰的取名时说：“首先，世界文明史上关于凤凰的传说，来自于中华文化的的‘百鸟朝凤’，所以凤凰的传说和龙的故事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专利和象征；取名为凤凰卫视，也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节目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打上中国的烙印。另外，传说中凤和凰是两个鸟，凤为阳，凰为阴，‘凤凰’的另一个寓意就是‘南北东西大荟萃’。”他所讲的“大荟萃”就是指明大陆正统文化与港台通俗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从传媒的文化特质上说，一本期刊有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决定着它在市场化运作中的命运。我们不妨以《知音》为例，考察其文化定位上对文化根基的理解与把握。《知音》率先在中国期刊界推出“人情美、人性美”的办刊原则，着力表现人类美好的精神和情感，有真情与爱心拨动读者的心弦，抚慰生活中的失意、苦恼与创伤，激励自立与自强的奋斗精神。不难看出，支撑这些理念的，全是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精神。因为，中华文化是一种主情的文化。《知音》杂志对人的人情与人性的关注，它对奋斗者自立自强精神的讴歌与儒家文化从整体上对实践理性的倡导又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讲，像《知音》这样的期刊，它没有多少文化含量，知识分子并不会喜欢。这就关系到一本期刊各自的文化定位了。或许，在某些知识层次较高的读者看来，像《知音》《读者》这样的名牌期刊，尽管它们都拥有数百万月发行量，但论其文化品味与文化含量无法与《新华文摘》并提。如果文化专指学术创新、专指理性思辩、专指对社会与历史的宏深思索，这样的论点自有其理。问题是，文化并不是学术冥想的象形塔，在文化创造、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属于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在期刊编辑者眼里，《读者》属于大众文化型，《新华文摘》则属于精英文化型。虽然同为文摘型期刊，它们在文化定位上一开始就走着不同的路子。从文化功能上说，《读者》代替不了《新华文摘》，《新华文摘》同样代替不了《读者》，它们各有各的读者需求，各有各的文化价值。道不同，文化比照的标准也就无法确立。
从期刊的文化特质看，如果没有策划，那么多大大小小与文化相关的成果与信息，你选择哪一种精品来传播？你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些信息面前，期刊仅仅只需要被动地记录文化精品、被动地等待精品成果的出现吗？显然不能，在文化发展中，期刊不仅是记录者，承载者，而且必须是个参与者、建构者。
第二，传媒具有产业的特质。传媒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它是一种产品，作为一种可以交流、可以流通的商品，它天然地赋有了产业的特质。但是，传媒这种产品不同于面包、不同于裙子，不同于牛奶，它与一般的物质产品都不同。它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提供的内容吃不得穿不得，它所满足的是人类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信息吸收的需要，求知的需要，学习的需要，休闲娱乐的需要等等，传媒的价值在于信息的价值、思想的价值、精神的价值。当我们把这些价值与产业两个字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立马发现了它的不谐调。似乎这样的价值都无法像一般的物质产品那样用价格来标示。一篇有思想的论文与一两百稿费不可能相提并论，而创造这篇论文的作者也并不会因为稿费与论文思想含量不相称而有太多的不悦。因为，在有影响的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言说，就使得自己的个体言说进入了大众传播的渠道，它是作者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除了稿费这种显性价值之外，在传播过程中，它还会产生诸多的附加价值，产生它的社会影响力。这是从作者方面说，这个产品的特殊性，站在媒体的立场上，在市场环境与商品买卖的规则中，媒体出卖的是什么？你可以说，它出卖的是作者的智力资源，是各种于生活、于学术有即时价值与长远价值的思想智慧，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以产业的眼光看，媒体出卖的最本质的东西，是读者的注意力。
无限的信息与有限的注意力的冲突实际上把传媒由信息闭塞时代的“卖方市场”带入充满竞争的“买方市场”，也为现代传媒发展确立了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存空间与价值空间。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快，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多元状态使得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人的注意力受到越来越多的目光牵引，也越来越难以在某个对象上持续集中。因此，能够以最快的时间把受着无数信息牵引的目光汇聚到同一个目标上。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效益主要不来自于内容生产，而在于它因为具有注意力的聚合功能而产生产品消费的链条效应。厚厚的十几二十个版面的报纸只需5毛钱，这里涵括了它的信息成本、知识成本、人才成本、印刷与纸张成本，怎么算报纸都是亏本生意，问题是，人们在消费报纸提供的信息时，他在不自觉地付出了有限的注意力。当受众为报纸信息所吸引，并形成一种持久的信息期待之后，报纸的影响力便外化为一种受众的关注力。广告商在这种公众的注意目光中发布广告显然会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这正是报纸最重要的赢利方式。在电视、广播、互联网的经营中，广告已成为媒体通过注意力获得利润的重要方式。受众对传媒的关注度越大，产生的广告效益越可观。赢得受众注意力的传媒因此而实现自身的“二次销售”或“三次销售”，形成传媒产业的链条效应。因此，注意力经济是对传媒产业本质的深刻概括。
从传媒的产业特质思考，我们似乎可以更容易得到与策划关的信息，即如果没有策划，原发的、分散的、零星的信息便无法组块，无法形成冲击力，无法最大限制地凝聚受众的注意力。
策划是由注意力经济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在文化与资讯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像期刊这样的传媒都是以社会的文化上位者出现的，期刊高高在上，读者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整个国家的期刊种类不多，数量也有限，在电视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在互联网还没有踪影的时代，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非常单一。在这种背景下，期刊以及所有的传媒，都是综合性的，像百贷店，什么都有一些，它所预设的前提就是读者什么都缺，缺什么都可以从我们的媒体上得到，因此，传媒显得大而全，豆豉辣椒胡椒都放。在中国，80年代初的杂志基本上都存在这种综合化的痕迹。杂志几乎不考虑办给谁看，我的目标读者是谁的问题。反正就是综合型文化读物，什么人都可以看。在强大的行政力量干预下，在条块分割的体制保护下，期刊都是自说自话，没有经营意识，没有风险意说，更没有市场竞争的意识，大家都躺在席梦思上睡大觉。市场经济由建立到勃兴之后，“奶酪”就动了，传媒的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行政力量的谈出，期刊面监着在市场里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了。电视的普及、网络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以及便捷性方面已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有人用注意力经济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尔伯特·西蒙最早提出注意力与经济之关系。他说：“信息需要消耗什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它会消耗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过量的信息会导致注意力的贫乏。”一方面，全球化、国际化的社会发展，推动着现代科技创新的步履，带来了人文的开放与繁荣，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发展。无限已知与未知的时空从不同的路径向人类发送形形色色的信息，使得人类置身于信息爆炸的汪洋大海之中。另一方面，现代传媒数量与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信息交流渠道早已突破了时空阻隔，凭借公共传媒，任何一条信息都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全球共享，信息不但覆盖了现代人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而且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信息化生存。与信息资源无限生长相伴随的问题是，人的注意力却相对有限，人在信息接受的过程中无法绕过这种无限与有限的矛盾。这种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张力决定了信息选择、信息组织、信息重构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生存问题。而信息选择、信息组织与信息重构正是传媒策划的重要内容。
在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在传媒类型多样，传媒种类暴涨的情势下，怎样的传媒内容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怎样的传媒内容才能产生注意力效应？怎样才能在竞争环境里站稳脚跟，赢得发展，这些现实的问题摆到了传媒工作者面前。而所有的应对策略中，策划应该是最能体现传媒经营者主体力量的方式。
我们追问：怎样的对象才能吸引一个人的注意力？心理学上讲动态的信息、新异的信息等等都是的。我想说的是能满足受众群体心理期待的信息特别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这里，我想举湖南卫视精心打造的“超级女声”案例来说明问题。“超级女声”作为一档电视娱乐节目，整个活动策划的理念、内容、程序上都可以说反映出传媒对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刻分析与准确把握。
首先，它切合人的群体心态。对许多人来说，音乐的梦想、表现的渴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确认常常为庸常的生活所遮蔽，处于潜伏和沉睡状态。超级女声以“想唱就唱”凸显现代人自由、自主、自信的精神追求，这就对那种精英化、艺术化、专业化的歌唱长期占据传媒的传统格局构成一种反叛。它强调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不论水平均可报名，以不设任何门槛的“海选”方式形成“想唱就唱”的机制保障。这种娱乐精神里寄寓着人们对草根民主的期盼，这种期盼实际也是人们对长官意志、权威话语、霸权话语不满情绪的反映。
它强调互动。与一般电视歌手大赛不同，“超级女声”极大地调动了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出于对伸向千家万户的电视传媒影响力的欣羡，出于自我表现意识的唤起，出于“海选”的大众化参与形式，在媒体互动理念的实施上，“超级女声”发挥得淋漓尽致。试想，一个人参与海选，与之相关的亲戚朋友是不是予以关注？这样，一个受众的参与行为就带动了大量的传递受众，并且，因为一次参与，这些受众的关注很可能贯穿于活动全程。同时，策划者还精心安排了受众以亲友团和手机短信的方式参与到比赛现现场，并对选手PK和去留行使着重要的决定权，这就真正尊重了受众的活动主体地位。
或许，我们可以对“超级女声”的商业运作作出这样那样的文化批判，但为传媒产业经营，作为传媒的策划，它所产生注意力经济的威力已得到充分展示。据统计， 2005年夏，这档节目在全国拥有4亿多观众，平均收视率超过了央视的春晚，单场的手机短信收入逾1500万。“超级女声”全国总决赛时的广告报价达到15秒11.2万元。取得“超级女声”冠名权的蒙牛乳业的销量从去年的7亿多元一下子飚升到25亿元。
二、     怎样通过策划来表达对教育的思考
前面讲的多是理念的思辩，是讲道理，是追问为什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实践的层面。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去做策划。我还是结合期刊分三个层次来讲，一是整本期刊怎样策划？二是一个栏目、一个专题怎样策划，三是一篇文章怎样去策划。
先讲一本期刊的整体策划。前面讲过，一本教育期刊的编辑理念就是它的教育理念。我觉得，一本期刊到你手上，首先是个定位问题。就是你这本刊物为何要存在，它与同类杂志相比，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它办给谁看，你所面对的读者他们的职业有什么特点，他们的需要有哪些层次，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赢得读者，来引适应与引领读者，是什么样的手段来把它作为产业去经营，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等等。这些都是形成编辑理念所要思考的问题。这是最大的策划。
   我所负责的《湖南教育  语文教育版》本来是教育厅所属的省级普适型教育期刊，过去完全是综合型的，教育报道、学科教学一锅煮。从今年开始，实行市场细分，即由百货店变成专卖店，分成三个版。语文教师版就是针对中小学语文教师而办的版本。全国有许多语文教育的专业期刊，办了许多年，我们这样一个版有没有市场？如果我跟他们在理念、栏目、板块上走着同样的路子，我们就是鸡蛋碰石头。那么，在定位问题上，我怎样来策划呢？
我想，我们的读者是中小学老师，不可能办成纯粹的学术型期刊，他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宏大的、高深的理论阐释与建构，从目下中国中小学教育所拥有的教育生活来看，他们时间紧，实践任务重，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作理论冥想，他们太需要实务指导，或者说需要紧贴实务的理论提升。一般语文专业期刊注重的是它的专业内容，而并没有关注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湖南教育杂志又有写作人物或经验报道的长处，于是我们的语文教师版这样定位：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语文教师心灵栖居的家园。
整个理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满足语文教师作为“人”的发展需要。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因此，从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看，必须跟他打开一页页思想的窗子，让他们从最好的思想资源中吸取营养，进而生长出自己的思想。这样，我们的杂志第一块出来了，叫思想视域。里面有三个栏目，一是百家论坛，一是教学争鸣。一是专题策划。论坛旨在汇粹全国名家的思想精华，争鸣引发思想碰撞。专题策划凸显期刊的引领。这一点，我在讲专题策划时再祥说。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间，同一个群体在专业发展水平上总存在平凡与优越、高与下的区别，他人对于自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样我们有了“语文人物”板块，报道全国各种的语文名家的个性风格，追溯他们教育教学思想与智慧的生成过程。与些同时，报道本土的青年新秀成长之路。为什么开这个板块？这是其他语文专业期刊做得少或做得不够的地方，他们一般都是人物自述的形式，我们采写的是采写报道的形式。考虑到教师工作的特点，我们在板块上实际上倡导着两种重要的，并于教师工作结合得最好的研究方式，即案例研究与叙事研究。中小学老师不长于思性思辩，不论是从对论文信息的吸收还是从论文信息的表达来看，他们都倾向于用案例说话，他们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及时记录自己经验着的情境与事实，并对这些经验、事实、案例展开反思。这样，设置了一个案例与叙事的板块，分案例品评
、案例比较、案例诊断、教学叙事、教研路上，五个小栏目。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另外，根据中小学教师的群体特点，我们想为中小学教师提供一种表达教育思考的方式。即不搞大而空的理论构架，多面对实践问题，多体验，多反思。所以，我们摒弃空洞无物的论文言说方式，开出“行动与反思”板块，行动与反思几个字与其说是一个板块名称，不如说是我们倡导的一种论文写作方式。当然，作为教育期刊，我们不得不重视编读关系。每期刊发读者表达他们阅读感受与收获的文章一篇。
再讲期刊的专题策划。
我讲的期刊专题策划，就是编辑主体从众多的教育现象中发现一个切入品，提炼一个话题，营造一种语境，组织作者对一个话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这既是信息的组块，又是编辑为读者提供的理解与思考教育的一种方式。
专题策划要处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宏观思维相对于微观思考而言，对于策划来说，宏观思维就是能够穿越那些纷繁复杂的表象，以一种全局的眼光发现那些能引发读者思索兴趣、对话欲望与心理共鸣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这种宏观思维的策划，一定要由宏大的话语来表达，而是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从形而下的行为关注进入形而上的理性思索。教育期刊以教育为关注对象，偏重微观描述的办刊策略，内容的实用性无疑可以成为期刊的卖点。但是，期刊之于读者，并不是这种简单的迎合与顺应关系所能概括的。实用是一种魅力，但仅仅拘泥于此，读者很容易在简单的行为模仿的中失去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激情，甚至把教育艺术简单地等同于教育技术。这样的期刊或许在短期内会产生一定的功利影响，但从教师的专业成长的角度看，它的局限与缺憾是显见的，期刊对读者的引力不可能持久。因此，教育期刊的专题策划，有一条重要的选题原则，即有机地整合宏观的思维视野与微观的行为研究。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专题策划既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较强的现实意义。编辑的宏观思维表现在专题策划活动中，不是天马行空的主观臆断，而是善于从实践中、从当下的思想行为状态中，从现实的教育语境中，发现那些对教育全局产生影响的思维切入口，藉以开启人们对教育目的、策略、方法、手段的全面反思。
比如，我曾以组织的一个话题：教育理论与实践：两家相距有多远？我们知道，教育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离开了教育实践的理论必定是灰色的。现实的情况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很多时候并不能臻于互相融合与促进理想状态。这是教育界的一种普遍现象。读教育系的专业教材，读学院派的教育论述，中学教师会强烈地感受到教育理论与教育育实践间的隔膜。而读一线教师的教育论述，人们又明显地感到，大多文章沉迷于个人经验的描述中，普遍表现为理论的荒弱。在理论研究者看来，实践者理论素养的贫瘠，影响到理论研究的深入与普及，成为理论发展的瓶颈。而在教育实践者眼里，因为理论观点的抽象与遥远，理论表达的深奥又致使他们对理论敬而远之。扭转这种理论与实践相互报怨的现状，对教育发展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这就是我做策划时的宏观思维。
于是我请高校教育理论工作者，教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一线中学特级教师，就这个问题展开交流。你看，这样的专题策划，并不为解决某一学科、某一具体的教学内容，或许它不能满足教师日常工作的即时性需要，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看，从长远的眼光看，一个教师真正要在专业发展中实现自我超越，真正要为自己的自我实现积蓄可持续发展力量的，思考与讨论这样的问题，有利于期刊在满足读者即时需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为读者的未来的自我实现提供了一种思维平台。
二是传媒策划者要具备一个巨大的时空坐标。历史与现实只有一江之隔，时间之流在二者之间奔流不息。意识到时间的不可逆转，人类对自身有限的生命便充满了激情与敬畏，对那些承载着成功与遗憾的历史，对那些永远不会再来的历史充满了眷恋与幽思。没有人能够复活历史，就像没有人能够复活生命。现实是天下的，历史是镜子里的，但不舍昼夜的时间，不可预见的未来，又总是逼得困惑的人类不得不时常拿起历史这面铜镜。因此，人们爱用沧桑、厚重之类的语词来描述对历史的共同感喟。现实只是此消彼长的繁荣与喧闹，历史却有一种由远及近的幽深。历史与纵深相连，赋予它一种特殊的穿透力量。这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实无法企及的一种境界。历史成为人类认识现实、认识自我、认识自然与文化的一种视角。人们把这种历史的视角称之回眸，与现实的环顾、未来的前瞻共同构成认识的三维视野。这种以历史的视角思考现实的心理方式，越来越受到传媒的重视，特别是在那些具有鲜明标点的历史时刻。
《读者》杂志曾在世纪之交批出一组系列文章，介绍影响20世纪的100位人物。读到这样的专题策划，只觉大气磅礴，如同在晨风里作着深呼吸与扩胸运动。而《新周刊》亦曾推出过关于60年代人、70年代人、80年代人等大型专题策划。此外，历史纪录片、媒体的岁末盘点等传播热象，都让人感到历史因素之于媒体策划的思想魅力。
注重期刊专题策划中的历史因素，对于摆脱期刊策划跟风的现状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期刊关注热点本身没错，问题是关注的方式不能陷入模式化的误区。如新课程背景下，教育期刊上充斥着新课程的理念解读、个案分析，传播思路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我曾经作过这样的策划，叫《我们那时的语文课》，先是对新中国之后半个多世纪语文教育的思想轨迹作了一个梳理，分五十年代，文革十年，八九十年代，新世纪，每个时段先陈述语文思想主流观点，大的实验与大的改革。然后有针对性地采访不同历史年代的亲历者，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教学情景，藉以丰富与充实我的思想梳理。这样的做的目的，就是运用历史元素，增加传播内容的“景深”，为教师思考当下的问题提供一个背景一个参照，获得新的启示。
与此相似，我还做过“相隔十年的两份同题教案”。同样是运用历史时空的做法，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现实与历史两个层面，读者获取的不仅仅是文本信息，领悟到一种思维方式与认识角度。因为，这种专题策划把单纯的记录转向在记录中追问，作者在历史的回顾与当下的写作中，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下，他们得到的收获比之于就事论事的写作方式有着更深的体验。读者所获的思想启迪也更为直观与深刻。这种经由策划而形成的组稿策略与传播效果显然是被动编稿不可实现的境界。
这里谈的还只是运用历史这个时间元素，实际是空间也是这样的。《读者》杂志曾以在一年教师节做过一个策划，好像叫“四个教师的生存状态”，它展示在中国大地上，不同的空间的生活的教师生活。有极偏远的农村，有繁荣的城市，这种对比，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真实的展示本身就是一种言说，一种有力量的言说。
三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思维方式。教育期刊长期固守着一种思维定势，奉行着发现新异、推介新异的组稿方式，这种组稿思维定势非常强烈地影响着读者对教育的思维方式。普遍表现为偏重教育成功经验的分享，这种重视实践结果，忽视实践过程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有违教育的实践性、动态性特点。教师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实践中的问题与失误的反思与咀嚼，忽视了这一点，教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总是一副精致漂亮的成功者形象，人们很难真正感受到教育成长与探索的艰辛，也缺乏思考教育的全面的视角。
我曾做过一个“我的教育遗憾”的策划。我的想法是，教育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教育遗憾”不是不可外扬的家丑，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每一次“遗憾”都是一种提醒，一种鞭策，一个转折点，一根起跑线。如果我们以“我的教育遗憾”为题展开专题讨论，可以想像读者会对那些亲历的遗憾怀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遗憾”比之“经验”，将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读者打开了一条思考教育、体验教育的通道。透过这些遗憾，读者会感受到，能够如实记下这些遗憾的人，他们是用另一种方式记录他们成长的轨迹，传播着他们对教育的情感，这正是那些仅仅把教师当成职业的人不屑于做的工作。因此，这样的策划之于读者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启发读者的思维方式是媒体内在的一种责任。比如，关于高考，太多的模拟题，只见命题技术，看不到这种命题里的思想，看不到它究竟把人引向何处，看不到它对学科教学的本质把握。于是，我们想为读者提供一种思考视角，即《假如我命高考题》，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号称专家的仿真题，而是揭示这种命题的思想动因，它所蕴含的理念。这也是一个例子。
四是策划要为作者提供一种叙述支持。专题呈现形式与话题内容选择是一个有机整体。对读者来说，专题的吸引力既来自富有眼光的内容提炼，又来自能引发读者表达欲望的形式。不论是从读者的参与心理还是接受心理看，那种蕴含思想交锋、思维可以自由驰骋的话题内容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深层因素，这是专题内在的“营养价值”。正如人们的饮食一样，仅仅具有营养价值，而没有引起人们食欲的色香味，再好的菜肴也不一定受到大众的亲睐。对期刊专题策划来说，选择了有意义的论题之后，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究竟以怎样的形式让话题走近读者。
目前的教育期刊给人的总是一副专业面孔，许多问题的话语权都属于教育内部的专业人士。这种倾向表现的期刊的作者队伍、内容安排上，更表现在期刊内容的表达上。考察现代大众的阅读习惯，在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人们的阅读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内，人们总是希望能以最轻松的心境，最简捷的方式进入文本，而这种心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故事性阅读的流行。故事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其感性的语言，完整的情节让读者进入一种思维空间与话语的情境。在专题策划中引入这种故事元素对于专业期刊赢得更多的社会读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故事好比一个苹果，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于作者来说，故事实际上成了他们表达观点的叙述支持。比如，我曾参与过一个电视台的节目，里面有一个“劳动可耻吗”的故事。我想到的话题就是《课堂上的师道尊严》，我们说，教师是人类文明火种的传播者，更是超越自我的创造者，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但是，这属于群体的尊重，职业的尊重。具体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否获得学生乃至社会的尊重，这取决于他的自身。如果不顾教育教学规律，把“师道尊严”当成抵御异已的盔甲，当成惟我独尊的圣坛，那么，“师道尊严”就将偏离本质，走向异化。在新的课程理念下，教师如何自我定位？应当怎样理解课堂上的“师道尊严”？因为有了这个故事，作者所谈都很活跃，并且针对性很强。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孤零零地抛出一个诸如“新型师生关系大家谈”之类的话题，作者和读者因为失去具体可感的故事支持，作者写作的积极性、文章的可读性、在读者中的影响力恐怕都要大打折扣。
五是专题策划要有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专题策划不能只有问题，只有知识，只有理念，而没有人。特别是教育传媒策划，要特别能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比如针对教师队伍里读书空气不浓的问题，我曾策划《影响特级教师的教育名著》。有人谈苏霍母林斯基的给教育的建议，有人谈他的帕弗雷什中学，有人谈其他的教育经黄，然后请教育专家谈读书之于教育思考的重要，这样的策划就是从源头上去关注教师的发展。
最后说一下文稿策划。我讲的文稿策划，有几个层面。最简单的层面就是技术层面的加工，从观点、结构、到用词，从文本内容到标题，进行加工。像《知音》杂志的标题，都以呼告的形式，重在煸情，形成知音风格。教育期刊不可都这样，根据自己的理念，我们可以把标题做得有冲击力一些。一篇稿子说，语文课既要为学生提供实用的东西，也要有引领他们精神发展。里面打个比方，我们需要花草也需要麦子。于是，我把标题改成《种麦子与种花草》。一篇文章讲母语学习应与外语学习一样受重视，我把标题改成《外语热，母语热不热》等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文稿策划的深层意思是指，能够从作者来稿里发现大的问题，变成自己的策划选题。
有一回江苏一个作者谈到小学教师的童话素养有很大问题。引起我很深的联想。我想起小学课堂上童话教学的现状，于是，我推出一个选题，叫《小学语文教育：童话究竟有多重》，请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小学教研员、小学教师围绕童话作品教学的各个层面展开论述。有人谈童话与人精神成长的关系，说儿童文学是心灵的读本，是爱的文学，有人统计小语教材里童话所占的份量，有人讲目前童话教学的问题，有人描述童话教学的理想状态，等等。策划受到读者的好评。为了表明我们的策划意图，我们前面还特意加了一段导语。
当童心的世界里渐渐失去大胆的彩与浪漫的梦想，当僵硬的规训与教诲慢慢日益遮蔽了稚嫩的想像，我们想起了童话。
   当孩子规规矩矩、反背着手坐在教室，当他们不再童言无忌，不再无忧无虑地奔跑游戏，当他们不再仰着脸、扯着我们的衣角问那些有趣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变成乖巧的“小大人”的时候，我们想起了童话。
   当我们从各种商业广告里看到孩子无邪双眼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三四岁的孩子用尚不清晰的吐词唱着“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的时候，当成人文化以霸权姿势凌驾于儿童文化的时候，当“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的呼声鹊起的时候，我们想起了童话。
   想起了童话，因为我们想起了童年。孩子总是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充满了暇想，充满了向往。童话般的叙事正是在他们生长想像、延伸感官、滋养精神的独特方式。阅读与聆听童话是孩子感受生活诗意与人生意义的开始，这种诗意与意义超乎散乱在墙脚的玩具，超乎肯德基、薯片、变形金钢、电子游戏与MP3，超乎踢足球与捉迷藏，也超乎父母亲人无微不至的生活呵护。或许，一个孩子无法选择一个窗明几净的家，无法选择飘着书香的父母，但他不能不选择童话，不能不选择神奇与美丽的童话城堡，那是他梦想飞翔的天空。
  想起了童话，自然想到了小学语文教育。在各个年代、各种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无疑是一种特别具有亲和力的孩子读本，它与孩子的精神成长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可是，这些充满孩子气的读本在小学课堂上是一种怎样的境遇呢？它是不是真正把轻松、快乐与美好带给了孩子的童年？
  当我们仅仅把童话当成孩子语言文字训练的“一个例子”，当我们领着孩子在为童话作品划分段落、概括中心、分析写作特点的时候，孩子的眼睛里是充满困倦与疑惑还是激情与期待？
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头，面目狰狞的黑衣巫婆，出没在神秘森林里大灰狼，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精灵般的红色小金鱼与闪着善良人性的老渔夫，这些可爱的童话形象在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下，在没有童心介入的教学情境里，它们能不能融入孩子的生命，能不能成为他们一生的记忆？
   童话教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孩子的童话阅读与所受的童话教育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现状？语文教师在儿童文学修养上存在怎样的缺失？理想的童话教学该是一种怎样的境界？且让我们一起听听来自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小学语文研究者与小学教师的声音。
这个选题策划就来自于一篇文稿，所以许多进候，专题策划与文章策划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三、     教育传媒策划的有限性
前面我讲了，期刊在文化传承者中是个记录者，承载者、传播者与建构者的角色。问题是，真正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形成，它有自身的成长与成熟的规律，我们不可能过多地运用外力去催生它，更不可能揠苗助长。就像媒的生成，化石的形式，它都有一种漫长的时间过程，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文化也是一种生态，它有它的生态链，它需要阳光、空气与水。我们强调传媒策划时，实际上是在这么一种前提下展开的。即编辑者主动地介入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建构过程。那么，编辑者的思想、能力、视野、知识等等，就没有局限吗？他就必然是这个社会的文化精英吗？既然这个前提不可靠，他们的策划之于文化建构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也不能说它完全是正当的、有效的。如果我们文化建构这个词约定为符合文化生态规律的文化生成，那么，在建立在编辑主观创意下的文化生成就都不一定称得上是建构，我们借用另一个词来表述，就是制造。是文化建构还是文化制造，这就需要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标准谁来制定？引发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看到现在策划的丛书。丛书的策划思路一般是，编辑者先主观预设几个项目，然后去找作者。比如教育经济学，就再想教学文化学，教育生态学，教育统计学，等等。找了一批作者之后就让他们创作，这个工作当然可能促进了学者们对问题的思考，但不可避免地也就促进了学术的粗糙制作。写教育文化学的学者也许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不足以形成创见，但有出版社的应邀，也就匆匆出来了专著。这样的策划也就是文化催生，是一种制造。
从文化建设上说，我们需要的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文化生成，而非富有工业意蕴的“文化制造”。将“文化生成”作为一种理念引入传媒界，意在突出文化发展的生态性特点，尊重文化开花结果的自然规律，不给它的成长带来人为干预，甚至急功近利，揠苗助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传媒能否划定自己的在文化建设上的职能边界，清醒地意识到融汇了主观意愿和功利目的种种传媒策划功能都是有限的，不要让策划的合理性凌驾于文化生成的自然性之上。
如果只从文化使命这一个维度考量，传媒人最为核心的素质构成应该是他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审美感受能力、理性分析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这些能力都取决于传媒者本身文化视野的广度、文化专业的深度和文化积淀的厚度。传媒人对于文化发展的动态保持着最为灵敏的嗅觉、味觉和听觉。他不仅成天在想着“怎么样传播文化”（策划），他更多地要思考“传播何种品质的文化”（功底），因而，他的心里装的不只是即时性的、局部性的“策划方案”，更应该有着长远性的、全局性的“文化地图”。
一个现代传媒人不能不思考：多元并存的传媒格局与丰富多样的文化创造活动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当策划功能一再放大时，越来越多的文化活动不自觉地会成为传媒策划的诠释者、践行者，传媒人事实上成为了把握着“社会公器”的文化构想者、设计者。然而，但如果当策划功能完全淡出又会如何呢？传媒与作者之间还能不能建立起互动的文化联系？传媒对于文化的传播与表达纯粹是被动的，那样又何以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因此，强调传媒策划意义的重要性与强调传媒策划功能的有限性都需要一个“度”，它们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命题，传媒人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合适的职业活动空间。
置身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深切地感到，由于传媒的大量存在，人们所拥有文化选择权早已今非昔比，文化生活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提升。电视里那么多频道和节目，书店里那么多的旧书与新书，网上那么多的网页与论坛，到处都是人们制作的“文化产品”，这里面无疑有优秀乃至卓越的文化成果，但是，毋庸讳言，浅俗化、商业化、快餐化是我们时代文化病的普遍症侯。这些症侯的病理或许与转型期的社会机制、人们的心态相关，但是，传媒策划极度走强、“文化制造”声势日隆，“文化生成”之理念尚不被传媒尊重等等因素都是文化浮躁与泛滥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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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全媒体时代的教育传播
　　

                                                                                         黄耀红
　　

　任何一次技术与工具的革命性变化，必然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纸张取代竹简，活字取代雕版，键盘取代硬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传媒取代传统纸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从来不曾如此深刻地思考数字之于世界的意义：数字化处理程序，数字化办公系统，数字化信息采集；数字银行，数字学习，数字出版
  数字，这个寻常的语词早以超出数学的学科视域，亦远非那些阿拉伯计算符号。数字，是信息的存在方式，何尝又不是生命的存在方式？
  现代愈来愈依赖着数字。数字化上升到生存的高度，电脑之编程语言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一种哲学的简约与幽深。现代科技中的零壹换算，似乎与“宇宙起源于素数”的瞑思遥相呼应。
  没有想到，在一个传统出版单位工作了十多年，对于传统编采流程烂熟于心、游刃有余的时代，我受命于一个新组建的部门，谓之数字出版中心。一个对于文学与教育怀抱激情的人忽而进入一个以数字命名的业态空间，多少有点令人迷惑而茫然。不只一次，有朋友提到我所负责的新部门，总是结结巴巴叫不清它的全称。
  然而，我懵懂闯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不像是一头牛闯入菜园，而像是一头牛被当作马骑。
  没有不面对，甚至不挑战的理由。
  有人说，互联网是一种没有重量的存在，是一个虚拟的社区，一种可以释放压力、可以存放真实的所在。
  该死的互联网悄然无声而又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QQ，EMAIL，BBS，这些互动的魅力总让我们处在一种无声对话的场景中，我们在孤独中拥有执闹，在热闹中又宁愿孤独。我们就这样心甘情愿地，与自己在一起，与音乐、图片、视频、文字在一起。
  瓦特的蒸汽机，将一日千里变成了现实，那是工业时代对于时空概念的重塑；报纸、广播、电视的出现，不断延展着人们的感官，开创传媒发展的新天。然而，只有互联网的出现，才真正让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村落。
   网络堪称现代传媒之集大成。网页呈现的可以是报纸，可以是图书，可以杂志；信息是文字时，它如书报；信息是图片时，它如画册；信息是音频时，它如广播；信息是视频时，它与电视；QQ视频时，它是可视电话……
   网络又何止是传媒之集大成？它承载的信息是海量的，它搜索信息的方式是即时的；它传递信息的方式单向的，而是多维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不再是由我到你，由是由任一个个体走向他者。每个人都是信息消费者，每个人又都是信息生产者。
  除了无法获得阅读的质感，闻到油墨的清香之外，网页阅读以及基于网页的手机阅读、电视阅读显示出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不曾像现在这样，必须如此深度思考互联网作为媒体的意义。
五月五日，青年节的次日。历时半年之久的为先在线之网站初版面临三十余领导与同行的评说。每一种言说都代表一种理解，或深或浅，或多或少。我们置于言说的包围里，却并不迷失。
这一切，缘于社长的高度。为先在线作为数字传媒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对于传统媒体主业之升级、转型的引领作用。无论多少杂志，它们都站在同一方阵，纸质传媒。一个为先在线，它站的是另一个方阵，数字传媒。
数字传媒集众媒所长的传播方式，必然带来传统编采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还有怎么的引擎能像这样一个媒体一样，给传统媒体注入全新的活力？
且不要纠结于赢利与否，更不要去求解所谓赢利模式（赢利本身即无模式）。以一个网站激活一个团队的编采方式的变革，使之进入全媒体教育传播时代，这种意义，难道不足以支撑它的经济效益？
仍有太多的观念在反问，在担心，在观望与观火。
前行，别无选择。无论如何，这将是职业生命里一段不同过往的航程，痛并快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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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主体彰显与文化自觉

黄耀红

当生活被种种刚性的框架切割得如同碎片，现代人似乎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浏览”而远离了“阅读”，古典心灯下的那种令人悠然神往的“阅读”恍然梦境中的萤火点点。我们越是对逝去大师深怀敬重的仰望，越是深深慨叹当下文化品格中的不堪承受之轻。
无庸讳言，在今天，读书越来越成为一个奢侈而寂寞的话题，尽管“腹有诗书气自华”依然点缀着公共人物的铿锵演说。然而，我们对于读书的关注更多地止于“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人生”“读书强健自我”“读书怡情养性”之类的功能性体认上。我们发现，从公共层面上讨论诸如读书之重、读书之法，这种亘古如常的话题似乎长不出太多的思想新枝。在一种理想的社会中，教师、学生、学者、作家、公务员，都应当是成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没有哪个知识人群不需要终身读书。
然而，当我们将“读书”二字植入现代编辑专业成长的过程中加以考量，我们会深刻地意识到：较之任何一个知识人群，编辑“读书”的价值与意义、过程与方法都表达着鲜明的职业诉求。一言以蔽之，编辑作为文化角色，其职业定位即文化的选择、传承、重构与创造。编辑读书除了修身养性的个体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凸显出编辑的主体力量与编辑的文化自觉。
一、以读书确证编辑的文化身份
传统的传播过程勾勒出由“作者—编辑—读者”构成的链型轨迹和闭合回路。所有关于交流与互动的探讨，似乎都无法冲出这种既定的“三角框架”。三种角度亦大体呼应着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创造——选择——接受”。因此，在关于编辑文化角色的描述中，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将编辑定位于文化选择者。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的通俗表达即“守门员”与“把关者”。一条简短资讯的发布，一种学术观点的表达，一种个人意趣的倾诉，若要由“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进入“点对面”的公众传播，一个无法绕行关卡即是编辑。简言之，只有获得了编辑认同的文本才能进入公众传播的视野。与其说这是编辑的文化地位，不如说是编辑所拥有的文化权力。
编辑这样的文化地位与权力究竟是谁赋予的？他代表谁来充当文化累积的“守门员”？编辑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是不证自明，还是有必要提供辩护？
表面看，编辑的职业资质如同律师、教师一样，由个人努力所达成。编辑代表着国家与民族的立场、正统与主流的意识，他的权力属于公权，天然地连接着统治者及其相应的体制。
我们以为，编辑资质的获得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是，从文化选择者的身份看，企望以一劳永逸的职业资质来确证自身的文化角色无异于刻舟求剑。
如果我们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隐喻为一条长河，那么，拥有选择权的编辑无疑是一种“文化上位者”。“文化上位者”是对编辑的角色期待，但是，这种“应然”期待并不能天然转换为“实然”身份。打通“应然”与“实然”的通途，唯有以“读书”为核心取向的编辑专业发展。“
文化上位者”这一角色，内在地决定了编辑需要站定的文化高度。这种文化高度，取决于编辑不断生长的学养、识见、思想和视界，取决于编辑自觉建构的文化历史感、时代感与终极意识。若按“文化即人格”来理解，“文化上位者”还源自于编辑的人格、胸怀、气度，悲悯与关怀，责任与使命。所有这一切的生成与累积，无一不依靠读书。套用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即“不读书，无以编。”揆诸现代诸多编辑名人案例，举凡编辑之有志、有胆、有识、有为者，无一不是在读书中丰富自己，在丰富中确证文化身份的大家。
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传媒格局，早已不同于传统的“文化传播链”。数字出版带来的远不只是传媒载体的革命性变化，更为根本的是，它彻底地消弥了传统编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信息阻隔。在互联网上，人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同时人人又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创造者。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方式，正在将人类带入“自媒体时代”。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作为公共传播的“守门员”地位正受到严重挑战。在博客、论坛等网络空间，编辑的选择权有类于螳臂当车。
这样的数字传播格局，无疑将挑战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的价值实现，但是否会颠覆其存在的根基呢？我们以为，读书仍是编辑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无论信息何其海量，在文化的传承中，人们总离不开选择与重构。而文化选择的专业性，在于编辑的思想锐利，眼光的独到，重构的新颖，选择的创造性。因之，新环境下文化选择者的角色，不是消解了编辑职业的专业性，而是提升了编辑职业的专业性。因为，只有站得更高、思得越远，才能在文化选择的位置上确证编辑主体的核心价值。
二、以读书奠定编辑的对话平台
编辑的文化活动方式，不同于学者基于文本的书斋研究，亦不同于教师基于课堂的言传身教，它是行走于文化创生与文化接受之间的一个对话者。
作为文化对话者，编辑显然不同于日常生活里的对谈者，而是进入特定学术场域、特定人文圈子，特定思想语境的“知音”。当然，这种“对话”的生成，不可能是面对他人后的无师自通与即兴发挥，它必然源自编辑的底蕴、智识与心性。这是编辑与读者之间、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渠道与平台。
在现实生活中，作者不会因为你是编辑，而天然将你当成对话与交流的对象，除非你在这个领域有与其沟通的能力与水平，即你拥有这种对话的底气与资质。同样地，这种底气与资质不由编辑职业天然注定，而是由编辑的终身读书来铸就。
读书开创着“对话”，推动着“对话”。读书之于编辑远不是一种专业成长的手段，不是一种学历、职称追逐下的应对，而是编辑文化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一种思维的体操和心灵的瑜伽。
吾生有涯，而知无尽。无论如何强调编辑多读书，亦不可以穷尽天下好书。这就注定了编辑读书必然走着“T”型道路。一方面，尽量在横向上拓展人文通识的视野，二是尽量在纵向上深化专业探寻。
笔者作为一名教育期刊编辑，多年来的阅读取向即是这种纵横延展的结果。一是从有意识地阅读诸如《美的历程》《拯救与逍遥》等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经典著述，奠定基本的人文底蕴，二是有计划地沿着中外教育的思想脉络，阅读诸如《后现代课程观》《课程与教学哲学》等优秀的教育著述，藉以铺垫自己的学术对话平台。与此同时，坚持订阅《新华文摘》，重点关注哲学、文化、教育、传媒的学术文章，了解思想动态，思考当下的社会、文化、教育问题。
正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这些日常阅读，为笔者插上了编辑活动的思想之翼。因读书而识友，因读书而对话，因读书而组稿，因读书而写作，对话的空间不断拓展，对话的层次不断提升，对话的圈子不断增加，编辑主体力量得以彰显，编辑创意源泉得以奔涌。
三、以读书提升编辑的职业境界
对于编辑个体来说，文化选择的过程不可能是主体退席、价值无涉的客观甄别，相反，选择是编辑主体性的实现方式，亦是编辑自我实现的方式。选择，意味着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与追寻，另一种价值观的放逐与抛弃；选择伴随着重构，重构意味着最优化聚合，最优化组块，最优化生成和创造。就是说，编辑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整体。我们通过选择来创造，又借重创意来选择，这才是编辑职业的文化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编辑策划是编辑主体力量的释放，是编辑创造力的表达，是编辑职业境界的深刻表征。因为，只有策划与创意，才能使得不同个性的编辑成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这一个”。
    然而，编辑策划远不是策略、方式、技术层面的问题，其源头仍要追溯到编辑素养的全面提升。策划制胜，首先是思想制胜。而我们实在无法想像，一个不能将读书作为生活方式的编辑，他的思想能有多么深刻的穿透力，他能发现多少问题，他能创造多少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在传媒生态变得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即时、越来越互动的当下，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读书来砥砺自己的思想，练就自己如鹰的“眼睛”，那么，海量的文字仅仅成为信息的碎片，纷繁的现象仅仅是迷眼的“乱花”。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的专业地位将被公众阅读的市场相威胁，编辑可能变为一个没有文化追求的“生意人”，一个“经理”。
表面看，编辑与媒体时刻在比策划，比文本，其实比到最后是比思想，比素养，比读书。读书之于策划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切近的，即时的，而是根性的、悠远的。更多的时候，编辑读书的过程，既是对已知的丰富、对未知的开启，又将为策划与创造提供灵感与源泉。
读书是对自己的丰富，同时也是从“我”走向“你”、走向“他”的通衢。对编辑来说，读书以会友的意义在于真正集结最优秀作者、最突出意见领袖，梳理出一张可以调度、可以组织的“人才谱系”。
值得一提的是，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或一种专业，除了阅读优秀的经典的著述之外，还有一类直接指向媒体策划的书籍、期刊、报纸不可不读。就策划而言，笔者获益最多的期刊策划，一为广东的《新周刊》，二是上海的《三联生活周刊》。这两本周刊的策划选题、思想深度、文本呈现、语言表达大体代表着中国期刊策划的最高水平。仅以2011年推出的策划为例，新周刊推出的《故乡》《百年小学国文第一课》《中国电视红皮书》，《三联生活周刊》《别闹了，春晚》等策划，都选“点”独到，文字精美，体现出强旺而锐利的思想活力。
四、以读书成就编辑的个性魅力
很长一段时间，编辑总被人们定格为“杂家”，即强调知识的驳杂，忽略的专业的精深。诚然，表面上看，编辑是个文化活动者，他很可能不是学者，而是学术活动者。事实上，在知识如此增殖的时代，祈望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已无可能，遑论区区一编辑？我们以为，任何一个编辑除了有尽可能广博的文化视野之外，他要成就自己的职业个性或专业特长，还得取决于编辑个体通过专业深读而形成的个性魅力。
考察现代文化史上诸多大师级编辑，他们除了学养深厚之外，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己都在某一领域有精深的研究。易言之，编辑先是学者，进而才是学术活动者。像叶圣陶，作为“五四”作家，他是新文学创作的一个代表，之后一度作为文学编辑，发现与培养了包括茅盾在内的大批新文学作家。他做过小学教员，自二三十年代开始即开始编辑中小学国语课本，解放后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度主持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就是说，在叶圣陶的编辑人生中，文学与教育便是他的个性魅力，这是其他编辑难以比拟的。
在我们看来，能否在普泛式读书的基础上，寻找、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对于编辑个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果说“读什么”影响到编辑的视域，那么“读到什么程度”将影响到编辑的眼光穿透力，影响到他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与行动方式。以投石湖面为喻，投石处乃一个编辑的专业地带，而层层推开的波纹则是由近而远的人文、科学、时政阅读。
只有在某个领域钻之弥深，我们才能对当下的文化生态保持足够的清醒。君不见，商业运作下的泛娱乐语境，无可避免将文化打包成便利店的快餐。文化在浅俗的讨巧和献媚中走向思想的扁平化。信息白如飞沫，我们在复制与粘贴四顾茫然。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定格在某一视域，它被不断地牵引，蛊惑，撕裂，淹没。目不遐接的转换与变革，催生着脚步的匆忙与心绪的浮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如果一个编辑没有自己守望的麦田，个性魅力成为侈谈且不说，他很可以成为一个无根的文化飘泊者。
（作者系湖南教育报刊社编审，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