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听过谭细龙先生的课，很受启发，很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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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补长中国教育的短板(图)

认识谭细龙教授已有二十多年了。他虽然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繁重，但仍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大会小会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很有主见与个性，不同意的观点，绝不苟同，非要辩出长短，弄个明白，有时难免让人下不了台。有人觉得他喜欢较真，一根筋，何必呢，不就是个看法不同吗？我倒觉得这正是他可爱可敬之处。学术研究就是要求真，不求真，只求和，那就不搞学术搞政治好了。他的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在他近年出版的《探寻农村教育发展之路》（入选《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一书中，仍然很好地保留了下来，体现得十分明显。 　　比如，他坚持新农村建设必须把发展农村教育放在首位。他对目前学术界有关农村基础教育的功能与作用，也可说是“定位”，过于倾向与城市一致感到不满。他明确提出，必须重新审视农村中小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能把农村中小学视作单一的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不能因为生源不足就随意撤销、合并农村中小学，而应大力拓展农村中小学、教学点的功能，将其建设成为村民信息资料中心、文化传播中心、体育活动中心、卫生医疗中心，扫盲教育中心、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农机具修理中心等多功能合一的农民学习、休闲、服务中心，使所有村民都能接受文化熏陶，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显然更加符合农村教育的实际，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又如，他明确提出依法治教必须先“治法”。他对农村教育没有专门的法律作保障，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健康发展，一直念兹在兹，甚至“耿耿于怀”，明确提出，提出依法治教必须先“治法”的法治理念，必须从立法层面保障农村教育发展。认为现代化的农村教育，靠优惠的政策指引，靠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他提出，必须尽快建立有利于农村教育发展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 　　再如，他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教育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对目前政府在农村教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感到还不充分，认为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合理设置中小学，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完全实现。要消除城乡差别,首先必须消除城乡教育差别,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还如，他认为教师在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中起着关键作用。他觉得现在农村教师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为此，他明确提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提高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他认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存在着结构不合理、骨干教师流失严重、教师管理权限模糊、教师缺乏培训条件和机会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着力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建立城乡教师流动机制，提出校际6年流动制。重视农村教师的培养，提出培养“本土型”、“全能型”农村小学教师。建立农村中小学教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这种从机制和制度层面考虑问题解决办法的思路，显然要远比一般学者胜出一筹。 　　此外，他还从农村教育发展的整体考虑，探讨了课程教学改革、道德法制教育、班级管理创新，发挥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的合力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促进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等问题，可以说是相当全面与系统，在目前有关农村教育的专著中不多见。 　　细龙教授出身农家，湖北通山县人，自幼在农村长大，深知“三农”问题在中国之重要，犹如纽约曼哈顿华尔街金融之于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作用。深知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短板，只有补长了这块短板，中国教育才能称得上真正实现了现代化。他对农村教育一往情深，情有独钟，虽生活于省城，但一直关注农村教育，研究农村教育，为农村教育鼓与呼，为国内同龄学人少见。连我这个自以为在农村呆过一两年、现在也常往下面跑，对农村和农村教育并不陌生、多年前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言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的人都自愧不如。或许，这就是他研究农村教育、撰写这本研究专著得以成功、有别于他人的根本原因。 　　书名《探寻农村教育发展之路》，朴实，普通，平凡，但平凡也会出神圣。中国古代的孔丘，近现代的陶行知，西方的裴斯泰洛奇、蒙台梭利等人，开始时不都也很平凡吗？最后不都成了神圣？我深信，细龙教授未来仍会以这种朴实、普通、平凡的姿态，走在继续探寻农村教育发展的学术道路上，取得不普通也不平凡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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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学者的使命[z]

教育热点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成为一时热门的教育话题，有些教育热点往往难以很快解决，进而演变成为教育难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出现之后，往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果不能形成对它们的全面、科学认识，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就会酿成社会事端，给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损害，乃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的学者，尤其是教育研究者，要关注并主动研究教育热点、难点问题，通过研究解读，以消除人们的一些误解，进而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地理解教育，形成对教育的科学认识。 　　我的原初专业是教育史学，过去主要是探讨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变革及其规律，尤其是陶行知等近现代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为当今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近年来，由于工作关系，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我对一些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有所涉猎，如教育公平问题、义务教育免费问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基础教育均衡化问题、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校车安全问题、教育立法问题等，也给全国人大及教育部门提了不少建议与意见，汇集出版了《教育的信念与追求》、《乐为教育鼓与呼》等论著。我深深体会到，它们不只是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联系密切，而且与社会大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也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乃至整个社会齐心协力、共同解决的事情。 　　研究解读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教育研究者自身首先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与立场。许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成因复杂，积重已久，政府有关部门并非毫无察觉或认识，也不是不想解决，而是一时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或还需等待解决的最佳时机，需要社会上和学术界提出良策高招，促成解决。因此，一味埋怨、指责，于事无补，于己也无益。有些喜欢标榜自己是“社会良心”的人，声称不批判社会和政府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实这是对知识分子本质与内涵的严重误解或曲解。知识分子固然应对社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但更重要的是，应有一种建设的态度，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始终摆在个人的名利之上，展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我近年与长江出版集团、湖北省教育厅、华中师范大学三方领导一起联络组织湖北地区与国内的教育研究者，成立民办的长江教育研究院，注重从教育实际中发现问题，重点研究教育政策。 　　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一直坚信，“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才应是每个学者，尤其是教育研究者所秉持的基本准则。这里所谓“民众的立场”，是指以人民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以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所谓“建设的态度”，是指以合作的姿态、合适的方式提出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与措施，而不是以对立的姿态、生硬的方式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和怎样做。所谓“专业的视野”，是指分析问题或提出对策，都要以专业的知识与理论为背景，以深入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事实和资料为依据，以深思熟虑为基础，而不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愿深入基层实际，满足于网络传闻，道听途说，不管是自己平素有没有研究，动辄以“专家”自居，对什么问题都发表评论，只批判不建言，话说得越激烈、越尖锐就越自得，哗众取宠，误导社会大众，猎取虚浮声名。 　　今天的中国，发展与改革的任务空前繁重，学者特别是教育研究者的责任也空前重大。对待教育难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渐进的改良（“费边式”战略），一种是激进的革命。激进的革命固然看起来快捷彻底，但代价太大，成本过高，而且往往留有严重的后遗症。渐进的改良，尽管推进速度缓慢，但稳中求进，代价较小，成本较低，后遗症小。在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知识分子最好是通过渐进的改良以达致社会改造之目的。我们每年3月上旬在中国政治的“盛宴”全国“两会”期间，组织推出长江教育研究院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和《中国教育黄皮书》，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就是本着以上原则与想法来工作的。 　　应该看到，由于历史与现实、教育与社会的原因，许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和反复性，而且不同时期的教育热点、难点也不尽相同。教育研究者应将教育热点、难点研究解读这项工作持续开展下去，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吸引、吸纳教育科学以外其他学科学者的思考，研究他们感兴趣的教育问题，努力做到多学科、多视角的解读，以有裨于社会大众，有裨于教育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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