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哲：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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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哲：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书

　
　　H兄：

　　承问小女的语文课本是不是改了，我一时答不出来。她放学回家，我除了“让谁打了”或“打了谁”之外，其他概不闻问。前天问她你的问题，答曰 “《出师表》是有的”，至于阿贵的正传，则曰没有，或高中课本里有也说不定。金大侠庸先生的文字，她说没见过，也不知金大侠为谁某。昨晚D兄招饮，又拿你的问题问他。D兄精于时事，故回答得颇详。他说黜鲁迅而登金庸，原是北京一班浮浪子的所为，惟彼处教育界的要津，近由与之同声气者所据，于是撤了《阿Q正传》，换上《雪山飞狐》的某节。至于从课本中，剔除诸葛的《出师表》，他说是陕西某教授下的虎狼方，教育部敢不敢照方子抓药吃，亦未可知。我问他对这事的意见，他只说“管他妈的”，然后就大谈他养的老鼠不吃粮，专吃蛆，——依旧是你熟悉的那副一说正事就溜腔的怪习惯。

　　吾兄去国日久，对国内的人心已隔膜，其实这种事，是顶自然、顶合理的。田舍翁多收几斗红高粱，犹有易妻之想，这些年国人富了，自该有个变化。盖卧薪尝胆时，人得警醒以自策。自掩其长，不讳其短，此《阿Q正传》所以为昨日之用也。现在富了，列国间俨然称“强”了，我们沾沾自喜犹不暇，岂容阿Q败人的兴乎？此金大侠所以为今日之用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北京的改课本，亦“圣之时者”之所为，又曷足怪？

　　况且这课本的革命之“首义”于北京，就更不足怪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咱们上学时，我与TRA等骑车出游，回途是由张家口进入北京的。行至两地的路界时，忽见所来的道路，在路界处齐刷刷断了。路界之北京一侧的，是——用当时A兄的话说——“德国级” 的公路，而“却顾所来径”，则是“车轮为之摧”的“羊肠阪”。一块路界，就把一个国家，断作了俩社会，俩时代。90年办亚运会时，De携夫人来华，目见北京的场面，她连问：“中国怎么是第三世界？”她是纽约人，见识未免短，不明白这里并不就是中国。1990年至今，又近20年了，全国的变化固大，北京的则尤大，彼此的悬隔，不问可知也。物质的隔绝，自造成精神、感受的隔绝。一个生活环境近于纽约的人，即使是中国人，其在精神与感受上，也是纽约人的同胞，他的需求与愿望，与其血缘的、或政治上的同胞，则少有共通处。所以，除非你夺他的车子，封他的宅子，逐之于“有北”——也用不着太北，比如离北京150公里外的张家口就行——，他断不会明白今天我们所需的，何以仍是未庄的阿贵，而非雪山的飞狐。

　　说起金大侠，我是没有恶感的，不但没有，简直还喜欢。吾兄谅必记得，当80年代初时，金庸的著作还仅有港版，我与D兄等，就一日两回出入于海淀镇上那个租书的小铺了。因租费奇昂，弟卖裤粜袄之不足，又将《水经注》杨守敬校本的初版(那可是祖传的)，卖给了一师弟。至于每餐三片槽子糕，三餐一瓶“北冰洋”，缩食以筹租书的费用，亦为吾兄所亲见。弟半生碌碌，行事一无可观，惟在中文系“开读金著之风气”这一点上，除了D兄外，弟不作第二人想。但即使当年，弟也是以游戏的态度读之的，以为“贤于博弈”而已，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比吃喝嫖赌强”。直到今天，我得闲了也还要翻一翻金庸，但与读“福尔摩斯”“尼罗河惨案”等，态度也依然没有两样。盖凡事有体，亦有用。金大侠的书，好到了天也就是游戏文，上不了高头讲章的台面。彼游戏以写之，我游戏以待之，这才是自尊、体面的做法。待之过其所当待，以为柯南道尔可方驾莎士比亚，金庸“雁行”于鲁迅，那就忘了“必也正名”的古训了。金大侠嘴上不灭你，但私底下，吾必见其掩口胡卢，有“对傻子不可说戏话”之叹的。《堂吉诃德》里的公爵，因从未见过桑丘这样的活宝，就假封他为海岛的总督以取乐。我们似连桑丘还不如：金大侠是无心促狭的，但我们非要当桑丘，金大侠不愿捅破这局，就半推半就做了公爵。

　　但这些个事情，也不是一个“傻”字能了之的。十几年来，什么“后现代”啦，“解构主义”啦，不停聒噪于我们耳边。按这派的理论，俗与严肃的文学，部落图腾与罗丹的雕塑，街头补胎的招牌与王羲之的书法，价值是同等的。乃至“汽油变水”之类的法术与科学的界限，有人也想抹了。登金庸而黜鲁迅，不过这理论的得逞而已。这是文明的反动，对文明信仰的破产。

　　除了拔鲁迅登金庸外，刀兄又告诉我《孔雀东南飞》也被拔了，取代之的，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拔“孔雀”不知什么居心，登崇海子，弟则以为不过“夹私货”而已。读大学时，弟与海子有过数面之缘，也交换过诗作，但相知总不如X兄为深。较之我们其他写诗的人，海子的诗更多感性，没有学究气和智性的枯燥，这也是我当时叹为不及的。但总的看来，那时我们都是少年，都还在学诗的阶段，作品亦为习作的性质。《面朝大海》也如此，比如它的后半截，就大有“力竭”之嫌。成熟的诗是不可以如此的。今天我们谈起海子，都难免自恋的气味。盖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是与他的一同留给那个时代的；我们有过共同的激动、共同的苦恼和类似的理想。所以爱海子，爱其诗里的感情，就是爱我们自己。他的自杀，也仿佛是为我们殉道，那代人的青春，则因他的自杀而“成圣”了。但课本是给下一代编的；它需要的是判断力，不是滥情的自恋。

　　其实这样的话，我本不想说、也不必说的。所以“不想”者，我也不想说。至于“不必”，则是受了小女的教育。她问我怎么问这种无聊的问题，我告以原委。她“嗨”了一声道：“谁在乎这个！进语文课本的东西，香的也臭了；来了《哈里·波特》，我照样不想读。”所以你瞧，他们爱怎么编就怎么编吧，我们有闲工夫，倒不如听D兄讲老鼠吃蛆的故事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