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及其师友们 与胡适：毕竟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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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及其师友们 与胡适：毕竟一书生

来源：中国文化报 张昌华
1999年，季羡林在书房。
　　季羡林(1911—2009)，世人称其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先生本人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他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季先生的心版上。
　　与陈寅恪：“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是季羡林的老师，也是季羡林人生草图的设计者。季羡林1930年入清华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名家，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后却一头钻进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故纸堆，而“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那是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渐渐地萌发了对佛学的兴趣。戏剧性的是，在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师从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恰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攻读时的同学。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德高望重，被誉为“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做学问“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实事求是的谨严治学态度，熏陶了季羡林。更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对季羡林的提携和知遇之恩。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得知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即复长函致季羡林，奖掖、鼓励了他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优厚的礼遇。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连季本人也“受宠若惊”。
　　季羡林晚年，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的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与胡适：“毕竟一书生”
　　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拍板接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自然都不能忘怀。季羡林晚年专写两篇文章回忆胡适，“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10天)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胡适那时在编一份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3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甚而是切磋。季羡林自云，解放前3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浮屠与佛》，此文是季羡林读《胡适论学近著》而受的启发。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胡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季羡林如是说。胡适一方面研究学术，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另一点让季羡林感戴的是，胡适爱才，求贤若渴。当年出走台湾前，他从南京要一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机场恭候，机舱门一开，只一两位，他当时大哭一场。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止他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墓陵，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10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90年代，安徽教育出版社出了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邀季羡林当主编，他写了篇1.7万字的总序，副题是“还胡适本来面目”。继而抱病为“学林往事”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觉得前序的副题写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文主要写他对胡适的认识，以“毕竟一书生”冠之。
　　与吴作人： “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
　　季羡林的怀人文字，多针对学界师友。吴作人只能算是季羡林在文学艺术界的大同行，他专写一篇《寿作人》可视为例外；更为例外的是，一生素不喜欢拜访人的季羡林专程探视病中的吴作人。
　　季羡林、吴作人相识于1947年左右。由于北大筹办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画展，季羡林向徐悲鸿借他的名作泰翁的画像。画展筹备期间，季羡林又请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和吴作人来指导。此前季羡林早闻吴作人的画名，却不识其人。这次相见，吴作人在接人待物中表现出的热情、诚挚和纯朴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刚解放时，季羡林忽然对藏画发生了兴趣。虽刚开始收藏，但他的品位极高。季羡林想收白石老人的画作，油然想到吴作人，因为找他可免遭收到赝品的烦恼和不快。吴作人问他，画作上有受赠者名字的要不要？(收藏者历来对有上款的画作持偏见)季羡林说他不在乎。吴作人一次为季羡林张罗了四五幅白石老人的画作，其价总共不过30元。季羡林的收藏兴趣由此被激发起来。
　　1951年，季羡林、吴作人共同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印度、缅甸。从出访前在故宫筹办出国图片展览到访事结束，前后八九个月，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友谊自然也与日俱增。回国以后，他们各在自己岗位上忙着，见面的机会少。大概到80年代，季羡林和吴作人同时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5年任内，每两个月可见一次面。其间，吴作人偕夫人萧淑芳到季府拜访，并以画册相赠。而季羡林清楚自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乐意拜访人”。他至少在六七篇回忆师友文章中提及这个缺点，“我由此而对我一些最尊的师友抱憾者屡屡矣”。
　　季羡林终于弥补了他不拜访人的抱憾。1992年夏，季羡林在《光明日报》发表《寿作人》后不久，亲自到西郊华侨公寓看望病重的吴作人先生。在文章结尾，季羡林写道：“往事如云如烟，人生如光如电。但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有删节，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