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教授：著书不如抄书(《顾炎武全集》出版有感)

教师之友网

周振鹤教授：著书不如抄书(《顾炎武全集》出版有感)

著书不如抄书——《顾炎武全集》出版有感 周振鹤 2012-6-8 16:12:23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2012年06月08日 ●“述而不作”不是真的不作，而是寓“作”于“述”。 ●任何学问都不能一空依傍，都不能无中生有，只能由微而著，由晦而显，由细流而成巨川。任何人想证明他的学问是前无师承，全凭自己鼓捣而成，只能是为了欺人，欺之久矣，遂成自欺。 ●孔子不惮于坦言述而不作，顾炎武不怕人家说他是抄书。可怜的当代“学者”意识不到这一点，最怕人家说“抄”字，明明是抄书，也要说成是著书。明明是编书，硬生生还要说成是“编著”。 　　 　　《顾炎武全集》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努力，终于行世，这是一件学术上的大事。顾炎武作为一个大学者，其大量著述的原创性毋容置疑，但有意思的是，他家却有一个让今人大感不解的家训，即“著书不如抄书”。在今天不少人以抄书为著书的场景中，此话尤其显得尖新，难道这是他祖上有预见性的判断？其实不然，此话与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述。 　　“述而不作”不是真的不作，而是寓“作”于“述”。孔子删定六经，即将自己的思想灌输于删定后的六经之中。《论语》里头也多是孔子之“述”，但那里头，“作”的成分还少吗？例如“百世可知”的历史观，就是孔子出众的一“作”。学术有源有流，源头甚远，远到太古我们所未知的先人身上，所以托名伏羲制八卦，所以托名仓颉造汉字，所以托名圣贤著六经。学术又有流变，所以文王演六十四卦，汉字由甲金而篆隶，六经经过孔子删定并且经过变异而有今古文之别。说明任何学问都不能一空依傍，都不能无中生有，只能由微而著，由晦而显，由细流而成巨川。任何人想证明他的学问是前无师承，全凭自己鼓捣而成，只能是为了欺人，欺之久矣，遂成自欺。换句话说，人文领域中有的只是improvement,invention则属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即在这些领域，也依然显见改进多于发明的实例。我们经常希望在人文领域的学术论文中有“发明”，这个发明说来好听，但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实为二事，人文科学只要在前人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自己的新见解就算是发明了，究其实还真只是改进而已。 　　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孔子不惮于坦言述而不作，顾炎武不怕人家说他是抄书。可怜的当代“学者”意识不到这一点，最怕人家说“抄”字，明明是抄书，也要说成是著书。明明是编书，硬生生还要说成是“编著”。当然顾炎武的抄书是高水平的抄书，是将其抄成一部独立的著作，而不是鸡零狗碎的杂拌儿。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就是两大抄书的典范。 　　至于古代的许多书正是由于有心人的抄撮而得以保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有些书更因为科学性的重抄与编纂而成就一部千古名著，如《水经注》乃是以作者自己的部分实地考察结果，再加上以水系为纲重新组织编排前人著作而成的作品，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以致将“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当作郦道元的原创，而不知是盛弘之《荆州记》里的名句。更有袁枢其人全抄《资治通鉴》，只不过不按时间顺序抄而照事件始末抄，以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三种史学体裁“纪事本末体”。所以《天下郡国利病书》虽为抄撮而成，却成为一部不刊之著，因为顾炎武抄出了一个全国地域利病的体系，让后人得以知晓如何扬利去病，以有益国家民生，所以此书大受人们赞扬。由于《利病书》知名度与引用率之高，使得一般人对于顾炎武的另一部始终未曾刊刻的大著《肇域志》的期望值甚高，认为一定比《利病书》更为出色。我入历史地理这一行不久，也参加了《肇域志》部分篇章的整理校点工作，细心考究了该书与其他古书的关系。其时正好谭其骧师提倡研究王士性，我遂将王之著作与《利病书》及《肇域志》作了比较，发现顾氏二书一些重要内容正是抄自王士性的《广志绎》，但后人浑不知晓。与此同时，我又斗胆认为，以抄辑水平及内容而言，《肇域志》的学术与实用价值实际上要稍逊于《利病书》，与一般人的期望值并不相符，谭师对我这一得之见亦表示首肯。 　　这一篇小文只在解析顾氏家训“著书不如抄书”的深意所在，并非因此而认为亭林先生一生的著述只在于抄书。顾炎武除了为人所崇敬的，而其实并非原话，而是被后人提炼而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外，还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依然有针对性的意义，譬如“寓封建之意於郡县之中”的论说就极为重要。末了还须赘上一句的是，不少今人往往将顾先生天下与国家的概念或无心或有意地混同起来，忘记了下面另一句话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的深刻道理。 （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 顾炎武《钞书自序》（《亭林文集》卷之二）：      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子不云乎：“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