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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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陈独秀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被指控犯有“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关押进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
　　对于这位政治家、革命家来说，身陷囹圄无异于鹰失长天虎落平阳，大身手是无法施展了，只能转头研究学问。因为“文字学本身有很大的实际用处，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所以陈独秀为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文字音韵学。
　　就这样，陈独秀把牢房变成了书房，他在其中生活了3年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于统一战线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宥其既往，藉策将来”，陈独秀得以减刑释放。出狱之后，他拒绝了形形色色的说客，顶住了形形色色的诱惑，不慕官不羡钱，自甘穷困自甘清苦。画家阎松圃概括其生存状态为“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独秀则在为刘海粟写的对联中自述其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939年底，他将去重庆看病，谈及医疗费的筹措问题时，陈独秀对朋友说：“尚有编译局约购一稿，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别人！”
　　当是时，国民党教育部属下有一个国立编译馆，主要职责是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以及相关的通俗读物。陈独秀所谓的编译局，应为此编译馆之误；其言所“约”之“稿”，也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小学识字教本》。物价飞涨的1941年，国立编译馆雪中送炭，预支陈独秀2万元稿费。贫困交加的陈独秀为之一解愁云说：“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写本书都饿不死。”
　　陈独秀拿了稿费，《小学识字教本》却未能出版。据说是因为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查书稿后批复：“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而陈独秀却不买账，毫不留情反驳说：“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个字一个也不能改。”二陈互不相让，编译馆左右为难，书不敢印，预付的2万元钱也没法再往回要了。
　　事情本已不了而了之，孰料六十多年后的2004年，台湾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的女儿梁文蔷女士来京，把两册16开本紫红色硬壳布纹封面的厚书赠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两册书一油印，一影印。油印本名为《小学识字教本》，影印本名为《文字新诠》；油印本除“陈独秀著”字样外未见其他版权标志，影印本则不仅注明该书是“中华民国六十年十二月校订再版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印行”，更有梁实秋先生的钢笔补注手迹“陈独秀著：小学识字课本”题于其上；油印本正文前附有作者的《自序》原稿，三个半页面的蝇头小楷洋洋洒洒述说了著作该书的缘起，影印本的序言则为梁实秋先生所写，不长的文章把油、影两书之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获得陈独秀所著有关中国文字研究之稿本一册，原名‘小学识字课本’……此稿当时仅由馆方油印五十册，分赠关心人士，并未对外印行；本人也分得一册，随带来台……”
　　这就对了。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交于编译馆之时，梁实秋先生正担任着该馆的社会部主任，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自然清楚不过。而油印《教本》能得梁先生保存，也算学界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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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
　　
　　
　　陈独秀这部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与他本人一样坎坷。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得知陈独秀在从事文字学研究工作后，就约请他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五千元稿费。陈独秀后来就先把自成体系、单独问世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的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音韵学、文字学之大成，因此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此稿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切题不过的。但是，陈立夫显然怕引起读者误会是“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陈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
　　
　　结果，直到陈独秀逝世，该书还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陈嘱，未动一分。后来为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五十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流传各方，并在台湾出版。至一九八七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
　　
　　一九七一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出版了《小学识字教本》，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形式堂皇，却不记作者是谁，也不登陈独秀的序。
　　
　　一九九二年,《小学识字教本》由四川巴蜀书社正式出版。
　　刘志成 整理校订 巴蜀书社95年5月1版1印 1200册 16开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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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的汉字观及汉字教学思想

连登岗[①]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内容摘要：《小学识字教本》反映了陈独秀的汉字观及汉字教学思想：他认为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是由字根组成的具有系统性的文字。《小学识字教本》的写作表明他是在“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并不认为汉字的灭亡是确定不移的规律。他认为，汉字难学，并不是汉字固有的属性，而是教学方法问题。如果认识正确，方法得当，就可化难为易，提高汉字识字效率。他主张遵循汉字的特点和汉字系统结构的内在规律，用字根法、字原法、理据法来代替一般的机械识记法来教学生，以提高学习兴趣、帮助记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习惯。
关键词：陈独秀  小学识字教本  汉字观  教学思想

陈独秀（19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十里铺（今属安庆）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著名革命家，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博学多才，于历史、哲学、经济、文学、文化、艺术等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尤精语言文字之学。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生前公开发表的有：《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论》、《〈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实庵字说》、《孔子在中国》等论文；已完成及未完成未公开发表的著作有：《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表》、《干支为字母说》、《甲戌随笔》等。2006年10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方继孝校订的《陈独秀先生遗稿》(影印) 陈独秀语言文字造诣甚高，学界早有评论，他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蔡元培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蔡元培评说《实庵字说》“取声近之字说，明相关之意，触类旁通，逼近太炎，惟太炎不信金文甲骨文，而独秀则不然，更有理致。”高一涵先生认为仲甫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魏建功认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②]。
《小学识字教本》系陈独秀撰写的一部文字学著作。起草于作者被国民政府羁押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时（1932年至1938年期间），初名《汉字初阶》，1939年出狱后继续撰写，易名为《小学识字课本》，直至1942年逝世前绝笔于“抛”字，未能最后完成。陈独秀逝世后，国立编译馆将此书油印50本，按陈独秀生前所嘱分赠与专家学者。1971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将《小学识字教本》影印5000册，隐去作者姓名，删去作者的《自叙》，将书名改为《文字新诠》，并自己作序，而后公开出版发行。[③]在大陆方面，则有刘志成先生于1982年对该书整理校订，历经周折，后于1995年由巴蜀出版社出版。严学宭先生认为，仲甫先生“撰著教师用的《小学识字教本》，先生用意在改良识字方法，提供识字课本，以提高中小学学习语文水平。”⑴（p3）其实，作为一代政治文化风云人物，作者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还有更为远大的抱负，这就是他曾告诉狱友的“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并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⑵（p3）应该说，他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刘志成教授说：“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汉语古文字，成就高者当然是乐山奇才郭沫若。而以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辨析汉字字根，研究汉字同源词，那应该首推风云学者陈独秀。这也是前代任何学者研究汉语同源词的学者不可能做到的。” ⑵（p4）《小学识字教本》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刘志成所指出的，这是一本汉字字根学著作兼同源词研究著作外，它还是一本汉字文化学著作。在汉语文字学史上，这本书应该有它的地位；其内容应该被人们了解。全面系统地研究这部著作，尚需时日，文本拟就这部书所反映出来的陈独秀的汉字观及汉字教学思想谈一些看法。
一、陈独秀的汉字观
1、关于汉字的本体。所谓汉字的本体，就是什么样的事物是汉字的问题，或者说，汉字包含哪些要素的问题。对于汉字本体的确认，决定了汉字学的研究范围。在中国传统的文字理论中，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事物，可是在上个世界的二三十年代，我国一些学者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观点，把文字看作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样一来，就把文字的形音义割裂开来，仅仅把字形作为文字学的研究对象，而把字音字义统统奉送给语言学。例如，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就说过：“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从属于语言的。”⑶（p6）所以，“我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写《古文字学导论》，才把文字学的范围重新规定。我的文学字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 ⑶（p5）这个观点影响极大，王凤阳称其为“科学的汉字学的起点。” ⑷（p2）并对之加以引申发挥，说：“字有形音义观念造成的恶果之一，是千百年来在中国只有文字学的研究，没有了语言学的研究，或者说把语言学的研究蒙上了文字学的研究的外衣；恶果之二，是把文字学的研究孤立了出来，使文字学研究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为单纯的字形变化的叙述和字形的分类，使文字学走进无法解脱的死胡同。混淆字词是一把双刃剑，既损伤了文字学，又戕害了语言学。因此，科学的文字学的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分清字与词的区别，物归原主，把被字篡夺来的‘音’和‘义’，归还给音义的结合物的词，仅仅把记词的字形留下作为文字学的专门研究对象。这是给文字学建立新的基础。”⑷（p31-32）更为严重的是，自唐兰之后，一般的通论性汉字学著作，就只把字形作为研究对象，而把字音、字义统统排除在外。这种观点和做法固然有利于研究的专门化，然而，这种方法本质上属于形而上学，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把文字学变成了字形学，反过来看，就是用字形学代替了文字学，从而严重的影响了汉字学的研究和应用。这种偏颇的观点，直到近来，才有学者予以系统地驳正[④]。而早在60多年前，陈独秀就清楚地认识到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1939年春，陈独秀给陈钟凡的信中，评论自己的《小学识字教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时说： “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六书中说，形声最为荒谬，人旁、鸟旁、草木旁、水火旁、牛旁、口旁、金石旁等等，其字均甚多；但右旁之声，谓之谐声而无义，则将何以别之？例如牡字说，文从牛土声；牝字说，文从牛匕声，是皆牛也，而牡牝无别矣。岂非笑话？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文字也。”⑸（p1）现在看来，他的认识要比当时一般学人的认识更为正确。
2、关于汉字系统。唐兰：“一种科学，应当有原理，方法和规则。没有系统的理论，是无从定出标准来的，没有标准，所用的方法难免出错。根据若干原则来建立一个系统、创立出许多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和规则，应用时没有矛盾，这才是科学，这才是学者们应负的责任。”⑹（p26）所谓“系统的理论”，就是关于事物各种联系的认识。现代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的，其基本特点是对事物进行分解，分解至基本元素，然后进行综合，找出各基本要素之间的联系规律，从而形成系统地认识，就是所谓“系统地理论”。传统的汉字学研究，本来具有个体研究和系统研究不同的层次，可是到了清代，一般文字学家注重的是个体汉字的研究，所以，一般认为，汉字缺乏现代理论，就是说，人们对于汉字缺乏建立分析基础上的系统理论。
《小学识字教本》，则是那个时代对汉字系统进行研究的杰出的著作。它是作者研究汉字基本构字部件及构字方法的著作。该书上编《字根及半字根》集中研究了“字根及半字根”。计实有字根543字，按事类编为10部。各字以楷书立目，每字下先引《说文》说解，然后博引甲骨文、金文（偶尔也引西方古文字），对于该字的构形、本意详加分析，并且说明该字在现代汉语的意义。
所谓“字根”就是构成合体字的基本部件，亦即前人所说“字原”，也是当代字素学中的“字素”。作者之所以要研究“字根”，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解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小学识字教本自序》）也就是说，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汉字是一种结构文字，具有严密的系统。他研究“字根”，就是研究汉字的基本元素；他研究研究字根，并不是孤立的研究，而是“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也就是说，同时在研究汉字的结构规律与汉字的系统结构。陈独秀虽然未能明确的建立起汉字结构系统理论，但是他的实践表明，在他的认识中，已经确立了汉字系统结构理论思想。陈独秀的这种做法在当时高出一般学者的。用系统的观点对汉字及其要素进行的，在陈独秀的时代，还有章太炎、华石斧等人。陈氏“把文字孳乳分为形、声二途，比较之下，章氏只言音韵相转，花氏单凭右文为说，陈书显然是胜过一筹的。”⑵（p5）
自觉地应用系统理论对于汉字结构进行，构建起汉字结构现代系统理论，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出于计算机应用的需要，人们首先对于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汉字构形学。也有学者从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统一体的汉字观出发，在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汉字字素学等现代汉字结论理论。然而，早在60多年前，陈独秀就进行了与今天的学者大致相同的研究，应该说，他是汉字现代系统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3、关于汉字的前途。陈独秀生活的时代，是汉字落后论、汉字灭亡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早在清末民国初，就有学者认为汉字不如拼音文字先进，提出了汉字改革的主张，进行了创制中国拼音文字的尝试；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汉字改革形成运动，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当时一些激进的学者认同西方学者文字发展三阶段的理论，认为汉字落后，注定要灭亡，中国文字也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钱玄同傅斯年、瞿秋白、鲁迅等著名人士都认为汉字必亡、主张废除汉字，用拼音文字来代替它。这种主张得到了胡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等著名学者的广泛认同和响应。因之形成了旷日持久的文字改革运动。发生在20世纪的文字改革运动，初衷是好的，它对于推动汉字发展和普及文化教育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一些人对汉字特点和前途认识却未免失之偏颇，某些做法也未免过激，例如，钱玄同说：“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达到不可。”⑺傅斯年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的，其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⑻胡愈之主张大写别字，他认为，写别字“就可以打破望文生义的习惯，而且别字可以自由地写，……别字写成习惯以后，每一个字只代表声音，并不能代表一个意义，到那时，取消方块字，改用拉丁文，自然不成问题。”⑼这种偏颇的认识和过激的行为，对于后来的汉字发展，也造成了某些不良影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态度则要审慎的多。虽然他起初也赞同钱玄同的主张，并于1927-1928年间撰写过《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但是，他对于汉字不曾采取过憎恨和破坏性的态度。从1910年他发表《说文引申义考》起，他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汉字的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他的工作是对汉字的维护。《小学识字教本》的撰写，更加表明了他对汉字的最终态度。他不是积极地为汉字的消亡去积极努力，而是认真地研究汉字的规律，研究汉字的科学教学方法。这是在维护汉字，发展汉字，推广汉字。他是在“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可见，他并不认为汉字的灭亡是确定不移的规律，不然，他就不会花这么大的气力了。关于汉字的功能，他的认识也被一般学者深刻得多。他认为“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无疑，这是在他40多年后才兴起的汉字文化学思想的先声。时隔60多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当年争论的许多问题，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今天看来，陈独秀对汉字前途、汉字功能的看法、对汉字的态度，要比当时语言文字学界主流派更加科学、更加深刻、更加妥善。
二、陈独秀的汉字教学思想
晚清以降，汉字难学，怨声鹊起，逮至民国，几成定论。多数学者，把难学的原因，归咎于汉字自身，解决的办法，就是废除汉字。关于这个问题，陈独秀有着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汉字难学是不适当的教学方法造成的。他说：“昔之塾师课童，授读而不释义，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书释义矣，而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之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级生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⑽（ｐ１）这就是说，他认为，旧的私塾识字方法失在死记硬背；新学校的识字教学方法失在未能掌握汉字的系统结构规律。为此，他提出了改良识字教学方法的设想，他说：“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解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 ⑽（ｐ１）这个方法，就是遵循汉字系统结构的内在规律，由字素入手，进而执简驭繁地去认识汉字。对于汉字系统的认知，他是用系统的方法来处理的，而对于个体汉字，他则是从形义相关的角度，讲清构字理据，让学生理解式的学习。他说：“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根基也。不欲穷究事物之所以然，此吾国科学之所以不昌也。” ⑽（ｐ１）他的主张就是用汉字的理据法来代替一般的机械识记法来教学生，他认为，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来记忆，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帮助记忆，而且可以通过这种识字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习惯。
对于这种方法能否使用于小学生的疑难，他也做出了回答。他说：“或以为文字训诂之学，老师宿儒皓首治之犹难尽通，将何以教童蒙耶？余曰不然。中国文字训诂之难通，乃误于汉儒未见古文，不知形义，妄为六书之谬说；许慎又易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说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中国文字训诂之学益入迷途；而由依经为义，经文几经传写，往往乖橡，儒者乃从而穿凿附会之，又或故为艰深，以欺浅学，使学者如入五里雾中。说文字之书籍愈多，而文字之形义愈晦，原本小学而变为专家之业，宜其用力究而难通也。” ⑽（ｐ1-2） 这就是说，汉字从上古的小学逐渐演变为“专家之学”，逐渐变得难学，是因为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其形体发生了讹变，掩盖了其形义之间的关系，还有文人的穿凿附会，人为的制造障碍（故为艰深）。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汉律，学童十七以上，试讽籀（籀谓通其形义）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初无待于老师宿儒也。盖以古之制字者，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原取诸物，此皆视而可见，察而可识者也，本非艰深难喻。今之教者依次口讲而手绘之，习者如睹图画，遂下愚可晓，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也。作始者或不易，传习者必不难，中国在拼音文字未行之前，识文字善教育之道，舍此无他途。” ⑽（ｐ2）这就是说，汉字本身并不难学，因为它是象形文字——其本身就是对其对象的摹写。识字教学如果采取溯源法——追溯到汉字的古文自形，这样就会化抽象为具体，化难为易了。
总起来说，陈独秀认为，所谓汉字难学，并不是由于汉字固有的属性，而是教学方法问题。如果深入遵循汉字的内在联系和外部各种联系的固有规律，遵循儿童的认识特点，就可化难为易，提高汉字识字效率。应该说，陈独秀的见解是正确的。其实，“汉字难学”是个相对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当，就会化易为难，反之，则会化难为易。据记载，在中国古代一些优秀的塾师哪里，一年就可教会儿童一、两千生字；解放后大量的识字教学实验证明，只要方法得当，让小孩一年认识2000字，并非难事。当代盛行的“汉字难学”论，一方面是一些人在认识中人为地放大了它；另一方面，则是人为地加剧了它：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教育学在中国的语言学界和教育界占了统治地位之后，国人抛弃了传统的汉字观与传统的汉字教学方法，把汉字仅仅看作记录语言的工具，采用了西方的以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的随文识字教学等所谓现代科学的方法之后，才使汉字教学日益艰难，才把认识2000左右常用字的时间，从原来的一年左右，拉长到现在的6年左右。陈独秀所主张的识字教学原则和方法，在他逝世之后，又被别的教育工作者重新发现，并且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证明这种 他的 汉字教学思想是正确的。
汉字观及汉字教学问题，已经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了，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华文化被世界认同率的提高，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汉语热，据报道，到2020年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将达到1亿。汉语有两种形式：口语和书面语。学习汉语固然要学习口语，但是书面语也非学不可。只会口语，不会书面语，按照一般的标准，那叫做文盲。众所周知，汉语书面的物质载体是汉字，如此，学习汉语，就非得学习汉字不可。那么如何看待汉字，怎样学习汉字就自然成了对外汉语教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近年来，人们的汉字观正在改变，汉字教学方法也正在改善，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许多问题还在研究之中，因此，一切合理的观点还须了解，一切有用的经验还须参考，为此，了解一些陈独秀的汉字教学思想，对于改革发展今天的汉字研究与教学，也许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⑴严学宭.小学识字教本前言[M]，成都：巴蜀书社，1995.
⑵ 刘志成．整理校订后记[A]，小学识字教本[M]，成都：巴蜀书社，1995.
⑶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⑷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⑸任建树.陈独秀与文字学[N].文汇报.2006,10,13.
⑹（《古文字学导论》第26页，转引自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496页。
⑺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J].新青年4卷4号,1918年.
⑻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J].新潮1卷3号,1919年.
⑼胡愈之.怎样打倒方块字[J].太白创刊号，1934年9月20日.
⑽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自叙[A]. 小学识字教本[M]，成都：巴蜀书社，1995.

[①] 连登岗（1951-）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字学、汉语词汇。

[②] 参见任建树《陈独秀与文字学》，《文汇报·读书周报》2006-10-13。

[③] 参见任建树《陈独秀与文字学》。

[④] 参见连登岗《关于汉字性质的再认识》，载《文字学论丛》第三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