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雄：为培育合格的公民而教书——一个80后教师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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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国雄：为培育合格的公民而教书——一个80后教师自叙
   【一】
   我生于1980年。8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用神奇来概述。经济领域正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领域更是异常繁荣——李泽厚的美学，北岛的诗歌，余华的小说……那更是一个布满理想色彩的年代——先锋诗人受到异乎寻常的追捧，象牙塔内的学子们贪婪地读书，严肃地思考国家的命运，追问自我的责任……但等到我想触摸这个年代的余温时，却发现它早已离我远去。
   生于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真是一种尴尬。如果说生于70年代的人还能看到理想主义的背影，而我们的成长却被功利与实用左右，传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正地断裂，我们的灵魂缺乏坚实的文化载体。我们渴望张扬自我，却又不知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学会反叛，却又不知道该摒弃的是什么；我们更缺乏“垮掉的一代”的勇气，大多数人被现实的生活和规则裹胁。我很不用功地念完了我的中小学，被父亲强行地送进了一所我压根没有考虑过的普通师范学院。
   一次偶然，一位至今让我尊重的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余杰。我无法形容初次阅读《火与冰》的震撼，也许那是心灵的淬火。从余杰那里，我知道了昆德拉、尼采、卡夫卡，开始思考余杰对于我高中时代感佩的余秋雨的忏悔追问……现在我可以指出余杰很多有待商榷之处，但不得不承认，他开启了一个青年的精神之旅。
   【二】
   大学毕业后，我和现在的妻子来到了她母亲的故乡——一个在全国赫赫有名的江南小城。因为我至今奇滥无比的书法，我们一起被分配到一所城郊学校。对于一个雄心万丈的青年来说，简陋的学校，漫天飞舞尘土的街道，还有不能准时到达的《体坛周报》，让我感到了命运的嘲弄，我甚至渴望永远都不要天明，渴望现实的一切不要被阳光照耀。但失落很快被初始工作的热情压制，我玩命地工作——我接手了一个年级最差的班级和一个基础最好的班级。我改掉了大学以来的午睡习惯，成为校园内唯一一个每天中午和理科老师一起抓学生的语文老师。由于我的疯狂，那个最差的班级在连续三次大型考试中连续排名第一，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与此同时，我开始了自己的网络求学，疯狂地读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启蒙，从谢泳、傅国涌到乔治•奥威尔、罗素……我开始追寻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亮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学生的“蜜月”结束，他们越来越不服管教，我也越来越粗暴。下学期的期末考试，那个曾经让我自豪的班级又回到了起点。沮丧之余，我也不停地追问自己——一个语文老师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
   我的个人生活也陷入了一团乱麻的境地，妻子和岳母搬到了舅舅给的一套房子暂住。由于父母好赌，在外人看来令人羡慕的家庭无法给我一份买房的资助。而我也无法忍受未来岳母的唠叨，和她大吵了一通。我该去埋怨谁，家庭还是命运？天文数字般的房价让从来不知稻粱为何物的我变得自卑。最窘迫的时候，我连街都不愿意逛，甚至无法负担买书的费用。但我亲眼看着妻子的舅舅从事生铁买卖成了一个身家过千万的老板，看着年轻的同事买车买房……每到周末，偌大的校园死一般沉寂，我守着两栋宿舍楼的一盏孤灯，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的孤独，我会像一匹野狼一样在空荡无人的操场发出绝望的嚎叫……我痛苦地问自己——我年轻，有才华，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要忍受这样的屈辱？我还要不要呆在这个并不欢迎我的城市？还要不要从事这样一份职业？
   要感谢我善良的妻子和岳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们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让我没有背负一分钱的债务就拥有了自己的小窝。看到我对于读书和写作的热爱，妻子甚至咬牙帮我配备了价值一万多元的戴尔手提电脑，那是该校老师中的第一台。
   【三】
   当我度过了最为难熬的个人困境，我的教育生命也开始有了转机。虽然到这时，我对于语文教师的使命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但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建造我的课堂。在接手了两个新班级后，我向学生推荐王小波、傅国涌，阐释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讲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坚信，课本只是一个材料，绝不是全部。我很快俘获了学生的心，如今碰到早已毕业的学生，他们仍然会回忆我在课堂上的讲述。我那时的课堂有致命的硬伤，遇到我无法进行阐释的文本，我会把教学重点填鸭式地硬灌给他们，然后抛开文本，讲述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根本不懂教育学，不理解为什么要师生互动，甚至把这样的意义等同于为了所谓展示课的表演。我的想法简单而直接——我用功地读，学生听我布道就可以了。虽然我那时的课堂破绽百出，但我可以忽悠学生，而且语文考试的高分几乎都在我的班上，无论从考核的哪个指标来看，我都得心应手，但我粗暴依旧——极端地树立我的权威，不许任何学生违背我的意愿。
   在教书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同时，我没有停滞阅读的步伐。我开始涉猎历史、小说理论、思想随笔，如饥似渴地读了林贤治、萧雪慧、唐德刚、马原……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一个不读书的语文老师意味着平庸，平庸对于教师而言就是一种罪恶，因为你无法辨认形色各异的人性。看书之余，我也会动手写些东西并把它们变成铅字，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以稿酬来买书。同时，我也开始上教育在线，干国祥的课堂实录《斑羚飞渡》给我一种全新的震撼——这不就是我渴望的语文课堂吗？但那时，由于经验和学养的限制，我无法找到文本和阐释之间的平衡。
   这一个学期就快结束的时候，却发生了几件意外，让我最终选择出走。我和学校教物理的副校长合班，他公然对着班上的学生说“你们的语文老师没有权力要你们下课订正默写”，而他自己却延长放学时间，甚至占用别人的课时。一天下午放学，我去教室布置作业，他还在讲解物理，我很客气地表示是否能让我先布置一下作业，他却像没听到，对我不理不睬。年轻气盛的我实在无法忍受，在教室的后门大声嚷道：“就读你的物理吧！”当他一脸尴尬地让我去布置作业时，我也选择了和他先前同样的方式回应。事情过了不久，我在妻子的办公室上网查阅资料，这位副校长气势汹汹地冲进办公室，大声对着其他老师数落我不在场的妻子。我的火爆脾气又一次无法克制，大声反问他根据何在。从此，我和他的敌对成为公开的秘密。让我最终决定离开缘于一次听课风波。学校主管科研的副教导比我年长两岁。我平素看不惯他对年轻老师那个神气活现的样儿，暗地里对他颇多讥讽；同为语文老师，我又看不起他学养上的肤浅与无知，甚至把他的硬伤写进了一篇随笔，放在学校的随笔集中。矛盾的种子早已埋下，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一天我上郭沫若的《石榴》，我对文本的兴趣不大，就把教学重点抄在了书上。上课的时候，我看到他坐在后面，心里也没当回事，潇洒地完成了讲解。下课后，他向我要备课本，我意识到麻烦来了。中午，他又找我单独聊天，提出了我上课的八大缺点。我小心地应付着，直到他后来说“幸好是我，要是校长就麻烦了”，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我的名字竟然挂上全校常规简报的通报批评。我气得浑身哆嗦，捏紧拳头起身就要揍人，但被妻子死死拉住。我那时愚蠢地以为，别人伤害了你，你就要用更为暴烈的方式还击。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天天走进他的课堂，看着他在教导处惊魂未定地抄写落下的备课笔记，我感到了快意。老实憨厚的教导主任出面协调，我狂妄地说道“以我的知识结构，我会有兴趣听他的课，那是给他面子”。
   事情越闹越僵，报复的快感渐渐被人事矛盾替代，我开始琢磨换学校。
   就在这时，一个平时关系很好的同事告诉我，这座城市最好的初中转为民办，要兴建高中部，急需老师，劝我不妨一试，妻子也鼓励我换换环境。当我轻狂地对着现在的校长说“你调我过来，肯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她当时的感受——一个没有名气，没有资历的年轻人竟会这样狂妄，但我还是得到了试讲的机会。
   去拿试讲篇目的那天，我内心忐忑不安，我对这个学校充满了向往：名气、硬件、棒学生，这些不都是我曾经的梦想吗？试讲的课文是张洁的《生命的四季》，凭着阅读练就的视野，我敏锐地发现了这篇文章进行深度阐释的核心，我开始模仿《斑羚飞度》的教学设计和步骤，设计出我的教学方案。在第二天的试讲中，我发挥我阅读上的优势，凭借我个人的理解进行课文的阐释。我成功胜出，甚至赢了一位在我前面上课的特级教师。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读书对于教师的巨大作用。
   当校长告诉我他手上的教师编制有限，希望我能够辞职过去，我犹豫了，甚至想要放弃。在高中招生遇到困难，教师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大度的校长还是动用了她不多的教师编制，把我调了过去，甚至让我还干老本行——初中语文。
   离开原先学校的那天，校长语重心长地说道：“年轻人的脾气要改。”我点点头，所有的恩怨都该结束，我的生活要开始新的一页。
   【四】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初到新学校的喜悦很快被层出不穷的新状况折腾得七零八落，我也因此焦头烂额。我在办公室谈到在课堂上推荐余华的小说，一位年长的女语文教师翻阅着我新买的《兄弟》，尖锐地问到“这么多写性的，你认为真的合适？”我和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双方都无法接受对方的观点，同行的审视让我感觉到从未体验过的压力和苦闷。学生对我的布道由起初的惊奇慢慢变得没有兴趣，有个性的学生太多，无法用强硬的手段压制，城里的家长对于教师要比乡下挑剔得多……庆幸的是，我结识了坐在对面的朱老师，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共同的科目、对于读书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无话不谈，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建议。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有意识地写文章，一个学期发表的文章数比之前两年的总和还多。在《语文学习》杂志发表的一篇读书课小随笔更是让校长勉励我要继续坚持。但这时候我根本不去观察别人的长处，审视自身的不足，绝对孤傲。
   一次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我用心选择了一篇可以进行深度阐释的课文，进行精心设计——让他们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我信心满满地上完课。但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竟然是年轻语文教师的最后一名。心高气傲的我冲进校长办公室讨说法。大度的校长没有和我计较，而是让我思考上课的得与失。但当时我依然愤愤不平，直到批阅学生的周记。一位我最欣赏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话“语文老师改变了，他开始聆听我们的观点，以前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我猛然惊醒——原来我对课堂话语权的牢牢控制已经伤害了他们。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改变，由原来的布道变成开始倾听学生的意见，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的智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由于我的改变，我的课堂慢慢有了生气，我慢慢寻找文本和拓展之间的平衡。在个性学生对教师权威的质疑下，我也不得不改变以前的粗暴态度，学着去尊重他们，注意说话和批评的方式，由以前的吝啬表扬到琢磨如何去激励学生。但这时话语权的归还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我内心并没有认可这样的授课方式。
   后来老朱考取了公务员，走了。
   【五】
   老朱不在的日子，我在办公室一度沉默寡言，生命意志前所未有的脆弱，“离开”又一次成为我思索的焦点。这个时候，我教两个初三毕业班的语文，繁重的中考压力让我非常压抑。但接替老朱的张老师却给了心情陷入谷底的我另外一种光照。他的宽厚、敬业，他教学和应试业务上的突出成绩让我开始自省我性格上的局限，并开始注意留意别人的长处——我开始真正领悟罗素的“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尊重所有人，你的心灵才会变得快乐。
   忙碌的初三教学没有让我放弃阅读，我的读书变得扎实，不再贪多求快。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让我开始思索教育的意义。保罗•弗雷勒的《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让我对教育的目标有了真正清晰的认识——教育不是为了分数，是为了学生完整公民权的获得。让学生参与到课堂，就是要让学生明白他们的意见独一无二，他们是不可取代的。阿伦特在论述人的尊严时谈到“富有人性的生活从来不是在孤寂中获得，必须是在投身公共领域的冒险中才能获取”。我开始坚定地认为——语文教师的使命就是在教会学生知识的同时，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为未来的社会培养全新且合格的公民。教学和公共领域的改变从来不应该脱节，教育必须投身到我们时代的社会转型，这样它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尊严，教师才能摆脱技术工匠的地位。但迫于初三下学期应试的压力，我没有尝试变革。2007年6月，我教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毕业了，语文中考成绩让我在新的学校站稳了脚根。
   2007年暑假，利用难得的空闲，我阅读了陈丹青的两部《退步集》。书中提到，所有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反求诸己，傅国涌先生也强调建设自身更为迫切和重要，我又想到龙应台女士曾说过“比体制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人”。我顿时豁然开朗，起码我可以改变自己，改变我自己的课堂。
   2007年下半年，我又新接手了两个初中毕业班。我意识到——讨论不仅是为了教学目标，更重要的是唤醒学生的性灵，让他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在课堂上，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每一个人的见解都很重要，你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我开始有意识地让他们讨论，自我探究。我尽可能打造一个开放的课堂，立足文本，引入书籍，电影和音乐。让学生学会自我思索，自我选择。我的阅读课只要没有考试的冲击，都是给学生放电影。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学生对于电影镜头比书籍更能接受，而好的电影给学生学生精神的滋养不亚于好的书籍。我要唤醒他们因为考试压力而对教师封闭的心灵。他们也越来越相信我，作文的灵性越来越让我惊讶，对于事件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让人不得不说的是，他们理性的提升反而减轻了我日常管理的压力，我的激励让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到现在也不曾放弃语文。有些老师担心小孩子有思想，有见解会加大管理的难度，这种现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
   课堂的改变，也开阔了我的心胸，我不再是教师绝对权威的拥护者。一次上课，我让他们谈论对于成功的理解，一位女生站起来说“钱不要太多，比老师的工资高一点就行”，我调侃到“一不小心，我就成了反面典型”。在学生的笑声中，我告诉他们——我对于教师成功的理解就是培育大批合格的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教师才能战胜日常生活的无力感和荒诞感。
   他们听得很用心，我不知道他们能明白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为培育合格的公民而教书，只要我站在讲台上。
                                   选自《读写月报 新教育》08年第 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