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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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观察与思考
李星
来源：文艺报  

　　与以往的文学不同的是，当前中国文学一是创作数量特别巨大，仅每年出版面世的长篇小说就达二三千部以上，更不要说自由宽阔的网络世界的各种类型的文学了。二是新作研讨会这种评论形式的出现，出版单位和作者为了作品的宣传和推介，使其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被人们关注和发现，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出资邀请有关文化领导和批评家、新闻记者，举办研讨会。无论是在封闭的传统社会里，文人圈子的相互交流，还是在一个文化产品商品化的市场社会，这种行为都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没有必要加以限制和指责。问题是，这种现象在带来新的面对面的言说、探讨的批评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批评生态的失衡。一些无名作家可能因此受到关注，而那些无多余资金来源的作者作品可能更要被湮灭；研讨会报道与研讨会实际的脱离，好评容易被公开，批评的意见多被省略；由于各级各类研讨会邀请的都是当地文学方面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这就造成了两种弊病：出席的批评家经常都是几个熟面孔，他们或是为了可观的劳务费而来，或是为了人情而不得不来；不仅一些并不擅长批评的史家、理论家、甚至文化领导人都出席了，鉴于他们的被厚爱，又不能不对作家作品说一些客气的原则性的话。两种情况都形成了这种研讨会质量的可疑，因为前者顾不上仔细阅读研讨的作品，后者不熟悉当下的创作现实，缺乏比较，即使读了作品也很难说他们的评价是中肯的。
　　即就是比较职业的批评家，也即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种状况，他们虽然有即使通过快速的翻阅、浏览，也能大致给被研讨作品归类、定位的本领，但也不能说，或者肯定的说，他们能够在浏览中发现哪怕二三流作者作品所常常为大家名作所不具备的优点。有人说，一本书看两页就知道这个作者的水平层次了，下面就不应该再读了，并引用萧伯纳吃苹果的名言为证。但是从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角度看，这样的经验却是粗暴的。笔者就从一些二三流作家作品中发现过在专业的名家作品中，很难发现的具有个人经验性的独特而新鲜的，很有时代感、现实感和典型性的生活和故事，发现过以往作家作品中很罕见或从未见过的独特的人物。甚至有些作品中乍一看令人感到别扭的语言和叙述，也并非没有启示的意义。是的，小说家汪曾祺前辈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没有语言不好的好小说。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汪老的话：①这个当代作家中少有的语言大师说的是自己的追求和体会；②他讲的是对理想中的小说艺术(即好小说)的要求，是所有作家的努力方向；③在文坛上确实存在着另外两种小说：语言好而内容却空洞乏味的唯美主义小说和语言不太好(或幼稚或生涩)但故事、情节、人物都好或较好的小说。而当代文坛上，大量存在的正是这些有缺点(包括语言不理想)的好小说，就连公认的顶级好小说《白鹿原》的语言也曾遭到孙绍振的“炮轰”，事实上它的语言也不是没有可改进之处。不只当前我们面对的中国文坛的现状是这样，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坛也是这样的，“好的”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是虽有这样那样缺陷，却仍然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好中有坏的作品。其实这也是批评家可以作为之处。不可否认其中一些作家会在写作实践中不断进步，最后写出好的或很好的小说。就陕西来说，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好作家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而所谓文艺批评，包括研讨会等，完全可以同时担负着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发现、培养和提高作家。即使一流作家的好作品也有改进和提高的余地。
　　当前文学批评的另一个新现象，就是针对文学界和社会大众反映强烈的“只说好不说坏”，“只表扬不批评”，一味“吹捧”的批评界现象，倡导指名道姓的直言不讳的批评风格，尤其对文坛上那些受表扬和肯定很多的名家大作更应指出他们创作中的缺点和瑕疵。这样的宗旨和实践，确实有让大众和读者出一口“闷气”的痛快，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出现了一些摆事实讲道理，能够自成系统、自圆其说的批评文章。然而，我以为即使是对经典大师，批评家也有批评的权利，但所有的批评都应该对作家的创作劳动充分尊重，对作家的人格充分尊重，对作品的叙事风格和审美追求充分理解，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和作家的创作个性充分理解。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评文章都完美无瑕，颠扑不破，但与人为善总需要吧，起码的理解总需要吧。从批评之为批评开始，人类社会那些负有文学批评使命的人，总是首先关注那些在思想艺术上创造了新的价值的作品，树立一个时期或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标竿；至于对大量的处于宝塔中段的作品，则常常是作为与前者的对比偶然提到，除非有特殊需要，批评家不可能把主要精力和思想花费到那些平庸之作身上。社会对批评界的印象，可能一些是出自于那些研讨会“通稿”的片面所造成的，更多的是行业的隔膜和某些文学出版机构 “有钱就能出书”和不择手段的夸大宣传，如“腰封”现象的后果。
　　笔者向来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学理论是有着重要的关联，却有着显著不同的三个文学专业领域。批评的特性决定了批评家的特性。丰富的理论修养，起码的思辨能力，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对于文学史的完整概念，这些作为文学史家、理论家的必备素质对于批评家不仅需要，而且必须具备。但是对他的时代的现实和他的文学使命的理解，文学鉴赏者的眼光，敏锐精准的审美感受力，却是特别不可或缺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谈到别林斯基时说，他一种外文也不懂，也没有丰富的科学知识，甚至历史知识也少的可怜，但他却具备一个伟大批评家的主要优点：“他的美学鉴赏力几乎毫无差错，他的见解深刻入微，而且从来也不含糊。别林斯基不会被表面现象和外界事物所迷惑，不为任何影响和潮流左右，他一下就认出了美和丑、真和伪，然后以毫无忌惮的勇气说出他的判断——全盘地、不折不扣地、热情有力地、信心坚定地说出来。”(屠格涅夫《回忆录》第29—30页)这段话如果不是为如笔者之流的无知和浅薄作辩护，对理解批评家之所以为批评家的特质还是深有启示的。利维尔更说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批评家的目的和一个高明的读者的目的是一样的，即“感受”“具体的完整的文本经验”。他们只需向读者传递这种经验，“在传递中必须采取与诗歌的根本性质相适应的那种方式，即用具体的、特殊的，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语言对该文体作出描述、比较和评价。”(《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第8页)相比之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更为简单：“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的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所以相比各种说法，笔者更会心于批评是对作家作品的同情和理解的说法，这是一颗心、一个生命对另一颗心、一个生命的理解。批评固然不可缺少一种理论和方法武器的支持，但任何解剖刀只有在它能帮助批评家更深入地理解文本的独特性方面才是有意义的。而面对一个文本，首先需要判定的是它是否来自作家的人格真诚和人性热情，在语言的层层包裹之下，他出售的是打上作家自己鲜明思想和情感印记的真货色——真实的生命世界，还是无生命的仿制品、大路货。
　　这一切，都离不开旷日持久、青灯黄卷的阅读功夫。如果说西方学者曾经把“阅读”当“成为我们进入人类社会的会员证”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持久的关注和阅读是一个人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场阈，感受它的生命脉动，取得批评资格的“会员证”。人们欢迎那些学富五车的文学史家、理论家进入当代文学批评，是因为他们的“史”的眼光和方法，理论家的视野，常常能给沉溺在创作现象和实践中的批评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带来一种新的方法，高屋建瓴、茅塞顿开，如陈晓明、陈思和、郜元宝教授曾经做的那样，至于宗白华、钱谷融、傅庚生等前辈更是了不起的鉴赏家。但是史家理论家的进入批评有一个前提，即他们不只是生活在历史和抽象的概念方法中，应对当代中国文学有一个完整而生动具体的概念。但是现在批评界的状况却不完全这样，那些本来以史和理论研究见长的博士、硕士，那些刚从西方的学校和中国的学校和研究单位，拿上了各种证书的人都要对当代中国的作家、作品发言了，在他们的眼里看到的要么是“一堆垃圾”；要么是“自己依傍和抄袭自己”；要么就看到连那些在国外也获得了影响的作品的作家，还不会写小说；要么就拿一堆如何创作“经典”的方法和概念来套中国作家的作品，指导他们应该写什么，应该怎么写。甚至出现了把《古炉》中一个村子的“文革”过程，读成了一场旧中国司空见惯的农村“械斗”；将王安忆浑然天成的《天香》看成难以卒读的知识和技艺的展览；将作品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生命印记的迟子建说成了“抄袭”大王……有时候，他们的标准高到用现有中西方“经典”要求当代一切作家一切作品，有时候，我很怀疑他们的标准又是流行的电视连续剧、西方大片，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
　　当代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批评界的新现实，突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这就是印象式的批评，媒体宣告式的批评，不顾全作挑错式的批评，信奉“扳倒大树有柴烧”式的批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批评渐成时尚。所有这些的根源就在于当代批评家身份界定的不明与含混，对于“阅读”意义的疏略。这里我想摘录新西兰学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在其新著《阅读史》中的话，以作为本文的结尾：“文学作品不是经书，而是依据语境即时反映生活、指引生活。”“我们所读的每一本书、每一部戏剧、每一首诗都是那个水池，我们会在水池中发现自己，赞美自己。”“阅读小说与白日梦(佛洛依德语)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种自愿的、集中的怀疑搁置，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活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让自己的心灵挖掘、塑造白纸或电子屏幕上的超感世界，不但对体验作出反应，而且重塑这种体验。”
20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