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的使命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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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的使命与荣耀 吴 非

我在病中，想起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面容，感叹生命的短暂，同时也赞叹生命的美丽。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美丽的生命，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让我知道职业的使命与荣耀，让我敬重生命中的永恒。 我经常憧憬这样的图景：在早晨的阳光中，孩子们哼着歌去上学，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学生能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们能吃上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学生能坚持自己的爱好，从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叫喊；晚上，做完作业后，捧起一本诗集，轻声地读给妈妈听…… 我半生做教师，越来越感到，我们日常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遵守常识。当然，即使是常识，也需要学习，也需要发现和维护。   做个有胸襟的教师   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下，面对同样的教学任务，有的人能取得成就，有的人一事无成，有的人则只靠行政背景混日子，形成这样的差异，完全在于教师的个人素养     为了让学生胸襟开阔，你应先做个有胸襟的教师。   有同行问我：在一个教学群体中，如何在尊重他人的同时发展自己？我说并不难：能容忍不同的意见，特别能容忍聪明人，容忍正直正派的人。这样的话如果让外国人听了，也许会莫名其妙，而在中国，同行之间，最难处理的正是这些问题。   落后腐朽的文化，也残存于教育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教师的抱怨：当他们取得一些成绩时，常感芒刺在背。一般而言，有成就的教师，他付出的劳动和心血必定超过常人。他的努力，在于他肯吃常人不愿吃的苦。无视他们的辛勤付出，只盯着他们获得的名利，人就有可能变得偏狭，焦急暴躁，心理阴暗，乃至妒火中烧。如果教师有这样的心态，他的工作情绪会大受影响，非但不会有什么成就，其庸俗作风还有可能传染学生。   该吃的苦不肯吃，该做的事不愿做，只希望靠年资优势倚老卖老，背靠落后的权力体制，倚仗共同利益圈子，做八面玲珑的“乡愿”……这样的选择固然有其自身特殊的心理，往往也在社会“清流”与“污浊”的不相容中。一些同行看到了“清者之悲”和“浊者之乐”，价值观发生混乱。在一些文教单位，拉帮结派、不讲原则的庸俗作风一直存在。   心胸狭隘的人，总会把同行贬得不值一文：同行爱好读书，他马上就批评“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同行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他就说“评价教师还是要看课堂教学”；看到同行上课受到好评，他又会说“只能上课不搞科研不行”。而如果自己样样不如人，什么都比不了，他又会说“没有生活情调有什么意思？”他从来不肯说“很抱歉，我不懂”“我不会，你能告诉我吗？”“不好意思，这本书我没看过”……为什么有些教师心胸狭隘？除了一部分性格原因，最主要的，是懦夫懒汉意识作祟。如果他想致力于教学研究，不管环境有多困难，只要尽力而为，总不至于一无所获。   珍视我们的专业   所有的学科都值得从业教师去热爱，一个连自己的专业都不爱的教师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教师     10年前，我曾和一些老教师讨论一个话题：一位教师在专业方面能走多远。两位退休的理科名师说：从学科而言，语文教师的个人发展空间比理科教师大得多。因为他的思想情感体验远多于其他学科，他的想象力更丰富，创造的机会可能更多。如果他有出色的表达能力，他起的作用更大，特别是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影响。他们列举很多实例证明：向高一层次发展并获得成功的语文教师多于其他学科教师。   那次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其实，所有的学科都值得从业教师去热爱。我在中学，看到很多老师都很珍视自己的专业，他们从自己的学科中获得教学的乐趣，也获得生活的乐趣。一个连自己的专业都不爱的教师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教师。有一次，我看一位体育教师的教学笔记，惊叹于她的文字表达能力。从说明文的要求看，她的语言简练准确。我称赞她的语文水平高，可是她说：“我是因为喜欢体育才学好语文的。”   我们从事的学科教学被认为是一种“专业”，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无法给学生“学科”和“专业”的认识，我们的教学可能就是失败的。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就提出《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对教师专业化作了明确说明，提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的、持续的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它既要经过学历教育，还得不断学习，只有通过“严格的、持续的学习”，才能提高专业素养，保证自己的“专业”地位。然而，究竟有多少同行认识到这一点呢？   教师的心中有阳光   如果教师辛苦工作，可是却无法让学生热爱课堂，这位教师的工作没有什么价值     回忆中学时代的一位语文教师，在一年时间里，无论课上课后，我没看到他笑过一次。记忆中的他总是板着脸向学生提问，而他的眼睛却从来不看着人。在“文革”前那种严酷的政治气氛中，这张冷冰冰的“契卡”式的脸给人以威压，至今一想起他，我就觉得当年的课堂真的很无趣。   你们年轻，年轻真好，和学生的距离小。但是与学生沟通，年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教师的心态。让学生喜欢你的课，不是哗众取宠，除了学养，可能还取决于你有没有教学的激情，能否让学生在你的课堂上尽情地表现自己（哪怕犯点错误）。中小学的课堂，除了有探索和发现，有理智与情感，还应当有孩子的童趣、少年的率性、青春的诗和梦……如果教师辛苦工作，可是却无法让学生热爱课堂，这位教师的工作没有什么价值。   教师的言行对学生影响很大。我以前喜欢穿圆口布鞋，图的是舒服，并不在意别人说土气。小女生见我穿中式棉袄和圆口布鞋，背后都喊我“老头子”。谁知一学期下来，没留神，班上有三四个男生也穿起圆口布鞋来。家长会上，有家长笑着说，孩子闹着要买圆口布鞋，今天见到老师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教师的言行对学生会有这样的影响，那以后我就谨慎起来。可是这件事也得反过去说：千万不要对学生的装束过分注意，除非太出格。   有节课，说到巴尔蒙特的诗句“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看到几位同学眼睛发亮，有一位激动得泪光闪闪。我喜爱这句诗，为之感奋，我也为学生的感奋而激动。我觉得，青年的心中装着这样的诗句，他的人生就会一直被光明照亮。   让学生喜欢我的课   如果一名教师能让学生喜欢其任教的学科，让学生有终身学习的意识，那么他一定是合格的教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特别在基础教育阶段，激发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是调动他们热爱学习的最重要手段。如同有向心力一样，少年儿童有强烈的“向师性”。优秀的教师，会在这一阶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事理的欲望，让学生喜欢他的课堂。如果学生连你的课也不喜欢，他会把那40分钟或45分钟当成受罪。   记得有个学生说过，他曾在某老师的一节课上看了七八遍手表。不是因为内急，也不是课间有事要忙，他就是觉得课上得太慢，教科书上一个浅显的道理，老师仍在翻来覆去地说。他尊敬教师，认为老师师德高尚，可是他觉得老师的课乏味。   学生喜欢你的课，就会盼望你的课，把听你讲课当作一件快乐的事。他会看着课表想：“真好，今天有李老师的数学课”，“第三节课又能听陈老师的语文课了”。他甚至在盼望着等待着某一天的某一节课，你的教学将为他打开一扇扇的窗，让他感受到八面来风。在那样的状态下，他把听课当作一种幸福，他能有所得，他的学习就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然而，学生只喜欢你一个人的课，可能未必是好事。只有当你的教学使学生热爱这门学科，他的学习才有价值。我见过这样的情况：一门课换了教师，学生的学习情绪下降了。通常人们只责备后一位教师的教学艺术，认为他方法不当，或者经验不足。这种情况固然存在，但仅仅换了一位教师，学生的学习情绪就发生了变化，那么前一位教师的教学是不是也需要反思呢？你在教学中没有培养学生对学科学习的热爱，你的努力只是让学生适应了你的教学，而无形中给学生灌输了排异性，你没有向学生有效地介绍学科的内涵，你的学生对学科的学习兴趣可能是盲目的、不稳定的……   不能疏忽的教育细节   成功的教师在工作中未必刻意关注教育细节，只是他的学养决定了他在每个细节上都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并重视人的发展     校园里有些事，在教育圈外的人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也很少有人去关注，但对教育者来说，如果不关注细节的作用，很难为人师表。在和老校友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能记住当年学习生活中许多有意思的细节，教师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过他们，如影随形半个世纪，还会通过他们传到更远的年代。   这些校友重视所受的教育，并把在校学到的东西融入生命历程。而成功的教师在工作中未必刻意关注教育细节，只是他的学养决定了他在每个细节上都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并重视人的发展。   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值得反思之处呢？有许多负面的东西总不被重视。   因为工作繁重，事务庞杂，许多教师的案头总是堆满了各种东西。如果摆放有序，关系不大。如果既杂且乱，学生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杂乱无章也会变得无所谓。在行为习惯的养成上，教师常常是榜样。看到一些青年教师注意办公桌的整洁，簿本摆放整齐，私人物品和办公用品位置安排恰当，学生对他们的教学自然会多一分信任感。   学生上课迟到了，教师至多问一下原因，提醒下次要注意，也就行了。可是，我看到有些教师不让迟到的学生进教室，一顿批评竟然用了10多分钟。有那么多话要说吗？其实是杀鸡吓猴。现在学生学业负担太重，高三学生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有的学校更少），加上其他原因，早自习迟到在所难免。教师对此可以有批评，但无论如何不要羞辱迟到的学生。文明习惯不能靠惩罚的方式来培养。   教师职业的危险性   教师教学水平不高可能会误人子弟，但在不经意间向学生传达的错误价值观、思维习惯和不良行为更危险     任何职业都有其危险性，教师工作也不例外。说起来好像有点玄乎，但这种危险性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的教育中。   和以往一样，我最后一次带高一新生时，还是有许多期待的。虽然我知道，在应试狂潮下，生源质量下降，“一届不如一届”，但毕竟是新生，他们指望到了高中能“享受青春”。开学第一个星期，有教师看某个班学生的随笔，愣住了。拿给我看，我也愣住了。因为教师节快要到了，学生在文章中回忆初中的班主任，说班主任工作极其负责，每次查到他漏做作业，都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他的父母；如果他请了病假，她一定会在晚上到他家给他补课；她没有让他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初中三年，他没有一天不在老师的视野范围内，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征求教师的意见，而老师也具体地管着他的一切。现在，上高中有段时间了，班主任没和他说几句话，于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当然，不能把学生身上的一切坏习惯都当作教师的责任。可是，这名学生的依赖性又是从哪里来的？能说和教师的包办代替没有关系吗？   于是，又一次想到教师职业的危险性。一般而言，我们会说教师教学水平不高有可能误人子弟，而往往忽视了教师在不经意间向学生传达的错误的价值观、不良行为和错误的思维习惯。我们充满工作的激情，然而面对的是不可知的人群。社会对教育教学工作有误解，往往会对教师的工作作出错误的判断，而这种错误判断又加剧了教师的错误行为。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学生家长向学校表示过这样的意思：“随你管教，随你打骂，只要他能上大学，我们一家感激你……”   由于错误地认为这就是“人民”表示出的“意愿”，进而认为“加强管教”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学校和学生家长只用升学率去评价教师，因此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一直在中小学盛行。接受了这种教育的学生，在未来会是什么样？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相信每个有理智的教育工作者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工作中的任何不慎，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对教师职业的正确认识与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误解之间的矛盾，可能会长期存在。   教师不能再以为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我们想要去拯救别人的灵魂，就必须先拯救自己。     本文摘自《致青年教师》，吴非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将于201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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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                                                                                                        吴非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经历过红色年代的激荡，感受了底层社会的贫苦，对瞒和骗的教育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我总想，中国的教育缺少一种人道精神，我们教育的旗帜上，没有人性的光辉。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俄苏小说，其中格鲁吉亚作家顿巴泽(ДУМБАДЗЕ)的小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在小说《白旗》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深夜，太阳又一次来探望我，它那金色的光辉沐浴着我，呼唤我到它身边去。我愈是靠近这颗巨星，它变得愈加凉爽。我完全贴近了，用手触到了太阳，可是太阳并没有灼伤我。我同太阳一起登上一个漫长而陡峭的山坡。太阳走在前面，我紧步其后。我们攀得很高很高，登上了一个终年积雪的山峰，一个永恒的永不消融的雪皑皑的王国。
    “这就是珠穆朗玛峰！”太阳说着，向我递过一面洁白的旗帜。我展开旗帜，高高擎起。一面洁白的旗帜在世界上空高高飘扬——那是善良、仁慈和友爱的象征。世界上空，飘扬着一面巨大、洁白、一尘不染的旗帜！
       读到这段话眼前立刻出现了画面，甚至觉得这段话写出了我的心声。20多年过去了，我不断地品读这段话。在我的心中，也一直有这面一尘不染的象征着善良、仁慈和友爱的白旗。
        那段时间读俄罗斯和苏联小说比较多，在指导文学社活动时，也常和学生交流读书体验，不少学生也对俄苏文学感兴趣，这中间就有徐海。
        我喜欢和徐海说说话，并非因为他的文章好，而是他做事时那种负责的态度。每次布置活动任务，他都会说：“老师，这件事我来吧。”事后不用你提醒，他会准时完成。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他是徐懋庸先生的长孙，于是得空听他说徐懋庸晚年的一些事。他为人处事很低调，在学校里很不显眼，一点也不像名门之后。但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让他知名全校，并最终让他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二十三岁的年华。
       高一下时，他同班的一位女生董维青患了白血病，全班立即行动起来，为她募捐，学校里出现了很感动人的事。和中国的很多故事一样，在人们广受震动之后，热潮便逐渐平静，然而徐海却留在董维青身边，继续为她奔走，求医问药。他甚至常常不上课，去照顾她，他要救她。只要打听到某处有一线希望，他便借了钱上路了，记得他还曾跑到河北为她找偏方。回到学校，还得面对一些老师同学异样的眼光。是恋情吗？我也不得不疑惑了，因为我几乎碰不到他了。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开放，而徐海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什么。然而放弃学业，在学校里总是有些大逆不道，更不用说那时人们“做思想工作”总是轻车熟路。有次教师开会，一位先生说了句：“只要出个幸子，就一定会出个光夫（二人都是日本连续剧《血疑》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家哄笑起来。大家的笑令我难过，我说：“我们的教育是培养人的，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像人的人，没想到你们竟然这样。”大家觉得很无趣，不欢而散。我也不后悔，我就是那样想的。高三了，徐海仍然那样为女孩做一切可能的事，据说女孩父母感激之余，也劝徐海不要影响学习。但徐海深爱着女孩，其他一切已经不重要了。高考时，徐海的成绩当然受了影响，只考上一所市属大专，当时在名校，这样的结果并不多。徐海回学校转团组织关系，他上楼，我下楼，就在老办公楼的楼梯上遇到了，我还记得那天阴雨，楼道上尽是水。问他的情况，他略带着羞愧地说：“王老师，对不起，我只考了个……”我一时语塞，想支吾几句，却不知为什么很冲动地说了一句：“你是真正的男人！”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说话，嗫嚅着，和我握手，我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以后知道他一如既往地守候在董维青身边，毕业后他搬到女孩的家附近，后来结婚了；同时听说他经济拮据，他坚持要结婚是为了让女孩能有一个爱的怀抱。1990年，令人万念俱灰的一段日子，我杜门不出，却听到董维青病故的消息；三天后，徐海写下六封遗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听到徐海的死讯，我感到窒息，流尽了鲜血的徐海那白晰的面容，20年后依然平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有家电台想借此做个访谈节目，托人找我，那用意无非是借有新闻效应的故事，对青年作一些自以为是的引导。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发了火，说了句“他们睡着了，不要用你们的爪子去碰他们”。那个编辑事后对我的朋友说：“你介绍的那个老师不肯配合，他干嘛要发火？”
        我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信服我，所以我有话一定会对学生直说，我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告诉全体学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准自杀。我每说完这句话又有些后悔，我想到徐海。他不是懦夫，他只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了；也许他是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也许他太想和她在一起了……
       20年过去了，现在，每看到40岁上下的人，我会常想起清秀温和的徐海和美丽善良的董维青。有一年，我在小说选修课上介绍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学生不理解，我就举了徐海的事。学生很惊异，说没想到校园里有如此凄美的爱情。可能是我不该说徐海和董维青，因为一些学生自此觉得，比之他们，很多赚人眼泪的爱情小说不值一读，《春琴抄》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1983年开选修课，基本没有停过，很多人说曾是我的学生，往往是选我小说鉴赏课的学生。因为经常在其他年级开设，所以好多学生我并不认识，我也记不住学生的姓名。但有个叫袁梓的学生是我事先就认识的。可能是1994年，学校有位叫袁梓的学生患了脊椎神经恶性肿瘤，我们都为他捐了款。有天在校门口遇上他的班主任要去医院看他，我不认识他，但是想见见他，就一同去了。记得他住在有线电厂职工医院。袁梓是个大块头，却卧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很开朗，看到我有些意外，说：“你是王老师，我认识你，我们班选你课的同学说起过你。我病好了回学校，一定要去听你的‘小说选讲’……”对他的话我根本没有把握，他也不是我这个年级的学生，我安慰他说：“我在学校等你。”走出医院时，班主任难过地说，医生私下里早就打招呼，没几个月了。我当然也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我甚至为自己这样敷衍病人感到愧疚。
       奇迹出现了。一年多之后，袁梓回到了学校，他真的坐进了我的课堂。我印象里那一轮的小说鉴赏选修课，袁梓没缺过一次。他个儿高，却要坐在第一排，离我很近。我至今记得他听课时的神情，有时他会沉浸在小说世界里，忘了记笔记，始终微笑着看着我。他那样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让我想到，他等待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而至今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坐在课堂里是一生的幸福。考试时我给过他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为了他的执著，也为了让他快乐。
      一年后，他去世了。
      学校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前面发生过什么故事，后来者不一定知道（当然也不一定有兴趣想知道），现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了。
       和徐海、袁梓不同，毕彦波则是我任教班上的学生，两年间几乎每天都见面。彦波是1999年高考前48天去世的，最后一次见到彦波是星期四上午去上课时，那一天因数学检测，推迟下课。我上楼时，彦波拎着空水桶下来换水，和我打了招呼。可是换饮用水的人已经走了。彦波东张西望，找了一会儿，确信那送水车走了，才遗憾地上了楼。没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就这样幽明隔路了！他死后，我说起这最后的印象，学生郑重地告诉我：班上的饮用水经常是彦波上下五楼去换的。他的母亲说，那天晚上，彦波情绪很好，在饭桌上还有说有笑；九点多钟，他一边做练习还一边哼着歌。夜间发病，40分钟后去世。事后医院告知，是心源性心脏病，只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病。
       早晨，当班主任告知彦波的死讯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愕地再三问：“你说什么？”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要我去向学生宣布他的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得不写成文稿，虽然我从不照稿宣读，但此时我没有办法流畅地表达，我无法面对同学们如遭受雷击般的震惊。那天我特意补了一句话——“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以为大家听了会好受一些，可是没有同学理解。全班同学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谁也不相信乐于助人的好同学毕彦波就这样离去了。
       可能是1997年底或是1998年初的事，我在课上发了脾气，因为学生到了高中不太愿意发言，我不愿意课堂沉寂。我看出大家都是怕难为情，于是想了个“撕破脸”的办法：让学生依次站到前面的讲台来，面向全班大喊一声，要让所有的人吓一跳才行。瘦高个儿白净脸的毕彦波是1号，他怯生生地和我商量：“老师，我从来不大叫的，我可不可以唱首歌代替？”我说：“不行，我只要你大叫。”彦波没法，“啊”地喊了一声，全班大笑。我说，还不行，不符合要求，重来。他闭上眼大叫一声，全班暴笑。他带了个头，下面就好多了，男生叫喊完了，女生接着排队上来叫喊。“脸皮”撕破了，上课发言好了一阵子。但后来我带班遇到同样的问题，却不再用这个方法了，因为我会想起憋红了脸叫喊的毕彦波，而他死了。同学们敬重彦波，因为他为人善良。高三复习迎考时，他的同桌学习有些吃紧，毕彦波每天帮他复习，同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对彦波说：“你的时间也不多，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彦波坚决地说：不，你不能放弃。
       为彦波送行的那天早上，倾盆大雨，全班同学都去了。告别仪式是我主持的，同学们哭泣着，把一朵朵白玫瑰放在他的身边。一百朵白色的玫瑰，簇拥着他去天国了。我则在努力地回忆，回忆第一次见到彦波时的情景，是我第一次到五班上课时？还是第一次向他提问时？想来想去也是惘然。究竟是什么时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永远看不到他了。第二天，有位擅长美术的同学在教室后的黑板上画了大幅的彦波头像，通栏是他生前写的一首《满江红》。我走进教室，看见后面黑板上彦波的像，鼻子发酸，画得太像了。学生忘了，他们背对着他，而我则时时刻刻看到他，我很难过。学生说：“老师，再过七天我们就把它擦掉。”我说：“不，留在那里吧，这样我们班一个人也没少。”
       人生总会有磨难，人人都会有痛苦和不幸，一如天上有日食。彦波像一颗流星，划过长空而去，而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看到了那一瞬间耀眼的辉煌。全班同学的友爱，给繁重工作中的我以无限的慰藉。
       在1987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那篇文章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当年批判者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几年，又有人认为那是“理想化”。我理论修养并不高，可是批判者的水平比我预期的要差，这就让我无法获得提高。只有一位青年老师私下问过：“你说的旗帜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问得好。但我当时不想回答，我不愿意招致无谓的争论。
   
       我在病中，想起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面容，感叹生命的短暂，同时也赞叹生命的美丽。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美丽的生命，让我感受他们的仁爱和美德，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让我知道职业的使命与荣耀，让我敬重生命中的永恒。
       我吃力地写下这些，每一行字都要用去我很长时间，我很累，我本当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是我实在无法忘却。
       现在，我可以说出来：那旗帜不是蛊惑人心的红色，不是时髦的绿色，也不是空灵的蔚蓝，而是一尘不染的白色。在我的心中，一面洁白的旗，正在像太阳一样缓缓升起。
                                                                                                                                   2010年1月20日

摘自《致青年教师》，吴非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