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厕所”是个最大的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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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钿

       其实“厕所”是个最大的雅称，“厕身之所”，不沾丝毫俗气

       据说词语可以塑造出特定的心理，所以我们讲究“避讳”。避讳大体有两种，一是为尊者讳，比如“道可道，非常道”原来是“道可道，非恒道”，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才改成现在这样，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最后一句，把“民风”改为“人风”，也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这多是“字”讳；另一个是为不雅者讳，就比如厕所，这是“意”讳。正如厕所里面最好不要有任何可以考古的遗迹，厕所的所有名称，也都是为了尽量让人不联想到“厕所”和人在里面所干的勾当。这是个奇怪的悖论，我们千方百计管厕所不叫厕所。“茅房”、“卫生间”、“洗手间”、“更衣室”，喜欢做门面功夫的韩国人还称“化妆室”。去厕所进行的相关活动叫“方便一下”、“洗个手”、“出恭”、“更衣”、 “上一号”、“搞大”，如此煞费苦心无不为了远离实践和实体，文过饰非、隐瞒真相，“能指”和“所指”、名称和意义如同君子远庖厨一样，分离得越远就越成功。

       可是，其实“厕所”是个最大的雅称，“厕身之所”，不沾丝毫俗气。天下之大，难道不都是我们厕身的所在吗？真是够委婉。对比一下人给其他场所取的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名字，吃饭的叫餐厅食堂饭馆，睡觉的叫寝室卧室宿舍，“厕所”的古雅之意是否已经扑面而来？然而似乎我们只需看着这个词，都禁不住要掩鼻而出，看来我们的“文化深层心理”已经被塑造得根深蒂固了。

       然而这其中又有蹊跷，那些造型的辨认在视觉上一目了然的传统厕所，往往也是在地理上只需要靠嗅觉就能加以寻觅，在生理上正常呼吸会中毒倒地、屏息而用会缺氧倒地的货色，而今那些越来越好看、好用甚至好闻的小屋，我们已经不叫“厕所”而多改称“卫生间”了。“厕所”的堕落，是因为语言使用中一个普遍的本义和诗意的退化的现象。“厕身之所”的“婉约”因语言的新陈代谢而僵死，和真实的生活经验结合，凝固为一个粗俗的名词，使我们只有在训诂时才能保持冷静，摆脱“顾名思义”带来的条件反射出的心理不适。甚至，造出“厕所”的厕身、厕足等词也反受其害，被厕所一熏，如同被用来盖了茅房的砖头，渐渐附上贬义，沦为不雅。要是所有的雅称最终都会变得不雅，我们又该使用什么样的词汇呢？也许只有比“厕”这等纹饰之辞更为质朴的语词，比如“大”、“小”、“洗手”，才能经久而不变味。于避讳事言，真是大巧若拙。

       人皆有三急，故名曰公共，然而又必须保密和私人，而初次见面就要坦诚相对，过客们必须交出自己来做主。虽是暗渡陈仓的权宜之计，也企图以容器干净、供水供纸、洗手烘干设备，空气清新、灯光柔和甚至背景音乐优美等愉悦身心。这时谈论外观真是不着调，人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一旦有事、必是急事，情急之时，谁又在乎三宝殿盖的什么样呢？

       但当激情过后，恢复理性，人们发现外形结构上普遍出现的对称，因为通常情况每个人都只会用到它的一半，或者发现不可思议的简陋，开始挑剔公共卫生间的造型。以前的公厕都是一个大坑用砖头围出几个泊位，甚至没有顶棚都已经成立，今天我们的所见既有当年的简单粗暴的残余，也有非常“超设计”的成果。相比之下一可见人权状况之进步，二是完成基本功能的其实在于接近地表并深入地下的部分，重要的是那些管道保持顺畅。地面以上的建筑就如同那些雅号们一样，是为了远离所指而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建筑都变成了厕所的模版，又因为它空间小、建筑难度低，而人们又经常将就，所以任何建筑上的实验都有可能在此发生，风格上的宏大叙事、精雕细琢、极简、矫饰或者超现实既然都不过是为了瞒天过海，就会变得肆无忌惮，更有出现极简到超现实地步的作品。这时候我们好似老祖宗当年在原始森林里面“随便”的自由自在，在钢筋水泥丛林里面的几棵奇花异草中定点，快让我在厕所里撒点野。

       两岸青山相对出，一江春水向东流。庄子说道在屎尿中。厕所于方寸之间，藏雅俗之辨、新旧之革、名实之分、辞谓之变、形用之离，真乃“尿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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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葛剑雄   

世界上曾经有很多人不知道厕所为何物，今天还是如此

    得知潘石屹兄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学校的厕所，我很赞成。有些人觉得潘兄所做非当务之急，甚至认为此举有作秀之嫌，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对以往的或贫困地区的厕所缺乏了解。
    世界上曾经有很多人不知道厕所为何物，今天还是如此。我小时候就没有厕所的概念，只知道有马桶。我生长在号称富甲天下的名镇—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但直到我1957年离开，镇上人家都是用马桶的。尽管口头语言中有“马桶间”这一词汇，但从未见有谁家奢侈到专门有间放置马桶的房间。或许镇上的顶级富豪“四象八牛”家里有过，但到那时已成地主资本家的罪证或幸存到今天的文物了。
    马桶是木制的有盖圆桶，一般都在上部装一半圆的铁环，便于拎在手里移动或倾倒。曾看到过更老式的，用的是木把手。大型的或更讲究的马桶不装提环，是用两人抬的或两手捧着，前者因为体大量重，一只手拎不动；后者一般用于幼儿或富人，由下人两手捧着，比一手拎着显得慎重。大马桶适用于人口多的家庭或集体，否则天还没有亮马桶就满了。但大马桶并不受欢迎，大人坐着也不能将桶口全覆盖，不但重心不稳，而且臭气与声音外泄，引得满屋不悦。小孩更怕用大马桶，不是脚惦不到地，就是怕摔倒，往往得由大人在旁扶持。讲究的人家，专门给小孩备有小马桶。马桶倒翻可是大事，污秽四溢、臭气难消还是小事，不吉利的阴影更难消除。我一位亲戚病故时不到四十岁，家里人都认为是那年春节楼上人家倒翻马桶所致。
    马桶一般放在房间隐蔽处，如床的后面，可借助蚊帐遮掩。或者放在衣柜旁、某一角落，前面装一布帘。如果只有一间房，就只能“吃喝拉撒”在一起了。再费心机，即使能遮住马桶，也无法消除大小便的声音和弥漫的臭味。我们从小就接受的规矩之一，是不要在吃饭时大小便，到别人家去玩时尽量不要大小便，因此要少喝水或不喝水。有时明明没有人在用马桶，房内也有臭味，就得检查一下马桶盖是否盖好了。要是再有臭味，只能紧闭门窗，或许哪位芳邻正在用马桶。
    南浔镇上早已有了公共厕所，见于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调查资料。不过一般人都称之为“茅坑”，不会用这样正规的名称。在镇边和乡下，不时可见真正的“茅坑”。最典型的是在地下半埋着一个大缸，缸口高于地面，以防雨水流入。缸边用砖石垒起两个踏脚，供使用者站立。上面搭一个茅草顶，以便雨天使用。这类茅坑，都是附近农民所建，目的是为了积肥。镇上人家的马桶也都由农民承包，每天清晨只要将马桶拎到家门口，承包的农民就会倒入自家的粪船，并且将马桶洗刷干净后放回原处。逢年过节，承包倒马桶的农民还会送上些蔬果土产作为酬谢。我母亲迁入上海后，发现即使自己将马桶倒入粪车，也得每月付费，一直颇多怨言。到乡下走亲访友时完全不必顾忌大小便，即使路过不相识的农家，也会热情接待，甚至倒茶敬客，因为这是送上门来的肥料。
    茅坑总是和脏、臭连在一起的，所以见之于伟大领袖的教导和政治斗争，如阶级敌人往往被形容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对小学里的厕所已经毫无印象，或许除了小便就没有用过。我离开南浔时，该镇已成为全国卫生先进镇，但至多能保持厕所地面干净，或撒些石灰粉消毒。消灭“四害”时为了完成拍苍蝇的硬指标—每人每天上交若干两（按死苍蝇称重），公厕周围是主要战场。后来才发现羊皮作坊苍蝇更多，但作坊不生产时还得靠厕所完成指标。
    现年104岁的周有光先生，两年前曾告诉我一件往事：他参加全国政协的讨论时曾建议公共场所要多建厕所，说他在美国时见大百货店一进门都会有厕所。众委员闻言大哗：“那不要臭死人！”可见厕所之臭全国皆然，政协委员也还用不上不臭的厕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本校已故谢希德校长谈起中美两国大学的差距时也说：“在美国大学中，没有哪里闻得到厕所的臭味。但在复旦，可以凭气味找到厕所。”
    1978年初，我凭家中住房面积符合困难标准和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这三项条件，幸运地分配到一间结婚用房，虽然不到11平方米，却有一个两家合用的厕所，33岁时开始在家享用抽水马桶，是我家世世代代中第一人。部分实现了周谷城先生的“百年梦想”—早上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不过因两家合用，还得小心不影响他人使用，不能随心所欲。以后迁入复旦大学第六宿舍，却退了一步，只有两家合用的蹲式厕所。直到2000年迁入有两个卫生间的新居，才能不受干扰地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至于能在办公场所使用干净的坐式抽水马桶，那是2006年迁入新建的光华楼以后。忽然有一天，发现厕所里放了洁白的卫生纸，以为从此不必自带了。可是两天后再去，纸架里已空空如也，幸而口袋里还有备用卫生纸，不至于出洋相。原来这是为市领导光临而临时准备的。
    两年前我当了图书馆馆长，我开始做一个梦—在馆里的厕所放上卫生纸和洗手液。一些同仁反对，认为这是个无底洞，放多少都会用掉。我不敢造次，先从放洗手液开始。试下来还行，每月增加开支四五百元。接着在男女厕所各一个试放卫生纸，经估算，如果五个分馆全部厕所都放的话，全年增加开支约四万元，于是我决定全面实行。本能还想放擦手纸，但算下来比卫生纸还费钱，只能免了，改用电力烘手机。

    想必读者诸君一定会帮我做成这个梦。同样我希望潘兄的厕所梦也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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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四以闲人

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认为，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厕所是最大的变量，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因此，过去200年中，医学界的最大里程碑，既不是青霉素也不是避孕药，而是“卫生设备”。

“厕所”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除了艾伯特·伊莱亚斯和亚历山大·基拉之外，几乎无人涉猎公厕文化。更有甚者，当一家期刊以“厕所论文：分性别修建公共厕所”为题向社会征文时，《新标准》杂志的一位读者藐视地回应道：“这代表人类知识和道德可怜的破产！公共厕所！难道竟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但不为人所知的是，根据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的统计调查，过去200年中，医学界的最大里程碑，既不是青霉素也不是避孕药，而是现代“卫生设备”。

在19世纪排污设备很差的伦敦，有一半的婴幼儿夭折；当拥有了厕所、排污系统以及人们习惯了用肥皂洗手后，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1/5。这是英国历史上儿童死亡率降幅最大的一次。

由此，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认为，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厕所是最大的变量，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拥有良好卫生设施的人患病的几率较小，请假误工的时间也较少，这样他们的医疗支出也就相应减少。有研究数据显示，在卫生设施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节省医疗费用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平均能得到7美元的回报。早在1875年，英国伯明翰的市长约瑟夫·张伯伦就曾说过，由可预防疾病所引起的矿工和医疗费用每年高达54000英镑，是修建卫生设施花费的两到三倍。

五万生命的代价

现代排污系统的诞生，与伦敦一次大瘟疫有关。当时随着排泄成本的上涨——清洁工的工资涨到每晚6便士，百姓们发现直接把粪便倒入掩盖住的水道里更方便省钱。既然他们是掩盖着的，谁会在意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又有谁会去看呢？于是，到1815年，人们普遍都这么做了，以至于伦敦市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允许人们把自己的排水管和下水道接通。随之问题就来了。这些下水道都直接通向泰晤士河。到1840年，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托马斯·丘比特在议会的小型特别委员会上为实施《城镇卫生法案》作证时所说的那样：“泰晤士河现在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粪水池了，而不再需要每人一个粪坑了。”

在此情况下，各种疾病随之滋生蔓延，其中最可怕的是霍乱。霍乱病菌的主要载体就是人类粪便。在良好的卫生条件下，水源与粪便分开，可以抑制霍乱的传播。然而在19世纪早期的伦敦，当地9个水管理公司中有5个是从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的。而这正是霍乱的温床。1831年爆发的第一场瘟疫夺去了6536人的生命。在1848~1849年的瘟疫中，整个英国死亡50000人，其中伦敦就死了14000人。

当时，由于刚刚流行起来的抽水马桶向已经满满的粪坑或下水道排放了更多的污水，因此被指责为带来了更多的恐惧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公共卫生专家在谈论这场灾难时，都不会忘记约翰·斯诺医生。正是他第一个认识到，霍乱在粪便中传播，而粪便又污染了水源，从而导致了这场瘟疫。1854年的一个星期五上午，约翰·斯诺医生将百老汇街上的一个水泵柄拆了下来。这一历史性的举动阻止了这场瘟疫的蔓延。从此，结束了公共卫生员爱德温·查德威克关于“将污水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可能伤害这条河，但却能保护人的健康”的歪理。英国开始建设污水管道，冲水厕所也不必再背黑锅了。这就是伦敦著名的巴扎尔盖特下水道系统的来源。

现代厕所的普及

此外，现代公共厕所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提上议事日程的。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乔治·詹宁斯为水晶宫修建了公共厕所，共有827280名游客付费使用了该公厕。然而，之后的大多数建筑物仍然出于对成本因素的考虑而选择不造厕所。1858年乔治·詹宁斯提出在“那些碍眼的、使大城市受到批评的瘟疫地区”建造适合“现代文明发展阶段的厕所”的提议：

“我知道这个话题非同一般，处理起来也很棘手，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虚假的文雅而不去关注那些影响千百万人健康和舒适的问题。这些人每天都穿梭在你们的城市中间……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从他的室内和卫生用具来衡量。虽然我的建议可能令人无法接受，但是我坚信总有一天，将会在众人聚集的所有地方建造拥有完备设施的停留站（此处指公厕）。想象一下：每次用完坐便器后，一位可敬的服务员因害怕被解雇而认真地用潮湿的皮革制品擦洗每一个坐便器。他还会给那些顾客递上他们有可能使用的干净拭巾、梳子和牙刷。鞋匠还可以在里面做擦鞋生意，因为很多人宁可穿着脏鞋走开，也不愿意站在那儿，让别人盯着他们肮脏的鞋子。”

不过这项提议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被接受。无独有偶，在英吉利海峡的对面，直到1871年巴黎市政厅仍然还没有卫生设施。在1982年出版的《纪念巴黎市政厅重建100周年》里，对这座雄伟建筑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暖气、照明、电话、电梯都作了细致的介绍，唯独对卫生设施只字不提。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夏尔·加尼尔设计的歌剧院里同样没有卫生设施。他在自己的著作《巴黎新剧院》中如此解释：“盥洗盆和水桶虽然是建筑的一个部分，但它们不能成为对这门艺术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对象。”

因此，人们在这座新剧院享受高雅艺术时，不得不憋几个小时或自备尿壶。这在今天看来相当荒唐，可在当时却极其正常。19世纪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对身体的自制力。在学校里孩子们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如何摆脱“身体下等机能”，以应对日后的沙龙社交。在上流社会里，片刻逃离沙龙被认为是最为失礼的行为。难怪一些沙龙里会出现这样的标语“忍得一时，多年不爽。”

内急时如不解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自古以来的医生都知道这点。但真正落实并出现在沙龙里，流行在社会上，还是在现代。倡导现代厕所的卫生战役中，1883年是个标志性的时间。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外，还应指出的是，社会普及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医生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883年4月16日巴黎卫生住房委员会的会议上，纳皮亚医生质疑他的某些同事，认为他们25个人一个厕所的论点完全停留在经验层面。他大胆指出，这个数字必定会成为破坏卫生的一个原因。在他看来，每套住房都必须有自己的厕所。但是他也知道，这个要求在很多人看来“太激进，完全是革命性的”。因为在当时，随便翻开一本卫生报告看到的数字都是：“塔内利街22号，70人共用一个厕所。意大利大道135号，40人共用一个厕所。埃斯基罗尔街41号，60人共用两个厕所。”10年后行政当局终于承认每套住房内部都应该附设卫生间的原则，并在1894年颁布法令。但这却是在人们为此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之后。1892年，19世纪最后一次霍乱爆发，塞纳省死了1797人。相对于现代住宅厕所的缓慢发展，公共厕所却因经销商的大力推销而快速遍地开花。巴黎的一份招标记录显示：“1873年，市政府决定建造一批男用公共小便池：14个两个位置的小便池由古隆先生建造；维克托·马丁先生将建造62个六个位置的小便池和64个背靠墙角、大小不一的小便池。所有这些建筑均应配备枝形照明设备。1876年，一个名叫弗拉帕尔的人中标提供这类设备。”这种新型小便池造型奇特，我们只介绍一款经典的——这就是由建筑师德穆扎建造的铸铁制成的两排背靠背的小便池，这一款式后来用了百年之久。小便池旁边的两个柱子架着一个柱头，柱头上挂着用来张贴广告的牌子。小便池有扇很重的木门，目的是要让使用者完全站到厕所里面。

到20世纪初，这种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固定的金属挡板，挡板顶部有些小孔。在大道旁，人们看到了三个位置的小便池，还附带一个供清洁工使用的小工具房。两个这样的庞然大物可以提供5到6个位置。像所有其他小便池一样，它们顶上也安装了煤气灯。男用公共小便池的安装工作进展很快，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年，它还是一个竞选筹码。最迟到1914年，巴黎所有城区的居民都要求安装此类设施。

但是市政机构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女厕所的问题。一个举止得体的妇女应该知道克制自己，这个原则是19世纪的寄宿学校中“良好教育”的一部分。不过从第二帝国时代起，有钱的女士们已经可以使用巴黎街头的女厕所了。1865年，圣绪尔比斯广场上已经有“5生丁厕所”。同年，马德莱纳城区也有了一些“15生丁厕所”。这些建筑非常优雅，屋顶是带有叶尖和精灵装饰的小塔。1879年一位厕所承包商提议“在巴黎的街道上设立不仅仅供男性使用，而是男女都可使用的厕所。”这一提议直到10年后才有议员附和。1891年5月11日的一份会议记录写道：虽说有些妇女可以进入厕所奢侈一下，但没有财力的妇女依然会遭受一直以来的苦恼。故敦请行政当局向市议会提交报告，以着手在公共道路上修建免费供妇女使用的厕所。

一位名叫多利奥的专家提出了一种两个位置的柱形便池，其前部有一位女看门人栖身的小屋，她可以在里面卖花和一些小物品。多利奥的公司要求当局许可他们建造100个这样的设施，费用可通过广告筹措——出让25年——并免费提供水和煤气。这些新厕所的面貌与其先驱者们完全不同。地面是马赛克的，陶瓷马桶采用了抽水装置，马桶坐垫由桃花心木制成，还有两个通风窗保障空气流通。这种免费公厕本应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认同，可有人在这个看似“无害”的计划中找到了暗藏的不道德因素：在这类厕所中卖花属于不安全因素。因为不能禁止男子前来买花，并在那里驻足，假装挑选花卉，女看门人还可能会充当拉皮条的人。一位精通女性心理学的议员还以学究式的口吻评论说：“男女两性在过于狭窄的过道里来来往往，不可能没有肢体接触，而这肯定会冒犯女性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羞耻心。”跟现在差不多，这类鉴定羞耻心的专家通常都是男性，但关于女厕所的问题，却从来没有人咨询过女性。就这样，这个女厕所计划流产了。

直到20世纪初，女厕所问题借着巴黎开建地铁才得到真正解决。1905年2月1日，地下厕所公司在马德莱纳广场的花卉市场地下开设了一个真正的公共厕所，这座建筑面积165平方米，顶棚高3.4米，内设男用小便器22个，以粗瓷制成，自动冲水，13个大便器，另有一个盥洗处。该公厕为女士们配备了14个便器和4个带有下身冲洗盆的盥洗处。地面以涂白釉的砖砌成，这是当时流行的材料。墙上镶有粗瓷砖和实心桃花心木制品，外露的水管是铜制的。照明条件良好，房顶为玻璃砖制成，装有电灯，当然还装有通风设备。不过这个公厕还是收费的。仅使用便池0.1法郎；便池加盥洗处0.15法郎；付0.2法郎还可以享受冷饮和热水盥洗处的待遇。这座公厕从上午7点一直营业到午夜。至于维修和监管工作，男厕所由三个男看门人负责，女厕所由三个女看门人负责。此后其他同类型的厕所也相继在维多利亚大道、伯纳努维尔大街和巴士底广场投入使用。

公厕呼唤革命

如果说现代化的卫生设施保障了人类远离疾病，那么智能科技的加入则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世界卫生统计资料》显示，日本2009年人均寿命83岁，位居世界首位。长寿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那就是良好的卫生设施和清洁习惯。日本的智能厕所在这方面的确世界领先，或许这就是日本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一长寿国家的原因。

现在，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日本，可能会对他们的坐便器大惑不解。一个马桶上有许多按钮，马桶里还有一个奇怪的喷头。找了一圈也不知道哪个是冲水的键，但却找到了奇怪的“前按钮”。然后错误地按下一个键，结果喷了自己一身水。这就是他们的智能化厕所带给“老外”的不便。可用惯这些的日本人，却再也离不开它。20世纪70年代富裕起来的日本社会对危险、肮脏、黑暗、臭气熏天的茅厕再也不满意了。洁具公司看准了市场需求，推出了有洗浴功能的坐便器。

与日本这种智能型厕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世界上还有26亿人根本没有什么卫生设施。他们在田野树林里随地大小便。女性则必须凌晨4点起床，在天还黑的时候排便。有时还要冒着被强奸和被毒蛇咬的危险。全球还有40%的人生活在到处都是人类粪便的环境里。儿童玩耍时可能会踩到或跌入粪坑里，粪便很有可能会弄到食物和饮用水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出版物《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几位编撰人这样说：“当涉及用水和卫生问题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忍受冗长的会议和缺少行动的痛苦。”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对于卫生问题的责任很不明确：联合国下面有23个署对卫生问题负有某种责任，但是没有一个机构牵头。每年因饮用水和卫生问题致死的儿童人数高达180万，这个巨大的数字超过了任何武装冲突的死亡人数。没有哪一种恐怖主义活动能像饮用水和卫生危机这样给地球带来如此大的灾难。然而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被提上国际活动的议程。

联合国之外，同样也缺少类似关注。日本和英国都有厕所协会，但各自只扫门前雪。日本把11月10日定为全国厕所日。英国的厕所年比赛活动非常成功，但参赛者都是洁具行业内人士。没有全球性的组织为改进世界卫生状况而努力。

1996年一位成功的新加坡商人沈锐华看到了一篇新加坡总理呼吁人们提高“社会公共道德修养”的文章。这篇文章引发了他的思考，在他四处查看世界各地的公共厕所之后，于1998年组建了新加坡厕所协会，并开始建立全球组织的计划。沈锐华在1999年创立了世界厕所组织。迄今为止，世界厕所组织已经举行了8次世界厕所活动，出席人数超过4000人。世界厕所组织还在新加坡成立了一所世界厕所学院。他们还计划设立一个卫生问题和平奖，建立一家厕所开发银行，给穷人提供100美元的低息贷款，鼓励他们修建厕所。

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将人类和自己的有毒排泄物隔离开来。每座城市都有将污物排放到某个地方的排污系统，然后又由更大的排污系统来处理。人们看不见，也闻不着。卫生设施是现代城市建设的基础，也是芸芸众生能够高密度地生活在城市中的保障。

厕所是防止人类粪便造成各种危险的屏障。人类的厕所史和人类的其他历史一样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它从社会的各种禁忌中解放出来。

厕所就是人类文明的晴雨表。一个社会如何处理粪便也可以反映出它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