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叙——马识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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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自叙——马识途/文



       小的时候，在家乡三家村的私塾上学，写起作文来，老爱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种陈辞烂调来开头，接着就学古人那样感叹起来：“呜呼，念岁月之不居，感人世之沧桑”。其实那个时候，何曾感到时光过得很快，何曾体会人世的沧桑？不过是像辛稼轩那样，“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为了作文而无病呻呤罢了。
       真正感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是在长大以后。不知怎么的，和小伙伴上树掏雀蛋，下河拉鱼网偷鱼，用野火烧吃新玉米的童年往事，还历历在目，却岁月匆匆，自己已经从小马变成老马，从老马变成马老，儿女们和孙辈正忙着为我做八十大寿了。对镜自顾，满头霜雪，生活在脸上刻蚀的皱纹也愈来愈深了。
       我真的老了。说不一定外国的马克思或中国的阎罗王的报到通知书，已经在路上了。
       不知怎么地，一混就过了八十年。回顾一下过去的八十年，才真正知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才真正理解人世的沧桑。
       我的幼年时代是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四川渡过的。我所看到的就是军阀混战，杀人如麻，列强侵略，国耻不断，听到亡国后的朝鲜人来学校哭诉亡国之痛，说是日本人只准他们五家人才拥有一把菜刀，深感堂堂中华也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不是亡于日本，就是亡于英美等列强。于是我便和其他的同辈少年一样，立下了雪耻救国，振兴中华的志愿。同时遵照老师的振兴实业，富国强兵，以救中华的教导，决心发奋读书，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从在本地初中毕业后，走出夔门，到文化古都北平去上高中，即使日本军打到北平城外，不得不狼狈逃到上海读完高中，我也不改工业救国的初衷，直到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我下决心要为自己的强兵之道造出新式的高爆性的炸药来。
       但是血腥的现实，粉碎了我的迷梦。日本军强占了东北，又踏进了华北，咄咄逼人，南下侵略不已。而那时的中央政府却坚持反共反人民，提出“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国策。对深入的敌人采取节节退让的不抵抗的政策，受尽了欺凌，还说要忍辱负重。眼见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在报刊和教本上竟然不准有“敌军”和“侵略”的字样出现，必须称为“友邦”、“中日提携”。敌军在国土上横行，叫做“驻防”和帮助“靖安”，也就是帮助反共。报刊稍有不敬，就要以“妨碍邦交”罪论处。现在还记得为了上海《新生》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得罪了东京的天皇，吓坏了南京的地皇，小朝廷便诚惶诚恐地向“友邦”赔礼道歉，判处报人杜重远以徒刑。日本大使馆一名人员失踪了（后来得知是日本故意搞的），日本抗议，把军舰开到首都南京江上，进行威胁。国民政府吓得屁滚尿流，上下震动，搜遍南京，才把这个宝贝找到，送回日本大使馆。丧权辱国，以至于此！凡是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能不奋起？
       当时我正在南京，和同学们一起到下关长江边，亲眼目睹日本战舰褪下炮衣，把炮口对准国民政府大楼，真是义愤填膺。我的“工业救国”的迷梦完全被粉碎了。正彷徨无计，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席卷全国。我被卷进抗日救国的怒潮，热狂地为拯救危亡的祖国而奋斗。我随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那个时候我以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共产党抗日是最坚决的，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抗日和革命斗争中去。我认为我从此找到了前进的道路，把名字也改为“马识途”。
       但是就是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抗日，爆发了抗日战争，可是蒋介石一直誓言，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始终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不仅在抗日根据地和日军勾结，跟共产党闹磨擦，做亲痛仇快的事，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更是以捕杀共产党，作为头等的任务。我们在国统区里从事抗日活动，实际上就是成天和死亡打交道。直到解放的十二年中，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被国民党杀害了，其中也有我的妻子、妹妹和妹夫。
       我因为是地下党在几个地区的领导人，更成为他们追捕的重要对象。我改名换姓，从事各种职业，装扮成各种人物，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和地下党员一起，领导人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和非法的，政治的和武装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解放。我所经历的危险，只有用九死一生才能形容，然而我处之泰然。因为我们有“相信胜利，准备牺牲”作为我们的信条。虽然我们不时要为我们同志的被捕和牺牲而痛哭哀悼，却也常常为我们斗争的胜利而欢唱。人生能得几回搏？我曾享受过许多次搏斗的欢乐，也就不虚此一生了。
       解放以后，生活安定，没有危险，而且享受着各种荣誉和待遇，还有做不完的工作。眼见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天天变得兴盛起来，再也不受“洋鬼子”的欺侮了。一直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不特衣食有着，而且成为国家的主人。这都是过去在千难万险的斗争中所希望的，一朝实现，当然是高兴的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再过几个五年计划，便会兴旺发达起来。
       建国后开始的五六年还算比较顺利。我当时担任着四川省建委主任和建设厅长的职务，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眼见原本贫穷落后的国家，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改变着面貌。我没日没夜地投入工作，心情舒畅。但是不知怎么的，我们的路线转入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去了。以后的许多日子，我就不那么愉快了。一些我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出现了，一连串人斗人的各种名目的“运动”，把我的思想和情绪搅乱了。为了一个目标曾经生死与共的同志，为什么变得如此的无情和冷漠，为什么进行如此残酷的斗争，为什么彼此如此的不信任，俨如仇敌？在运动和斗争中，为什么有些人为了自己得好处，投上级所好，如此地无中生有，含血喷人，如此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什么有些人为了自己过关，不惜作假告密，落井下石。为什么打“老虎”捉反革命，抓“右派”，要定出指标，一定要抓多少个，甚至以超指标为荣？为什么搞“大跃进”，头脑那么发热，拆下钢门钢条以至砸烂煮饭的铁锅，拿去炼成毫无用处的渣铁？为什么把熟土硬要深挖翻成生地，为什么演出上台“打擂”，出口就是亩产粮食万斤、指标一个比一个高这样的闹剧，为什么弄虚作假到把许多亩田的谷穗移到一亩田里，坐上孩子照像，以赢得高产状元？更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道许多事情是胡说八道，异想天开，毫无科学根据，却不敢说，反倒去跟着起轰？为什么一个老帅站出来说了真话，就要连批带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后来弄得死无葬身之地？同时还捉了那么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等等的事情，层出不穷，触目惊心，把我的脑子轰坏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为了自保，不得不谨小慎微起来，甚至有时不得不变得虚伪起来。不得不跟着说假话，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转。有时我坚持一点科学道理，反倒被诬我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我想，一个人一生要这么向人打恭作揖，虚与委蛇，要说多少陈辞烂调，要唱多少“正气歌”，要向“大人”鼓掌，要喊多少“万岁”，要装得谦恭聆听上级指示，有时要去坐排排，去看斗别人，有时还要去站排排，等着挨别人斗。对于自己所思考的要细心地掩盖起来，要斟字酌句地修改自己的文章、发言或检讨，还要时时注意紧跟各种“运动”，要琢磨那些领导人说官话的背后，有些什么心机，特别是杀机。要去听那些由秘书起草的冗长无味的大报告，要去参加少有所获的牛皮酢、酢牛皮的学习讨论会。我觉得这样地生活下去，实在是太累了。
      然而就是这样，也难免要时时成为那些以改造别人为职业的“左派”的关注对象。就是给自己戴一顶右倾的帽子以求解脱，结果也没有能够逃脱指责、批判以至带惩罚性的“下放”。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首先作为最方便打击的对象，被强迫发挥“保将帅”作用，把我这个可怜的“车马”抛了出来，成为众矢之的，升格为革命大批判的靶子。后来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连“车马”也不够格，成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
       我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忽然国家主席，革命元老，开国元戎，都成为罪人，被号称为历史的“狗屎堆”了，我这个小小的反革命有幸列入历史“狗屎堆”的行列里去，又算得什么？于是便心安理得地被拉来扯去地批判斗争，满不在乎了。后来被新生的红色政权捉去投入自己的监狱，也无所谓。少有造反派来进行人身虐待和人格侮辱，反倒有一种安全感。但是我在被关起来的六年中，和“走资派”们一起受到千奇百怪的虐待人的方法的考验，心灵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但是我相信我不是反革命，这个牢底总有一天会被坐穿。在长长的六年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场东方式的悲剧到底是为了什么？孰使为之，孰令致之？一直到我被胡里胡涂地“解放”出来，甚于直到“四人帮”垮台，我还是无法理解。我个人的受苦，倒无所谓，只是这一生最能干活的十年，就这么白白地浪费掉了，实在感到痛心。一想到我们的国家白白地浪费了千辛万苦才积累起来的不知多少千亿元的财富，特别是丧失了最可宝贵的发展机遇和二十几年可贵的时间，这该是多大的教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确立起来了。大家从来没有这样地心情舒畅，敢于去思考，发议论了。我才模糊地知道，许多事情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中国要前进，这样的痛苦历程，大概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光明世纪到来前不可避免的阵痛。反面的教训太深刻了，才带来三中全会路线，带来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才有现在的光明和兴盛。但是历史发展永远不会是直线的，这十年来我也仍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险滩恶浪，而且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坎坷，还会有荆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方向是正确的，人民是高兴的，一个富强繁荣的中国一定会出现于亚洲的东方，是无疑的了。这才是我最开心的，我能在生前看到这样的前景，也就不虚此一生了。即使我这八十年历尽沧桑，受够屈辱，身心创伤，又算得什么？
       更叫我高兴的是，我到底用我的笔，纪录下我的生活的某些轨迹，写过几百万字的文章，出版过十几本书。现在也还是满怀激情，笔耕不辍，想在文学百花园里和大家一起享受春天的快乐。
       我已经满了七十九岁，进入八十高龄了。根据“做九不做十”的老规矩，老伴和儿孙们正在客厅里布置寿堂，要为我祝八十寿诞。红烛高照，儿孙绕膝，笑语满堂，这自然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可是我却怀着几分惆怅的心情。这说明我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年限，最后的日子将要到来，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做，许多的作品要写，更要紧的，我们国家的好光景我还没有看够呢。
       祝寿之夜，感慨万端，我在灯下写了一首《八十自寿》词，寄调《寿星明》（也就是《沁园春》）：
       红烛高烧，笑语盈庭，寿宴盛张。忆少年报国，南征北战，酸甜苦辣，雪雨风霜。劲节还持，松姿尚挺，赢得贞梅高树香。终无悔，任千难万险，无限沧桑。
　 何愁鬓发苍苍，却自许驱驰奔小康。幸志犹慷慨，身犹顽健，心犹耿介，笔走猖狂。检点平生，我行我素，管甚流言飞短长。孩儿们，满金杯侍候，纵饮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