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昌：学者和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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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昌：学者和官员

   已经说不清从何时开始，一部分官员爱上了学问，一部分学者爱上了做官，进而就产生官员型的学者和学者型的官员。只要到一些党政机关看一看，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已经不在少数。感觉上，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学者化了。
如果仅仅有学位，也只是个人进步的事情。令人惊奇的是，许多领导干部还堂而皇之的作了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导、硕导，已经参与了大学的教育过程，为大学发展作着贡献。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吧，但偏偏又有人对这种现象大加批评，好像此类官员都有些什么问题。
    要我说，问题既在官员身上，又不在他们身上。毕竟，那些官员作了自己分外的事情，是不能摆脱责任的。可话说回来，几乎没有一个自己找到大学申请做兼职的官员，是我们的大学把教授、博导、硕导作为一种精神礼物奉送给了他们，这当然就是大学的问题了。
     假如我们因此就嘲笑大学的卑贱，又必然有些武断了。想一想有多少大学是原发性主动地聘请官员做兼职教授呢？再说，我们的大学也没有毫无选择地聘请官员兼职呀？这就使一个潜在的原则凸现了出来，即我们的大学只聘请那些有用的官员。
      那什么样的官员就算对大学有用呢？这要取决于官员所领导的部门的性质。根据经验，直接领导大学的，或有大学资源分配权力的部门，其官员就是有用的。对于这一点，还有许多人搞不懂，他们常常书生气十足地认为，所有的官员是秉公办事的。
有这种想法的，如果是个平民，一定是诚实本分、总被人忘却的平民，如果是官员，一定是不重要部门的不重要的官员。不管怎样，大学和一些官员合作了，合作的成果是学校“发展”了，官员“学者”化了。
      我常常想，为什么党政部门就不聘请大学的教授，做兼职厅长、局长、处长、等等长呢？答案只有一种，就是教授在官员们的眼里是没什么价值的。教授除了些自珍的“学问”、“思想”以及因有了学问、思想而产生的学者气质，还有什么呢？刚写下这句话，我就觉得有些不妥了。
     今天大学的教授，已经不是一个模子拓出来的样子了。大学里自然还有许多登崇俊良、求真至善的学者，但与他们做伴的，还有另外一种人。这另外的一种人，也许曾经是原汁原味的知识分子，但因从事了行政管理，逐渐成长为官员型的学者。读者切莫误解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凡在行政管理岗位上的教授都是官员型学者。所谓的官员型学者，特指那些因有了管理者的位置而后才具有了学者的外在特征的人。
      大学里也需要管理者，有些人走上了管理岗位完全是因为它是一个学者。相反地，大学里也存在着许多人，他们之所以披上了学者的外衣，是因为他先拥有了管理者的岗位。人们常说的官员型学者一般就来自这一帮人。官员型的学者，不可能没有一点学问，但他们的学问一般是靠不住的，浮华的多些，形式的多些。在长期的自我追求下，官员型的学者，仅仅把学者作为一种工具，满心里装的都是官员的梦，形成了官员的心态。
     说他们是官员，显然不是那种学校之外的吆五喝六的人；说他们是学者，他们显然已经丧失了学者的良知。他们在真正的官员面前，变色为乖乖的学者，而在真正的学者面前，又会变色为令人作呕的官员。
      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很可怜的，他们就像游荡在一条无名河中，左岸是学者的世界，右岸是官员的世界，真正的官员的世界他们进不去，真正的学者的世界他们回不来。于是，在寂寞、无聊、狂躁的心态下，他们开始强迫症似地忙碌。至于忙碌什么，只有天知道。
      今日读报，看到北师大肖川教授的一篇随笔，名为《忙碌是一种病毒》。文中说到，“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看完这一段，我会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