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感咏 兴 起

古今情思

                                     兴          起

                  
       诗经六艺兴为先，引领风骚振玉篇。

                  
               鸣凤翔鸾驰俊采，一花吐艳百花妍。


附：周振甫《诗词例话》

兴 起
　　
　　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术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兴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毛诗·关雎传·正义》)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朱熹《诗经集传·关雎》)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朱熹《朱子语类》卷八○)
　　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春官·大师》，最早给予解释的是后汉的郑众，他做过大司农的官，因称他为司农。他注《周礼》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比是用物来打比方，兴就是用物来寄托。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篇，才对比兴作了专门研究。他先从六义讲起，六义就是风、雅、颂加赋、比、兴。风、雅、颂是三种音乐上的分别，赋、比、兴是三种写作手法。他指出“比显而兴隐”。像“芙蓉如面柳如眉”，“芙蓉”和“柳(叶)”是比喻的词，“面”和“眉”是被比的东西，所以比喻是很明显的。兴是暗比，像《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配偶)。”相传雎鸠这种鸟，有一定的配偶而不乱，用它来起兴，暗比淑女具有贞洁的品德。那只是暗比，隐而不显。又《鹊巢》；“雏雀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这女子出嫁)，百两(百辆车)迎之。”相传鸠鸟也有一定配偶，用来暗比这位新嫁娘具有贞一的品德。这种暗比，不点明不容易清楚，所以要经过注释才知道。比是比附，取一物的某一点来打比方，如取柳叶的细长来比眉。兴是兴起，用一物来引起情思，这种比拟是隐微的。就“兴者起也”说，兴在前，所以《诗经》里讲的兴，在诗的开头。又说“兴则环譬以记讽”，“环譬”是围绕着一个主意用几个暗比来引起它，那样的兴，就不是用一物来引起另一物了。到孔颖达写《毛诗正义》，指出诗文中举出草木鸟兽来透露用意的，都是兴。这样看来，兴有两种：一种放在诗的开头，用来引起所兴的事物，像关雎和鸠就是。一种是引了好多鸟兽草木来显示用意的，像屈原的《离骚》“讽兼比兴”，就是篇中引用了不少的草木鸟兽，有比有兴，就不同于放在每篇开头的兴了。刘勰指出“兴”是“婉而成章”，因为它的含义比较隐，比较含蓄婉转，初看时不易体会，但体会到了以后，给人的印象比较深切。所以说“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用的像关雎、鸠，但所含的意义比较大；类就是义类，指含义说的。这是兴这种修词手法的作用。
　　刘勰、孔颖达、朱熹，他们讲兴，都引了《关雎》，都把“淑女”说成后妃，即文王的妃太姒，把“君子”说成“文王”。这是三家都受传统说法的束缚，现在我们已经打破了这种传统，不讲“后妃之德”了。朱熹讲《关雎》，认为“雎鸠之情挚而有别”，“相与和鸣”，与淑女“幽闲贞静之德”与君子“相与和乐”。朱熹的解释同刘勰不一样。刘勰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关雎有一定配偶不相乱的优点，所以用来比后妃的德行，“方”是比方，就是指出兴也是比方，不过是一种暗比。朱熹不讲关雎的挚而有别比淑女的德性，不讲“比显而兴隐”。那么朱熹对兴怎样看的呢？他说“《诗》之兴全无巴鼻”，就是兴所讲的事物，与下文全无关系，所以他不讲关雎是比淑女的，即关雎与淑女毫无关系。他又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兴和下文毫无关系。《古诗十九首》里说：“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文选》李善注：“言长存也”。下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李善注：“言异松石也。”朱熹认为松石和下文“人生”句毫无关系，但李善注认为不是毫无关系，是说人生的寿命不如松石那样长久，那末用松石的长存，来反衬人生的短促，是暗比中的一种反比。朱熹又举出“高山有涯，林木有枝”，认为山涯和树枝同下文“忧来无端，人莫之知”毫无关系。其实这也是反衬，用山的有涯，木的有枝，来反衬忧来无端，也是暗比中的反比。《文选·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李善注；“言良人行役，以春为期，期至不来，所以增思。”上句讲春天到了，下句讲思念远人，是有关系的，不是毫无关系。刘安《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春草生本是同怀念远人联系的，所以第三个例子只能证明兴同上文相关，不是无关。那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孔雀的徘徊是兴，它同刘兰芝的“十三能织素”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兴的引起下文，有两种，一种是引起个别的人或物，如《关雎》的引起淑女；一种是引起全篇，像“孔雀东南飞”就是。从“孔雀东南飞”使人想起《双白鹄》：“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妻卒(猝)得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乐者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落纵横随。’”另一首《艳歌何尝行》，上文大体相同，下文还有“‘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孔雀是大鸟，白鹄也是大鸟。“西北来”同“东南飞”是一致的，“五里一徘徊”同“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也一致；下写夫妇的生离，跟兰芝和仲卿的情节也相应。像另一首提到“亡者会黄泉”，更提到死别。因此用“孔雀东南飞”来起兴，就不是同下文全无关系，是引起全篇的夫妇生离死别的悲剧。因此，这就不同于朱熹的讲法，同于刘勰的讲法，“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称名是提到孔雀，好像无关宏旨；取类是暗示夫妇的生离死别的悲剧，就意义重大。从这个起兴，联想到它的含义，就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这个起兴，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形象，而是和下文密切相关的形象，这就成为作品中构成形象思维的一部分。要像朱熹说的，兴同下文“全无巴鼻”，那末兴就成了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形象，是跟全篇的意义无关的形象，不属于全篇的形象思维的范围。但从朱熹所举的三个起兴的例子看，还不能说它们是脱离了作品的形象思维。
　　有没有和下文全无关系的起兴呢？也可能有。那可能由于我们不了解它同下文的关系。比方《古诗源》里的《饭牛歌》：“南山矸(同岸，高大)，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gàn干，小腿)。从昏饭牛薄衣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相传这是宁戚唱给齐桓公听的歌，开头“南山矸，白石烂”是起兴，它同下文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