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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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

缘起    又到一年开学时。教材质量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主编李玉龙在与该杂志的专栏作者、杭州语文老师郭初阳探讨选题时谈到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问题，特立独行的郭初阳心灵深处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他向浙江省内的另两位语文教育界的同行吕栋和蔡朝阳发出了邀请，发动全国30多名来自教育第一线的语文老师，把全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里面关于母亲、母爱的课文进行梳理，用现代公民的视角重新审视。    研究小组收集的是一到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一共是12册。三套教材共36本书，一一进行点评。研究结果表明，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大致分两张面孔：苦大仇深型和道德完美型。比如苏教版中的《水》、《沉香救母》、《花瓣飘香》；人教版中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研究小组认为，这些课文中的母亲形象是不健康的，这些家庭也是压抑的。另外，人教版中的《日记两则》、《看电视》；北师大版的《流动的画》、《妈妈的爱》，已经失去了该有的逻辑，将母亲形象描绘得完美而失真。    关于“伪文章”    “跟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我们不是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的要求要审视我们的孩子天天捧读的课本，以期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研究小组认为，文艺类的作品，可以分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传记、非虚构六大类。前三者都属于文学艺术，都是生活的扩展，以想象的方式追求艺术的真实，有虚构的特权。后三者的写作必须严格按照事实本身，否则就是捏造。    《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一书里，提到美国各个杂志都设有“事实核查员”这一岗位：“‘事实核查员’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查对所有的来稿中涉及的事实，复按所有的来稿中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以保证杂志所传达的知识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点，在美国《National 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中更甚。他们的编辑部一共有20位事实核查员，以保证刊出的内容准确无误。结果他们在读者中建立了‘不出错’的信誉，以至于有一次弄错了美国加州一个小镇的名字，居然成为当天的新闻。”    而在小学语文教材里，文体混淆，有很多历史不像历史、传记不像传记的散文体篇目，既谈不上艺术的真实，也不符合基本的事实，这样的文章，可以称之为“伪文章”。    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意    “不要写我一个，这是大家一起做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唤起有关教育部门和教材出版部门的重视。”白净清瘦、行事低调的郭初阳一再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如是说。在一群富有激情的青年才俊的共同努力下，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以专辑的方式，刊登在今年二月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上。当报告转贴到天涯论坛后，两天之内回帖多达20多万。    年轻教师的质疑报告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郭初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说教，习惯于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文章”全盘接收。不敢对权威说“不”，质疑教材成了“异端”。众所周知，能入选教科书的文章常常被视作“经典”。编定的教材一经审定就很少变动。孩子们就得伴随这套课本成长，学校、老师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力，总而言之，教科书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从专题研究发起之日起，郭初阳的身边迅速汇聚了三十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其中浙江的老师大概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统一的教材，影响面很广，其社会效应不可谓不巨大。正因为如此，作为编著者更应十分严谨。小组成员坦言，他们之所以要批评教材，是出于对教育、对母语、对中国孩子的深沉的爱。    郭初阳：教育是解放，不是捆绑    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跳舞歌唱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    “这些课文的价值判断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让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都注意到。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教会孩子的不仅是识字、作文，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而‘母亲’的主题，对孩子的成长更为重要。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形象。”研究小组成员如是说。    怎么样的教育研究才有意义?郭初阳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我们摒弃了对教学细枝末节的研究，以质疑和求证的精神，直入教学内容的本质。”研究成员分为三组，组长是郭初阳、蔡朝阳、吕栋，分别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课文进行“挑刺”。在这三个版本36本教材中，涉及母亲、母爱的课文约有两百多篇，其中《小蝌蚪找妈妈》、《落花生》、《植物妈妈有办法》是几代人耳熟能详的。在研究的半年多时间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小组成员在萧山开过一次碰头会，明确分工与任务，之后的问题讨论，都在QQ群里进行。    为了考证屠格涅夫《麻雀》的真实性，郭初阳翻阅建国以后所出的8个译本，甚至干脆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答案；为了了解《陈毅探母》的真相，郭初阳不但查阅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表》，还把所有关于陈毅元帅的书翻了个遍，最终得出结论：《陈毅探母》一文纯属编造！与北宋黄庭坚为母亲洗溺器一文如出一辙。    “《第一次抱母亲》是一篇很有名的课文，许多名师都拿着它到处上公开课。许多报刊也转载了此文。为什么？因为它很煽情，但实则是一种病态的文本。我们已很熟悉一种说教：子女成功与母亲的正确教育密不可分，但凡是名人伟人，其成就与母亲的教导是相关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把孩子教育成真正的‘成年人’。而现在我们的教材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常以大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子世界。”郭初阳如是说。    教育的真谛是让人得以解放，得到真理，但目前充斥着“高大全”的教材内容最可能对孩子的精神造成戕害。通过调查研究，教材里的许多虚假的母亲形象逐渐浮出水面：以工作太忙为理由打发女儿的母亲，付出就想得到回报的母亲……    郭初阳认为，教材中说教的意味太浓。符合孩子心理，满足童心的文章几乎没有。“北师大版《流动的画》说：‘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这样枯燥的话，怎能让孩子了解‘爱’、了解‘祖国’。”郭初阳直言：“难道不是祖国的画我们就可以弄坏它了吗？”在北师大教材中有一篇课文叫《花脸》，它表达的是只有回报父母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还有人教版中，有些课文直指孩子就是要不断吃苦。“这是教材很大的缺失，我们很少关注儿童的真正需求。我们给予孩子的是捆绑教育，使孩子丧失了天性和创造力。”    于爱群：家长有权知道真相    无独有偶。继郭初阳、吕栋和蔡朝阳之后，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加入到了这支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队伍中来。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一个5年级孩子的家长。陪孩子看书时发现北师大版5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的一些课文有点问题，写了点东西。我认为我说得还算在理。”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放厥词，实在是看不过去这课本的编写质量。想到我的孩子就要通过这样的课本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接触文学，体会人生，深感悲哀。”    她在“对北师大版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的质疑与看法”中列举了许多“疑问”。有一篇课文《黄河象》，是一篇科学小品文。文章从考古挖掘出来的一头早已灭绝的剑齿象骨骼化石展开想像：“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它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它们就高兴地跑起来。”    于爱群在《黄河象的一点小疑问》中写道：现存的大象，不论是非洲象还是亚洲象，象群都是以母象为首领的。不知道这位作者有什么根据认为200万年前的剑齿象是以公象为首领的？    在另一篇课文《他发明了什么》中，于爱群发现，文章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应该算是一篇历史小品文了；可是却又在时间顺序、人物关系、历史背景、事件进展、甚至数据等各个方面遍布错讹之处。她认为，这篇文章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主题先行，人为地改编历史，以塑造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对历史缺乏基本的尊重。还有《成吉思汗和鹰》这篇文章是在“面对错误”这一单元。讲述成吉思汗在打猎途中口渴，想接泉水解渴。但是他的宠物鹰却一次一次地撞翻他接水的杯子，最终惹恼了成吉思汗，射死了自己的鹰。之后，他才发现，这泉水的源头处，有一条“粗大的剧毒死蛇”，“几乎占满了整个池子”。成吉思汗明白，是鹰救了自己的性命，而自己却杀死了它，不禁追悔莫及。” 于爱群说，人人都知道蛇毒可以致命。但是蛇毒一般是通过进入人或其他动物的血液和神经系统而发挥毒性的。死在水里的毒蛇还有毒吗？退一步说，就算这条蛇在临死之前分泌了毒液溶在水池里，那么这水是否就被毒化了呢？她咨询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她认为，这个有名有姓的“传说”既没有史实依据，更没有科学依据，很容易对孩子造成误解。为了教给孩子一个道理而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在于爱群看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整体选文水平比较差。有的有史实错误，有的科学依据不够，这些都是硬伤。还有的有“内伤”。如《一个苹果》中，讲述了一个连长和7个战士在一个防炮洞里，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吃仅有的一个苹果的故事。文章最后说，“在这战火纷飞的夜晚，我被这种出自战友间的关怀友爱激动着，迸出了幸福的骄傲的泪花。”    于爱群却认为，战士们之所以没吃那个苹果，并不是出于友爱，而是因为“领导还没吃。”因为文中有一句话：“我知道，越是在艰苦的时候，战士们越关心自己的领导。”课文中，当那个通讯员冒着生命危险送来弹药的时候，他把唯一的苹果给了连长，而不是最需要它的通讯员或者伤员。这是“战友情”吗？当我们的孩子已经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阿甘正传》、《拯救大兵雷恩》这样描写战场上战友间情谊的作品之后，再来读这个故事，会怎么想呢？这不是一个讲述战友情的好故事。    于爱群在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册）中，发现了一篇课文《草帽计》，讲的是红军长征期间，贺龙用计谋，不费一枪一弹，使敌人自相残杀的故事。但是读完后于爱群却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他查遍图书馆内和长征以及贺龙有关的十几本传记和历史文献，找不到任何关于“草帽计”的记载；于爱群又以“贺龙，1934”和“长征，草帽”为关键词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除了这篇课文，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文章或文献记录能够佐证这件事。而且，这篇课文本身，没有出处，没有作者，时间和地点也极其模糊。而从历史上来看，长征时期的贺龙同志根本就没有可能在一个“炎夏”，在从湘西到贵州的途中，利用敌人飞机判断失误，来实施“草帽计”。所以她断定，这篇文章要么是张冠李戴，要么干脆就是凭空杜撰。    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于爱群提问，红军长征中有那么多英勇不屈、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战例，我们的孩子需要读这样一篇于史无据、自相矛盾、甚至可能是凭空杜撰的文章来学习什么是“智谋”吗？这样的文章能入选小学课本，不知道“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是怎么审过的。作为家长，是否有权利要求该委员会给出一个解释呢？    李玉龙：呼唤更多的民间“事实核查员”    《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教材在教育事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教材的好坏事关孩子教育的成败，事关民族的未来。现在教材中虚假的东西很多很多，根本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把教材中的问题收集起来看，可以说是让人触目惊心。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郭初阳们”和作为家长的“于爱群们”的质疑精神和求证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在教材编写者的潜意识里，千万不要以为孩子是好糊弄的。从小让孩子学伪文章，让孩子说假话，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等将来孩子长大了，知道了真相，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看来，我们的教材编写和出版部门实在是责任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