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语文课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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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语文课程教育

——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 胡乐乐

   由于传统的私塾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样就有了近代语文教育的萌芽。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推行的学制；1905年，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等一系列新政措施的框架之下开始单独设立“中国文学”一科。

    1909年（清末光绪三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和吴增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这是我国较早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其中，最通行的是《中学国文教科书》，这套书共五册，选文七百篇，每课八百字，每册前有例言一篇，论文家渊源、文章优劣，介绍一些文学史常识；选文全部是文言文，编排由近及远，从清上溯至秦汉；文章分析采用传统办法，对精彩的文句加以圈点勾画，还有总评、眉批。
    民国初年，中学语文教科书大多承袭旧版而了无生气。谢无量编的《新制国文教本评注》是当时流行最广的教科书之一，全套书共四册，选文三百一十九篇，也全是文言文，按从今到古的系统编排。
    尔后，教育部相继颁发了一系列的国文教育法令与教学规定。1918年12月28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以筹备国语统一及方法为宗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规程》，国语运动初见成效。
    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之下，语文教育迈上了现代化之路。由于初创阶段的国文教科书全部是文言文，基本只是文章汇编，有少量圈点评语，后经胡适等人提倡，语文教育才逐渐摆脱文言文的模式，开始采用现代白话文，不但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语言而且教学用语也渐渐白话文化。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终于为白话所取代，一向被讥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白话文，终于合法地进入了语文教材。1924年，叶圣陶等编写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共三百六十篇，白话文就有九十五篇，占到教材篇目总数约百分之二十六。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沈星一编的《新中学古文读本》与《新中学国语读本》、顾颉刚与叶圣陶等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与《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
    抗战前，中学语文教科书仍主要由民间编写、政府审查出版、学校自行选用。这时期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编排，大多附有作者介绍、题解、注释和少量习题，逐渐形成现代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传统。比较通行的教科书有傅东华编的《复兴初中教科书国文》和《复兴高中教科书国文》、宋文翰编的《新编初中国文》和《新编高中国文》、夏丏尊与叶圣陶编的《国文百八课》。其中，《国文百八课》是一套最具特色的初中语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选文语体文比文言文多；应用文和说明文比较多；语体文中记叙文居多，且多数是后世传颂的名篇，如《孔乙己》、《背影》、《最后一课》等。这套教科书对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乃至语文教育的科学化都进行了重要探索，迈出了一大步，对后世语文课本的编制有重大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出现了教科书编制、印刷和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国民党政府趁机将一直沿用的教科书“审定制”改成“部编制”，统一筹划和组编中学语文教科书，语文教育党化意识较浓。为了加强思想钳制，在教科书中编入大量“党国言论”、政界要人的文章讲话，大大削弱了国文教育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思想性，这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抵制，各大出版社纷纷重印或新出各种国文教科书。

二

    传统语文教材的主流模式是“文选模式”。“文选模式”的构成要素有课文、诠释、练习和知识短文，课文大多是选来的文章和文学作品，这种模式最早可追溯到萧统所编写的《昭明文选》。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历朝历代的名家名著，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
    清末民初，随着语文教育的发展，语文教材也不断演变，不同形式的白话文教材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1905年语文单独设科后，语文教材的体例编排也做了相应变革，一改传统的“纯诗文选”单一型状态，出现了以单元为单位的组合。随着语文教育的继续发展，1920年，白话文在语文中取得合法地位，白话文在课程中的分量逐步增大，最终取代了文言文占据了主要地位，为解决传统语文教育脱离语言实际和应用实际的问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课程的《暂行标准》。此时，教材编制主要采用的是“审定制”，民间自编教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孙俍工编写的《国文教科书》是较为典型、有所创新的教材，全套书以“文章作法”的知识作为线索来建构教材体系。
    由洪北平和何仲英编的供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的出版是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产生的标志。从此，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迅速发展起来，并在短短的十余年间，经过不断的探索，在选文和编排等方面都逐渐走向成熟。相对于白话逐渐进入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过程来说，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的出现则比较突然。《白话文范》四册所选的文章大多数是当时报纸杂志发表的白话文，也选了一些古代的白话小说、诗歌和语录等，这是专选白话文作为中学语文课本的最早的一套教科书。
    当时商务印书馆对此书所作的广告说：“近来中等学校，很提倡白话文，但是没有适用的教本，取材也很困难，这部书是南开大学教员洪北平、何仲英两位先生选辑的，有古名贤程颢、程颐、朱熹及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梁启超、沈玄庐、陈独秀诸先生的著作，不但形式上可得白话文的模范，就是实质上也都是有关新道德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字，并且和中等学校的程度很合，另编参考书，凡是考据解释和语文的组织法，都详细说明，还有新文谈若干放在后面，好算一种破天荒的教科书了！”〔1〕1921年，此书的广告又说：“提倡白话文以来，中等学校苦无适当的教材，这部书精选古今名人的白话文，分订四本，并且有参考书同时出版，内容很切现代思潮、国民修养。就是语法篇法，都很妥适，可作模范，要算唯一的白话文教本了。”〔2〕
    《白话文范》这套书的出版对当时文言独霸天下的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另外，朱毓魁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民国十年七月版的中华书局新教育教科书高小用《国文读本》的封三上的广告说：“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法政、经济、科学十类，做的人有胡适、蔡元培……人等都是新文学大家。”）与前者遥相呼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虽然不太符合教科书的体例，但为当时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了较详备的参考资料。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作为参考或课外阅读的，如秦同培编的《中学国语文读本》四册，世界书局民国十二年七月出版。其《编辑大意》说：“国语文的推行，稍有知识的，都已觉得急不容缓。现在不但小学中感必要，就是中学学生，像在初级中学的，也感得非用国语不可。然而现在文学界编辑这一类书，已经出版的，却是很少很少。本书为供这一类的需要，特取小学后数年，及初级中学可以通用的教材，辑为是编，定名曰《国语文读本》。”
    这段时间，白话文也进入了高中语文教科书。民国十五年，穆济波所编的《高级国语读本》三册由中华书局出版，选文全部是现代人的文章。另外，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吴遁生、郑次川编的新学制高中国语读本《古白话文选》二册和《近人白话文选》二册。
    民国二十年五月出版、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务处编的《中学国文教材》，其选文的标准是：初中部，第一学年，近代及古人浅近文言；第二学年，古今名人著作较为平易者；第三学年，古今名人学术论著及文艺作品。文体的分量：第一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七，文言文占十分之三；第二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五，文言文占十分之五；第三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三，文言文占十分之七。高中部选文中语体文分量逐渐减少，没有具体的比例。
    特别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出版）颇具水准。《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说：“本书用分课的混合编制法，共六册。每册十八课，供一学期的教学。”全书共一百零八课。编书的目的是出于这种想法：“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向和其他学科对列，不被认为一种学科，因此国文科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从来教学国文，往往只把选文讲读，不问每小时每周的教学目标何在。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取复习考验的事项。”这套书选文力求各体匀称，不偏于某一种类、某一作家，内容方面亦务取旨趣纯正，有益于青年的身心修养的。编者特意不在选文中附注释，留下余地给教者学者利用工具书解决问题。由此可见编者对语文教科书之科学化与完美化的大胆探索和不懈追求。
    新国文教育以来，还须书上一笔的是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该书可以看作是一本特殊的语文教材。作者将语文知识用生动的“故事”形式深入浅出地写给中学生看，使他们在读很切近于他们生活的故事中，获得丰富的读写知识。朱自清在该书的“序”中评价道：
    丏尊、圣陶写下《文心》这本“读写的故事”，确是一件功德。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实易行。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徒法不能自行，没有训练，怎么好的方法也是白说。书中将教与学也打成了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所以这本书不独是中学生的书，也是中学教师的书。再则本书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换句话说，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这一点上，这是一部空前的书。

三

    课程内容的改革必然引起教学方法的变化。“自从白话提倡以后，有许多吃国文教员饭的，根本上虽然赞成他，但很觉得在教授上不能教。因为教白话却又用不着从前教古文的翻译法了；教古文可以叫学生抄典故，现在典故又用不着抄了。翻译不要翻译，典故不要查考，那么教员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几年来，教授白话文很困难的声浪，常流动在教育界中；而白话文教授很不易普遍的原因，也大半为此”〔3〕。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提倡白话文教学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国语文侵入中学教科书里不过二三年的光景，倘若不从教法上研究，那前途的发展就非常黑暗了”〔4〕。所以，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迫切需要人们努力探索一套有别于文言文的白话文教学方法。
    在教学白话文时，语言文字方面对于已经具有一定文言文基础的学生的确没有多大困难，但对于文章的内容，学生确实未必明白。当时报纸杂志所刊载的白话文，大多充满了激烈的变革思想。这些内容，中学生没有听说过，教师也没有见过，对那时人来说也都是新鲜的，否则它们也就不会在具有新闻性质的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实际上那时所谓新思潮，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几乎占了全部的地位；从报刊上抄下来的文章，也多是讨论主义问题的新思潮。”〔5〕所以，对于不久前还是满嘴子曰诗云的中学生，认识、理解一些从未见过的名词和内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实他们懂的是白话，至于白话文，文的内容，文的做法，未必能够全懂。我每每讲一篇千字左右的白话文，如陈独秀《人生真义》、蔡元培《杜威博士生日讲演辞》等，要用四五小时，若照原文念一遍，大约五分钟便够了，然而学生如何得懂呢？”〔6〕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除了文章的做法之外，就是讲解文章的内容，可以想见，对内容的阐发和解释有多少了。“还有好些教师，不知白话文如何讲法，倒不如拿些主义问题，可以离开文字，凭空口讲。只要学生欢迎，便是一等新老师，一等新教法！新的便是好的，更有谁去怀疑中学国文教学的真正目的是否应该如此？所谓新而好的教法，是否应该如此呢？”〔7〕为了能够在课堂上讲解出内容，教师不得不注意各种思潮、各种主义，语文课堂上教师便宣传各种主义，讲解各种问题。
    因而沈仲九说：“我希望这回中学国语文教学法的讨论可以替将来中国中学国语文教学的教育学术界树立一种基础。自从西洋教育思潮输入以来，关于教育上学理的研究和实际应用上方法的介绍已经发表过好多种了。却是直接地用本国材料作学理上的研究可算很少。要提到拿国语文里头的具体的材料来做系统的中学教学法上的研究，简直可说没有。”〔8〕当时具有一定开放意识的、提倡白话文教学的人们，首先从视野狭窄、思维封闭、思想保守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很快接受了教育上的新思潮、新理论，并努力把它们和实际相结合，试图解决面前的问题，以使白话文教学尽快走出困境。“我们对于国文的旧教授法，真是十二分的厌恶了，我们决不相信那样的教授法于学生还有多少利益；所以遇着新的教授法，敢毅然决然的去采取他。即使他试行得没有好结果，然而我们敢预断也不好到像从前的样子罢了。”〔9〕
    因此，随着教科书的变化，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适应白话文的教学，这促成了研究和介绍新教学理论专著的应时而生。如1920年商务印书馆的《白话文范参考书》、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授书》、1924年中华书局的《新学制国语教授书》、1925年世界书局的《初级国语读本教学法》、1926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撰国语教授书》、1927年商务印书馆的《中学国语教学法》等。
    以《新撰国语教授书》为例，该书把语文教学的过程分为目的、动机、考查、体味、推敲、练习六步，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尤其是兴趣的激发和培养，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评点串讲之法。就语文教育的目的而言，已由传授“圣贤之道”转向“练习常用的语言文字”、“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启发想像力及思想力”。白话文教学逐步取代文言文的教学，是现代语文教育与古代语文教育教学内容上的本质变化；从注重评点串讲到讲求师生互动，是现代语文教育与传统语文教育在教学方法上的本质变化；从以“传道”为主到以学习语言文字为主是现代语文教育同古代语文教育在教育目的上的本质变化。
    这期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胡适关于教法改革的构想。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两篇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对语文教学改革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1．以作文、演说为首要——把说和写作为语文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改“以阅读为本位”为“以表现（说、写）为本位”；2．用“看书”代替“讲读”——认为阅读教学“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大家讨论两件事可做”；3．所读的要有趣味——认为阅读没成效是跟学生所读的内容没有趣味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设想的教材中最大量的是小说；4．用活的语言作活的教授法——主张到了中学第三、四学年，国文课的教学内容就是演说和辩论，因为“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
    “胡适之先生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如果希望学生对于国文一门有一点确实的心得，除非把‘被动听讲’改成‘自动阅读’不可”〔10〕。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说，语体文的教授法，应该是先由教员指定阅读的分量，学生自行阅读之后，到课堂上师生共同进行讨论，根本用不着教师讲解〔11〕。一些人对此颇加推崇，这种方法在当时语文教学中被很多人付诸实践。
    下面是孙俍工、沈仲九在192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里的《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大纲》教法部分：
    国文教授，专在指导学生以研究的门径，使他们养成自己研究的能力和习惯。无论读本和其他书籍，都要学生自己阅看，做成读书录，记载下列各事：一、注释；二、各段大纲；三、全篇或全书的提要；四、批评。
    教员在教室内，除临时讲解考问外，所做的事，大约是下列数种：
    1．备学生的质疑；
    2．指示研究方法和参考材料；
    3．指导学生讨论。
    讨论应注意下列各事：
    1．句法，分段，文体，描写的技术，全篇的要义（表明的，含蓄的）等；
    2．对于问题文，当注意问题的发生、要点、解决法和对各方面的关系；
    3．对于艺术文，当注意作者的情调生活和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文艺思潮。
    以上各项，都应笔记。
    读书录和笔记教员应每月或每周取阅一次，作为国文成绩的一种。
    这个教授大纲放在选文全是白话文的教科书卷首，编者的意图很明确，即白话文的教学就应该这样进行。从这个教授纲要可知，贯穿这个教学法的精神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原来是靠教师讲解给学生听，现在是由教师指导学生先进行自学，遇到困难后，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讨论，以求得解决。“我们教授白话文的，也不能说教学生‘看得懂’，就算尽我们教授的责任。还有内容形式方面种种推敲；要大家预备，要大家讨论；讲堂里不是教员一人说话，要大家说话。尽管一篇很短的白话文，一目了然，也许讨论几小时未曾完结”〔12〕。
    随着白话文教学法从讲解发展到看书讨论，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课堂上有限的时间不能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从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同时，对于所规定需要阅读的文章又不可能平均用力，不但时间和精力不够分配，而且会陷入混乱状态，什么都看了，可能什么都一知半解，没有重点，也就失去本学科的系统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精读和泛读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
    “现在的学生，多不喜欢精读。语体文原也读不上口。然就因为不读的缘故，遂使很多的词句成语，不会记熟，不会运用。究竟这不可读的语体文，是否要有别种方法来代读，尚是疑问。”〔13〕所以对于精读课文，不用逐字逐句的讲解，也不要求完全背诵，这就又产生了读而不精的问题。据1925年所作的一项调查，当时精读教学的实际情况是这样：
    精读怎样教授？我们须记得上面所述的事实，即各校三分之二是自编教材，油印发给学生的。其教授的顺序，有简单讲读的，有预习讲读的，有预习、问答、读讲、讨论、应用、欣赏等阶段的。
    与精读和泛读紧密相关的就是单元教学法的产生。所谓单元教学，这里是指为完成某一教学目标，选择内容或文体相似的一组课文，首先重点教学其中的一至二篇，再通过学生的知识迁移，以学生自学为主完成其余课文的教学。最初人们在选择白话文作为选文时，是按照当时报纸杂志上的编辑体例，以问题作为分类的方法，如恋爱、科学、妇女、道德、人生等。“每一星期或两星期，由教员提出一个研究的问题，将关于本问题的材料，分给学生，并指示阅览的次序。如学生不能全阅，可指定专阅一二篇”〔14〕。“大约每问题选集了七八篇文章；教授时候，不过讲解一二篇，其余的，学生作参考”〔15〕。对于重点进行讲解的课文，是贵熟贵精而不贵多。从内容到形式，力争达到理解透彻、掌握熟练。对于单元中要求以自修为主完成的课文，其教学目的是与重点讲解的课文内容进行比较，使之深化，并培养学生自己读书的能力。
    除了上述以“问题”为单元进行教学之外，梁启超在1922年著文所主张一组一组的讲，也是在单元教学方面进行的探索。“讲文太花费时间，而且使学生讨厌，我主张教学须启发学生自动的在讲堂以外预备（各门教授都应如此）。须选文令学生能多看，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的讲。讲文时不以钟点为单位，而以星期为单位。两星期教一组，或三星期教一组，要通盘打算”〔16〕。虽然这并不完全是针对白话文教学，但是针对包括白话文在内的语文教学而言是毫无疑问的。梁启超提出的以“组”为单位，似乎比以“问题”为单位更接近于单元教学。因为一组课文，既可指内容相关或相近的几篇课文，也可指体裁相同的一组课文，从选文的内容扩展到了选文的形式。

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变革比较复杂，不难发现，贯穿这个变革的灵魂，就是重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但是，在变革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即在深刻地批判文言文教学太偏重于形式的时候，人们却又过分地强调了语体文内容的教学，从而使语文教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民国八年以后，优秀的教师受了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优秀的学生们受了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是中等学校的教学法才发生变动，而趋向于启发式的自动主义。大概情形是这样：国文科参用新文学作品或译品，侧重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忽略文字或技巧方面的研究”〔17〕。
    语文教学如果只注重各种问题的讨论，必然忽略形式上的训练，以致严重影响了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流弊至今，祸害很深。抑或，“载道”与“授道”之淡出，乃至匮乏，于责任与伦理融为一体的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风飘云散，更是惊心动魄。由此可见，如何保证语文学科的思想性和工具性的辩证统一，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总是发生偏差的问题。另外，在这时期，人们在借鉴、学习国外的教学理论的同时，大胆地进行了各种实验研究。例如，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等〔18〕，这些探索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变革，尤其对中学语文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借鉴。
注释：
    〔1〕〔17〕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134、123页。
    〔2〕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
    〔3〕〔9〕沈仲九：《国文科试行道尔顿制的说明》，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5、26页。
    〔4〕〔8〕周铭三、冯顺伯：《中学国语教学法·下卷·发端语》，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5〕〔7〕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二卷，1935年第一期。
    〔6〕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十二卷，第二号。
    〔10〕朱经农：《对于初中课程的讨论·国语科的内容》，1920年《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四号。
    〔11〕《教育丛刊》，第二集。
    〔12〕〔15〕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十二卷，1920年第二号。
    〔13〕陈东原：《国文学习法》，《学生杂志》第十卷，1923年第六号。
    〔14〕沈仲九：《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教育潮》第一卷，第五期。
    〔16〕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32年版。
    〔18〕廖世承：《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是现代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