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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康洪雷、甘阳、王晓明谈中国电视剧
电视剧:当代说书人
戴锦华
我认为电视剧作为今天在世界上具有独特地位的、真正的大众文化,作为当代最有效的叙述形式,也是当代的“说书人”。它正是以现代媒介的方式,重现了说书人的角色。电视剧编剧这种“且听下回分解”的高妙之处,就是在每集打一个结,始终抓着观众,这些其实都是古老的说书人技艺。同时,今天的电视剧在相当的程度上履行着说书人的功能,它通过故事给予所谓常识性的日常生活以逻辑,而这个逻辑背后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电视剧如此娱乐、如此单纯、如此说教,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最有效的。
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把电视剧视为一种社会文化文本,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它;或者视为拉长、放大版的电影,用电影研究方法去研究;或者视为影视版、视听版的长篇小说,用文学的方式去研究它。我们没有考虑现代说书人所借助的遗产:他的讲述方式,他在每天的固定播出时段,以及电视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性存在。因为,看电视不再是一个观看动作,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行为。还有,每一部电视剧都夹杂在广告和其他电视栏目的相关上下文中,对于这样一个叙事类型,我们怎么处理?我认为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没有在方法论上给出有效的回应,这也是我觉得无法很有把握地来讨论电视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世界范围内,就叙事艺术来说,电视剧的叙述形式是最年轻的,对于中国来说它尤其年轻,因为它和迟到的现代化建设的启动,和电视这个媒介在中国的普及同时发生。尽管我们可以做很多追述,比如追述到《一口菜饼子》或者《敌营18年》、《蹉跎岁月》、《少帅传奇》等20世纪80年代屈指可数的国产电视剧,但事实上,电视剧全面勃兴、在当代中国社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是非常清晰、准确地从1990年开始。在巨大的政治冲击之后,社会在低迷间陷入失语状况,电视剧则成为失语中最洪亮的声响。大家一定记得《渴望》冲击波,它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奇迹,并奠定了电视剧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此后的电视剧以《渴望》为范本,很多都达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官民同乐的程度。它对整个中国社会,包括城乡、中心城市和边远城市的覆盖和冲击,它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以反官方为自豪的中国知识界人群的普遍覆盖,使得电视剧确实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一个中国电视剧的特殊之处。
1993年,《咱爸咱妈》和《宰相刘罗锅》分别开启了分享艰难和戏说历史这两大脉络。前者后来发展出反贪打黑这一重要脉络。反贪打黑剧的现实触动如此深刻,以至于成为当代中国电视剧记忆中第一次被官方明令禁止的叙事类型。继而它被另外一个发展脉络所接替,就是重现红色经典。而重现红色经典以《激情燃烧的岁月》达到高潮,再一次带来全国性的,同时也是全球华人的冲击波。
电视剧当然包括日剧、韩剧、美剧、英剧还有其他的剧,但总的说来,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本土电视剧仍然是主导性力量,这大概并不凭借文化保护或者生产制度。电影更多成为一个景观消费,成为一种炫耀性的文化身份或文化行为,而电视剧则是日常性的,或者说是文化日常性的强有力娱乐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电视剧扮演了、接替了当代说书人的社会功能。事实上反观1990年代以来、近20年的中国电视剧,我们会发现电视剧几乎全面承担了,或者说极端有效地实践着一个重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或者说重建中国的常识系统,重建中国的自我想象、现实想象和历史想象的重要功能。而更重要的是,电视剧以说书人的形态成为一个非常奇特的载体,成功地缝合起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国经验,中国历史,当代中国人庞杂、矛盾的情感结构等等。不同的电视剧呼唤着不同的情感结构,或者作用于不同的情感结构类型,它或许可以启动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当中极端负面,极端保守的这样一种基于情感结构的记忆,但它同样也不断地在启动着20世纪中国最主要的脉络,也就是中国革命。总之,电视剧已经成为多重意义上强大文化建构力,同时也是一个观看、指认、触摸并且逃离中国现实的窗口。
电视和电影,就叙事语言上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在观看环境,所以电影永远是影院的艺术,而电视剧却是一个生活内景,所以我们说不再是银幕而是屏幕了。电影市场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被好莱坞所覆盖,或者说被好莱坞所规范。而电视剧几乎就是中国文化,电视剧的市场基本是被本土所掌控。中国的电视剧市场的发展伴随着电视媒体的普及,但更重要的是1997年互联网在中国普及,此后的情形变得更为丰富、复杂,也更为交错。而今天我们讨论电视剧,恐怕要把另外一个东西带进来,就是移动媒体。如果2010年要寻找一个文化关键词的话,这个文化关键词实际上跟文化无关,它就是IPAD。它使得媒体成为一个移动形态的东西,它使我们整个的观影和接受都发生了改变。
电视剧:在阴霾中看到阳光
康洪雷
中国电影有相关的美学研究和评论,中国电视剧从诞生到现在尽管时间短,也有30年了,现在它需要理论的指引和美学的提升。譬如,商业和文化怎么结合,作品怎么转化为产品,电视剧的路该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在目前的文化很脆弱的前提下,它该不该姓钱……对这些问题,我一直很苦恼。现在的投资人、制作人,包括电视台都是张口产品,闭口产业,但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很多领域在其产业化之后,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去建立标准和行业精神才行。所以,我特别渴望有学者、教授来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前行、用什么样的理论提升,能使中国电视剧成为一个健康的、可操作的领域。
我们来自电视剧的第一线,面对的是电视台、投资人,他们确实拿出大把的钱来,我们没理由不为此负责,但也不能就跟着投资人走。从我1999年做《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刚刚结束的《推拿》,没有一部戏是由投资人去左右它的长短,都是凭着良心和对剧本、文学的尊重来做。我经常讲如果一部戏里的爱情不好,宁可不要。当年我放弃《林海雪原》,就是因为投资方要强加一段爱情,我坚决不能同意,我说爱情不能强加,爱情就应该自然而然生长。其实革命历史题材也是这样的,在历史的条件下,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暂做夫妻,第一任务当然是革命,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由于压力过重会产生这样的爱情。从这个角度我当然愿意拍,也崇尚这样的爱情故事,它更坚实,不是为了爱情而爱情。今天我们的爱情来得太快了,西北民歌里这样唱:“人人都说咱们两个好,我为你担了一辈子的名声没拉过你的手”,这样的爱情在中国的影视中看不到。
爱情如此,革命也是这样。我是接受革命教育长大的,从小看革命电影。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怎么让大家看到一点可能接近真实的东西;在革命题材当中如何做到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重现那个伟大时代的真实?譬如《法兰西岁月》中的那些人物,他们有深厚的国学底子,那个时代出了那么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个个都出类拔萃,他们身上带着中西文化底蕴碰撞之后产生的东西,所以需要和历史、和今天相结合,才能更具体的展现出剧中人物不一样的风采。但是这个戏的后期遭到了强烈的阻击,甚至不允许我做后期,不允许我再关注这个戏,我说没关系,只要这个戏的心血在就可以了。有人认为《法兰西岁月》中的那些人物也都只有谋略,他们欣赏表里不一,但是我不同意。当年的青年人、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了救国,牺牲了那么多。我们要看到人优秀的地方,一个人身上会有很多特点,找缺点谁不会呀?可是我们看到你旁边人的优点了吗?看到他优秀的地方了吗?我们需要这样的眼光。这也就是我经常对自己说的,我一定要以发扬优点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做这个东西自己的心灵都不震颤,你可能让观众震颤吗?不可能!那是多少钱都做不来的。
我们很多古装的宫廷戏就只有谋略,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阴谋,难道中国的五千年就是从阴谋中走来?在中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没有美好吗?没有让人觉得非常简单的那种单纯的人和人的互信吗?这都是我的疑问。我相信在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当中一定会有单纯,一定会有简单。我们的文化、文艺特别需要这种单纯和简单。我觉得我们的影视作品应该单纯下来、简单下来。要在阴霾中看到阳光,看到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看到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人和人没那么复杂,复杂是你造成的,一切美好都在你的身体当中,当你看到别人的好,你一定会好起来。于是我努力把这些因素在作品中呈现。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推拿》写了一大堆盲人,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这个小说首先是人物写得非常好。投资人经常说没有故事。什么是故事?故事是由人生长出来的。由于区域、教育程度、性格等等的不同,当你和六个人在一块生活的时候,一定有故事。我们对故事不发愁。我们最发愁的是人、人物。现在太缺少令我们由内向外尊重、信服的人物,其实也就是表里如一的人物。
这就关系到如何发展壮大电视剧产业的根本问题。现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剧输出不出去,为什么?大家应该清楚它里面没有价值。到底应该输出什么?输出技术吗?输出打打杀杀吗?输出你对生命的不尊重吗?常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腰悬三尺清风,挥一下,生命漠然消失,而她毫无惭愧之色,难道这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吗?这是我们的主流吗?我经常在问自己。比如说,电视剧跟中国的章回体小说从结构方式、人物叙述走向上,都特别相似,为什么有深厚的章回体小说传统作为底蕴的中国,还要大量向西方学习他们的电视剧?在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国度,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有自己的价值。
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学者、教授能够像重视电影一样把中国电视剧重视起来,使我们的电视剧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发展,给我们理论的提升,中国的电视剧很可能比中国电影更成功地让世界相信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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