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北京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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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北京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书店  

风雨如晦，似是故人来   

文 记者曹雪萍

摄影 记者郭延冰

三味书屋：二十年了还立在这，就是回答

    五月十八日，沈昌文、朱正、丁东等学者不约而同来到三味书屋，为这个坚守在长安街上二十年风雨不倒的书店鼓掌，更为了他们下一次的出发。这个被赋予了80年代文化地标意义的书店并没有让学者为自己20岁的生日召开主题研讨会，只是老朋友们还惦记着这里，在为四川受难的兄弟姐妹们默默地祈福后，大家看了当年的老照片和一些影像集锦，回忆起了这里曾给予的温暖和力量。

    二十年前，在长安街，北京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一家民营书店开张了，在八十年代它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很多人说起三味书屋，都心怀感激。因为这不仅是最早实现开架售书的书店之一，也是最早做作家签售，小型音乐会，中外民间交流的书店，因此成了构建文化公共空间的先驱者。,

    这些年，由于城市改造加速，三味书屋在政府大楼金融大厦的包围下显得孤单、冷清、生意清淡，甚至有人批评说：“目前三味书屋做为书店的意义很难说清，似乎是文化意义大于书店的存在”。老刘没有生气，她淡淡的引用一位日本古琴乐手在书屋抚着一架有1300年历史的古琴吟唱道：“别人责难挑剔的时候，我宽容；别人生气急躁的时候，我平静；放弃急躁和贪婪，我们就得到欢愉”。这段朴素的唱词似乎回答了很多人的疑问。

    二十年前，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人们深刻感觉到了由于多次政治运动和“十年浩劫”的冲击，人们的知识缺乏，思想空虚，每个人都对知识书籍有着急切的渴求，而那是的新华书店无论经营方式和服务理念，都远不能满足这样一种需求。我们就想自己按照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模式办一家书店试试，于是在众多文化界老前辈的支持帮助下，三味书屋诞生了。时间是1988年5月18日。这是北京第一家开架书店，爱书的朋友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买书的尊严和乐趣。老刘常常告诉店员，别催读者，他们愿意看多久买不买都没关系，坐在店里看一天也不要紧。书店每天烧得第一壶开水都是先灌满招待顾客的水瓶，而且书店从不下逐客令，必定要送客出门。这些老派文人接人带物的古风都被保留了下来，他们还建立了读者档案建立书评会，组织读者和作者见面，这些在今天看来早就习以为常的方式。在20年前，服务意识还很淡薄的时代，他们为书与人建立了一个民主平等交流的平台。老刘经常爱说的一句话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沟通，就看谁更主动些”。

    很多出版社也非常关注、支持这一新生事物，他们用赊销的方法向书屋托借书源。就这样一批批八十年代引领思想潮流的书籍出现在三味书屋里。先是《第三次浪潮》、《精神分析引论》随后一大批汉译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等相继问世。读者们争相购买，如饥似渴的阅读，书评人杨晓洲当年就很喜欢盖在书后“三味书屋，购书纪念”的各种印章。他说：“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自得其乐的陶然三味，隔离了长安街上车流鼎沸的嘈杂，宁静致远，心旷神怡。

    评论家方振宁从日本回国后偶然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有人写怀念三味书屋的的文章，他激动地和编辑部联系找到作者;两个多年前在书店里擦肩而过的读者在电话里久久地缅怀了这个“人生第二堂课”;方振宁说：“那时晚上11点多了，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完了还不想回家，愿意待在三味书屋的火炉旁烤火读书，打发寂寞的时间;还经常有读者向老刘表扬负责门前三包的老头，总是把地面扫的一尘不染，把自行车排的整整齐齐，老刘笑着说，那老头不是别人，就是我的老伴老李。

八十年代文化地标

    这个书店担当了80年代文化地标的重任。当年影响中国知识界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结集出书的首发式便是在此举行，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包柏漪带着作品Spring Moon《春月》到书店签售。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万言海在书店举办了首次同性恋问题讨论会，第一次自由撰稿人集会也在这里举行。

让老刘老李多少年都忘不了的一句话是来书店参观的以色列大使南月明说：“我们以色列很小，但街道上到处都是书店；中国那么大，但街道上到处都是饭店。” 美国副总统奎尔也去到书店，有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光顾这间小书店。美国驻华大使就说：“坐在长城饭店里，不知道是在东京还是在香港，坐在这里，我感觉是在中国。”意大利议长斯帕多里尼访问我国时也点名要到书店。

    有段时间，每逢周末，书店里还举办民乐和爵士乐演出。在很多人还批判爵士乐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时，老刘没觉得，她倒是从黑人蓝调里听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期待。周五的爵士乐晚会多是外籍人士来玩票，像道•琼斯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饶猛志吹长号、丹麦驻华大使白慕杰和日籍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大内竹矢吹萨克斯。那时流行音乐红遍大街小巷，老刘希望给民族音乐一个舞台，“民族音乐不单单是京剧和昆曲这两道菜”，迄今每周六晚仍举办民乐演出，1993年纳西洞经乐首次赴京演出也在这里举行的首发式。

当年冯亦代和黄宗英的结婚party也是在这个小书店举行，遗憾是的，几年前冯亦代“走”了。参加《改革开放与思想观念的变革》座谈会的王元化上周末去世了。这些黑色的消息让他们更有一种紧迫感，盼着天快点亮，早点开始新的一天。

    在这些年里，有一些人认为书店变成了一个文化地标一个旅游景点是很可惜的，但老刘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养分不在象牙塔，不在权力的金字塔，就在民间，生生不息。就像他们开办讲座的主讲人不仅有学者，官员，也有普通人，包括让出租车司机谈谈他们的维权心得等等。

三味书屋站在推土机前

    黄宗江为书店题词“书者命也，三味者百味千味人间万味也。”三味书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文化使命”与“城市进程”之间的矛盾。在书店开张一个月之后，长安街修地铁一号线，工地围上了铁皮，在书店北边与西边各筑起一道严严实实的围墙。老李提着油漆桶，在朝着长安街的铁皮墙上写上四个一米见方的字：“三味书屋”，又画了一个大大的箭头指向入口。

    1992年，地铁工程接近收尾，一天早晨，老刘和老李发现店门怎么也打不开。墙上裂了缝，地面也裂了缝，因为修地铁震坏了书店的地基。地铁工程师来书店看了一圈无奈地说，房子必须拆掉重建。老刘和老李将原来一层的格局改为两层，风格与长安街对面的民族宫相配，在停业近一年之后，书店重新开业，二层是茶室。

     2002年5月的一天，书店外墙上就突然出现了一张通告，通知书店将被拆除，9月之前这一片地方全要变为城市绿地。香港《南华早报》以《三味书屋站在推土机前》为题提出了“北京将以什么作为现代化改造的代价”的问题。法国《世界报》也为这个小书店的命运捏了一把汗。

    之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正式的消息可以帮助他们确定书店的未来。书店的书留下一半，另一半退还出版社，不进新书，这等于要了书店的命。电被掐过，水到今天还是临时管道，人气全部拆没了。幸运的是，他们在一份北京2020 年的规划图里，看到书店作为文化保护区被划进黄色区域内，这意味着书店似乎还能活下去。

    但是经过这些折腾，书店元气大伤，再加上，书业被现代传播冲击，读者分流；新的书店林林总总生龙活虎，西单图书大厦像巨无霸一样赫然立在长安街上；书店的读者越来越少。老李每周去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进书以补充书源。毕竟年纪大了，选书的眼光也有些滞后，好书不少，新书不多，这是书店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这两年，书店慢慢复苏，依旧有演讲音乐会这些保留节目，也增加了画廊。最近在展出的是《老物件——复活平民的历史》，下一个展览是老北京的旧胡同，据说展品中已经消失的胡同至少占到百分之九十。

事实上，近十年去过三味书屋的读书人很少，这个悲剧的背后是以什么意义来衡量书店的价值，更能折射出社会巨变中，个人以及机构角色的深浮。“他们以前走在时代的前边，现在他们走在时代的后边，一直回忆过去，生活在回忆的光环中，渐渐的，他们被自己的这个故事所感动，也相信别人也会感动。”老读者吴先生说，他还认为20年后的三味书屋除了演讲，也没有多大意思，形式大于意义，本末倒置，书种不改善，对于读者而言，只能是相见不如怀念。学者雷颐不同意书店只能是以书取胜的说法，他早年也常去三味书屋，他说：“三味书屋作为最早的民营书店一直还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有价值，它见证了我们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见证了改革开放，我们的希望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自由选择，读者愿意买学术书去万圣书园，有的不买书会老朋友去三味书屋，这些并行不悖。”老刘谈到一本关于书店的书是《如果你爱上一家书店》，是位在书店工作17年的美国人写的著作。在书里她看到在网络与电子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下，对书店发展的审思，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书店经常是捍卫言论自由权力的阵地。在老刘看来，去书店不一定是为了买书，“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

    书评人杨哓洲认为今天回头看三味书屋是对八十年代文化坐标的纪念，正如同小平早年在巴黎坐和平咖啡馆一样，几十年后小平再访巴黎时，和平咖啡馆还在那个地方。

     今年，老刘老李的年龄加起来也有131岁了，力不从心。有时候，晚上了，打烊了，两个老人就坐在书店里开玩笑。

老李说：“我已经把你当古董收藏了。”

老刘说：“必须要永久性独家收藏”。

老李说：“那当然，独家收藏，你是我藏品中最珍贵的无价之宝”。

说说笑笑就能扫去一天的疲劳。

    不一会，老刘又说，“算了，就这样吧，安安静静的，我享受着你，你享受着我，我们和陌生的读者朋友享受着三味书屋，这就够了，别问什么意义，二十年了，还立在这，这繁华加速度的长安街上，就是回答。往深里说，就是说，民主不是喊出来的，是撑出来的。如果有人问我们，对未来你们有什么希望。我们始终充满希望。二十年了，三味书屋还活着，就证明了有读者需要它。我们的故事不过是小人物作小事的故事，我们坚守的理由是我们有信心，代价是占用了我们半百人生。”老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