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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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深阅读”

2009-07-08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金星

　　近日，据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现在的年轻人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大都喜好流行与时尚，而且不愿劳心费神，只在乎省时和省力，呈现出一种已显普遍性的浏览式“浅阅读”。
　　事实上，拈轻怕重，蜻蜓点水，不甚了了，阅读的堪忧已是日甚一日。从表面看，这似乎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 快有关，与青少年不得不接受的应试教育模式有关，而更多的当是社会的浮躁和太过急功近利所致。在战乱频仍的时候，曾有“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之叹，现在窗明几净，却是心态杂乱，偶尔捧读报章杂志，也是以休闲解闷的医药保健、明星八卦为主。著名作家张炜对此几近是扼腕叹息：“这不是一个有利于阅读的时代，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惶恐和忧虑。”真正意义上的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阅读的内容与方式固然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久经岁月证明了的经典名著始终具有着思想的光芒和对当今时势的穿透力，虽然它们往往以“大部头”的面目出现，可总不能长久地望而生畏，或者干脆就避重就轻。“断代”之谓，“侏儒”之状，当代人阅读上的不思进取乃至日见荒废，就是其病灶之一。自然，目迷五色，见异思迁，或者不得其门而入，也是阅读的日趋浅薄和庸俗化的原因所在。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有一位女士打算在大学里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从何起步。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学科，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在回信中，他还着重指出：“要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因为只有“研究原著本身”，才“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而我们当下的一种现象是，名著普及本、精简本、口袋本盛行，财经、励志类图书则每每以股市行话替代学术说理，各地书店的销售排行榜几乎无一例外以通俗读物占据首要位置。作家阿来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阅读的娱乐化倾向，极端一点说，是中国文化自取灭亡的一种方式。当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或危言耸听。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2007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言：20年以后中国本土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年年诺奖，次次花落他家，杨博士之所言，很难说是在安慰，还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而由此类推，当今众望所归的哲学家、思想家其实也鲜有出现，拾人牙慧、鹦鹉学舌者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这些人因为看客们或听讲者越来越止步于“浅阅读”而“红”得很容易。德国人之所以整体素质较高，有资料显示，在这个国度，14岁以上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每天读书。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在青年中间出现一批热爱书籍，把读书看得比从事其他（业余）活动都更加重要的怪人，那么，那些用其他的、似乎是强有力的手段也无法对付的问题就会逐渐消失。”针对“浅阅读”，有学者提出了“厚重阅读”，“如果我们每年能够拿出至少3天或一周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读一本或几本20万字到100万字的大书，我们不能说这种阅读是否能改变命运、影响价值观，但可以肯定地说，读者将会获得高贵的沉静，或许我们的生命会因此多一点色彩、多一份意义。”诚可谓语重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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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明义：没有越界不成阅读

2009-07-08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丁杨 　




　　基本上，郝明义是个整日在书里“打滚”的人。身为（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曾任时报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自然对书慧眼独具，经他之手推出的好书不胜枚举，最为人所知的是蔡志忠的漫画和《向左走・向右 走》等畿米绘本作品。他也是位颇为勤奋的作者，畅谈职场甘苦的《工作DNA》、细述爱人患病历程的《那一百零八天》、集结其对杉浦康平、张隆溪等深度访谈的《他们说》是他笔耕不辍的果实。他还是偶尔为之的外版书译者、动漫脚本的编剧…… 　　令人略感意外的是，这样的郝明义却长期怀揣很多阅读的困惑。“我在韩国成长到18岁才到台湾，从小处在华文阅读资源匮乏的环境，每年寒暑假都期待同学的哥哥姐姐们从台湾带书来，我好去借。”他说多读一些中文书是吸引他到台湾读大学的原因之一，“大学时代我饥渴地读了很多书，后来进入出版界，在读者身份之外又多了一重出版者身份，对于书，对于阅读的感受和困惑就更多。我一直在思考，阅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困惑随年龄增加而累积，成为郁结在心底的块垒。44岁那年，他读到美国人艾德勒和范多伦所写的《如何阅读一本书》，有若醍醐灌顶，检视自己以往的阅读经历，调整当下的读书方式。这本书对他如此重要，以至他把该书译成中文让更多中国读者分享。几年后，他在总结个人阅读心得基础上写出《越读者》，一本关于如何读书的书，“这是一个没有越界阅读，就不成阅读的时代。不论错过了多少机会，不论多么晚开始，阅读都在等着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机会”。 　　在《越读者》中，郝明义先是指出华人社会（主要指台湾）学校教育的应试本质对成长中青少年的阅读构成影响，然后以饮食类比、概括阅读的四个种类：寻求人生诸多现实问题解决之道的“主食阅读”；提升素养、丰富思想的“美食阅读”；查证语词、典故，辅助阅读的“蔬果阅读”；娱乐、消遣的“甜食阅读”。他说，这四个妙喻的灵感亦来自《如何阅读一本书》，“困扰我多年的阅读之惑在这本书中得到解释和印证，我的灵感就此冒出来――如果让我来解释阅读这件事，我该如何表达？” 　　与同代出版人相比，郝明义接触互联网算比较早，介入也比较深，所以他清醒意识到网络对于传统阅读方式的巨大冲击，虽然置身网络时代，他并不为文字的命运担忧，“大家都担心网络普及后文字就不会那么受重视，事实上网络的出现反而令我们对文字的使用和阅读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多样。今天不是远离文字的时代，而是与文字密切结合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是更能体现文字的独特魅力”。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太多人并未善待文字，报章杂志、网络页面上错字、漏字横飞，不知所云的“火星文”当道，“本来不需文字表达的内容，我们往往仍用文字，本来需要文字表达的，我们又放弃了文字。固然有图像能把很多内容表达清楚，可也有图像无法表达的，比如杜甫的《春夜喜雨》，什么样的图像能表达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呢？” 　　他最不喜欢给别人开书单，“每年都会有很多媒体邀请我开列书单推荐我看好的书，我都会婉拒。对我有价值的书是因为它解决了我的困惑，读书的美妙即在此，如果别人没有同样的困惑，那他读这本书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越读者》里不时有本书列在页码边上，封面、版权信息俱全，这不失为另一种“开书单”，对此，他这样解释：“这本书里的书单是我动笔写作时就想好的，我在书里说到我在阅读上的困惑和答案，阅读的经验，文字中常会提到一些书，起码读者要知道我为什么提到这本书，何况书之外我还讲讲故事。”只不过，他觉得这些书对读者未必有用，“但他们可以通过这些书去了解《越读者》这本书”。 　　面对网络书店的迅猛发展，实体书店式微已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郝明义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实体书店必须要有突破性的做法才行。网络书店像是闭架式的图书馆，里面藏着很多书，查询也方便，实体书店像是开架的图书馆。网络书店虽然理论上有远多于实体书店的书，但实际展示在页面一目了然的书其实很有限，实体书店应该把自己的开架魅力和产生的机会展现出来。”虽然由于健康原因有些行动不便，他还是保持着每周逛一次书店的习惯，在北京，他去得最多的是万圣书园。“我的很多关于买书的美好记忆都是在实体书店的收银台前发生的，结账那一刻，和别人聊天或者看到别人拿着一本你没见过的书，就自己也去拿一本，说不定是你和一本书的意外邂逅，这很有趣”。 　　他平日阅读范畴比较杂，“读什么一阵一阵的，更多是主题阅读。阅读到了最后就都是主题阅读。好奇，是阅读最基本的由头，满足好奇的方法就是主题阅读。”他对佛教兴趣颇浓，只一部《金刚经》已读了20年，今年年初，他开始写《金刚经》阅读笔记，听说已有出版社感兴趣，“台湾版会先出”。 　　从1989年第一次来内地，20年来郝明义和内地出版界结缘甚深，频繁往来台北、北京之间。在位于北京CBD地段的办公室里，他说起自己这两年每月会在北京住两周，近乎常驻，“我曾变换过好几种来内地的频率，从半年一次到每月一次，后来发现频率不重要，每次停留的时间才重要，从去年九月起，我来北京都会住得久一些，多感受这边的出版氛围，以便更了解内地的出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