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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版业现象
| 本站原创 商报 | (2005-6-10) | 书店生存的内因外果 ■赵 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
今年以来,香港书店生生死死,变化不少。
本来,市场就是一汪流动的水。流水不腐。有新陈代谢,有淘汰,才有发展。不能说书店就只能开而不能关。然而,二楼书店“洪叶书店”的全线结业,旺角乐文书店险些关门,还是让见过大风浪的香港传媒感到唏嘘,不惜笔墨一洒同情。
香港的“二楼书店”相当于欧美的“独立书店”(当然面积小得多),可能在内地就要用“文人书店”、“品味书店”来模拟。独立书店是相对于“连锁书店”而言,共同点是创办人有志有心,书店本身也比连锁书店多一点个性。不过,连锁书店以产业化的方式扩充,文化品味不能说低,商业模式则极具进攻性。于是,整个九十年代,成了连锁书店的大发展期。以美国而言,独立书店且战且退,到了这几年,独立书店的产业份额才稳定下来。回眸一看,一些著名的独立书店已经在过去十年中消失。
我手中有一本《纽约50家最佳书店——爱书者的指南》(2000年版)。其中有两家是在我从公司宿舍到办公室的必经路上(西百老汇路)——Rizzoli和SoHo Books。前者是一家美仑美奂的艺术书店,后者是毫无装修但有三本只售五美元特价书的小书店。每次放工步行回家,在那里先后流连一番便疲惫尽消,给我留下难言的美好回忆。不过这两家书店都在2002年结业。面对着贴着“招租”的Rizzoli旧址和已经变成服装店的SoHo旧址,我不无失落地拍下了几张照片。
独立书店一向得到传媒的宠爱。连锁书店经营不下去的分店其实每年都不少,但很少有传媒会报道(如果不是幸灾乐祸的话)。纽约曼哈顿5大道18街的巴诺书店是巴诺的始祖店,其实在街对面九十年代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巴诺卖场,不过现在已经变成“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连锁服装店。这个大变化似乎就没有引起过轰动。租金是所有书店的头号杀手,大书店并不能幸免。
一个书店能否生存,也由内外两方面原因决定。
从外因来说,书店周围的文化、商业环境至关重要。就商业环境而言,是要在人流与租金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人流多租金太贵不行,租金便宜人流太少也难生存。香港旺角今年以来连二楼物业都大加租金,书店喊吃不消是意料中事。比较隐蔽的是文化环境的影响。上述纽约Rizzoli与SoHo所处的地区,1960年代紧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大本营(格林尼治村),1980年代是画廊区,而今天已经是时装街。这两家书店经营不下去,文化环境大变是一个重要原因。
就内因而言,书店的内涵始终是读者的选择。在总体上独立书店受到连锁超级书店的挤压时,我确确实实看到也有例外。可以举出美国西海岸的三个地方为例。在西雅图,最著名的书店仍然是爱略特湾书店;旧金山特别是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仍然是独立书店的天下;俄勒冈州首府波特兰的鲍威尔更是在扩充分店之余,还办起了连亚玛逊也莫奈之何的网上书店。这些书店的共同特点是完全没有装修甚至破旧,但身居其中,并无寒伧之感,倒是感觉到知识不可穷尽的威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这些书店中的哪一家结束营业,倒是看到今天巴诺与鲍德斯完全不能在这几个地区与这些独立书店竞争。
回到香港,就在洪叶书店全线结业与乐文书店搬家的同时,同一条街还有书店创生。光是在西洋菜街旺角城市中心的八楼到十一楼,就有六家书店存在,其中至少有三家是新开的。不过,除一家卖英文计算机书以外,其他的都是以卖内地书为主或只卖内地书,而洪叶与乐文则是台湾版图书的专卖店。这未必是巧合。毫无疑问,近一年来,香港市场对于内地图书题材、设计与印制质量的跳跃式提升,读者与业者两个方面都做出了迅速的响应。这不仅是香港远非文化沙漠的例证,也立即带出了内地版与台湾版在香港市场上比例的变动。我们观察最近香港书店的结业与创生,不应该忽视台湾图书与内地图书在香港市场上消长的因素。
赵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理学士,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92年1月至今:历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总裁。现任董事长。1983年10月至1991年12月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曾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1974年2月至1983年10月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
以“开放求变”应“瞬息万变” ■李家驹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副总编辑
井狩春男在《这书要卖100万本——畅销书经验法则100招》中反复说明了一个观点:畅销书不是单靠内容,更重要的是出版和市场规划。书籍出版愈趋市场化和商品化,在既重内容又重包装的时代,井狩的提醒实在值得出版人予以重视。
以香港为例,本土市场虽细小,却容纳了不同背景和资本来源的出版社,包括传统华资、中资和外资,百花齐放。从近年教育出版所见的一些情况,出版社为争夺市场和读者,重视出版物质量以外,愈来愈重视出版和市场营销的策略部署。加上一些外资出版社吸纳了其他行业的营销专才,以新思维突破了一些固有的做法,为行业带来新的冲击。据个人观察到近年的一些趋向,在此提出供出版业同人参考和反思。
首先,是重视数据分析和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和制订出版、营销策略,需要有准确的数据分析。话虽如此,却不一定所有出版社均能有效、持之以恒地掌握到有用的数据。愈是有经验的出版人,往往倾向相信自己的眼光与直觉,而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市场调研上。其实,眼界和调研并无矛盾,反而是互补。出版是一盘生意,处处涉及准确的估算,因而需要准确的数据支持,例如读者对象、读者数目、阅读习惯、书价的承受能力等。有用的数据和调研,会让出版人有更充足的信心。以香港近年的教育出版为例,愈来愈多出版社在正式出版之前,会将样稿制作并印好,分发予指定的读者对象,听取意见然后修改,令出版物更贴近读者的需要。重视数据和调查,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是一种经营观念。当然能否善用和懂得数据,就要靠眼光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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