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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应该怎样读? ? 马俊华
一 新诗应该怎样读﹖我先说说自己的阅读经验。我觉得,随着人的成长,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对诗歌的阅读都是不一样的。高中以前比较朴实,大学时期比较盲目。大学时流行的很多诗歌,我都读过,像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等。记得读《杜伊诺哀歌》时,我是看台湾李魁贤的译本,还复印了英德双语版里尔克诗集。说实话,我其实并没读懂,也从心里不喜欢这样的诗。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西方现代诗的热衷和崇尚,一方面是受风潮的蛊惑,一方面是出于虚荣心,出自一种知识上的虚荣心,即觉得活在西方文化思潮走俏的时代,不会念几句西洋经就不够先锋和前卫,就有落伍之嫌。现在,我认为那些玩意不是诗,而是一堆由新奇观念拼凑出来的怪胎,是诗歌写作的邪路。
有了这样的转变,我对诗歌的理解就又回到朴实的、传统的看法上。在我看来,从理想状态说,诗歌就是用最凝炼的语言和最优美的语言组合形式,表达和抒发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从这一点上看,古今诗歌本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古文和白话文毕竟不同。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中都潜含着不同的最佳语言组织形式,这也可以说成是诗歌的体式或格律,不同的是,古代诗歌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古典诗歌体式,现代汉语诗歌的理想体式则仍在探索之中。但我们相信,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工艺,任何一种语言中都蕴涵着一种最佳的诗歌体式,通过不懈的写作实践,终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现代汉语诗歌的最佳体式。
阅读诗歌是一种交流方式,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与作者产生共鸣,复原一种生活情境,激活一种基本的生活经验,深化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这样的诗歌自然有一种抒情和认知的品格,具有经验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因此,我们读诗歌的时候要放松,要抱着一颗平常心。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说,能直接让你感动、让你产生共鸣的诗歌就是好诗。这个标准只能说到这里,它看似模糊、漂浮、片面,其实非常清楚、准确、周全。我认为,入道的人听了这话自然明白。要是想把这个标准说得绝对准确,愿望固然很好,但无法做到。一旦实行起来,还很容易掉进学术的纠缠中,越纠缠越混乱。大家很清楚,在诗歌之外说诗,最终是说不清的。
在这里,我以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具体谈谈新诗的阅读。《再别康桥》是徐志摩一生写下的最好的诗。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只讲第一段。我们先应该对这首诗的背景有个了解。徐志摩在英国剑桥读过书,毕业后回国工作。这是他重返母校时写的。大家不妨也想想,假如你离开母校后工作很多年,有一天重返母校时是怎样的心情﹖校园物是人非,可能也并不在意你的到来。只是因为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所以你特别珍惜这里,特别在意这种旧地重游。走在校园里的时候,看着熟悉的景物,肯定非常激动。如果你混得人微身轻,这种激动里可能还会夹杂着孤单、忧伤的感情。如果此行非常难得,你还会倍加珍惜自己与母校的短暂相聚。你是这样,徐志摩也是这样。与你不同的是,他当时还多了一层中西国家地位上的差距。因此,他此行可以说是轻轻而来,轻轻而去。“轻轻”二字在这里用得特别传神。有人微身轻的意思,也有不惊动周围的意思,也有没引起别人注意的意思,也有惜别的意思,也有孤单忧伤的意思。可以说,他完全抓住了此行的情感基调:“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临别的时候,身后自然没有热烈的欢送。据说,他是在船上写出这首诗的,可能当时眼前也确实是西天的景象。于是,就接上了“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样一来,那种“轻轻”的情绪就愈加浓厚了。这首诗的形式也齐整,语言也直接凝炼,是一首好诗。我就是这样读诗的,很自然,很放松,没有其他的胡思乱想,故弄玄虚。
这二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研究受西方诗歌写作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今天看来,这种影响确实到了应该清理的时候。我对西方诗歌没有太多的研究,只能凭印象说话。我觉得,西方的诗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诗歌是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诗歌是观念诗歌。我们把它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实在是一种自我迷失。这些诗歌都是一些观念谜语,是一些专门制造文化事件或文化新闻的抽象观念符号。他们在诗歌中附加了很多不属于诗歌的东西,使诗歌的直接性、抒情性乃至整个诗性都大大减淡,甚至丧失殆尽。比如,艾略特的《荒原》这首诗,就是从类似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典中,翻找了很多富有寓意的典故拼贴而成,目的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观念批判,可以说,从诗名里就可以看到它的题旨,即现代西方社会是人性的荒原。可为了表达这个题旨,艾略特采用了这样一番移花接木的复杂工艺,确实是枉费了不少牛劲他完全可以写一篇小杂文,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读者群也会远远比现在的读者群大。弄成这样一首诗,我相信它的真正读者群很少,因为它很难读。它的难读,不是难在思想的高深上,而是难在诗歌所依赖的五花八门的注释上。可以说,这首诗的真正篇幅,不是诗歌的文本本身,还包括那些密密麻麻的可以无限伸长的注释。这样说来,只能是那些想拿学位和职称的人才会认真地读它。这样的东西能是诗歌吗﹖我看它们更像是论文之母、职称之父,而不是诗歌。
与此相应,西方的文艺理论也掉进了制造新奇观念的误区里,借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对文学的自我背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批评的细读就完全是书斋化的笨牛式的阅读。新批评家要从一二十行的诗歌里读出一篇几万字的论文,甚至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样的阅读完全是一种异化的阅读,只能满足他们职业的目的,却惟独读丢了诗意。正常的读者决不这样阅读。读者读诗,就像吃饭一样,好吃就吃,不好吃就扔掉,看重的就是一个口感。读诗的口感就是直接的、耐读的感觉。从历史上看,读者的这种阅读是最纯正的。弗洛伊德那种要读出恋母情结的阅读,则是窥探式的变态阅读,只有无聊乏味的读者这样阅读。天下的读者决不会这样阅读,而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的生活内容。意识流写作也是如此。即使意识流真的存在,也是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观察和研究它也是相关心理学家的专业工作,决不是作家单凭写作技巧就能把握的。作家一度追风般地进行所谓的意识流写作,只能是有意识地伪造意识流,最终并不是意识流写作,还是纯粹的意识写作。所谓的意识流写作,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觉。因此,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作品都没有意义,不过是照着一种预定的观念去编造梦话呓语而已。普鲁斯特的东西可能还有点真实性,不过,他那种东西能否叫做意识流写作还很值得怀疑。总之,在这种荒唐的观念炒作中,西方社会冒出一大批名声极大而读者群极小的“世界文化名人”,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热热闹闹的场面背后藏着的是真正的空洞、僵化、虚夸和无聊。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夸大诗歌和理论的社会文化功能,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诗歌或理论把什么庞然大物给颠覆了,做了,灭了,瓦解了,解构了,还说得有声有色,诸如那个庞然大物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什么的。诗歌和理论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小笔尖那么一伸,就能横扫千军万马﹖把我们的诗歌扔到伊拉克,就能发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我就不信!李白、杜甫当年都没有敢这样要求诗歌,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不是诗人和理论家的自大狂还能是什么?我相信,那些自诩能颠覆什么庞然大物的诗歌最终只能是被颠覆、被灭掉、被做掉。它们的毁灭不是哪个对手来完成的,而是它们自己。这种毁灭丝毫也不悲壮,而是无人关注的自消自灭。我希望大家不要让诗歌负载那些不属于诗歌的东西,诗歌担待不起。
我常说一个比喻:有的时候,我特想把手伸出窗外,让它暴露在真实的阳光、空气、雨水里。这个玻璃就喻指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念,它们像厚厚的绝缘体,有几十万光年之厚,把我们和真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们每天被禁锢在这些观念里,还以为是对生活的真实触摸。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学者炒卖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在哪里﹖我找遍整个北京城,也没有看见后现代的影子。当然,这是个笑话。那些炒卖后现代的教授先生们有没有发现,后现代只是书本里对现实的栽赃和虚构。当那些教授们合上了后现代书本,从他们的后现代研究中回到日常生活中,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每天上班、挣工资、买房子、送孩子去幼儿园等等活动中,有多少后现代的内容﹖最多不过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了一点而已!教授应该有正视中国基本现实的定力,不要被书本一吆喝,就以为人类到了用手走路的地步。
现在这些到处充斥的古怪观念把很多人搞得晕头转向。这种现象在校园里表现得尤其严重。学生们对本来平平常常的诗歌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学生受到的观念、流派的蛊惑、误导、暗示实在是太多了,平常心早就没有了。比如,没有读诗之前,就有人给你往歪路上“培训”:这是“非非派”、“莽汉主义”,那是“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等。这样,拿到作品之后,你不可能不预期它是一堆下流话、絮叨话,要不是下流话、絮叨话反而不正常。这种局面得改变,改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松,以平常心对待诗歌,卸掉那些附加在诗歌身上的不属于诗歌的东西。
可能我的这些话不够前沿,不够时髦,保守、落后、老掉牙了,在大家看来,属于原始主义、落伍主义,甚至和“四人帮”一样反动。这没关系。我现在对诗歌的态度是大溃退,但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一句话我先撂在这里,可能会引起争论,这就是:美学是一种伪学问。文艺评论要是对作品进行美学化的处理,或者说是观念化、理论化的处理,那将是无效的。当然,我也清楚,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态度,目前这种炒卖西方文化思潮的学术路子还会走下去,这背后有非学术的动力,诸如盲目、饭碗、名利等等,它其实和“文化大革命”一样盲目。
二 我的话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我是反批评。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否定现在风行的这种文学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读后感,就是鉴赏式的批评。这是批评的正路。这种批评的主体是读者,评论家只有作为一个读者,才可以做这样的批评。
有人说诗歌应该给大学生看,或给大众看,我认为都不周全。不是想打禅语,我认为诗歌是写给那些读诗的人看的。这些读诗的人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工人、农民、民工、党政要员等等,来者不拘。这些读诗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评诗。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读者和评论家的关系。对李白来说,有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有评论家心目中的李白。这两个李白看似有联系,其实根本就不搭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李白的读者要去翻看社科院的《文学评论》,从里面找到关于李白的研究文章,诸如“论李白诗歌的夸张手法”、“论李白诗歌的恋母主题”、“论李白诗歌的内在抒情结构”一类玩意,然后再去阅读李白的诗。通常读者想读李白,就径自买来一本李白的诗集看,最多因为语言隔膜,要选择一个注释详细准确、对写作背景有认真介绍的版本。至于理解和鉴赏李白则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但这种理解和鉴赏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出离不了一个由作品本身大体确定的方向和范围。决不会像现代的接受理论浮夸的那样:随心所欲,互相抵牾。我想,要是有人把“床前明月光”读成旅馆使用说明,那不是表明他在鉴赏上有什么再创作的权利和才能,而只是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痴呆傻子。
评论家研究李白,则是为了寄生出学术成果。李白是他们撰写论文的由头或药引子。李白活在盛唐,至今已经一千好几百年了。这中间,中外研究李白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大都通过这种方式捞到了学位和职称。这中间也曾冒出各种称霸一时的李白研究权威,信誓旦旦,自诩李白之谜统统被他解开了,再要理解李白,必须从他开始。可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李白依旧光焰万丈,而那些称名一时的李白权威都销声匿迹、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了。时间最终使人明白了一切:相比之下,那些踏踏实实整理李白著作,为李白诗歌做题记、考本事、加注解的学者,保证了李白的诗歌穿越时空的阻隔仍能为后人阅读,他们的工作却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他们的名字也得到了后世的颂扬。
由此可见,读者心目中的李白和研究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根本不一样的。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活的、开放的,是读者的人生知己,可以终生相互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学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死的、封闭的,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一个谋生的财神爷。正因为这样,我说千年以来的所谓李白研究是一项学术产业。我为什么称它为学术产业呢﹖请听我的详细解释。李白研究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活动,而是一种经营活动,是一种讲投入和产出、成本和利润的经营活动。它的生产主体,也就是吃李白饭的所谓研究者,生产的产品就是论文或著作,产品的购买者就是特定的时代。每个时代都需要用学术来装点,弄出一点学术繁荣的模样来。评论家只要能闹出一点声音,把学术杂志一类特定时代的“学术宣传栏”、“文化装饰橱窗”及时给填满了,生产任务也就完成了,经营活动也就实现了。作为交换,时代会给评论家带来饭碗、职称、地位、名声等。这种文学评论成果其实只在学术圈内循环,学术圈外的人根本就不关心它们。文学批评完全是这种文化产业制度的产物,也是众多文化产业中最没有文化积累的项目。仔细想想,一千多年的李白研究有什么文化积累﹖我可以坦率地说,没有任何积累,完全是零进展事实也就是这样,一代的李白研究者来了,通过这种虚假的生产,捞到了现世的名利,然后就连同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消失无踪了,为下一代李白研究者的出现清理出场地。一代一代的李白研究都是在重复,在做无用功,决不会造出第二个李白来。
因此,文学批评可以职业化,诗歌写作则不能职业化。一个人要靠诗歌写作吃饭,那他肯定要被活活饿死,这表明诗歌写作是一种私人行为。文学批评家一早晨爬起来就可以写评论,一直写到晚上上床敦伦,这表明它是一种职业行为。写诗则不可能这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大早就像上班那样开始写诗,写上八个小时,然后下班回家吃饭休息。诗人不管如何勤奋,写诗都要靠灵感作为药引子,没有这个药引子,根本就做不成诗,而灵感决不会每天早晨八点就在办公桌前等你。写诗是一种创作行为,文学评论则是一种寄生行为、依附行为。因为是创作行为,它就很像太上老君炼丹,只要能炼成一粒丹,就能长生不老,诗人的长生不老就是至少能把一首诗写进读者的心坎里,让千千万万个读者反复品读。这就表明,他活出了人生的滋味,能和千千万万个读者产生共鸣。至于名声,不过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躲也躲不过,扔也扔不掉,因为这是真名声。
文学评论家只有忠实于自己的寄生形象,在寄生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写点鉴赏性的东西,才能有点切实的积极意义,即给好的文学作品抬抬轿子,给坏的作品卸卸轿子。这不仅有利于扶持好的作者,也有利于引导好读者。可现在的文学评论不忠实于这种寄生的角色,反客为主。它们或者到处搬弄时髦的理论,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观念小模型,胡乱裁割生动鲜活的作品;或者打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文学批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苗头,就是搞文化批判。据说,这也是从国外最新引进的成果。文学批评成为文化批判,这简直是对文学批评的莫大嘲讽,可倡行者不仅不以之为耻,反而得意洋洋,俨然是自己的创获,可以与国际接轨。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变成文化批判,是对文学批评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本否定。因为文化批判是一种几乎所有学科都具有的衍生功能,甚至是非学科的一般知识、意见、情绪等都具有的功能,引车担浆之徒都可以搞文化批判。文学批评公然标举文化批判,那它的学科的特殊性表现在何处﹖难道表现在具体的切入角度或知识材料的差异上﹖这简直是在搞笑!
还有一种文学评论,总想在文学之外给文学写作建构一个完美的规律,破解文学的所有谜底。这种愿望的来源特别古老,美学尤其是思辨美学就是它的老祖宗。思辨美学大师黑格尔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可他对美的定义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曾经唬倒了数不清的美学虔诚者。这句话确实听来摸不着头脑,要弄明白它,真得对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费很大的工夫。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想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红色是美的,那是因为我们从红色中看到了“红色”这个概念。我想,这决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庸俗化解释。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黑格尔在胡说八道。
可是,现在还有人有着与黑格尔同样的野心,在建构大的观念解释模型,妄图彻底解释艺术的一切问题,只是做得不如黑格尔庞大普遍罢了。有人责怪评论家没有艺术感觉,说话不牢靠。这些指责不对,要想让评论家造出无所不能的艺术解释模型,前提就是他要对艺术一窍不通。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放开胆子去制造观念解释模型。就说这位黑格尔,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从他的传记材料看,他的艺术鉴赏力极其低下,一生只喜欢看当时德国一个三流作家写的骑士小说,翻了一辈子都爱不释手。我估计,他的《美学》里的文学艺术材料,全都是从二手、三手、四手材料中转用的。一个人要是真有艺术鉴赏力,决不会搞出这样的鬼东西,来否定和扼杀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具体的、感性的美。因此,我前面说道:美学是一个伪学问。
(本文是在诗刊社2003年9月26日月末沙龙上的发言,一些地方在整理时又做了扩充和引申。2003年9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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