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平等的语言视角及其本土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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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平等的语言视角及其本土化路径（《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摘   要：社会语言学建立以来，西方形成了一种分析教育不平等的新视角，即语言的视角，其代表性论述为伯恩斯坦关于“语言代码”以及布迪厄关于“语言资本”的相关理论。很大程度上，这标志着对教育不平等现象分析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教育外部转向教育过程本身。在中国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时，借用这一理论视角无疑可使研究进一步深入。因此，文章系统梳理这一理论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本土化路径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语言；本土化 　　作者简介：汤美娟，女，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7） 。 　　在西方，从“教育不平等”进入研究视界之时起，“它何以产生”这一问题就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很多研究者。他们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出发构建起了分析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各种理论视角。在这“灿若繁星”的理论视角中，语言的视角已然是其中最耀眼的之一。它试图从各阶层儿童特有的语言模式与教育的标准语言模式之间不同的“距离”出发揭示掩藏在教育过程微观处的不平等。这标志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已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教育外部转向教育过程本身。因此，在对当今中国社会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分析中，借用这一理论视角显然是一次关注点的根本性转向：从入学机会的不均等转向教育过程内部的不平等。 　　一、教育不平等语言视角的理论准备 　　和其他任何理论视角一样，语言视角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众多理论思潮的综合。 　　首先，它得益于语言学研究的分化，即外部语言学的出现。随着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得到越来越多语言学研究者的注意，他们认识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不足，主张建立语言研究的另一路径，即“外部语言学”，并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的合理性予以了证明：语言从本质来说是社会现象，它和人类的社会生活、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语言的功能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语言起源于社会，是社会的产物。至此，语言学的研究也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取向：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语言研究的介入则加速了两者的融合，共同促进了社会语言学的产生。这最早可追溯至早期社会学家涂尔干、马克思和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沃尔夫等。他们都从宏观层面论述了社会结构系统与符号系统之间最基本的联系。在《原始分类》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试图论述社会关系的结构对其语言符号结构的连带性，他“研究社会结合的不同形式是要说明机械社会连带的含蓄的、压缩的、单一符号结构和有机社会连带的更明确的、更具差异性的诸符号结构。”[1]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较详细地说明了不同社会形式中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差异，突出语言符号的文化特征。可见，他们对两者关系的论述都是从社会整体的不同形态着眼。然而，同一社会形态中的语言结构系统是如何的呢？马克思曾提出关键的符号系统的方向和变化取决于包含在阶级结构之中的那些权力关系，权力关系的变化成为了社会符号系统结构变化的最为根本的动力。据此可以进一步推论，社会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与社会的阶级结构之间有着相关或者说对应的关系。 　　至此，语言符号系统与社会结构系统之间的联系也就得以确立。所有这些研究都共同促进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 　　二、教育不平等语言视角的典型论述 　　当社会结构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之间具有联系这一论点进入教育研究者的视野时，教育不平等研究的语言视角很快得以建立。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们提出“在最广泛的意义和所有层次上，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2]“言说者和他们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3]“话语是权力斗争的场所”，[4]“具有权威的参与者在内容、关系和主题方面控制和限制没有权威的参与者”[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伯恩斯坦和布迪厄的相关研究，它们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初步系统化。 　　（一）伯恩斯坦：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 　　巴兹尔·伯恩斯坦通过对工人阶级家庭儿童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的语言差异的研究，提出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儿童，在他们早期生活中发展了不同的符码（语码），或者说说话的形式，并且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学校经验”，[6]建立了从语言视角对教育不平等问题进行系统解释的理论体系。他集中关注两个阶层的儿童的“语言代码”，即语言意思实现的社会形式，这受到社会环境中人际关系类型和文化的制约。伯恩斯坦将这种制约因素称为“语言变体”。根据说话者的亲近程度，语言变体在极端意义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复杂的语言变体和局限的语言变体。语言变体制约着说话者对词法和语法的选择，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代码：复杂语码与局限语码。在儿童语言代码习得的过程中，家庭当属最重要的语言变体。通过研究，伯恩斯坦发现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家庭从其“界限维护程序的力量”来看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地位型家庭”和“个人中心型家庭”。前者是一种“局限的语言变体”，更容易导致“局限语码”的形成；而后者则是一种“复杂的语言变体”，更容易导致“复杂语码”的形成。因而，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儿童习得的是“局限语码”；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儿童习得的是“复杂语码”。由于学校所使用语言的代码是“复杂语码”，这样，中产阶级儿童就更容易适应学校的语言文化；而工人阶级儿童所掌握的语言代码却和学校语言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冲突，因而他们很难适应学校的语言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在学习上的较大困难，因此也就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成绩。在此意义上，原本不存在优劣之分的语言代码却造就了教育不平等。 　　（二）布迪厄：语言资本 　　布迪厄把对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分析纳入了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理论框架之中。在布迪厄看来，整个人类社会就是由拥有不同量和类型的权力的人所组成的各种结构。为了衡量权力的“量”和“类型”，他借用并扩张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形式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7]这样，布迪厄创造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由于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样态，布迪厄从文化资本中抽出了语言资本，并对之进行了大笔墨地论述。语言在布迪厄的理论中“不仅仅是一系列有待理解和解码的符码”，语言的交流也“并不是一个言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编码与解码那样的简单问题”，语言“还是希望得到赞美和欣赏的财富的符码，以及希望被相信和尊崇的权威符码”。[8]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语言资本也遵循着文化资本的运行机制：拥有不同语言资本的人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语言习性，这些语言习性影响着他们的语言实践，而这些实践则强化他们在语言资本分配结构中的地位，体现出这一结构的“自生产”的倾向。其中，教育体制处于极为核心的地位。布迪厄把它看做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运作、传承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认为“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一道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代代相传”。[9]教育的这一功能源于教育的本质：符号暴力。它“最全面地符合统治集团或阶级的客观利益，尽管采取的形式总是间接的”。[10]对于上层阶级的儿童来说，教育所要求培养的语言习性与其在家庭中形成的语言习性存在着“亲缘性”的一致，而对于下层阶级的儿童来说，这两种语言习性则是“互斥”的。这样，隐含在教育中的不同语言习性“距离”在再生产社会语言资本分配结构的同时也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 　　三、教育不平等语言视角的本土化路径 　　毋庸置疑，经过西方学者的努力，从语言视角对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分析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然而，当我们试图借用这一理论体系深入对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理解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适用性问题。因此，我们应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化实际，构建出中国文化语境中教育不平等的语言分析理论体系。毋庸置疑，这是合理分析和认识当今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前提。 　　（一）复杂社会阶层结构的划分 　　在以上从语言视角对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分析中，阶层是一个“基准”性的概念，社会阶层是论者们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但是，他们所依据的都是西方社会阶层结构的现实。由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借用其社会阶层划分指标来选择研究对象，界定其“语言习性”，而是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所进行的实证的、科学的研究，并依据其成果来选择研究对象。 　　纵观当今中国社会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可以直接应用的成果。通过梳理有关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其多元性，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物质财产的占有并不是衡量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的唯一标准。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11]据此原则，“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12]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以此指标体系来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社会学者们初步勾勒出了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在教育不平等的语言视角的本土化过程中，我们无疑可以借用这些理论成果，以此为依据来选择研究对象并进行研究。 　　使用这一多元指标体系来划分中国的社会阶层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其社会阶层结构还缺少稳定性，各阶层之间也缺少明确的界限，每个阶层内部的统一性也较小。在某些阶层内部，各成员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极度不相称。相较而言，在西方社会中，社会阶层结构较为稳定，各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社会阶层的结构和等级因而比较明确。因此，在本土应用西方教育不平等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中已经形成的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对两个阶层儿童“语言习性”的比较也将会是对这一指标体系的验证，以确认这一指标体系之下不同阶层之间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对中国社会阶层的认识。 　　（二）汉语言分析体系的构建 　　除了中国特有的复杂社会阶层结构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便是“语言资本”的运作机制问题，也即西方语言的阶层差异及其权力运作的分析体系是否能运用于汉语言世界？在此方面，国内有一些学者对布迪厄“合法语言”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布迪厄的“合法语言”所拥有的支配地位在中国社会中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在中国这个语言形态极为复杂的社会中，布迪厄的支配——被支配的语言理论模型太过简单，“在许多城市，会讲普通话的外地人常常不得不努力学会自己所居住城市的方言，以免遭遇各种可能的歧视”，“在许多革命电影中，伟大的领袖常常说有他们的家乡口音的普通话，这倒反而是一种特权。”[13]无疑，面对中国多种语言体及其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一反思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在教育领域，这一担忧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教育领域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普通话所拥有的绝对支配地位。 　　较之前述，本土化问题应该更多地集中于语言阶层差异的分析体系方面。因为语言并非仅仅只是一些不同形式的“词汇”的积聚，它还潜藏着说话人的思维。两种不同的语言所标志的不仅仅是两个文化的外在形态的差异，其实更深层次的是两个文化体的思维差异。而这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说话者双方的关系及其对话的实现，从而影响语言实现的社会环境。因此，语言更具文化的独特性。这样，不考虑中西文化差异，直接应用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语言分析途径来分析汉语的阶层差异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西方，伯恩斯坦构建了“局限语码”和“精致语码”这一语言阶层差异分析的概念，而布迪厄则通过“语言能力测试”成绩的统计分析对比语言的阶层差异。反观中国，我们没有类似的语言测试，也无法确认伯恩斯坦的概念的适用性，在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也未能建立自己的衡量语言阶层差异的系统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在经验研究中，从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概括出不同阶层儿童语言方面的差异，尝试构建汉语言领域中语言阶层差异的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1]厉以贤主编.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454. 　　[2]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6. 　　[3]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89. 　　[4]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 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4. 　　[5]Norman Fairclough,Language and Power，New York: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1989：46. 　　[6] 厉以贤主编.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459. 　　[7]（法）布尔迪厄著.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 　　[8]（法）安东尼·吉登斯著.教育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88. 　　[9][10]（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著.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 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 　　[11][12]“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13]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05. 　　责任编辑：曾   艳       　　The Languag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its Localization Path 　　Tang  Meijua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olinguistic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has formed in the west，namely the language perspective.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is using Bernstein’s“language code”and Pierre Bourdieu’s“language capital”to explain the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This, to a large extent, shows that the discussions of education inequality have shifted from macro to micro levels and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tself. Research on relevant issues in China will go in-depth by applying the theory. This article will therefo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explore its localization path. 　　Key word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language; loc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