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在和自己决裂的人——莫言谈人生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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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在和自己决裂的人——莫言谈人生与创作
2012年10月18日
来源：文学报


　　特约撰稿 刘慧
　　“因为我具备了他们不具备的人生体验，所以才有这份自信”
　　首先我觉得我没有自傲，我是一个从内到外都非常谦卑的人，我对一个在马路上随便行走的人，都很客气，院里那些拣垃圾的老大爷都是我的好朋友，反而和一些高官们，我觉得我对他们敬而远之。但是我在艺术上有一种自信，在八十年代读书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到，我能够写出比他们好的作品，我那时候就有这种自信，比如说我占有了他们不占有的生活，因为我具备了他们不具备的人生体验，所以我才有这份自信心。
　　自卑确实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着我的头脑，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也是很自卑的。它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出身可以成为自卑的理由，你们出身高干家庭、军人子弟，你们是城里人，我们是乡下人，我们是农民子弟，是社会里最低贱的一批人的后代儿孙。那么现在我想这样的自卑，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自傲。当别人在炫耀自己的富裕、炫耀他家过去曾经拥有过的万贯家产的时候，我在炫耀自己的平台、在炫耀我当年曾经沿街乞讨，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所以这种过分的自卑，有时候会以自傲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随着人生历练的加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自卑的观念是越来越小，同时这种自傲的东西，也就在无形中化解了。自卑和自傲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实际上都是缺乏自信心、缺少正确认知，不信任自己，不能正确看待自己。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五十多岁知天命，已经对自己有个大概的认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传统，习惯了，过去一直点头哈腰惯了，那么也要突然地把腰挺得很直，好像也挺困难的，所以外表上保持了对所有人恭敬有礼的这么一种风度。
　　关于写作上的自信，到现在依然感觉自己还有东西可以写，感觉到头脑当中小说这一部分的细胞还是十分活跃的，而且还经常有很大的创作欲望和冲动，头脑中也经常会被一些自己构想中的辉煌的小说场景所感动，感觉到还能写，因此也就一直很有自信。
　　“因为我读书比较少，所以想象力发达”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我读书比较少，所以我的想象力发达。如果我读上三十年的书成了硕士、博士，可能想象力要大打折扣。这个听起来是在调侃，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小学五年级辍学，七八岁的孩子到田野里放牧牛羊，天天和牛羊在一起，很早就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经常一个人独处，当时的胡思乱想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开掘。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超现实的一些想象，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觉到这棵玉米是能够跟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就可以说话，或者能听懂我的话语。有时候遇到一只小鸟，就在想这附近肯定会有一窝，一找果然就能找到，有时候就是感觉特别准。
　　那时候自己独处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时间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很恐惧，感觉到很无聊，有时候也非常想跟人说话，想跟大人接触，想到人多的地方去，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孤独”这个名词，现在回头一想，确实是一种儿童的孤独感。儿童实际上就喜欢热闹，喜欢大人对他呵护，由于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实际上很多孩子跟我一样都变得很孤独、很孤僻。
　　小的时候我说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从小我特别喜欢说话。看到一点新奇的事物我就特别想传达给别人，比如，我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只从来没见过的蚂蚱，颜色特别艳丽，个头特别大，那我就想让所有的人知道我看到了这样一只奇特的蚂蚱。有时候突然看到很远的地方冒出了黑烟，那我恨不得让全村的人都出来跟我一同分享看到的这个现象。再稍微大一点，去集市上听说书的，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听那些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听了以后我就想对别人诉说，包括晚上母亲跟姐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我就对她们说嘛，讲集上听到的说书人讲了什么，刚开始我母亲还很反感，后来渐渐地我发现她们听入神了，就让我一直讲，所以以后每到逢集的时候，母亲原来不允许我到集上去玩、去听书，后来也允许了，当然也因为不需要花钱，小孩嘛。后来发现别人总在夸奖，这个小孩记忆力真好，你看听一遍他能够叽哩呱啦的基本大概不错地复述出来，小孩实际上就是喜欢被夸奖的，夸耀之后就很得意。再后来就是能够绘声绘色，有所发展、有所演绎，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讲故事的才能，那时候已经冒出来点苗头了。
　　“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作”
　　现在我提出一个文学实践的理念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是从长篇小说《蛙》开始执行的，就是一部自我批判的作品。追根溯源，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当时就听很多的课，头脑中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变化以后就对我们过去的一些描写什么战争、历史的文学作品不满意，因为那里面的好人和坏人的界限非常清楚，好人几乎完美无缺，坏人几乎一无是处。我觉得这不符合生活的真相，如果真正要追求现实主义的风格的话，应该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坏人和好人都当作人来写。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坏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好人，人都有弱点，也都有优点。即便是一个恶魔，他也偶尔会有一丝善念，而这一丝善念恰好就是人性当中最令人感动的光芒。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应该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转变，才有了我后来一系列的作品。
　　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把眼睛向外看，拿着放大镜在寻找他人身上的弱点，在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当然这样写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想如果一个人缺少一种解剖自我的勇气，缺少一种反省自我的能力，那么这个作家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们天天说学习鲁迅，我们看到鲁迅的那种对外批评的犀利，那种尖刻，那种无所畏惧，但是我们往往对鲁迅的自我解剖的这种精神不太注意，鲁迅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人，就是他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同时能够批判自我。后来很多作家也有这种能力，像巴金先生，到了他的晚年也提出了这种自我的批评，自我的反省。他人是罪人，我也有罪。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必须把我们这些前辈们身上这种宝贵的素质继承下来。所以我提出一个口号，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样我想这个写作会进一步深化，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重现一种新的面貌。
　　具体到“罪人”这两个字，我是这么看的。我们过去说我偷了一只鸡，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或者痛打偷了一头牛的人，你偷了一头牛，你比我偷得大，我只偷了一只鸡，我有权利批评你、打你，但是偷鸡的人他没有想到，偷鸡实际上跟偷牛的性质是一样，无非他偷得大一点、你偷得小一点而已。那么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成语——五十步笑一百步，五十步有没有资格笑一百步，过去认为是有的，现在我认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阴暗面，即便你的阴暗面、你的坏念头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在那一闪念间，你的头脑出现过，这也说明你还没有到那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所以依然是可以给自己执行自我批评、自我批判的。我觉得这里的“罪人”概念比较宽泛，并不能和法律上的罪人等同。我想《蛙》是我的第一次实践，现在看起来还是有所保留，不够彻底，今后力争要彻底起来。当然这个自我批判，有时候也未必就是完全体现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里，作家跟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完全等同的这种情况也不太多。那我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面，实际上也包含了这种把自己当成罪人写得强大的自我解剖的力量，或者说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关照世界，他是在用自己的想法在揣摩他笔下的那些罪人，所以他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才达到了那么震撼灵魂的那种深刻的地步。
　　“小时候对父亲敬畏大于亲近”
　　我母亲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是我觉得她是有很远大的目光的人。我可能也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读过私塾的人，是有文化的人。我记忆很深的就是在七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家庭生活很贫困啊，我的邻居有一个小伙子买了《中国通史简编》五册，大概是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块钱真是不得了的一笔大钱，这个小伙子他家里没钱用了，问我要不要书，我回家跟我母亲商量，母亲说：“你能保证读吗？”我说：“我保证看。”她说：“那好，就买了。”后来我当兵的时候，这套书一直背在身边，我那点最初的历史知识都是从这套书上学到的。再就是我要买纸、买笔、买墨水啊，她从来不会阻挠的。
　　我是姊妹四个，我大哥、还有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当时我们是个很大的家庭，叔叔他们家也没跟我们分家，上面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堂兄弟们，我们家是一大群人，家里最多的时候十三口人，十三口人住着几间小房子，那种拥挤啊，那种吵闹啊，但是我母亲就是忍辱负重，她是长媳嘛，上边有老下边有小，关系很难处理，所以她就带头，非常勤劳、任劳任怨。所以我说母亲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当然很多人都会这么说自己的母亲。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 《卖白菜》，1969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家就种了大概很少几棵白菜吧，当时为了换一点零用钱过年，就要把三棵白菜卖掉。卖白菜的时候有一个很挑剔的老太太，嫌这个白菜外边的帮子太多，一层层地给扒了，然后称的时候，要那个秤杆很高很高的，后来终于买了一棵小白菜，然后让我算账，当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算错了，当时算术也不好，后来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母亲很懊恼，说：“为什么要多算人家老太太一毛钱？”让人找回来，很多人都在说，我非常难堪。我母亲说让她感觉到极大的耻辱，这个儿子竟然多算人家一毛钱，赶快给人家赔礼道歉，那也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长大以后，经常会想起来，想起来内心就很沉痛，因为母亲从来很少流眼泪，她是很坚强的女性。因为这件事，因为儿子这种恶劣的行为，让她的自尊受了巨大的伤害。我看后来的很多中学语文课本，都把这篇散文收了进去。其实是关于一个孩子从小教育的问题，一个道德的问题，关于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准则。我想母亲也未必能够说出多么深刻的道理来，她说你这个事你做得不对，你不能多算人家的，你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可以不卖给她，她扒白菜帮子你可以骂她，不卖给她就是，但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多算她一毛钱。
　　父亲是读过私塾的人，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年龄大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农村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什么地主、富农、富裕中农、贫农、中下农等等，过去就是家里越贫困，成分越低，那么在社会上政治地位越高。像我们这种富裕中农家庭，就介乎“敌人”跟“自己人”之间，在这样一个阶级成分里，我父亲一直担任着大队的会计，那时候一个村子里能算账的人很少，地方的大队会计都是脱产的，而我父亲一直是非常卖命地工作，三十多年，从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个会计的工作，而全高密县的生产大队的会计都是脱产坐办公室，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父亲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干活那叫一个卖力，他曾经也有一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因为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大爷爷是地主，所以他也没加入。所以我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忠心耿耿地为共产党工作，甚至不惜身家性命的向党靠拢，可始终就没有当上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的严明方正在村子里也是有口皆碑，我们对他也是敬畏大于亲近。
　　我小时候特别怕我的父亲，包括我的哥哥、姐姐都非常怕。因为他在外面应付着整个的社会，回家的时候他筋疲力尽，情绪极其恶劣，外面忍气吞声、受人辱骂，还得不断地卖力干活，受了最大的屈辱，而回家又不可能对我们说什么，再像现在的父亲一样，呵护女儿、呵护儿子，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完全理解父亲，那我们对他就是敬畏，能躲就躲。我就记得小时候，当我正在调皮捣蛋，有人说：“你爹来了。”我就立刻被吓得全身僵硬、汗如雨下，好长时间才能回过神来，就怕到这种程度。但慢慢地我父亲也讲，虎老了不咬人了，老虎老了也会变慈祥了。随着后来社会的环境逐渐变好，政治阶级斗争慢慢地淡化，社会上以出身欺压人的现象也越来越少，物质生活也逐渐改善，父亲的情绪也是越来越好。后来到了晚年，他经常给我讲很多的故事，讲战争啊，讲他亲身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爷爷奶奶的，大爷爷大奶奶的，母亲家族的，这些也都成了我写作的宝贵素材。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始写作 《红高粱》之前的时候，他和我讲游击队天天打仗，因为使用的手枪，我们叫驳壳枪，因为子弹打得太多发热了，枪筒都甩来甩去，枪筒都甩长了。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绝对夸张的细节，枪筒会发热，甚至会打红枪筒，这个都是可能的，不可能驳壳枪来回甩动，把枪瞄子、枪筒都甩长了一寸。实际上人就是多个侧面的，我相信父亲也有这种天性幽默的一面，但就是在那个社会里压抑着没办法表现出来。
　　
　　“再写《红高粱》，我写不出来了”
　　现在看《红高粱》，第一个感觉就是当时真敢写。现在带着一种技术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当时的那种道具，用词的大胆、野蛮，那种勇气是今天不具备的。我现在写得很规范，很符合语法，没有了当初对语言的挑战，也没想过创新，当时就感觉到只有这样写才过瘾，才能够表达我心中这种强烈的情绪。尽管我现在可以从《红高粱》里面读出很多弱点、毛病，但是让我再写《红高粱》，我写不出来了，再写也不是那样了，肯定是另外一个《红高粱》。
　　当时对这种军事文学的创作，和我上军艺是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小说最初的写作动机也是因为参加了总政治部在西直门招待所开的一个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很多老作家，部队文艺界的领导提出来说，原苏联卫国战争打了四年，出现了五代写卫国战争的作家和卫国战争的文学，我们中国有这么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二十八年的战争历史，解放以后有这样那样的边境战争，为什么我们写不出自己的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然后他们就感慨，像一些老同志有战争经验、有这种生活，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因为“文革”前的极左，把他们耽搁了，现在想写也写不了，而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有精力，有创新的能力，有创新的精神，但是没有战争生活和体验。我当时就说，我们没有直接体验可以间接体验嘛，可以读你们的书、看图片，可以运用移情作用，比如我没有上战场杀过人，但是我杀过鸡，就可以把杀鸡的感觉移植到战争中去，我的这个说法让军队的好多老作家不以为然。
　　回来以后在上课的间隙里，我就跑到寝室坐在那个地方，披着大衣开始写，一个星期就出稿了。因为身在军艺所以写这部作品，当然它更深层的就是说，军艺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对过去书写的革命战争很不满意，过去的革命战争文学，往往就是把英雄写得太高大、太完美，把敌人写得太委琐，不但是内心肮脏，外貌也是极其丑陋，这是不真实的。因为我回老家去采访，无意中听老人聊天，他们讲到国军、八路的时候，说国军衣服都是美式的，很漂亮，而八路，土八路，国军的外貌比八路、比解放军都要漂亮，这才是真实的。装备也好、服装也好，吃的也好，因为当时政权、政府在他们手里。我们这代人应该正视历史，真正的战争文学在我们这一代手里要实现这种转变，所以《红高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还有一点很重要，《红高粱》 它是一种高度主观的文学作品，这就是说过去我们写军事文学、写战争的时候，往往就是以再现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要再现一场伟大的战争、再现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它是在再现，不是在表现。那我们这些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可以写出心目中的战争，甚至可以写自己想象的战争，因此带来了浓厚的主观色彩，也带着浓烈的传奇色彩。所以我想我的这个小说，事实上战争仅仅是一个背景，重要的还是在写人的感受，写人在战争中的变化、表现，把人放到第一位。《红高粱》实际上就是表现战争环境的一部小说，后来有一个批评家叫张清华的，我看他也说，八十年代就是新时期三十年来，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的流派，叫做“新历史主义小说”，不仅仅是写战争、写历史，就是我们这样一批年轻作家都在写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心目中的战争。所以我想这个流派实际上是占据了三十年来作品创作的很大一个部分。现在我们想想这些经常提到的作品，实际上都属于新历史主义文学的范畴，《木船》也好，《白鹿原》也好，都是表现了作家对自己心目中的历史的一种认知，不单单是写了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写了历史事件当中的人，而且在写历史事件中人的时候，把作家自己的思想、也把作家自己写了出来。
　　“乡村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生存的一块地方”
　　在上军艺之前，我大概已经发表了十几篇作品。那时候写海岛，岛上的风、雨中的河，写部队的场景，写我熟悉的海岛生活。后来到军艺以后，听了那么多的课嘛，头脑中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我读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读了福克纳的作品，他的创作给我很大的启示，他一辈子就在写他的故乡，邮票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我觉得人家能写，我们自己也可以写。我记得是在《白狗秋千架》里边，后来有评论家告诉我，是在《秋水》里边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词，那么高密东北乡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特有的文学地点，这是1984年的时候。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大旗之后，我就感觉到创作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区别就是过去一直在寻找写小说的素材，那么那时候就是小说的素材在找我，童年记忆的闸门被一下子打开，记忆之水滔滔而下。过去认为不能变成小说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全都是可以变成很好的小说，这就是写童年、写家乡、写自然，写身边的事情，关于童年记忆、家乡记忆、个人经验。
　　我在九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超越故乡》，里面明确提出来，故乡应该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我们必须把故乡的概念拓展开。也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讲，发生在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事情，都可以纳入到高密东北乡这个盘子里来。以后的创作实践中确实就是这样做的，比如，我写《生死疲劳》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到了元旦之夜，2000年的元旦之夜，高密县所有的人都在广场上庆祝辞旧迎新，大雪纷纷的广场上搭了台子，台子上在唱戏，全城成千上万的人都倾巢而出，像这样的情景在高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实际上就是2005年我在日本，在北海道首府札幌市看到的一个场景，后来就移植到高密来，类似的例子已经很多了。真实的高密东北乡，跟我小说里所展示的高密东北乡的区别非常大，地形地貌、山川河流都是这样，比如说最近《蛙》里面“滔滔的大河”，我实际上是把长江挪到了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我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已经干枯了三十多年了，现在河下面一滴水都没有，但是在我小说里边，这条河可以行船，浊浪滚滚。故乡的概念就是开放的，它已经没有界限了，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符号，把它改成中国可不可以，我觉得没准也是可以的，改成河北的一个地区，也是可以的。当然里面我使用了很多高密的方言土语，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故事和人物实际上来自天南海北。
　　很多人说我总在写乡土，我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确实想以乡村文明来对抗都市文明，当然这是通过这种乡村人进城之后，对城市的格格不入和跟城市的这种紧张关系表现出来的。那么后来我想我的写作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土，这个乡土已经变得开放了，这个乡土实际上已经逐渐在模糊，是城市与乡村的混合体，包括《蛙》、包括《丰乳肥臀》的后半部分，实际上已经写到了这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县城已经扩展到乡村道路、楼房，原来的乡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原来的农民现在也变成了市民，或者从事其他的非农业的一些工作。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难说我现在写的到底是乡村还是城市，所以我可以说是一种新乡土。最近我一直在讲，我们过去老说乡土文学，一提乡土文学，似乎就是写这种偏远落后的乡村，写的都是什么荒郊野外、山村、渔村，全部是刁民、泼妇，现在我觉得新的乡村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所生存的一块地方，它可以是城市，也可以是乡村，也可以是城镇和乡村的结合体。
　　“呼唤‘中国的托尔斯泰’是徒劳”


　　我们确实没有一部像《战争与和平》或者《静静的顿河》这样伟大的史诗小说，尽管我们很多作家都有庞大的野心，都想写历史，宏大叙事。这个原因非常复杂，有外部的原因，主要还是作家内部的原因，作家自我的原因。就是要写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胸怀能够包容，你没有这样的高度，没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那你再怎么写，事件再大，人物再多，依然是写得乱七八糟，篇幅再长也没用。一部伟大作品，当然它要有一定的篇幅长度，但是如果仅仅有长度而没有其他的更重要的素质，写了难以忘记的人物，表现了作家独特的思想，非常好的文笔，非常完美的结构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光有长度也是不灵的。
　　当代作家现在看起来确实是不具备像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一种才能，另外也不具备他们那样一种出身所占有的生活，托尔斯泰的贵族出身，奥斯特洛夫斯基从十三四岁跟着布尔什维克的忠良队去跟歹匪做斗争，这个决定了他们比我们占优势。
　　再有一个问题，像这些作品我想都属于现实主义的杰作高峰，我想现在再怎么写，即便写得跟《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一样好，也没有用处。我觉得已经不是能够再产生《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长篇史诗小说的时代了，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极致。我现在回头一想，我们最近三十年来的这种以历史宏大叙事作为写作方法的，有名的作品，你都能够看到《静静的顿河》的影子，就是说作家实际上是以 《静静的顿河》作为蓝本来写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没有办法的。
　　我觉得在现代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现实主义当然要坚持，它里面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我们要继承，但是我们必须要创新，走自己的道路，自己在想象力、幻想力方面要做好。我想西方很多成功的作家，马尔克斯也好、卡夫卡也好，都是因为现实主义到了顶点，他无法超越了，所以另辟蹊径，也成为了大家。马尔克斯在那矗立着，卡夫卡在那矗立着，像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一代作家，面对着前人已经创造的一座座高峰，我们是无法逾越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树立一座高峰，用什么样的砖石、用什么样的材料，能够做得跟他们达到同样的高度，这个确实需要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大家不要再期盼了。我记得我们在军艺上学的时候，徐主任说要呼唤“中国的托尔斯泰”，我觉得这个呼唤是徒劳的呼唤，永远呼唤不来了。
　　我当时真没那么大的野心，我觉得我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我觉得我也就是写个中篇而已，我没有想到会写长篇。但是现在回头一想，假如说我当时把 《红高粱家族》的五部中篇，写完了以后一块发表，作为一个长篇发表，这个效果就比现在这样一篇一篇发表要强烈得多。现在你只是弄了五颗手榴弹，如果把五颗手榴弹放到一起同时爆了，那是不一样的。如果要说有遗憾的话，这是一个遗憾。而你发表了五篇，大家说一篇一篇的，这不重复嘛，风格是一致的。但是我作为一个长篇一下子推出就没有风格重复的问题了。
　　“我想写一篇军事文学，献给曾经服务过的这支军队”
　　有人说军旅作家就得懂得军事战略和战术，我不太同意这种判断，当然懂得的话，会写得更好，如果一点不懂的话也不可能，多少懂一点，不犯一种特别令人嗤笑的低级错误就可以。因为毕竟是写人的，过去在战争里去描写这种真刀真枪也有，更重要的就是写在这个环境下人的灵魂的变异。我在军艺写作的时候，曾反复地提到过这个问题。军队的作家现在我不太熟悉了，因为离开十几年了。当时在军队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我的作品也很难归类到这种所谓的军事文学里去，也多是在写乡村题材，即便写战争也是写历史上的战争。我写过一篇《战友重逢》，是写自卫反击战的，但都是写战后的一群回乡之后的战友的鬼魂在一块相聚，我也只是把战争当作一个背景而已。
　　当代的军旅生活我觉得更难写，前段时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我也说过，像军事文学应该是能够写出大作来的，但是我说难度很大，尤其是写当下和平时期的军队生活。这训练怎么写啊？军队内部的矛盾如果过分激烈了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和平年代的军队本来就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没有敌我矛盾，只有保守和解放的矛盾。所以我说只有一个人写得还比较好，那就是南京军区创作室的朱苏进，写这种和平时期的军队生活，有他就够了，其他的人都不要写了，当然后来柳建伟写了个《突出重围》写得也不错，电视剧我看了很多遍。
　　我是不具备写当代军旅生活的才能的，因为我没有生活，我只在新兵连待了15天，然后就到了一个机关性质的地方工作。我想我连一个像样的背包都打不起来，打靶子的话，我想旁边的人就很悬了，所以让我写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我写不了。但是我转业了，离开部队十几年了，倒真的产生了一种回头来写一篇战争小说的愿望，切入点就是过去的历史生活。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就曾经听说过让我非常感兴趣的战争故事，一直想把它写出来，但是一直因为有别的创作往前挤。现在我离开军队了，我想再来写一篇军事文学，献给我曾经一直服务过的这支军队。出炉的时间很难说，看看2012年能不能出来，估计得用一年的时间能够完成，并且我想这部作品不会在水平线之下，让我们军队的战友，军艺的这些校友们看了应该高兴。
　　现在我在创作每一部作品时都是准备充分了再写，这个准备充分就是材料要充分、体力充分、情绪充分，有一种强大的不写不快的激情在胸中澎湃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没有把握不写，这个把握我感觉到这部小说是能够跟我过去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我才去写它，但是能否做到完全不重复，这个我觉得太困难了，每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能够每一部小说里，有两个新的元素，有两个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就可以了。
　　“青春好读书，青春读好书”
　　我为创作做的准备，实际上都是在无意中完成的。很小的时候，因为辍学回到乡村，因为回到乡村就更多地混入了成年人的世界，这样的话，我可能是当别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我是用耳朵在聆听，聆听老人们讲历史，讲历史人物，讲历史传奇、妖魔鬼怪，我比那些孩子更多地了解了成人的世界，而且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心灵在感知这个世界，这一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尽管我辍学了，但是我那时候已经具备了阅读能力。我的第一个阶段的阅读，实际上阅读的是红色经典，在村里和周围的学校里，把当时的一些流行小说什么《林海雪原》、《苦菜花》这样一批作品读了，而且读得非常快，因为都是有限期的，农村一本书多宝贵啊，比如你今天中午拿的，明天早上必须还我，那我这一下午，宁愿家里的羊饿得咩咩乱叫，我也要钻到草垛里去，冒着蚊虫的叮咬把这书读完了，所以这一段童年读书的经验，现在想起来充满了乐趣和惊险。
　　后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当兵以后，在黄县，就是现在的龙口。当了兵之后时间多了，恰好我的一个战友，他是一个参谋，他的未婚妻是黄县图书馆的管理员，他就利用这个关系，每星期去县城一次背回很多书，像《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包括郭沫若的话剧、莎士比亚的剧本，他一借回来我就看。这个时期，我觉得大概有一两年，读了一部分外国文学的作品。后来到了1979年我调到河北保定以后，当时有一个保定训练大队，有一个小图书馆，大概有三千多册图书，没人管理，我就主动要求我来管理这个小图书馆，利用这个机会我读了一批书，比如哲学类的，像黑格尔的《逻辑》、《历史学》，包括一些革命导师马克斯、恩格斯的作品。这个时候我还兼任着政治教员，所以还集中阅读了一批哲学和历史学的作品。现在看起来这个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后来能够写出非常像样的官样文章来，就跟这一段训练有关系。再后来就是1984年到了军艺以后，听课的同时也阅读，这个时期大量西方的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来，包括我们屡屡提到的福克纳、马尔克斯，这时候是一边读一边写。这个阶段以后，再读书就是零零散散的了，读得越来越少。读书我想也是要看年龄的，你现在用十天读一本书，可能第十一天就全部忘光了，当年我用一天读了十本书，可能过十一年还能记得。所以我想劝年轻人，趁着年轻多读书，青春好读书，青春读好书，这是很重要的。
　　阅读对于积淀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阅读之外，就是要生活。生活这个东西，有意和无意相结合，有时候有意地去观察，当然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材料，但是有时候这种无意的体验可能是更加宝贵的经验。我反复说过，现在你让我化装成一个乞丐沿街乞讨去，我得到的体验是假的，因为我潜意识里也不会忘记我是一个作家，再化装乞讨，那就不会像一个真正的乞丐所感受到的那种外部世界，那种感受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体验是虚假的，将来可以用想象来弥补。鲁迅也说过，你要写罪犯，未必去杀人，对吧。
　　除了读书、生活、体验，还有一点就是你必须拿起笔来，读书是提高你的眼界，提高你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但是你的写作水平必须是拿起笔来实践。我反复地说过很多次，尤其是对中学生，我说你们刚开始写，不要怕模仿，而且我建议一定要模仿名篇，你今天模仿鲁迅，明天模仿巴金，后天模仿托尔斯泰，你模仿上几十个作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可能就会慢慢地形成自己的文体，会形成你自己的一套叙事语言。那么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一套写作的语言，就等于这个作家掌握了一种工具，比如我要吃菜，没有筷子、没有碗不行，这个我想也很可能就是我的筷子、我的碗，面对着我的生活，我就可以舀来吃饭。当然你不能一直模仿，一直模仿没有出息，这跟书法我觉得有类似之处，我们今天临帖王羲之、明天颜真卿，后天柳公权。刚开始要争取追求像，后来要追求神似，在临名家的帖的过程里慢慢地你的风格就形成了。
　　
　　“我的长项，是喜欢写打油诗”
　　2002年春节期间，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右)访问中国，在莫言的陪同下探访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平安村。大江曾经预言，“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10年后，他的预言终成现实。
　　2002年春节期间，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右)访问中国，在莫言的陪同下探访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平安村。大江曾经预言，“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10年后，他的预言终成现实。
　　我是从2005年开始拿起笔来，学写字。为什么突然对书法感兴趣的原因还得从一次活动说起。因为当时我要去日本北海道访问，带着一个记者代表团，想准备两件给日本北海道市政府的礼物，然后就想求几个书法家，找了教育部的几个朋友，求书法家写字，后来求不来，人家要价很高，后来我的朋友说，那你自己写吧，然后他们就给我扛来纸，拿来笔，让我开始写，我一直断断续续有一搭没一搭地慢慢练，后来慢慢地竟然有了一些名气，现在求我写字的人越来越多。我没有临摹过，就是在自己的字体上，刚开始用右手写，写得很像我的钢笔字，因为我钢笔字写了一辈子写得太熟练了，如果书法写得仅仅像是放大的钢笔字我觉得挺没意思的，索性我后来用左手写，现在我都是用左手写毛笔字。
　　一开始陌生感是有的，就像小学生刚开始写字一样，从生写到熟，我左手的字和右手的字比较，更像书法，右手的就是放大的钢笔字，现在我发现很多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写的所谓的书法，实际上都是把钢笔字用毛笔写出来，骨架的感觉还是钢笔字。我就是想写一种带着天真活泼的东西，不脱童趣，有童真，甚至带着几分恶作剧来写字。不过这么多年也写得太多了，我们高密县的厕所的字没准都是我写的。男、女，所有的人都找我写，我父亲说你别乱写，你写多了就让人笑话了。现在看来这个爱好又变成一种负担了，天天来应付求字的人，我又不愿意写别人现成的字，什么“厚德载物”、“宁静致远”，老想写一点新词，比如说，文学馆要搞一面紫砂墙，好像要镶嵌上好多紫砂壶，他们让我写一篇跟紫砂、跟茶有关的，还要跟文学有关的，于是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拿起笔来：
　　一把紫砂壶
　　二两明前茶
　　独坐一斗阁
　　思绪到天涯
　　因为我在高密房子上面有个阁楼，现在阁楼上放有一张书桌，这阁楼就叫“一斗阁”。后来作协的一个领导来找我，他的笔名叫“焰火”，我刚开始想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写错了，一下写成“星星之花”了，那我就将错就错就编了，变成了：
　　星星之花原上开
　　引得凤蝶联袂来
　　莫道会馆地面小
　　高朋满座皆贤才
　　如果说我有什么长项的话，就是喜欢写打油诗。在农村，村里的很多农民都有这个才能，我们村子里面有很多一个字不认识的人，都能出口成章，字字押韵。所以从小就跟他们学，看来将来可以以写打油诗为生，没准儿过两年出本打油诗集。
　　“现在对人生的看法越来越宽容”
　　我记得曾经在1986年的时候说过四句话：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二十多年过去了，针对这四点，我基本上是做到了，我想我现在对人生的看法是越来越宽容了，就觉得一个人应该要宽容地看待别人，严格地看待自己。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过程，可以学到的东西可以有很多，所以无喜无悲，很多东西悲观也罢、喜悦也罢，实际上都是一些小波小澜。那么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我想这是不是就是高密东北乡应该就是我的阵地了，这个阵地而且也在不断地扩大它的疆土。建立自己的一个人物体系，那就是我的小说里面，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写完了《红高粱家族》以后，《红高粱》这部小说是写爷爷奶奶的，然后我想写第二部，写父亲母亲，然后再写哥哥姐姐我们这一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家族体系，从历史延续到当今。把想写的人物都逐渐地写了，把小说里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可以组成一个村庄了。再就是形成自己的一套叙述风格，这个基本上也是实现了，我按照他们讲的这种披头散发式的、泥沙俱下式的，不过我觉得现在也在变，《蛙》进行了一些尝试，力图把过去那种太过张扬的风格做一些收敛。
　　今后这条路实际上越来越难走。我不久前也说过，将来就是要到没有路的地方去走了，有路的地方就不能再走了，前面的道路应该是披荆斩棘的前进，包括跟自己过去的写作决裂，你过去这样写，今后不应该那样写，但是这非常难。因为每一个作家的限度是都有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必要那么多作家，一个人就够了。所以我想我今后还能不能写成自己比较满意、读者也比较满意的作品呢？真是个未知数，很可能就写不出来了，当然也很可能没准儿冒出一部好作品来。
　　采访札记
　　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从未想到过要恭喜他，因为知道他更在乎的是什么，因为我了解他的气度与胸怀。他曾经这样告诉我：“一个优秀的作家得了奖之后，要用十分钟忘掉它，即使十分钟忘不掉，也不能超过十天。”这样一个强制自己学会健忘的人，有着天生超强的记忆力，或许因为天马行空的过度思考，而略微稍显光亮的前额下，有一双让人过目不忘的单眼皮眼睛，轻易就会识破你在对话时别有用心所设计的那一个问题，把你带入一个需要访问者及时调整方向与战略的境地。他的那片变幻莫测的地带，并不会轻易让人走进，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第一次接触的人。不久前的这次对话他自己也很满意，说状态被我“调整”得很好，让他说出了以往从不曾披露的真实经历和真切体会。
　　很多年了，我一直很好奇莫言所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境遇，他一直执著、醉心地书写着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在社会巨变的洪流中，这些生存在社会底层的人努力挣扎、活出人样的生存状态，并且显然从其文字中你会觉得他始终保有一种温情与温暖。我也一直在猜测，他到底是应该感谢还是应该憎恨那段岁月，对生命与命运的直觉感知与把握，对痛苦与苦难的深刻体察与领悟，都从其文字中血肉不模糊地流淌了出来，而且貌似并不会枯竭。
　　我相信自己会一直向他这样的作家致敬，因为他让我们有机会去触碰永不再归来的历史，相处永不能重生的人物。莫言最初是以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电影 《红高粱》 的原作者被很多朋友所熟知的，不过一些朋友或许不太了解的是，原来他也是一位有着多年从军经历的人，并且在他看来，对自己创作观念颠覆性的改变就在军校。时隔多年，他告诉我，他已经全副武装的带着那些酝酿已久研制出的新式武器，信心满满的重新站在了军事文学的前沿阵地，要参与指挥一次重大创作战役时，我很兴奋，为我们共同热爱的这片文学天地。你呢？你还会对他没有期待吗！
　　电影助推莫言走向世界
　　988年，改编自莫言小说的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让莫言的名字第一次走出文学界，为大众所熟悉。
　　1994年，莫言与香港导演严浩共同编剧，将自己的小说《姑奶奶披红绸》改编拍摄成影片《太阳有耳》，影片最终拿下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7年，莫言在《收获》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再度被张艺谋相中，改编成电影《幸福时光》。
　　2003年，导演霍建起与莫言合作，根据其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获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编剧奖、日本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莫言说，每一部电影、每一本小说，都像每一个人一样，都有它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