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精读之外，还需要大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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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精读之外，还需要大量阅读

《大量阅读的重要性》，李家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郑渝川/文
　　在古代，讲究“看书要看圣贤书”。所谓“圣贤书”，可以理解为儒家经典，以及儒家经典阐释著作及相关的道家名著；还常常指向参加科举考试所必须阅读的书籍(这两类常常是重合的)。到了现当代，文学类、思想类经典著作与考试用书被分隔看来，专家学者倡导人们尽量精读前一类，而人们真正读得最多的还是后一类。
　　精读才能品味书中的微言大义，才能驱动深刻全面的思考，才能触及心灵深处的颤动。适合精读的，必然也是那些经典著作。精读很好，但恰恰是这样一种被标签化为“唯一可取的”、“有价值的”读书方式，给许许多多普通人的阅读观念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障碍–只读经典著作，且主要采用精读的方式，对如今陷于工作和生活碎片化存在的当代人而言，是很难完成的；但速读经典著作之外的其他读物，又被阅读推荐家、文学家等都说成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的选择，那么干脆不如不读……于是乎，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书本、出版业、专家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这当然会驱动新一轮的精读呼吁，造成更多人不阅读。
　　如前述，精读很好，但绝不能说精读之外的速读就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固然可以将文字和书籍的终极功能定义为传承价值信念、促成生命思考，但从古至今，得以作出那种选择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文字和书籍的更常见功能是传承经验和知识，服务于人的生活。当阅读脱离多数人的生活时，就会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只有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在涉猎大量的普通读物乃至快餐读物前提下，才可以让人有能力真正精读经典著作。
　　曾担任台湾暨南大学、静宜大学校长的台湾地区知名学者李家同在其所著的《大量阅读的重要性》一书中对上述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发解答。在他看来，普通常识不可能全部来自课本，也非经典著作所能概括，当代人必须通过不断的大量阅读，进而完成对新知识、世事动态的把握。《大量阅读的重要性》书中就列举了多个因不了解基本常识，而导致国际关系、国家重要事务陷入困局的案例。
　　大量阅读，可以对人特别是学龄青少年带来更多的文化刺激。李家同认为，阅读不止与语文有关，而且还影响到人对其他理工科课程乃至工作的认知理解；那些不注重阅读的人非但学不好语文，还将影响其对数学、自然等其他课程的学习。实际上，阅读、语文及相关的写作技能，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人毕生的职场发展，一些人不喜欢阅读，影响到自己很难确切把握上级部署的工作、做出成绩也将不能顺利表达。对应的，通过大量阅读，可以训练受训者快速看懂文章并找到重点，可以正确且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还能在口头或书面表达中善于提出独到见解。
　　李家同向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推荐了六类读物：经典名著、优秀的评论文章、法官判决文书和侦探小说；知识性文章、国际国内重大新闻、教科书。他就此提供了较为到位的解读，指出优秀的评论文章不仅可以让人学习用逻辑推导、用事实说服等论证方法，而且还能从中学习到大量言简意赅的信息；法官判决文书和侦探小说都讲求逻辑，欧美国家的报刊经常全文刊载判决书，许多青年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就是通过这类阅读得以锻炼提升的；知识性文章可以丰富人的知识常识储备；国际新闻更能扩展人的视野。一些人会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要让青少年多读教科书?李家同的解释是，青少年自然倾向于阅读轻松明快、幽默简短的文字，排斥教科书及教科书风格的其他书籍，但一个人走入社会就业后，工作时接触的文本资料大都是教科书风格的，如果没有教科书阅读经验，那么在职场竞争中就陷入了被动。
来源：凤凰网读书 | 作者：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