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 一本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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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 一本生意经

发布时间：2012-07-26
| 时代周报 | 191期



和选秀1.0时代一样，《中国好声音》爆红之后也丑闻不断，然而，2.0时代的它不仅依靠丑闻，还有种种过往国内选秀节目没有的新规则，继续走红。

本报记者 谢培 实习生 李宝甜 发自北京
7月23日，《中国好声音》的副总导演沈宁（微博名“@沈盆盆”）在微博上抒发了一下心情：“感谢各位兄弟姐妹！我们是最牛的！无敌了！”他所指的无敌，是当天刚刚统计得出的《中国好声音》的收视率。很快，名为“中国蓝大家庭”的加V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一条收视捷报：“7月20日周五浙江卫视全天收视0.447，位列省级卫视第一，@中国好声音收视2.773%，以绝对优势位居同时段所有节目榜首，当晚重播收视1.11排名第一。”沈宁在微博上打出了一长串的“嘿嘿”，开心地说“不枉我天天不睡觉”。
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7月20日的42城统计数据，《中国好声音》第二集首播收视率达到2.717，位列同时段第一。
音乐选秀2.0跑出黑马
抛开万恶的收视率，谈谈最重要的观众。在北京东城区某栋居民楼里，从一楼走到五楼，家家户户传出的《中国好声音》能够接上趟。“上一个，还是《甄传》的时候。”网友sylvia_狸在某个与《中国好声音》无关的贴吧里这样写道。
在2012年的7月下旬，《中国好声音》确如一记响雷，重新点燃了中国观众对好声音的期待。
是因为它够特别？2012年7月，中国电视荧幕上“好声音”频发。7日，山东卫视“中国第一档音乐教育类真人秀”《天籁之声》总决赛开播。11日，东方卫视“大型国际音乐交流节目”《声动亚洲》登台。13日，浙江卫视“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首秀。这三档节目都放弃了（或不在荧幕上出现）海选，出战的“好声音”中不乏专业或从业背景，他们将和导师紧密合作，或将捉对PK。他们不再设立投票、排名环节，并在旌旗上书“公益”、“交流”、“教育”、“励志”一类光明字眼。
这类节目，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音乐选秀2.0”，他们的终极目的，还是打造出新一代的音乐明星，来借此获利。他们的升级换代，全因“音乐选秀1.0”的穷途末路。
在《中国好声音》一夕爆红之前，上一波由中国电视引发的全民听唱追星热潮，要追溯到7年前。2004年第一届《超级女声》红遍中国。此后数年，神州大地皆选秀，为夺收视，低级手段层出不穷。2011年9月，湖南卫视宣布停办2012年《快乐女声》，当年10月，广电总局再度下发“限娱令”，硬性规定“全国卫视选秀节目一年加起来总量不超过10档，类型不得重复”，音乐选秀热度骤降。
对此依依不舍的各大卫视，领会完精神，调整好定位，重新出发，再度厮杀。《中国好声音》事前无甚波澜，播出前一个月，确定了超强“导师阵容”的它，在2012年度十大歌曲类选秀节目网络人气总指数中仅排名第四，还不到排名第一的《天籁之声》的1/6（据中传艾利艾网络影响力评估有限公司统计数据，6月8日至6月14日）。《中国好声音》首集播出收视率，只是还算不错的1.5，但“激动得难以入睡”的网友们让《中国好声音》迅速占据了微博实时热词排行榜第一名，其选手演唱视频迅速蔓延，并随即涌出两股同样浩大的质疑与追捧之声，媒体跟进后，拉抬起《中国好声音》第二集人气，于是诞生了接近2.8的首播收视率，创下2012年截至目前音乐类节目的最高峰。
在音乐类选秀节目几乎走到绝境，《中国好声音》的突然爆红，算不算一个偶然？遥遥领先于其他“音乐选秀2.0版”节目，如果拂去表面的光华与纷争，便会发现它成功背后的道理，以及它的“生意经”的意义。
来自“体制外”的制作
西方人吃到了好吃的大餐，总不能免俗地要和大厨见见面。中国人吃到了不错的菜，也想问问厨师是怎么个做法。《中国好声音》的播出平台是浙江卫视，但它的主厨另有其人，叫做“灿星制作”。
“灿星制作”的荣誉墙上，除了最新的《中国好声音》外，几乎都是属于东方卫视的节目。《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华语音乐榜中榜》，这些响当当的综艺秀就出自这个原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团队之手。为何集体跳槽到原星空卫视的“灿星制作”，又将红火的《中国好声音》拱手让给浙江卫视？网络上出现不少疑问。
要捋清灿星制作的根源，对一个非业内人士来讲不太容易。现在的灿星制作总裁由田明兼任，他1992年加入刚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一路做到东方卫视总监，后成为SMG副总裁。2010年，CMC（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与美国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战略并购星空卫视的电视业务，成立星空华文传媒公司，于2011年任命田明为总裁。值得一提的是，CMC的两大股东之一，就是SMG。
简单地说，SMG投资CMC，CMC控股星空，星空下辖灿星制作。田明执掌星空华文后，原SMG制作团队的部分核心人物填充进入当时已无制作力的灿星，从“体制内”走向了“体制外”，继续为东方卫视打造《中国达人秀》和《舞林大会》，也酿出了《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上播出。
“和过往的区别主要是，在体制外的运作模式里，能规避一些体制内消耗时间与精力的事情，譬如太多的会议。现在有专人负责事务性工作，我们只要专心致志地做节目就可以了。”深夜开会到11点后，星空传媒（中国）制作总监、灿星制作制作总监、《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给时代周报记者打回电话。
在“体制外”轻松上阵屡创佳绩的灿星制作，所赢得的利润与口碑，都将回流。“灿星制作的成功，其实也是SMG的成功。”陆伟说。
“历史性”的制播分离
在关于《中国好声音》的各类解读、赞美和质疑的声浪中，田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被掩盖了。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创立了一个中国电视制作合作模式的先河”，他又说：“《中国好声音》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
陆伟详细解读了这种说法，他将中国到目前为止卫视的“制播分离”划分了三种模式：“最原始、最基础的所谓‘制播分离’阶段，本质就是‘劳务输出’，电视台人手紧张，把一部分工作交给电视台以外的人来做，但是总的控制权在电视台，有时还会下派导演负责。它只是把一些纯粹劳务，包括剪辑师、编导等基层工作请外人完成，但核心技术和节目内容都是电视台掌控的。”
第二种模式是目前的主流：“目前常见的是，由某制作公司负责创意、理念、制作，独立完成一档节目。制作公司先拿出一个样片，交由电视台的审片委员会审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电视台才首次参与其中。”陆伟说：“审片委员会由电视台领导、部门主任、相关节目制片人和导演组成，他们会预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和广告吸附力，再考虑是否购买。如果预估广告吸附力是1000万元，电视台通常希望以较低的价格，譬如600万元购买。”
这种主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电视台负责审查、付费和播出，制作公司全职生产。如果说原始阶段制作公司赚的是劳务费的话，主流模式的制作公司利润则来自于“节流”。“广告收益是归电视台的，制作公司的利润是封顶的，他们需要考虑在电视台给予的制作费内拿出多少作为成本，”陆伟说，“为了提高利润空间，会使得制作公司有意识地节约成本，节目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田明所说的历史性的制播分离，指的是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根据报道，灿星制作和浙江电视台之间有一道线的约定，低于这道线，灿星赔偿，高于这道线，二者分红。对于灿星而言，这有些类似“对赌协议”。
“它的优势在于上不封顶，如果节目很成功，广告价格翻倍。节目收视率越高，获取的利润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另外它不会限制你的投入，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必须请到非常专业的明星、制作人员。这个投入是不能省的，因为省了之后，节目品质会下降，收视率就会往下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这种制播分离的模式，就不是有意识节流，而是去开源。制作成本上不会吝啬，而要想办法把节目质量做高。”
严格来说，《中国好声音》并非因为“特别”才得到成功，而在于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乎都做到了“极致”才爆红。观众们所看到的顶级导师、原版转椅、高级音箱、零点乐队贝斯手王笑东和黄金调音师金少刚等“顶级元素”，其催生根源都是制播分离所带来的压力和动力。“优势是，你可能赚到很多钱，劣势是节目一旦不那么成功，亏钱的风险就很大。以前那种合作方式几乎没有风险，收入完全是可控的。”这种首创的真正制播分离的模式，应该也是《中国好声音》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找不到“婆家”的原因，也是浙江卫视考量后做下决定的筹码。
导师们的“分红”
在关于《中国好声音》的众多报道中，有一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好声音，导师酬劳2000万》。那英、刘欢、庾澄庆、杨坤四位导师的收入，也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陆伟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对时代周报记者披露了四位导师的收入模式—技术入股，彩铃分红。
“我们没有跟他们谈钱的问题，跟导师的合作也是创新模式。以往请嘉宾过来很简单，你来做几场，跟你打报价，或者按场算，来一场算一场。我们这一次不是这样，我们把整个导师团队跟节目后期的市场开发捆绑在一起，没有单纯的支付劳务报酬，而是把导师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参与和投入作为他的投资。我们跟中国移动有很好的合作，尝试把音乐类的后期开发，把所有学员的现场演唱制作成彩铃，提供给全国的手机用户来下载。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付费音乐的比较大的下载平台，彩铃是收费下载，也属于音乐相关衍生产品。”
“对于导师的话，你的学员能力非常强，很有实力，通过你的专业培训和指点之后，他更上一层楼，将他的作品放在市场上检验。如果导师没有看走眼，培训也很好，学员本身实力也很强，市场认可的话，所有彩铃下载的收益，会跟导师分成。”陆伟说，“中国移动对于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他们以以往的市场经验，预估《中国好声音》中单个歌手能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的下载额。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
如果按照《中国好声音》原版The Voice里每位导师8个学员的份额来计，用中国移动的市场预估来算，《中国好声音》一旦如愿以偿，催生的就是3.2亿元的彩铃市场。即便大打折扣，也不容小视。如果节目成功，这将是导师、学员、灿星以及中国移动的盛宴。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四位顶级导师在《中国好声音》里仔细聆听演唱、热情争取选手时的表现，绝非是设计或者表演出来的。当那英收了一个很好的选手，其他人的祝福，也是沉甸甸的。我们相信，正本清源的好声音是让导师们欣慰欣喜的重点，但好的游戏规则也是他们全心投入的基石。有报道称，那英给出了自己的专业乐队，刘欢在凌晨1时结束录音后，早上6点打电话给导演提建议。“盲选”过程结束后，四位导师将展开对各自学员的调教，这将是让他们更加投入的环节。
学员们的收入也将来自彩铃下载：“彩铃市场相当大，对学员的发展也有好处。有的选秀节目，出来的人没有唱片公司愿意签，花钱投资他发唱片也是亏钱的。学员通过彩铃下载得到认可之后，还可以从中分红，这样至少有了一笔启动资金可以去制作新的音乐，形成良性循环，保证不会亏本做生意。”而那些已经“淘汰”的学员，只要愿意，也可以签署彩铃下载协议，共赢互利。
陆伟用来形容“新旧制播分离”之不同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也合适。为什么《中国好声音》里导师、选手的表现特别让观众动容，除了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之外，也因为“以前的利润是电视台给你的，现在的利润是市场给你的”，面对无限可能的市场，谁不想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背后的一盘棋
《中国好声音》第二集接近2.8的收视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虽然种类不同，但和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长期保持的4点以上的收视率相比，《中国好声音》还只是展开了第一步。
根据灿星和浙江卫视的计划，《中国好声音》只要反响好，将一季一季地持续做下去，这样会有越来越多的真正的好声音加入进来。对于这一点，制作方颇有信心。陆伟说：“田总说了一句话，《中国好声音》唯一要考虑的是，是否能够超越自己。”他所指的“自己”，是他们制作的《中国达人秀》总决赛曾经达到的全国收视率5.7的纪录。
从“达人秀”到“好声音”，灿星好似进入了一种模式：购买国际当红节目版权，精妙学习，地道制作，推出便红。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够原创呢？”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电视行业的制作水准跟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差距，差距还不小。每个做电视的人都希望能拿出好的原创的节目，还能文化输出到国外。但这是理想化的状态。目前来讲我们需要的是学习，不能盲目地创新。每一次购买模式我们都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运作的方法，这对于我们视野的提升、与国际接轨的能力的提升非常有效。”陆伟用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来形容：“英美电视制作行业发展了100多年，从‘达人秀’到‘好声音’我们用了3年。如果我们可以通过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一个过程，我认为是值得的。通过学习，少走弯路。”
在模仿阶段，陆伟认为灿星做得不错：“至少得到了The Voice90%以上的神韵。我个人觉得跟原版的差距在于现场观众和学员本身的表现力上。中国人天生就情感内敛，不像老外被导师选中时会手舞足蹈，唱歌时表情丰富，摄影机一下子可以捕捉到。场上的观众也非常重要，老外们非常投入地来欣赏这场音乐，观众会跟着选手一块摇摆，好像在参加一个音乐派对。中国观众情感外放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陆伟说他们从未停止过创新的念头，《中国达人秀》团队每年都会送一批人到英国去学习如何创新节目。“他们不是一堆人开会搞头脑风暴，而是有着严格的分工和流程”，陆伟稍带自豪地说—他的团队全部都去学过。“我们先把一整套的比较先进的电视创意模式、电视制作模式学会之后，再来进行创新，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非常看好灿星制作未来发展的前景”，陆伟还描绘了灿星发展的路线图，“从长远来看，美国新闻集团的背景会使得它在国际媒体上比较被关注，在国内又是最顶级的制作团队之一，有它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国内发展好了会尝试上市，之后我们再去开拓国际市场。除了综艺节目，我们还希望制作一些影视剧，或者翻拍星空拥有版权的香港黄金年代的电影，或者跟日本、韩国这些电视剧生产大国谈创意谈合作。这是一个长远发展的计划，我们愿意把视野从国内卫视平台的竞争，放眼跟国际制作公司、制片方进行交流。文化输出，对于一个传媒人来讲，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