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推荐：《云南第一村：红塔区大营街的人类学考察》(马翀炜、孙信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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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翀炜 孙信茹等 丛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田野报告丛书 出版：民族出版社 版次：2009年6 月 页数：540 字数：468千字 定价：50.00 内容简介     《云南第一村:红塔区大营街的人类学考察》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医疗卫生、信息传播与传媒发展、民间习俗、民间艺术、宗教等方面描绘了大营街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对大营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村因其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获得“云南第一村”美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营街只是成千上万中国普通村庄中的一个。近三十年来，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及集体化的道路使大营街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村庄。 序言     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准备在昆明举行，大会有一项学术活动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点考察。云南大学在2000年完成了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2003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时寨调查工作之后，紧接着从2003年底又开始了“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及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的工作。这项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云南省十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长期跟踪式的学术研究。到目前为止，这十个研究基地都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基地建设也比较成熟。显然，此次人类学／民族学大会选择的四个考察点理应出自这十个基地，但由于除了石林县诺黑村、弥勒县可邑村、通海县纳家营村三个学术研究基地离昆明较近，便于学者们进行学术考察之外，绝大多数学术研究基地都远离昆明，往返所需时间太长。于是，大会筹委会决定在这三个学术研究基地之外，新增加一个离昆明不远，有一定代表性的村庄作为考察点。而云南大学原有的研究基地中没有汉族社区的研究基地，故而筹委会倾向于选择一个汉族社区。有关部门经过认真地讨论之后，决定把这个考察点设在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的大营街居委会。选择大营街作为学术考察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营街有“云南第一村”的美誉。通过大营街可以展示中国农村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成就。     本书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转播与传媒发展、民间习俗、民间艺术、宗教等几个方面来描绘大营街的基本状况，在结语部分对大营街的社会发展提出一些思考。     第一章“人口”，介绍大营街人口以及婚姻家庭等基本情况。2007年，大营街居委会有1782户人家，共5339人，其中98．82％的居民为汉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营街陆续出现了一批有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企业。伴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大营街居民中以务农为生的居民比率逐年下降，近几年来，绝大多数居民都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作。     第二章“经济”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之一。首先介绍1949年以前大营街的经济发展情况，接着介绍1949年以后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集体企业发展的历程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情况。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营街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还是“人地矛盾”。1949年以前，这一矛盾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从我们可以调查到的较为准确的资料来看，大营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人口约2900人左右，水田1887亩，地187亩。人均拥有水田约0．65亩，拥有地约0．06亩。1980年，有人口3779人，水田1810亩，地258亩。人均拥有水田约0．48亩，拥有地0．07亩。1990年，4290人，水田1613亩，地266亩，人均拥有水田0．38亩，拥有地0．06亩。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大营街的人口数在不断增长，人均占有的农田面积在不断缩减。从我们统计的任何一年的数据来看，如果单纯从事农业生产，至多就是解决“吃饭难”的问题，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集体企业的成长在大营街的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玉溪地区乡村集体企业的最初成立是在1958年，共有6家，但增长速度很慢。1964年大营街生产大队基建队成立。这个基建队主要是以单包(工时造价)形式在玉溪县境内承担土建工程。成立之初，大营街基建队共有30人左右，职工全系大营街生产大队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基建队为大营街的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领导大营街实现社会转轨、经济起飞的骨干力量差不多都来自于这个基建队。1980年8月大营街投资兴建了“大营街红砖厂”，1981年1月5日正式投产。1983年大营街集体投资建成了食品加工企业“玉溪市芝麻片厂”。这些企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现在还保存着一口旧砖窑，作为当年艰苦创业的征。至少也表明华西村在发展之初也紧紧依附于土地资源。     随着基建队、红砖厂和芝麻片厂等企业的发展，大营街人掘得了后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到1983年，大营街工农业总产值为252．3337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39．7995万元，占总产值的55．4％。到1986年时，大营街工农业总产值为433．047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335．3678万元，占总产值的77．44％。从全国来讲，到1992年，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到2002年，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半壁江山。而大营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就早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到2006年，由于建工厂、修公园，开发房地产等原因，大营街的耕地面积只有513亩了，人均耕地只有微不足道的0．1亩了。大营街居民的土地在不断地减少，但他们的收入却不断增加。这一年大营街的经济总收入达到了23．21亿元，创利税1．2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1200元。无论从哪方面讲，大营街的发展速度都是令人惊讶的。大营街的集体乡镇企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营街真正意义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间是比较短的。1983年6月，经过充分讨论，大营街大队9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大包干生产，社员承包土地到户，基本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在全国很多农村开始瓜分集体企业的时候，大营街的集体企业没有被分掉。而正是这些集体企业为大营街后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83年开始，到1984年结束，大营街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到1986年，各家各户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1986年后大营街开始逐步把土地重新收回集体使用。     1986年，大营街首先收归集体统一管理的是山地。这是因为大营街的山地总面积很少，村民人均面积不足0．09亩，山地种植作物收入对家庭经济收入没有多少贡献；而随着大营街集体企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厂房建设用地，较之于耕田，山地更容易成为开发的首选对像。1994年，大营街开始把1984年已经承包到各家各户的耕田收归集体，再按人头重新分配，由集体统一管理。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集体企业发展高潮中，厂房建设用地占用了第二、第三和第八村民小组的田，尽管在占用土地的时候大营街办事处给予了适当的补偿，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部分村民的耕田面积急剧减少，直接影响到了村民的口粮问题；并且由于占用的耕田比较多，从1989年到1994年，5年的时间，因为发展集体企业需要厂房建设用地就占用了97亩耕田，占到了1994年耕田总面积的6．3％，因此补偿调整起来比较麻烦。于是由办事处出面，把全办事处的耕田全部重新收归集体，然后不分男女老少，按人头平均分配耕田，每人0．42亩耕田。从1995年后，凡集体占用到村民耕田的，就一律补偿费用，不再重新调整耕田。补偿标准是大小春每亩1000元，一直补偿到2000年集体发口粮米为止。而没有被占用的耕田，依然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各家各户负责农忙时节的播种、收割，日常田间管理则交给居民委员会的6个专职农业管理人员管理。2000年，大营街把所有的耕田收归集体(尽管从名义上讲每个大营街人都有几分田地)，并逐步改变了耕田的用途，通过改变土地用途，使土地大幅度增值，从而彻底结束了大营街农田种植水稻的历史。由于土地由居委会以集体的名义来统一配置，就使得作为集体所有的集体企业在投产建厂的时候省掉了土地征拨和使用的大笔费用。这对于发展之初资金极其匮乏的乡镇企业而言，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即使在今天土地使用的廉价也还是保证这些企业能迅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乡村工业的发展，大营街基本建立了强大的集体经济规模。1998年之后，尽管集体性质的工业企业的收人占整个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率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集体经济还是大营街经济的重要构成。     同样，随着大营街集体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大营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映月潭修闲文化中心、汇龙生态观光园、玉溪汇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的相继成立，也使得集体企业的经营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     第三章“政治社会”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大营街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转型突出表现在社会结构和社区居民群体构成上的变化。本章主要从大营街居民阶层结构的演变、社会分层的现状；政治组织结构的演变及现状；社会组织的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分析。其中，重点分析了大营街社会分层的现状，对农业劳动者、集体企业职工、社区管理者、企业管理者、无劳动能力者、外来者等群体的构成及其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社区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往往是合二为一，既充当着社区的政治精英，也充当着社区的经济精英乃至文化精英。     第四章“教育”部分，首先回顾了1949年以前大营街教育的基本情况，然后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教育发展事业不仅包括了学校的幼儿教育、小学义务教育，也包括了企业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还包括了狭义层面上的社会教育如老年学校、人口计划生育学校等方面。立体化的教育培训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立体化的教育体系建构了要学习、能学习的社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造成的剧烈冲击，为大营街从一个具有浓郁文化传统的经济欠发达的乡村转变为具有现代市场气息的经济高度发达的小城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企业教育上，云南玉溪水松纸厂、玉溪市汇溪公园、汇龙生态观光园等企业通过督促职工每天完成工作日记、举办职工文化夜校、操作技术技能培训、职工技能知识竞赛、文娱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企业职工的职业技能，而且提高了职工的综合素质，完成了员工从农民转变为现代企业职工的历史性转型。     第五章“医疗卫生”卫生部分，主要梳理了大营街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及其现实状况。1949年以前的大营街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大营街的医疗卫生事业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经营等几个发展时期。从中可以看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对于今天的大营街来说，当地医疗体系实行的是由政府进行组织和引导，吸引农民自愿参加，采取个人、集体、政府多方筹措积累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第六章为“信息传播与传媒发展”部分。作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大营街信息传播系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章主要梳理了大营街通讯事业的发展历史和信息传播系统的现状，其中重点以大营街汇溪电视台作为个案，分析了大营街信息传播系统的构成及其作用。认为通讯事业的全面发展和信息接收方式的改变，使得大营街社会生活更具有开放性。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乡村社区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联结性日益凸显。通讯事业的发展带来人们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对传统社区来说，其影响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