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想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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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想的典范
郑培凯     
　　读了俞晓群的一本新书《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很有些感慨。这本书中讲的前辈，都是近现代出版界的前辈，从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的张元济（1867-1959），到本世纪初才过世的陈原（1918-2004），书中分篇介绍了十一位出版界的巨擘，都是我们读书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曾经接触过许多好书，得到许多终身受用的启发，大概都跟这些出版前辈的努力操持有关。他们或是出版社的董事长、总经理，或是编辑部主任、专业的责任编辑，是二十世纪林林总总图书面世的幕后操作者。读一本书而受益，我们经常是直接感谢作者，而忽略了一本书的成形，背后有一个出版的流程，有一个知识传播的制作过程，甚至有一群识别千里马的伯乐，为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了知识传播的普及流传，兢兢业业、孜孜矻矻，奉献了他们的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本书介绍的十一位人物是：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巴金、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有趣的是，书中这十一位人物之中，有五位（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胡愈之、陈原）都跟商务印书馆有关，也就在彰显人物的同时，显示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民营出版企业，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个出版企业能够长期维持并推动文化理想，能够培养并凝聚许多响当当的文化人才，能够持续不断策划并出版知识性强的好书，是值得现在的出版业者思考并借鉴的。
　　张元济的生命历程，有过政治上的惊涛骇浪，也曾在波涛汹涌之际急流勇退，固守文化阵地，可以是中国近现代知识人为了追求文化理想的一个典范。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仅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而且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若是一心只想做官，是可以在传统权力结构中飞黄腾达的。然而，他有自己的理想，参加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永不录用，就一生投入文化教育出版的工作。张元济有眼光、有魄力、有理想，对文化出版最大的贡献是介绍新思潮，编写新式教科书，出版新型的杂志，如综合性的《东方杂志》、推动新文学的《小说月报》，编辑各种大型字典工具书，成为中国现代思潮的重要推手，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思维的基础。
　　张元济经营商务印书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一盘生意，然而，他做出版生意有自己的文化理想，主张“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出版要赚钱，但生财有道，要赚高尚的钱，为文化事业多尽一分力。他在日记中说过，只想着赚钱而不考虑学术文化的出版商，应该从书业商会中开除出去，显然是不屑与之为伍。他在六十岁之后，主要的工作是整理与编印古籍，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四大部书，为研究学术提供了精审而方便的资料。张先生一生远离政治，远离权力核心，却高瞻远瞩，又能身体力行，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创立了追求独立自主的环境，提供大量翔实的知识宝库，真是功德无量。
　　书中对王云五的介绍十分有趣，强调的是王云五经营商务所引起的争议，让我们看到王云五的能力与干练，同时又看到他性格中有强烈的名利心，有一种潜在的锱铢必较倾向，是天生的管理人才，把商务带进现代化企业管理的时代。作为一个知识人，王云五似乎不像张元济那么“高尚”，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王云五显然更通达时务。俞晓群虽然不太敬仰王云五，但却尽量陈列客观事实，呈现出王云五对文化出版的贡献，还是出类拔萃，值得钦佩的。
　　这是一本小书，但令人思考一些关于中国文化前景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