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鸿手书《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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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鸿手书《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
蒋炳昌   
　　2004年1月31日晚，白蕉夫人金学仪先生来电话告知，今天北京廖静文女士寄回了借去四十余年的徐悲鸿亲笔《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原件。要笔者前往她家观赏，以了却前之宿愿。
　　1960年秋天，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专程来沪征集、商借徐先生书画作品以充实悲鸿故居纪念馆的陈列展出。白蕉夫妇为此特地在上海锦江饭店设宴为廖女士洗尘接风，并邀请海上书画界同仁和朋友，出面说明她此行来沪目的，希望得到支持。在宴席上白蕉先生还主动带头将自己珍藏几十年的悲鸿书画（除双青毛竹、枇杷外），全部交给了廖女士。当时，她再三约定用后一定原璧奉回。《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就是其中的一件。
　　二十一世纪初，笔者在为师母金先生记录整理口述历史时，听到了上述故事。笔者因从未见过悲鸿手书《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故特请金先生致函北京，要一份该件的摄影照片，以备参考使用。
　　《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系纸本，长六十八厘米，宽四十四厘米。原文如下：“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 从中华民国二十年元旦起，凡要白蕉写字、作画、篆刻者，慨略取酬。各件不论尺寸分毫，求者必履行下列条件之一，计纳好纸三四或七八纸，广皮一刀或二刀，好墨一锭或二锭，好笔一枝或二枝，好石一块或两块，名香一盒或二盒。此区区各取即需之旨，交易公平。惟如有八寸以上旧研、各色旧笺、多年上好陈墨、旧石章、旧拓碑帖及百年前陶瓷、千载以上之破铜烂铁见贶者，则白蕉大喜过望，视来者所需，必有善报。 其友悲鸿书。”
　　白蕉同徐悲鸿先生为好朋友，他俩相识于上世纪二十年代。1923年白蕉告别金山张堰故乡，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求学，考入上海海澜英语专修学校，跟同学蒋丹麟夫妇非常密切。蒋丹麟是诗人蒋梅笙教授的幼子，悲鸿夫人蒋碧微的小弟。白蕉先生自幼喜好诗词，更喜书画。当年蒋梅笙教授组织了一个诗社，许多爱好诗词的青年纷纷参加，据后人回忆统计，除蒋碧微姐弟外，还有徐悲鸿、白蕉、女画家诗人周鍊霞、徐建奇、戚石印夫妇等。白蕉悲鸿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两人遂成莫逆之交。悲鸿先生虽自习北魏碑版，崇尚碑学，但很赞赏白蕉先生的帖学书法。1932年，还特请他写《屈原九歌》长卷。白蕉先生在其《云间书跋甲集》中记录了这件事：“悲鸿先生去年来书，委写屈原九歌九卷，余以待病家居，鹿鹿未就，今半矣，乃始成之，计有真、行、草共计十纸。仙童乐静，不可见欲，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恨丹麟不及见之也。壬申（1932年）白蕉。”
　　古今人文、书画家，在成名后多有鬻艺润例之订。或为生计，或为节制，于人于己，亦一方便之举。其条款明细可鉴，文辞斐然可诵，更有以诗句引述者。民国以来，印刷分送各笺扇庄或刊登于报刊。其字体除印刷体以外，也有石印手写体，虽非正式文类，但亦不失为一特色的墨林小品。近年来，王中秀、茅子良、陈辉编著的《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一书，就可见其一斑。

徐悲鸿手书《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

　　通常之润例，每以书画篆刻种类、尺码大小而分别标其售值。而《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竟是另类，不谈钱财，以文房清供用具多寡而定，古今润例绝少见到。笔者以为白蕉先生当年家境丰裕，不以此为生，再则他继承古代名士忌谈金钱之习俗，以示清高。
　　笔者最早见到的书画家润例是晚清笔记上所载的扬州八怪郑板桥自订润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 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该润例读来风趣直爽，回味无穷。传之今日，还被后人津津乐道。近年得观吴缶翁昌硕老人亲笔书《润例说》，文中亦录此板桥润例，并附录其一诗：“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意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吴氏在文中又评道：“板桥此举，虽不能云高雅绝俗，然视彼假名士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故迟濡濡，以要原酬者，其真伪不可同日而语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能见到的润笔例，绝大多数为金石篆刻类，而书画类较少见，并且大都在国家单位如朵云轩、长江刻字厂等门市部。1963年秋，在白蕉先生家中墙上第一次见到他自拟的一份润笔例，是请上海博物馆书画家承名世先生用写经体小楷书写，并用木板雕刻后刷的，黑底白字，非常醒目。五十年后，其内容记忆已不完整，只记得书法为每方尺十五元，画兰二十五元，并有如有佳纸、好笔、旧墨、名砚相让，必有精彩书画回报之言。后在老友沈觉初先生处亦见过唐云为他所订之润笔例，唐先生的书体很平常，并不是他常用来题字画的那种书体，在1966年前后，这些润例均不见影踪。
　　多年前，笔者同原上海美协的老前辈谈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书画家润笔例出现的起因，他们讲，1962年初，春节临近，上海美协的干部开会，讨论会员生活情况，有些困难者，政府要给予补助，议订具体方式方法。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美协党组书记的方行同志在会上讲到，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往往很顾及面子，生活困难者，都不愿自己反映，就是以往美协派人送去几十元钱，他们虽然收下了，心里感到很别扭不痛快，以为有失面子。当前补助工作一定要展开，但不宜用补助的形式发放。大家有什么好的点子提出来商量。方局长特地在会上点了张云骋同志的名说：“你是管人事及统战工作的，有什么好方法？”云骋同志说：“我听美术馆同志曾讲起上海有很多老书画家，在旧社会都是以出卖自己书画作品而解决生活来源的。吴湖帆一把成扇润笔酬金要五两黄金，不仅要先付钱，还要排队等待。”方局长听了以后，连连说好，认为用书画作品来换货币，是显示了这些人创作的艺术价值，而且又可取得劳动报酬，这样做有“面子”又有“夹里”。这种书画买卖方式，在解放以来十余年没有出售字画的展销空间。因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般人的收入只能维持日常生活，哪有闲钱来购买书画。再退一步讲，就是真有少数有钱的，怕也不敢前来购买，所以困难重重。经过会议商讨，达成共识。一方面向上级市委宣传部汇报说明原委，另一方面做好两手准备，在沪办书画作品展销。据吴景泽同志回忆，当年是在南京路朵云轩举办的。如果展销时有人要买最好，实在无人购买，则由协会工作人员化名贴红条子，以示售出。贴红条子要有针对性，即经济上需要补助的书画家作品。作品标价按艺术水平质量、画家社会影响和尺幅大小论高低，最高每幅八十元，最低十二元。展销会开幕后，果然在意料之中，很少有人问津。只能按原计划化名贴红条子，每天加几张，以示售出。不料上海书画展销，竟惊动中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同志带领几位干部来沪考察。看到会场里贴了不少红条子，认为搞得不错。当了解事实真相后，他说：“好多作品很是不错，我没有钱，如果有钱都可以买下来。”他又说：“我来带个头。”买了一张白蕉先生的兰花（两平方尺，十五元人民币）。这次展销会后，上海一些书画家认为政策已允许书画开放，于是他们也挂出了新的润笔例。几年后，形势大变，润笔例又销声匿迹。直到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书画创作获得新生，笔者才看到一些书画家的润笔例。
　　最后，再向读者介绍白蕉先生建国前的一首润笔诗：“白蕉篆刻直例 此例为亲故订，外间仍不应，系诗一首：两年一动笔，此事我尤懒。有价非初心，亲知亮悃款。急切不可得，迫促岂相爱。怨言若见寻，我本不肯卖。”此原件为同门傅式诏兄所收藏，当年笔者认为有用而随手抄录，作为资料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