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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出炉 评选出“名家”13人 其中12人是高校教授 屈建成 张全友 实习生 邬玲

本报讯 （记者 屈建成 通讯员 张全友 实习生 邬玲）昨日，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大会首次命名表彰了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全省共评出“名家”13人，其中12人是高校教授，武大最多，有6人入选。 　　据了解，首批“荆楚社科名家”由湖北各高校及科研单位自行申报，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及无记名投票，经过多个环节最终确定。评选“社科名家”时参照五项标准进行，即：是某一学科的创立者或做出重大贡献者，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其成果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成果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 　　湖北省高校及研究机构云集，大师级社科专家众多， “荆楚社科名家” 今后将每两年评选一次。 　　附：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名单 　　武汉大学：经济学家谭崇台 法学家马克昌 图书馆学家彭斐章 哲学家陶德麟 历史学家冯天瑜 美学家刘纲纪之一 　　华中科大：经济学家张培刚 　　华中师大：历史学家章开沅 语言学家邢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家周骏 会计学家郭道扬 　　湖北大学：语言学家和古文献学家朱祖延 　　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夏振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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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义：好教师必须是个好学者 好教师必须是个好学者作者：邢福义 晓苏 　　 　 邢福义，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文化语言学和相关的其他问题。已在《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文章460多篇，在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著作50余种。代表性著作有《语法问题探讨集》《现代汉语》《语法问题发掘集》《汉语语法学》《文化语言学》《汉语复句研究》《汉语语法三百问》《邢福义选集》《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等。 　　 　　 晓 苏：邢老师，您好！我知道您是一位大忙人，首先我要感谢您在万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之所以这么急着要来采访您，是想赶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新年第一期上将这个访谈发出来。您是我们刊物的老顾问，又是享誉中外的大学者，在我们的读者中，知道您的大名的，少说也数以万计，有些人还亲眼见到过您本人。我的意思是说，您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读者队伍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号召力。我想，我们的读者能在新年第一期上读到关于您的访谈，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喜，进而会更加喜欢我们的杂志。 　　 邢福义：你的说法恐怕有些夸张了。我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教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汉语语言学方面，《语文教学与研究》是一本面向中学语文教师的刊物，我在这个特定的读者群中不会像你说的，有这么高的知名度。 　　 晓 苏：我刚才的话没有丝毫夸张的成份。您应该记得，《语文教学与研究》开辟学生版《读写天地》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栏目叫“语文三家村”，约请您和王先霈老师，还有黄曼君老师，每期为这个栏目写一篇文章。那一年，您为这个栏目写了十二篇，虽然文章都不长，可以说都是小文章，但影响却非常大，我们编辑部收到了好多好多的读者来信，大都是赞美的，称之为小文章大学问，也有人说小文章大学者。还有，您十年前曾为我们的读者作过一次报告，地点在湖北宜昌，参加我们会议的代表有六百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点中学，把一个大礼堂都坐满了，是真正的座无虚席。那天上午，您手上一张纸片也没拿，却一口气讲了三个半小时，其间笑声不断，掌声不断，惊叹声不断，所有的听众都如坐春风，胜读十年，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天我还特别注意到，三个半小时没有一个代表去卫生间，等您报告结束时，人们都慌慌张张往厕所跑，却一个个都用手捂着小腹，腰都直不起来了。 　　 邢福义：您说的这两件事，我都有比较深的印象。那十二篇小文章，虽说发表在一本供中学生阅读的刊物上，但在语言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一年的专栏写完后，语文出版社很快把这十二篇文章结集出版了，书名叫《语言运用漫说》。关于去宜昌作报告，我还是带着病去的，当时痛风的老毛病犯了，脚肿着，一走一跛的。不过那次我很高兴，认识了那么多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让我有了一个难得的与中学语文进行对话的机会。 　　 晓 苏：您那年在宜昌作的报告，可以说影响深远。您讲到的许多例子，至今还在我们的读者中口口相传，比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中的动词运用，老虎一搞，武松一搞；又比如既能说上馆子又能说下馆子，却只能说上厕所不能说下厕所；还比如杨白劳唱词中的没钱和钱少的问题……您列举并分析的这些语言现象已在我们的读者中成为经典，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经久不衰。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您的报告为什么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说服人？作报告，从广义上说也是讲课，作报告的人，从广义上说也就是教师，我上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表述，即：您是怎样成为一个好教师的？事实上，您在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教师，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一说到您上课，没有谁不翘大拇指的。下面，邢老师能不能对我刚才这个问题作一些回答？ 　　 邢福义：好的。你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思考，也乐意回答。我1958年正式登上大学讲台，上本科生的课。198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91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几十年来，我一直这么告诫着自己：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大学教师是这样，我想中学教师也应该是这样。 　　 晓 苏：一个好教师必须是个好学者，邢老师说得太精辟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您为什么是个好教师了，因为您首先是个好学者。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学者是要有天赋的，好学者恐怕需要更好的天赋。然而，并不是每个教师都有成为学者的天赋，有好天赋的教师就更少了。如果说好学者是好教师的前题，那成为一个好教师就太难了。 　　 邢福义：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成为学者固然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靠勤奋。勤奋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方法。老实说，我能成为一个学者，主要依靠的还是勤奋。勤奋可以激发兴趣，勤奋可以滋生智慧，勤奋可以创造奇迹。 　　 晓 苏：照您这么说，学者并非天才，成为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接下来，邢老师能否给我们具体描述一下您的学者之路？ 　　 邢福义：可以。坦率地说，我走上汉语语言学研究之路，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从小特别喜欢画画。1952年到1954年，在海口广东琼台师范学校专师班学习，时间2年，主要便是学的画画。原想毕业后当个小学教师，业余搞点绘画创作，从那个方面求发展，没想到毕业时学校让我报考师范大学。当时，因为经济困难，我决定报考时间较短的2年制专修科；又因为喜欢画画，我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的美术专修科。可是，按要求，考美术必须加试“术科”，而要参加“术科”的加试，必须去广州，那里才有试点。我没有去广州的路费。思来想去，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修科，希望考取报到之后能转到美术专修科去。 　　 1954年9月，到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修科报到之后，我提出转到美术专修科，但没有得到批准。好在我对文学也很有兴趣，于是安下心来，课余时间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并试着写点儿童文学。1955年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中文系资料室，翻看一本《语文学习》，读到了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立即对语言里居然存在那么神奇奥妙的规律大感惊讶。于是，我也试着思考一两个问题；于是，越思考兴趣越浓，觉得有一股子力量吸引着自己。1956年7月中文专修科毕业之后，中文系领导宣布把我留在系里当助教。一个专科学生能留校，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有一天，一位中文系领导召集留校者开会，要求我们表明希望分到哪个专业的意向，我毫不犹豫地在表上填写了“汉语”──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搞的一门被认为十分枯燥的学科。 　　 晓 苏：您的学者之路就是从留校当助教开始的吗？ 　　 邢福义：可以这么说吧。从1956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结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偷学阶段。我把不交学费而能学到知识和提高能力叫作“偷学”。这个阶段在1956年至1965年之间，整整十年。从1956年一参加工作起，《中国语文》上每发表一篇重要语法论文，我都要潜心于“悟道道”：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是怎样展开这个题目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这样，终于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众多高明学者也就在“函授”中成了我的导师。就靠这“偷学”，在不认识编辑部一个人的情况下，经历了“投稿－退稿－再投稿”的多次循环反复，1957年，也就是22岁那一年，我在《中国语文》上表发第一篇文章。在这个阶段里，我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知道了应该充分发挥两只眼睛的功能。一只眼睛用来看懂别人文章的表面、正面和一行行文字，另一只眼睛用来探视别人文章的背面、反面和字里行间里隐藏着的奥秘。二是学会了处处留心抓问题，重视了捕捉论题的敏锐感，开始了做小专题研究的自我训练。1957年到1965年，《中国语文》发表了我的7篇文章，还不包括报道性文章。之后，“文革”开始，《中国语文》停刊。“偷学”阶段就此结束。 　　 晓 苏：如此说来，您在第一个阶段真够勤奋的。下面该讲第二个阶段了，您把这个阶段叫什么阶段？ 　　 邢福义：第二个阶段是自悟阶段。自悟阶段包括“文革”10年和“文革”之后的13年，共23年。我主要作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对我以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件事，是学会写好万字文。“文革”前，我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过2万多字的长文，但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都是数千字的文章。这成了我的“心事”。文革期间，尽管不能集中精力于专业，但我不但一直没有放弃过问题的思考，而且时不时偷偷地写点东西，练练笔。特别是，1969年到1971年，我被抽调到新组建的湖北省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教材编写组组长，就是当时的全省军宣队总指挥长。这位将军，要我们编写组的成员别管社会上诸如“武斗”之类的事，专心编写好教材，我因此有机会联系中小学实际继续钻研某些问题，并且一有空隙就钻研1975年起开始注意到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定名结构充当分句的现象。“文革”之后，《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我花了12年时间、经过多次推敲修改才定稿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1万多字，在《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上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出来了。吕叔湘先生于1979年9月28日给了我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后来，吕先生答应我的请求，为我的第一个论文集《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作序。在1984年8月30日写成的序中，吕先生说：“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大受鼓舞。自从发表《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以后，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便一般都是万字文了。第二件事，是学会读好一本书。“文革”期间，我既偷偷写文章，也偷偷读书。当时，有个信念：读别人的书，是为了写自己的书。于是，在“厚书读薄，薄书读厚”上下了功夫。读什么书呢？学生时代，我没有机会听逻辑课，因而一直深为遗憾。“文革”期间，有位同学送我一本旧书——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的《逻辑学》（三联书店1951）。我如获至宝，反复地读，反复地消化，在书中写批注，画红线蓝线，打上这种那种符号。我又联系汉语实际，检验逻辑定律和语言运用的联系和区别，有了不少收获。这本《逻辑学》至今珍藏。“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我提出开逻辑课的建议，得到领导的同意，便在中文系给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讲逻辑，实际上讲的是包含有我的心得体会的“语言逻辑”。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语法知识及其应用》，就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不仅如此，我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还不断引进逻辑方法，写出了好些文章。这一点，引起了语言学界同行的注意，也引起了逻辑学界部分学者的注意。凡是“文革”以后出版的中国语法研究史，都提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国际刊物《语言研究问题》2010年第2期（Волросы филоло 　　гическиx наук№2[42]2010г）译载了我1991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译文未写明俄语翻译者是哪位学者。译文开头有一段作者介绍，其中说我是“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奠基人”。这跟我上面述说的事实显然有关。当然，“学派奠基人”的提法，过于溢美，不符事实，令我汗颜。第三件事，是在建立学术根据地上下功夫。我以为，一个好的学者，必须有反映自己特长和优势的领域。“文革”以后，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复句研究作为“据点”，希望以点带面，摸索出能反映自己研究特色的道道。这一时期，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复句研究方面的。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我的《汉语复句研究》，近50万字，大部分文字其实是这一时期写的。这本书，连续获得了三个一等奖：2003年，获武汉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晓 苏：那第三个阶段呢？从时间上看，您的第三个阶段应该是从1990年开始的，从这一年开始，您已经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了。当时，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导还屈指可数，不像现在，路上走的差不多都是博导了。 　　 邢福义：我把第三个阶段称为有我阶段。这个阶段，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注重学派意识，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不仅要自己走路，而且要走自己路。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为博士生导师。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提出了一些带有个性的见解和主张。这就是：1990年提出“两个三角”说，1991年提出“主观视点”说，1995年提出“小句中枢”说，2001年提出“句管控”说。1998年出版《汉语语法学》，“导言”中指出：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在这些“见解和主张”中，最受关注的应是“小句中枢”和“两个三角”。“两个三角”的提出，早于“小句中枢说”。1990年，我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云梦学刊》199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0年第9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0年第6期）。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两个三角”这一概念。所谓“两个三角”，一指“表里值小三角”，主张表里互证、语值辨察；二指“普方古大三角”，主张以方证普、以古证今。我先后出版过系列性论文集五本，这就是：《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语法问题发掘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语法问题思索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语法问题追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语法问题献疑集》（商务印书馆2009）。《探讨集》收录的是自悟阶段的论说。《发掘集》中，收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排为最后一篇，具有总结性，意在强调前边各组文章实际上都在贯彻“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部《发掘集》，获得了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发掘集》之后，从《思索集》到《追踪集》再到《献疑集》，不仅收入了《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小三角”和“三平面”》和《语法研究中“两个三角”的验证》等理论性文章，而且有一组组描述具体事实的文章，或者分别应用了小三角和大三角的研究，或者综合应用了小三角和大三角的研究。特别是，到了《献疑集》，研究视野进一步突破了汉语语法构造本身，或者把视线投射到社会与文化，或者把视线投射到中文信息处理，或者把视线投射到国学。仅就国学问题而言，就相继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了《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救火”一词说古道今》《“人定胜天” 一语话今古》《漫话<有所不为>》《“X以上”纵横谈》《说“广数”》《“十来年”义辨》等等文章。正如汪国胜《读<语法问题献疑集>》一文所指出：“这类雅俗共赏的文章，既是语言学，又走出了语言学。诚然，邢先生在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同时，还在有意识地做着‘大语学’的研究尝试。”（《光明日报》2009年12月7日）前不久，《献疑集》已经获得了武汉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最早较为系统地阐释“小句中枢”这一理论的，是论文《小句中枢说》（《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以“小句中枢”为理论基础建立起一个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67）。论文《小句中枢说》，200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汉语语法学》，1998年先后获得中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对于“小句中枢”的理论，李芳杰教授明确表示支持：“小句中枢说是对小句三论的引发和发展，无论是突破还是发展，其核心是创新。小句中枢说是富有创意的理论。”（《小句中枢说和句型研究和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许嘉璐先生更从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史上检视过这个理论。许先生指出：“邢福义先生的新著《汉语语法学》的第一章就是‘小句’，在该书《导言》中作者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汉语语法系统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以小句为中枢。’‘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黎锦熙的‘句本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短语中心’说所代替。但是，近来后者引起的怀疑越来越多。从黎氏到邢氏，恰好盘旋着往上走了一个圆圈。”（《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68－6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004年，《汉语学报》开辟专栏开展“小句中枢”理论的讨论，讨论从2004年第1期开始直至2005年第4期终止，历时一年半。参与讨论的，既有中国大陆学者，也有美国、新加坡、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学者们从语法体系的构建、相关理论的比较、汉语的韵律层级、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对“小句中枢”理论进行了多角度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小句中枢说”是一个按照汉语的面貌建立起来的语法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语法体系的本质来讲，“小句中枢说”都提出了清晰的、概括性的见解。（邓思颖《从生成语法学观点看“小句中枢说”》，《汉语学报》2005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文法革新讨论”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第一次有关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那么这一次《汉语学报》发动的“小句中枢”问题的讨论也有可能形成为我国语法学史上的第二次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范晓《关于构建汉语语法体系问题——“小句中枢”问题讨论的思考》，《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这次讨论的成果，由《汉语学报》编辑部结集成为《小句中枢说》一书，于2006年12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40万字。到2011年3月，我发表大小文章450多篇；其中，1990年以后发表的299篇；出版书籍50本（个人独著21本），其中，1990年以后出版的34本（个人独著15本）。我三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图书奖、国家优秀教材奖等多个奖项。2001年出版的《邢福义选集》，为季羡林主编《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丛书》之一，该丛书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10年11月，被褒奖为13名“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所有这些，都是1990年以后的事，都跟我论著中的“有我”存在因果关联。 　　 晓 苏：通过您对自己学者之路的回顾与描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大学者的成长史。您的勤奋，以及您勤奋之中的“偷学”、“自悟”和“有我”，都为我们广大的教师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教师向您学习，就有可能成为学者，至少成为学者型的教师。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好教师，肯定希望教出一批好学生来，据我所知，您教的好多学生，现在也是学者了。请问，您作为一位教师，是如何教书育人的？ 　　 邢福义：前面我说过，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其实我的话还没说完，只说了一半，后面一半是，一个好的教师还必须是一个好的长者。具体说来，我一直把下面三句话，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第一句话：引导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句号比喻结论，问号比喻疑问。我要求自己，千万别让学生做句号的俘虏，一定要引导他们不断发现新的问号，不断有新的开始。上课不搞满堂灌，不用宣讲式。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加强研究示范，避免教师的研究工作同学生的研究工作互不沟通；在接触学生的过程中，注意发现他们的长处，诱发他们的潜在优势。在我看来，只有让学生不断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才能使他们的才智闪光。第二句话：师生关系，亦师亦友。教师要起“指导”的作用，首先必须是“师”；另一方面，教师要和学生一起探讨科学问题，而在科学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是可以教学相长的，因此，更重要的，又应该是“友”。我曾经同三位硕士生合作，写出了论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又同三位博士生合作，写出了论文《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为了互相促进，我还写出了论文《“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以严谨的态度，跟我的博士生认真地交换不同的看法。我以为，师生之间发扬学术民主，利于形成良好学风和氛围，因而利于人才的造就。第三句话：最大的希望是学生超过自己。近几年，经常有人问我：您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我总是这么回答：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永远不断地自我超越；作为一个教师，我的最大希望是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自己，一个个都比我更会走路和爬山。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没有力气了，坐在二十米的高度上，听到上头大声地喊：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四十米的高度！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六十米的高度！那么，我会摸着白胡子欢快地笑：啊，他们上去了！ 　　 晓 苏：您这三句话虽说是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总结出来的，但我认为也适合于中学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这里，我要代表我们刊物几万读者对邢老师诚挚地说一声谢谢！同时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一级作家，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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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學家：彭斐章

　　彭斐章，男，1930年9月生，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該校信息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我省首屆荊楚社科名家之一。
　　曾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湖北省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1994-1998年）榮譽獎、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等。 主要致力於目錄學，社會科學情報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出版專著、主編、參編、譯著共2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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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斐章文集》是堪称我国目录学界泰斗——彭斐章老先生倾注多年心血编著而成的，既回顾了目录学的辉煌历史，又展示了目录学的丰硕成果，并展望了目录学的美好未来。本书对于目录学专业研究者、图书情报学兴趣爱好者以及相关从业人员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目录
简介
自序
第一编 目录学研究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
90年代的中国目录学研究
当代中国目录学研究的现状
面向未来 重塑辉煌——跨世纪目录学研究基点的选择和学科制高点的确立
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
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目录学的今天和明天
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
评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目录学研究
苏联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目录学普通教程》评介
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学海浩渺话舟楫——试论目录学知识普及问题
第二编 图书馆学教育
论数字环境下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创新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文华图专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迈向21世纪的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
新中国图书馆写教育的回眸与思考
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
加强核心课程建设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目录学课程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第三编 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书馆学研究
数字时代我国图书馆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
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数字化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学定有灿烂的未来
世纪之交的思考——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论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观念的变革
第四编 其他
中国社会科学工具书导论
沟通—互补—合作——海峡两岸图书馆学、资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序王克强主编《怎么从书海中找到自己的航向》
立下园丁志 甘为后人梯
质与量的和谐是当代出版业的使命
第五编 专访
图书馆学定有灿烂的明天——访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彭斐章教授
为人师表五十载 一生不悔园丁情——彭斐章教授访谈录
博导系列访谈：彭斐章教授
“大文科计划”与导读——彭斐章教授访谈录
培养跨世纪人才——访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彭斐章教授
为信息社会培养跨世纪人才——访我国著名图书情报学专家彭斐章教授
强化读者的情报意识——访武汉大图书情报学院院长彭斐章教授
樱花烂漫，如同桃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建院三周年前夕访院长彭斐章教授
锐意改革，振兴图书情报学教育事业——访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彭斐章教授
第六编 评说
学以载德 桃李芬芳——记彭斐章教授
Bcerдa лePвый
彭斐章先生与中国目录学
问道珞珈情自浓
彭斐章与当代目录学
言传身教恩师情
彭斐章目录学思想与目录学成就论略
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开拓者——记彭斐章教授
试论彭斐章的目录学思想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彭斐章教授印象
授业有方的导师——彭斐章
记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彭斐章教授
第七编 附录
彭斐章著述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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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麟
著名哲学教授，博导。著有《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社会稳定论》等作品。




人物生平　　1931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哲学家。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
陶德麟


系，留校任李达同志学术研究助手。



著作与荣誉　　1956年在《哲学研究》上批评前苏联《简明哲学词典》的论文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

　



　　1984年被由国家人事部授予首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是武汉大学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人
.　　1985年起先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全国普通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哲学)召集人，国家社科“七五”、“八五”规划哲学组成员和“九五”、“十五”规划哲学组副组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美国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国际顾问等兼职。



获奖情况　　论文《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作为第一作者的《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主编的《社会稳定论》获中国图书奖。



主要工作　　陶德麟于1992年至1997年任武汉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自1985年以来担任了多项学术兼职。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八五”“九五”规划哲学评议组副组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第4届哲学专家组召集人，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和哲学学会会长等。现任国家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哲学评议组副组长，全国博士后第5届专家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哲学学会名誉会长等。



课题　　陶德麟主持的课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大课题1项，“八五”、“九五”“十五”重点课题3项，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项，教育部重点项目1项。获奖的科研成果有10项，其中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项，中国图书奖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荣誉奖1项，湖北省委宣传部优秀论文一等奖1项。

　　陶德麟1984年被国家人事部首批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访问讲学　　陶德麟自1985年以来多次应邀赴美、德、法、奥、日本等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十多所大学访问讲学，1995年由池田大作授予日本创价大学最高荣誉奖，1996年受聘为美国依阿华大学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国际顾问（International Adviser），2001年在昆明主持“世界马克思主义2001”国际会议。受聘为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主要贡献　　《中国当代社科精华》、《实际学人，百年影像》、《高校理论战线》等书刊对陶德麟教授的学术贡献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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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纲纪1933年生于贵州普定。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至武汉大学工作至今。兼任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与李泽厚并称“南刘北李”。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长期从事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著有专著《艺术哲学》、《美学与哲学》、《周易美学》、《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美学对话》、《中国美学史》（与李泽厚合著）、《书法美学简论》等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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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纲纪 :再论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




刘纲纪 贵州普定人。
擅长美学、美术史论。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至武汉大学工作至今。
历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研究所所长。
著作有《“六法”初步研究》、《龚贤》、《黄慎》、《文征明》、《书法美学简论》、《书法美》、《中国美学史》、《艺术哲学》、《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等。

【内容提要】中国画论是中国传统绘画美学思想的最充分和最集中的表现，是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其人文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其概念范畴体系来源于人物品藻，可以说是一个人化的体系。第二，它的核心要求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因而又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美学的体系。第三，它把绘画的主体、对象和技巧等都与人本身的品格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还可以说是一个人格化的象征体系。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一方面突出了创作和欣赏主体的自由境界；另一方面鲜明地体现出人类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相和谐的伦理化理想，而且具有深层的内涵化特点。
　　【关 键 词】中国画论；人文精神；美学特色
　　中国画论是中国传统绘画美学思想的最充分和最集中的表现。从先秦时代直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画论积累了极其珍贵的丰富资料，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绘画美学思想体系。
　　概括地说来，中国画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么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画论的滥觞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2世纪），包括春秋、战国、秦、两汉。这一阶段，由于绘画本身尚处在稚拙阶段，因而画论多包含在诸子百家的哲学著作或历史纪传之中，尚无独立的画论出现，且涉及绘画的言论大多并非绘画美学意义上的阐释。第二阶段是中国画论的确立期（公元3世纪—7世纪），包括魏晋南北朝、隋。这一阶段，随着绘画开始摆脱稚拙阶段以及审美意识的自觉化，画论也开始独立。这时的著名代表作是顾恺之的《论画》等三篇、谢赫的《古画品》、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姚最的《续画品录》。这一时期才真正有了绘画美学意义上的理论著作。第三阶段是中国画论的繁荣期（公元8世纪—14世纪），包括唐、五代、宋、元等。这一阶段， 中国绘画达到鼎盛时期，文艺美学思想也日益发展成熟，形成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之点。因此画论不仅在数量上很多，而且形成了独具自身美学特色的绘画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学范畴体系。以山水画、文人画、中国画史及画品为主要阐释著述对象，不仅出现了像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荆浩的《笔法记》，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邓椿的《画继》，汤ｈòｕ＠①的《画鉴》等大量精彩画论（包括画史）专著，而且产生了许多大诗人的空前绝后的题诗画（诗体画论），像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都有佳作传世。第四阶段是中国画论的集大成期（公元15世纪—1911年），包括明、清两代。这一时期的中国绘画已经逐渐转入衰落，但是绘画理论著作却空前丰富，达到4万余篇， 对于以前所提出的绘画的创作和鉴赏批评等方面的美学原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对于许多绘画技法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细致的归纳，使得绘画美学思想不仅系统化，而且也规范化了。尽管其中也避免不了一些琐碎和僵化，然而这时的画论已经达到了融通圆熟的程度，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画论范畴也完全定型化。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画论就进入了中西画论的碰撞融汇的新时期。不过，中国画论的最基本精神已经铸就。这就是：最强烈的人文精神表现和最内在的人文精神底蕴。
　　一
　　所谓人文精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倡导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是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人的本质探索思考的意识形态结晶，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人类所固有的自由创造精神〔1〕。
　　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曾以标榜人文精神而形成了一股汹涌的人文主义（humanism）思潮，成为上承古希腊罗马文明，下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地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的文化、美学、文论、画论，比起西方的文化、美学、文论、画论，却更具有人文精神。中国的画论正是在更具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化、美学和文化的基础上，积淀铸造了自己强烈而内在的人文精神特质。
　　中国画论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就是一片人文精神的沃土。与西方的科学型文论比较而言，中国的伦理型文化所具有的人文精神是更内在的、更强烈的。由于中国文明之源主要处在内陆地区的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长期稳定的农村自然经济高度发展，从原始公社制社会承袭的血缘宗法制度成为了维系社会的最主要支柱。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也就相应地积淀和烙下了深刻的以人与人关系为中心的伦理倾向，从而形成了中国的伦理型文化。
　　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也就形成了中国的“向内求善”的审美文化传统和中国的重情志，讲表现，求写意的伦理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而中国画论，正是在这样的审美文化、审美意识和文艺理论体系的制约下逐步形成、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中国画论比西方画论更加富有人文精神底蕴。
　　之所以说中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是伦理型文化的结晶，更富于人文精神，更加着重于人本身的价值，这是因为，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就十分重视情态的表现。我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件和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中就写着：“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2 〕汉代的《毛诗序》也写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 〕魏晋时代的美学家、文论家陆机不仅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而且指出：“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4〕在汗牛充栋的诗话、词话、画论、乐论、 舞论、书论的论说著述之中，有关文艺表现情志的言论，从上古时直至清代末年，真是不胜枚举。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还表现在通过情志的表现而影响人的道德修养，调节人们的伦理关系。这从上面引述的《尚书》中帝命夔典乐以教胄子，已可见出。而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更是全面系统地表现了文艺的伦理功能和儒家对文艺的伦理功能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为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伦理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传统。“诗言志”，“文以载道”已是中国文论的定势定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是上承古代传统，下启后代流绪；至于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之类的述说，更是把艺术的审美功能主要倾斜在了伦理方面和人本身的内心感化方面了。此外，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更在于，要求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事物和人们（包括所描写人物和作者）的内在精神方面，而不注重对象的外在形式的相似，并且充满了人化的品评。中国的诗论、文化中充满了比兴说，兴象说，立象尽意说，意象论，意境论，神韵说，滋味说；追求境生象外，象外之象，言外之意，旨外之旨，含蓄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镜花水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幽远境界。中国画论，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经过谢赫的“六法”，再到张彦远的“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经过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再到王绂的“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书画传习录》）和石涛的“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间，不似似之当下拜”（《大涤子题画诗跋》）〔5〕，也在追求那种人化了的事物、山水的灵魂； 把山水当作画家和欣赏者“畅神”（宗炳《画山水序》）的手段，把梅、竹、菊、兰化为画中“四君子”，这些也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人文精神。至于书论中的“意存笔先”说，乐论中的“乐者，本于心，感于物而动”（《乐记》），舞论中的“舞以尽意”（傅毅《舞赋》），都无不注重文学艺术中的内在精神，即人化的内容。
　　正是这种充满更加强烈、更加内在的人文精神的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使得中国画论比起西方画论，更加具有人文精神；比起富于科学精神的西方画论，更加注重人本身在绘画艺术中的关键作用。
　　二
　　中国画论的这种更加强烈而内在的人文精神在中国画论的浩瀚著述中充分地显现了出来，但至今尚无人予以研究整理。下面，本人不揣浅陋，试作梳理。
　　首先，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它的范畴体系来源于人物品藻，因而可以说是一个人化的体系。
　　诚如刘纲纪所言：在魏晋及其后来发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些美学概念，如“形神”、“风骨”、“气韵”、“骨法”等的形成，都和魏晋人物品藻的发展分不开，可以说是在当时人物品藻的风气中自然而然地出现和被广泛接受的。不了解当时的人物品藻，就不能弄清这些概念的发生及其实际的涵义〔6〕。 人物品藻之所以和中国古代美学概念的形成发生了密切关系，首先是由于人物的美同自然的和艺术的美三者之间有着根本的相通、相一致的地方；同时，从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来看，三者之中，人物的美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其所以如此，和“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深刻影响分不开。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美学所说的自然美是同人类生活处在和谐统一中的自然的美，不是什么同人类生活无关的东西。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完全离开人自身的生活，单纯以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看待自然的美，是从来没有的。再从艺术美来看，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所特有的现象，而人类社会生活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是不能脱离自然的，因此艺术的美也不能脱离自然的美。所以艺术美和自然美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不能脱离人的社会生活〔7〕。 魏晋时期带有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藻极大地突出了从审美的角度去认识人的本质，把对“人物之美”的品藻推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就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从而又有力地影响到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人物品藻的理论很自然地与各种重要的美学概念的形成联系起来〔8〕。 而这种影响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画论从确立之初就烙上了人伦之美的印迹，形成了一个从审美角度认识人的本质的“人化的”画论体系，即借用人物品藻的概念来阐释绘画的审美本质，而反过来又用绘画的创作和欣赏审美化地阐释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众所周知，中国画论的真正确立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顾恺之直接借用当时人物品藻的概念，提出“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的理论观点，经过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把传神的审美要求由人物画拓展到山水画，提出“畅神”说和“神明降之，此画之情也”的观点；然后，由谢赫的《画品》（即《古画品录》）的“六法”论作了中国画论史上最早的系统理论归纳，其中“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二法使得中国画论的人化特点突出地显示出来，并且将中国画论的传神理论一以贯之，使之系统化、定型化，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虽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文论的意象论和意境论的影响，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变化，表现出一些时代的特点，但是在其根本点上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就是，绘画必须表现人的同天赋、气质、个性相关的智慧、才情、精神之美，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概莫能外。
　　正是这种回到人本身（尤其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传神”（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理论传统，使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区别于西方画论的人文主义。波兰美学史家诺塔尔凯维奇说得很对，“希腊的艺术家把科学上的追求同审美的追求结合了起来。他们认为，只有宇宙才蕴含着和谐，艺术要想和谐，就必须让艺术家了解宇宙的比例，并把它应用到艺术中去。艺术家的目的不仅在于为观众带来主观的快感，而且在于使作品达到客观的完美。”〔9 〕而且希腊人制定他们的规范依据着三项原则。一是依据一般哲学（宇宙本体论和知识论），二是遵守有机物的比例，“这一原则中造型艺术及其以人体为中心的规范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对于建筑尤为重要的第三个原则，是掌握静力学的法则。”〔10〕这些，我们从波利克利托斯的《法规》和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等著作之中都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从希腊的古典时期开始（公元前5 世纪—公元前1世纪），西方造型艺术理论（建筑、雕塑、 绘画的理论）就已经具有了“人的尺度”，即E.帕诺夫斯基所说的“以人体为中心的”规范，不过，这种尺度最终还是走向了科学定型，把造型艺术的美的比例最后定位在“黄金分割”和各种图形的几何学（比例）以及静力学上的均衡，从而又回到了客体本身，走向了对于科学上真的追求，形成了“向外求真”的审美观念并在造型艺术美学中得到具体表现。而且，这种科学化的人文主义成为一种美学传统，虽然在后来智者学派的美学理论中有所改变，但是，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把绘画等造型艺术当作一种科学，从科学上来倡导人文主义却成了主潮，一直延伸到19世纪，当时最典型的就是达·芬奇的绘画美学理论。他直载了当地认为：绘画是一门科学。他说：“绘画科学包含什么内容？——绘画科学研究物象的一切色彩，研究面所规定的物体的形状以及它们的远近，包括随距离之增加而导致的物体的模糊程度。这门科学是透视学（即视线科学）之母。”〔11〕“论明与暗——光和影，再加上透视缩形的表现构成绘画艺术的主要长处。”〔12〕正因为如此，以后西方画论总是与透视学、色彩学、数学（几何学）、人体解剖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的结果总是指向对客体的精确摹写和逼真的再现。即使是十分强调人的感觉的能动性的印象派也不例外。就是从塞尚以后的现代主义绘画，不论是后期印象派、立体主义、野兽派，还是表现主义、抽象派，虽然与传统的西方画论有了许多不同的观念和理论，但是它们与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却顽强地制约着它们的人文主义只能是科学外向型的。
　　其次，中国绘画理论的人文精神还鲜明地表现在，它的核心要求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因而又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美学的体系。
　　中国画论的生命美学特点肇始于《周易》。根据著名美学家刘纲纪的研究，“生命之美的观念在《周易》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是《周易》美学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它的最重要的贡献。”〔13〕的确，《周易》对中国画论的影响不仅在于诸如思维方式、本原探讨等形而上的方面，更直接地还在于把生命美学的观念渗透到了中国画论之中。这一点，王微的《叙画》早就在公元5世纪已经指出了：“以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14〕。《周易》的“立象以尽意”，“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神，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15〕，则是更加直截了当地把象、意、阴阳、生（生命、生气）、刚柔、神等概念范畴及其生命美学贯注到了中国画论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周易》的生命美学观念的直接影响下，在中国画论的确立、成熟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序列：形神论——气韵论——意境论。顾恺之最早明确了中国画论的形神论，强调了“传神”这个生命之美的关键。谢赫则在顾恺之和其他画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提出“六法”，更为确切地把“气韵生动”树立为生命美学的画论第一义，并以此为核心把中国特有的笔法、象形、色彩、结构、临摹等融成一个完整的“气韵论”，突出了绘画的气（生气）贯注和韵（运动节奏）律动的生命之美，使“以形写神”更加落实，同时也把《周易》生命美学具体贯穿到了中国画论之中。因此，中国画论到谢赫这里就真正确立了。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谢赫的基础上，加以阐发，实现了从气韵论到意境论的过渡。他一方面指出“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另一方面又提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16〕这样，张彦远实质上是把形似、传神、立意、用笔在气韵生动的生命美学观之下汇统起来，又由于突出了“立意”和书画同一，从而为意境论在中国画论中的形成作了准备。第一个明确地提出画论中的“境界”概念的是北宋时代的郭熙、郭思父子。他们在《林泉高致·画意》中说：“更如前人言：‘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哲人多谈此言，吾人所师。……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将就率意。触情草草便得。”〔17〕由此可见，郭氏父子明显地受到中国诗论的影响，要求画家表现出诗意。正是在唐代以来诗论中的意境论的勃兴和王维以来以水墨山水为主要特色的文人画的兴起发达，造就了画论中的意境论。同时也就铸成了文人画的诗、书、画、印统一的基本格局。因此，意境论最为鲜明地表现出了生命之美。比如，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山水性情》说：“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清代恽向跋《山水册》说：“画以意为主，意至而气韵出焉。”清代笪重光《画筌》说：“绘法多门，诸不具论，其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于兹编可会通焉。”〔18〕这种生命之溢于象外和境外的无限幽深弘远之美，又是以人自身的气韵、立意为内在根据的，所以生命美学画论的人文精神也就特别浓郁。
　　此外，在绘画的品评上，生命美学画论也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从顾恺之的《论画》到谢赫的《古画品录》，初步确立了品评绘画的标准和品级；到了唐代朱景云《唐朝名画录》以张怀ｇｕàｎ＠②《画品断》为依据提出“神、妙、能、逸”四品，以后唐代的张彦远，五代的荆浩有所发挥，而到北宋时的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对以上四品进行了解释说明，从此“四品说”就成为中国画品评的基本准则。从黄休复对“逸品”的解释来看，“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19〕，强调的正是绘画作品中显现出来的人的自由创造的人文精神。北宋以后对逸品的高度评价，一方面与意境论的兴旺发达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淋漓尽致地在品评方面表现出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这与西方绘画讲求真实、逼真，合乎科学原理（透视、明暗、比例、色彩等）的品评标准是大异其趣的。
　　再次，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又突出地表现在，它把绘画的主体、对象和技巧等都与人本身的品格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还可以说是一个人格化的象征体系。
　　中国画论与整个中国艺术理论各门类一样都十分重视“人品”，把绘画作品视为画家人品的具体表现。例如，“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画品优劣，关于人品之高下”（元·杨维桢语）。“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文征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明·李日华语）“文如其人，画亦有然”（清·王昱语）。“书画清高，首重人品”（清·松年语）〔20〕。这种种说法虽然也有其过于偏激之处，但是，其要旨却在于突出了人格力量在绘画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从艺术作品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看，既有其合理之处，也充分地表现了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
　　中国画论还特别注重把描绘对象当作人格的象征来对待，多运用比、兴之法，而形成了诸如“梅、兰、竹、菊四君子”之类的传统中国画题材和主题。中国画看来多描绘山水、花鸟、鱼虫等自然对象，但是要求“展张于绘画，有以兴起人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宣和画谱》）梅花象征孤傲独立，兰花象征谦逊深沉，竹象征高风亮节，菊象征不屈不挠，牡丹象征富贵荣华，荷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松柏象征遒劲刚毅……春山如美人，夏山如猛将，秋山如高人，冬山如老衲……这些比起西方绘画中的风景画、静物画，就更多一些人情内蕴，更富于人文精神。
　　中国画论，即使在谈论绘画技巧时，也是极富人格化意味和象征化意义的。在绘画的构图布局上，中国画论讲究“气势”，这气势就是人的生命的外在显现，是一种摄人心魄的感性力量，也就是生机勃勃的内在生命力的美的表现。而为了达到构图的这种充满生气的美，中国画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技巧。比如，“画有宾主，不可使宾胜主”（元·汤ｈòｕ＠①《画鉴》），“先察君臣呼应之位”（明·沈颢《画麝》），“章法位置总要灵气往来，不可窒塞，大约左虚右实，右虚左实”（清·秦祖永《桐阴画决》），“山川之气本静，笔躁则静气不生”（清·笪重光《画筌》）。这里的虚实、呼应、宾主、动静等都是从人物关系的象征化而形成的画论范畴。而中国画论技法中关于透视原理的阐述更是以人本身为依据，所谓“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三远”，即“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北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这些大不同于西方画论运用透视学科学原理所定下的固定焦点透视法，完全以人的主体的想象性、象征性的移目游观的感受为依据。这才能够把诸如长江、华山、昆仑山、黄河之类的山水气势表现出来，达到“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竣”（南陈·姚最《续画品》）的审美效果〔21〕。
　　三
　　由上述可以看到，在中国伦理型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向内求善”的审美传统和美学思想的直接制约下，中国画论，在长期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之中，铸就了最为内在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比之西方画论的科学精神（科学化的人文主义）更能适应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的未来发展。
　　一方面，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十分突出地显示了在绘画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中的主体自由创造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自由境界，讲求“解衣般礴”，胸有成竹，胸中有全马，“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得心应手，澄怀味像，以畅其神，因而可以很好地解决人与自然在科技日益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突出的矛盾，启发人们真正富有自由创造精神地对待自然界这个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人类社会中必须建构的个体与群体相和谐的伦理化理想，追求一种调节整个社会的伦理功能。比如，“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序》）“图画者，有图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即使是山水画也可以做到：“近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山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会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ｈｕàｎｇ＠③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林泉高致·山水训》）这样一来，绘画及其理论美学就可以启迪人们去调节自身的各种需要、情感、思想、理想，逐步地克服那些违背社会一切方面规范的思想、言论、行为，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实际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某些负面影响，比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等，加以自觉调整，真正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自由和谐的统一，从而逐步地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
　　另外，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还具有深层的内涵化特点，所谓“意存笔先”，画如其人，书画同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等，都对画家和接受者提出了更为内在的意蕴方面的要求，追求以意为主的文质彬彬，不像西方画论（特别是现代西方画论）那样特别追求外在形式，甚至达到形式主义的理论极端。这也可以促使我们的画家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创作路径和方向，让我们的理论家、评论家更合理地调整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立场，对于中国当代自1985年以来曾经十分繁盛的先锋艺术、新潮艺术，进行人文精神的审视，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住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道路，真正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极富人文精神的绘画风格、绘画美学体系，把中国传统画论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以适应东西方艺术和艺术理论的发展潮流。
　　注释：
　　〔1〕详细论述见拙文《中国当代美学应当高扬人文精神》， 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2〕〔3〕〔4〕〔5〕汪流等编：《艺术特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195、7～8、8～18页。
　　〔6〕〔7〕〔8〕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7、98—99页。
　　〔9〕〔10〕塔塔尔凯维奇：《古代美学》，理然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11〕〔12〕《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3页。
　　〔13〕刘纲纪：《周易美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14〕《画山水序·叙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陈传帝译解，吴焯校订，第1页。
　　〔15〕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525、475页。
　　〔16〕〔17〕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上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40—641页。
　　〔18〕〔19〕〔20〕〔21〕周积寅编著：《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46、143、390—392、42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后下加土
　　＠②原字为王右加颧的左半边
　　＠③原字为氵右加晃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刘纲纪：《周易美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
　　[4]周积寅编著：《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张玉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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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胸怀当代的语言学家邢福义

   



    楚天金报讯 图为：邢福义（右）和吕叔湘先生
     图为：邢福义在华中村的住处前
     图为：邢福义一家人在长江大桥桥头
     图为：邢福义在华盛顿

     本报记者饶超 通讯员党波涛 实习生冯彬

     提 要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攻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文化语言学和其他问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11月16日，入选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谈成长——
     祖父膝盖上的启蒙教育

     邢福义生于海南岛乐东县黄流乡，很多资料显示他的出生日期是1935年5月30日。“其实，记录我出生的日子，用的是阴历。论阳历，却是当年的6月30日。上学时不知阳历，按阴历填表。于是阴历的日子便一直被当作阳历的日子，定格在了档案里和户口簿、身份证、护照之上。”邢老笑着告诉记者。
     在他出生不久，海南岛就被日军占领。国难当头，父亲报考了黄埔军校，从此投身抗战，八年未能谋面。年幼邢福义在家由祖父照看，随着年事见长，祖父经常把他放在膝头，读小说给他听。“其实祖父只是当过药童，后来开个小杂货铺，略略认得一些字。他教我认字，只是整体地认，不讲究什么点横撇捺、部首偏旁、笔画笔顺、正字正音。他带着我读旧小说，只是用属于闽方言的海南黄流话猜着读，不求‘字字过关’。”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训练，几十年来邢福义都在“补课”，书桌上和枕头边总要放着字典词典，生怕读错字、写错字和用错词。语言大家靠翻字典来认字？听起来不可思议，但邢福义多年来已经翻破了好几本字典。
     据邢老回忆，祖父给他读的小说从《薛仁贵征东》、《杨家将》开始，逐渐扩散到《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说来简直难以相信，那时候听完小说，我基本就能猜着大意读下来了。”到最后，村子里能借到的旧小说，几乎全被邢福义搜罗读完了。10岁入学时，要考写作课分班级。凭着扎实的文学功底，邢福义直接进入最高的四年级，而他的哥哥反倒分在了三年级。

     谈求学——
     “偷学”成就的语言大家

     其实，少年时期的邢福义，梦想只是成为一名小学美术老师。1954年9月，他被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修科录取后，曾希望能转到美术专修科，可惜没有被批准。“1955年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中文系资料室，翻看一本《语文学习》，读到了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立即对语言里居然存在那么神奇奥妙的规律大感惊讶。于是，我也试着思考一两个问题。于是，越思考兴趣越浓，觉得有一股子力量吸引着我。”就这样，他走上了语言研究的道路。
     身为语言学大家，邢福义其实只接受过大约十年的课堂教育，更多收获来自于自学自悟。“我的学术之路，大概可以分为‘偷学’、‘自悟’和‘有我’三个阶段。我把不交学费，而能学知识的方式称为偷学。”邢老笑着说。他所谓“偷学”，其实就是自学。这还要从《中国语文》这本期刊说起。
     《中国语文》是1952年创刊的语言类权威期刊，也是邢福义自学的“课堂”。从1956年参加工作起，该刊物每发表一篇重要的语法论文，邢福义都要潜心于“悟道道”：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是怎样展开这个题目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
     就这样，他逐渐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众多学者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的老师。在他的刻苦努力下，经历了“投稿－退稿－再投稿”的多次循环反复，1957年到1965年的短短时间里，《中国语文》发表了邢福义的7篇文章。一时间，他成为语言学界的璀璨新秀，并得到吕叔湘等语言大家的赞赏。

     谈学科——
     “语言学不是修改病句”

     邢老是个电脑迷，每天上网都有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语言学决不是帮别人改改病句，语言学也要有现代化。”邢老如是说。
     邢老介绍，无论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还是二战时期的战争需要，语言学都曾发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的问世和发展，语言学的历史使命也相应发生变化。为了把握时代脉搏，邢老很早就开始接触电脑，每天还花费大量时间上网，关注国内外动态和信息。“我上课用的PPT课件都是自己做的，学生们看完后很惊讶，争吵着要向我学习！”邢老得意地笑了。
     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要走向世界，汉语言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不研究语言的共性，就无法建立能够全面解释全人类语言的普通语言学。同时，“中国是汉语的故乡，如果没有建立起反映自己风格和成就的汉语语法学，就会永远处于不能跟别人平等对话的附庸地位。”在此责任意识下，邢福义深刻探讨汉语言内在特性，被俄国期刊誉为“汉语逻辑学派的创始人”。

     谈态度——
     365天从不休息的勇士

     很多人羡慕大学者所取得的成绩，却看不到成绩背后的汗水。邢福义的学生萧国政评价老师说：“邢福义是一个勇士，一个在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不断向高峰攀登的勇士。其为人为文为学，可概括为三句话：无畏惧的韧性，无止境的追求，人和物的统一。”邢老的勤奋有目共睹。多少年来，他一直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三九严寒和三伏酷暑都不会让他放下手中的笔。
     1979年暑假，酷暑和闷热几乎令江城窒息。但为了赶写《词类辨难》，邢福义穿着短裤，打着赤膊，两脚泡在水桶里，一条湿毛巾披在肩膀上，硬是把武汉市连续40℃的高温扛过去了。1997年，老伴突然中风入院，子女又都不在身边。60多岁的他，每天在操持家务、送饭到医院和陪伴老伴之后，仍然坚持他的写作研究。2000年夏天，邢老身患痛风，脚痛得像刀铰。但他在病痛中还坚持写 3篇大文章，其中一篇就发表在《中国语文》……
     据介绍，邢老一年365天从来不休息，忘了周末、年关、生日等一切“特殊日子”。有一次，大年初一有客人来拜年，进门才发现，邢老正趴在客厅整理资料卡片。“有时候我女儿打来电话说：‘爸爸，今天是我生日！’我才恍然大悟，于是告诉她：‘那祝你生日快乐。’回头还得继续工作。”邢老笑着回忆，对此他也很无奈。
     1982年，邢福义的第一届研究生入学。他们向老师索字，邢老就把他的座右铭“抬头是山，路在脚下”书赠学生。他解释说：“一个学者眼里要有山。那山顶没有峨眉佛影、昆仑雪莲、武当金顶、黄山奇雾，却有科学的圣光。同时，一个学者更要不停地迈动双脚。学术研究没有现成的路，全靠自己劈荆斩棘，越涧攀壁，一步一步地向前跨进。”

     谈教育——
     像老顽童那样虚怀若谷

     一般人很难想象，像邢福义这样的语言学大家，不仅是时尚的电脑迷，还是金庸小说迷。“我以前也很少关注金庸小说，后来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讲学期间，翻看了金庸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最喜欢老顽童周伯通。”说起武侠小说，邢老侃侃而谈。“不管是精明的黄蓉，还是憨笨的郭靖，哪怕是小字辈的杨过，他都虚心学习不耻下问。甚至练起了双手互搏，挑战自己。”
     这是一种虚心而且宽容的学习态度，这种宽容也体现在邢老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上。一般人可能以为，邢福义的子女就算不学语言学，至少也应该学习文科。但实际上，邢老的子女并没接他的班。儿子本科学习数学专业，研究生则在美国学习心理语言学，女儿则是生物专业的毕业生。“所学专业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我完全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据邢老介绍，他相信学习兴趣最重要，有兴趣才能去做深入研究，才能在该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儿子高考前夜还在看电视，我鼓励他放松心情”，邢老得意地说。事实证明，他的教育理念是成功的。
     邢老还把这种宽容的教育理念带进课堂，感染他的每名学生。1995年，部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相约前去看望他。有学生问：“您的最大希望是什么？”他回答说：“作为一名学者，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永远不断地自我超越；作为一名教师，我的最大希望是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最大希望是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多出现一些中国的特色。”

     寄言后学——
     做学问贵在文品正

     采访结束前，记者希望邢老对于读者和后学给予建言。他语重心长地讲：做学问，贵在文品正。文品既反映为人和学风，又决定文章级次与格调的高低
     关于治学，他有三句名言：“抬头是山，路在脚下”、“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年年岁岁，春夏秋冬”。“做学问要有目标，更要脚踏实地去做。但具体去做的时候，要发挥自身特长。猪只能往前拱，鸡只能往后扒。要结合自身特点，否则就找不到食物。第三句话既是气候概念，也是发展的概念。指做学问既要恒久坚持，也要有发展变化的眼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邢老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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